●在港人抵制中共企圖通過教 科書進行「洗腦」的同時，徹底揭露大陸教科書中的毒素，是一個需要許多人參與的啟蒙工程。如果說「欲滅其國，先毀其史。」那麼「欲控其人，先控記憶。」中 共對民眾精神控制的手段之一，就是通過歷史教科書篡改歷史，操控記憶，包裝和維護一黨專制的所謂「歷史合法性」。本文針對部分大陸教科書，選擇中國近現代 歷史的一些重要專題，根據史料進行簡略辨析。一個人的啟蒙就是一個民族精神成熟的開始。
《中國近現代史綱要》(同上)稱 「中國共產黨成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可是，又說：「中國抗日戰爭逐漸形成戰略上互相配合的兩個戰場，一個是主要由國民黨軍隊擔負的正面戰場，一個是由 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為主擔負的敵後戰場。」整個抗戰，中國軍隊的22次會戰，1117次戰役，38931次戰鬥，在中國斃命的日寇將領共129名，其 中，只有3位是死於跟八路軍的戰鬥中。八年抗戰，共消滅日偽軍128萬人，其中國民黨消滅120萬，共產黨只消滅8萬多人。(柳風：《血祭太陽旗》，中央 編譯出版社，1994年)陣亡的261名抗日將軍中，中共只有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在突圍時陣亡。當時，在敵人炮火猛烈轟擊下，左權一再叮囑手下官兵臥 倒，以避免無謂犧牲。奇怪的是他自己卻獨自繼續前進，身邊沒有一個衛兵。這是他因在肅反時被誣陷為托派近十年而心中痛苦，不顧危險，以死證明清白所致(散 木：《左權的烈死與子虛烏有的「托派」嫌疑》，《文史精華》，2003年第2期;吳元浩主編：《往事鉤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
所 以，1961年1月24日，毛澤東會見日本社會黨議員黑田壽男等人說：「日本軍閥過去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中國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我 們現在還在山裡，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劇了。正是因為日本皇軍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對中國人民來說已沒有其它出路了，所以才覺悟起來開始武裝鬥爭，建立了許多抗 日根據地，為以後的解放戰爭創造了勝利的條件。日本壟斷資本和軍閥給我們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謝的話，我倒想感謝日本軍閥。」1972年，中日建交 的時候，毛澤東會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時說：「不是對不起啊，你們有功啊，為啥有功呢?因為你們要不是發動侵華戰爭的話，我們共產黨怎麼能夠強大?我們怎麼 能夠奪權哪?怎麼能夠把蔣介石打敗呀?我們如何感謝你們?我們不要你們戰爭賠償!」(《田中角榮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8月)
七、延安整風
高 中《中國近代現代史》下冊(同上)44頁介紹「延安整風是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綱要》(同上)也說「延安整風是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 動。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在全黨範圍內確立了起來。」實際上恰恰相反，毛澤東通過整風確立了其最高地位，把中共 變成一架馴服的機器。「……斯諾夫人海倫對我們說，一九三七年她在延安時，人們還愛說笑話，看見毛澤東走過後有人還擠擠眼說：『上帝走了。』七年後，沒人 再敢這麼說了。冷嘲熱諷，幽默，說俏皮話，發牢騷，都可能被打成『特務』。」([英]張戎、喬•哈利戴：《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香港]開放出版 社，2006年9月)
何方在全面總結延安整風的結果時指出：「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思想地位」，「牢固地確立了毛澤東 在全黨全軍中的最高領袖地位，實現了一元化領導體制」，「創立了一整套思想作風與工作方法」，「延安整風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也取得一定成效」。「延安整風 開創了用群眾運動進行思想改造的先河，加深了黨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和偏見，並進而造成對一切知識的輕視。」「延安整風貶低了理論學習的重要，妨礙了理論上 的發展創新，束縛了人們的思想，使黨(後來影響到全國)的理論水平得不到提高。」「作為延安整風重要組成部分的搶救運動，是黨在肅反問題上一貫犯『左』傾 路線錯誤的一次重要演練，還為以後各種政治運動創造了範式。」「延安整風從理論上到組織上為個人崇拜奠定了基礎，後來又不斷得到加強。」「延安整風確立的 一元化領導體制，使一黨專政和書記獨裁(個人說了算)法制化。從『黨是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演變為黨領導一切。」「整風創立了壟斷與管理意識形態的體制及 其表現形式延安文風。」「整風中以《聯共黨史》為榜樣作出的《歷史決議》，和以此為基礎創建的中共黨史編纂學。……以人劃線，為尊者諱，隱惡揚善等個人崇 拜精神。由毛澤東增刪修改七次的《歷史決議》，為黨史學以至整個現代史設定了框架和體系。黨史的研究和寫作，雖在『文革』後的撥亂反正中有一些突破，但基 本框架至今未動，而且『只此一家』，不許爭鳴，遍設禁區，不得逾越，使黨史研究政治化和神秘化，成為一門不講科學的學科。」「整風造成工作和時間的重大損 失。」(《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
延安整風是此後中共歷次運動的預演。對於整風中「搶救運動」的迫害，高 中《中國近代現代史》下冊(同上)45頁只簡短地說：「在整風中，對敵情作了過分的估計，在對全黨幹部組織審查階段，進行了過火的鬥爭，造成一些冤假錯 案。中共中央及時糾正了這一錯誤。」據毛澤東的俄語翻譯師哲披露，「1943年5—6月間，……刑訊逼供成為審查中的主要手段。普遍的刑罰有將受審人員吊 在樑上，施以鞭打，或加之拳打腳踢。……保全處常用的刑罰有：老虎凳、鞭打、長時間帶手銬、綁在十字架上抽打受審者，……1943年夏秋之後，各機關、學 校大門緊閉，門口由警衛把守，延安的人們已中斷互相往來，『誰也不敢理誰』(王德芬語)，在偌大的延安城，也需持介紹信才能辦事。入夜，延安萬籟俱寂，聽 不到一點聲音，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九十年代初，有史料稱，延安所屬各縣在『搶救』中，被挖出的『特務』共2463名，隴東地區外來知識分子幾乎 99%被當作『失足者』給『搶救』過。在這一時期，僅延安一地自殺者就達五、六十人。」還有一類人被失蹤。1947年春，國民黨軍隊進攻延安，中共的中央 研究院文藝研究室特別研究員、翻譯王實味等一百多人在黃河邊全部被秘密冤殺。當年被冤殺的還有長期被關押的4名外國人，其中3名俄羅斯人、一名南斯拉夫 人，他們本是假道中共根據地設法去南洋或澳洲謀生的。「……到了1966年文革爆發，毛更將他在整風期間提拔的劉少奇、彭真、陸定一等全部打翻在地，劉少 奇等只能束手待斃，連招架之力也沒有——怨怪毛澤東也不全對，難道不是因為他們才直接、間接造成了這一切!當年不正是劉少奇等將毛澤東捧為至尊至聖，使毛 獲得了予取予奪、凌駕於全黨、無人能予制衡的絕對權力!現在劉少奇等意識到這一點已太晚，這正印證了毛澤東的一句名言：『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高 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3月;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 社，2007年7月;李潔非、楊劼：《解讀延安——文學、知識分子和文化》，當代中國出版社，2010年8月)
八、國共yy內戰的長春之戰
高 中《中國近代現代史》下冊(同上)61頁介紹遼瀋戰戰役時，有這樣簡短的文字：「被圍困的長春守敵，一部分起義，一部分投誠，長春解放。」寥寥22個字掩 蓋了超過南京大屠殺的悲劇。中共對長春半年的圍困，連百姓出城都不准，「十萬個解放軍圍於城外，十萬個國軍守於城內，近百萬的長春市民困在家中。不願意坐 以待斃的人，就往外走，可是外面的封鎖線，除了炮火器械和密集的兵力之外，是深挖的壕溝、綿密的鐵絲網、危險的高壓電網。」「圍城開始時，長春市的市民人 口說是有五十萬，但是城裡頭有無數外地湧進來的難民鄉親，總人數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萬。圍城結束時，共軍的統計說，剩下十七萬人。」(龍應台：《大江 大海：一九四九》，香港天地出版社，2009年9月)另有真實記錄遼瀋戰役慘烈的《雪白血紅》(張正隆，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8月)成了禁書，作者被 王震下令拘捕關押了7個月(姜維平：《中國政改的希望所在》)。
九、《論聯合政府》、民主黨派和《共同綱領》
對 毛澤東作七大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綱要》(同上)沒有介紹和摘錄，僅僅在閱讀文獻中列了書目。我們在 《論聯合政府》中可以看到，毛澤東提出「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並說：「有些人懷疑共產黨得勢之後，是否會學俄國那樣，來一個無產階 級專政和一黨制度。我們的答覆是：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原則上的不同的。毫無疑義，我們這個新民主主義 制度是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但是中國在整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期間，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占政府機構 的制度。」「『軍隊是國家的』，非常之正確，世界上沒有一個軍隊不是屬於國家的。但是什麼國家呢?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封建法西斯獨裁的國家，還是 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中國只應該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並在這個基礎之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政府;中國的一切軍隊都應該屬於這個國家的這個政 府，藉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對外國侵略者。」對比此後的歷史和現實，完全與毛和中共的承諾相反。
大陸歷史教科書 中，介紹民主黨派反對國民黨專制、支持中共方面有很多篇幅，但是，對中共建政後民主黨派的命運難見真實記錄。章立凡(著名民主人士、全國政協常委委員、原 糧食部部長、著名「右派分子」章乃器之子)在《中國民主黨派的變遷》(2007年8月18日三味書屋演講)中總結說：「在早期，民主黨派曾作為中共的盟 友，是聯合政府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員。然而，到50年代，特別是1957年以後，民主黨派的地位迅速下降，在政治生活中變成被改造的對象。歷經十年的文革， 民主黨派重新在政治舞台上露面，曾經一度好像也起點作用，但很快被規範為參政黨，而從胡總書記這屆開始，確實以實際行動在提升民主黨派的作用。我覺得，中 共對民主黨派的改造是成功的，把它變成了一個馴服工具。這是一個成功，同時也是一種失敗。在把同盟者變成一個聽話的僕從後，同盟者就不會對你進行有效的監 督和提出善意的建議。……我們有一種黨文化，但我們不見得有現代意義的政黨。我們現有的民主黨派，將應具備的政黨基本屬性剝奪乾淨，淪為政權的配套部分、 一個附屬機關。或者說是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特色，直接說法就是政治花瓶。實際上，這對執政黨而言不是一件好事，執政黨只能獨自面對改革和政治生活中的內 外壓力，它不再有一個緩衝力量折衝其間。對民主黨派而言也是如此，隨著市場經濟復興，國人權利意識的喚醒，許多知識分子參與維權活動，而我們卻見不到民主 黨派成員的身影。當我們熱烈討論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也沒有看到民主黨派有什麼有特色的進言，包括在民主社會主義這一類討論，亦看不到民主黨派的發言。我 覺得民主黨派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經過中共多年的改造已被大大削弱。」
關於《共同綱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 領》，1949年9月29日)，大陸歷史教科書都有介紹，可以看出綱領中沒有「共產黨的領導」這句話，更沒有提「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可 是，2004年3月14日經過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卻將中共一黨的意識形態和「四項基本原則」列入其中：「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 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
「政 協通過的共同綱領是一個大憲章式的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合法性就來自共同綱領，但到1954年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後，政協變成了一個統一戰線組 織，也就是只是一個諮詢機構，不再具有立法和監察的權力。此後，政協的主要功能就是學習，政協還成立了一個學習委員會。」「到1989年底，中央出台了一 個文件，第一次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民主黨派是參政黨的提法。在此之前，有關民主黨派的定位很是模糊，民主黨派始終認為自己是執政黨之一。但 1989年這個文件出來以後，民主黨派的名份改為了參政黨。從40年代開始到1949年成立的聯合政府，它什麼時候結束，我們不知道，但在這個文件中可以 看出，聯合政府的概念從此消失。」(章立凡：《中國民主黨派的變遷》)由此可以看出，中共一黨專制發展的軌跡。
十、土改、鎮反、肅反、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等運動
高中《中國近代現代史》下冊(同上)介紹土改、鎮反、肅反、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時，沒有透露其中的野蠻殘酷。
中 共建政前後，為了爭取農民的支持，先進行暴力土地改革，剝奪地主，分土地給農民。土改中出現了按比例鬥爭、亂打濫殺的血腥現象，「導致中國農村中相當一部 分生產經營的精英，乃至他們的子孫，都成了政治運動的犧牲品。」(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1]，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秦暉： 《暴力土改的實質是逼農民納「投名狀」》，《文史參考》，2012年第8期)據專家保守估計，當年的土改有200萬「地主分子」被殺死(含自殺)，一位美 國學者甚至估計有多達450萬人在土改中死亡。1956年9月，劉少奇在中共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解釋了土改真正的政治目的：「我們黨沒有采 取單純依靠行政命令、『恩賜』農民土地的辦法去進行土地改革。……用徹底發動農民群眾的群眾路線的方法，充分地啟發農民特別是貧農的階級覺悟，經過農民自 己的鬥爭，完成了這一任務。……由於我們採取了這樣的方法，廣大的農民就站立起來，組織起來，緊緊地跟了共產黨和人民政府走……」(《李肅：鬥地主的真相 和目的》)中共建政後，貧窮農民的土地夢做了還不到兩年，又被收歸國有，強制搞合作化、集體化，農民被納入國家經濟控制，成為現代農奴，為工業積累提供犧 牲。
1950年代初鎮反運動的對象除了土匪，大都是「起義」投降後解職返鄉者，被俘後釋放返鄉者;退役返鄉已有數年，或 閒居，或從商，或從事其它職業(如教師、律師等)者。全國共殲滅土匪240餘萬，關押各種反革命分子127萬，管制23萬，殺掉7l萬。肅反運動是肅清暗 藏在黨政機關、革命團體、民主黨派內部的反革命分子、台灣特務。共逮捕了214470人，判死刑21715人，非正常死亡(自殺、刑訊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監 獄、勞改中折磨致死)53230人。打擊了140多萬幹部和知識分子，錯案率超過94%。(信力建：《鎮反與肅反》，《北京之春》2010年12月號)
在 三反五反運動的同時，中共開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公私合營」實際上是一次變相的強行掠奪。很多資本家被逼自殺，「僅據上海從 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統計，因運動而自殺者就達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殺人數幾乎都在10人以上，其數字相當驚人。而且，有不少資 本家更選擇夫妻一同自盡，甚或帶著孩子一同自殺。」(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