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明抗倭名將俞大猷 一代儒將應與戚繼光並列
——倭寇後期中國人為主

阿波羅新聞網 2013-04-17 訊】
作者: 曾紀鑫

提及抗倭名將,人們首先想到的是戚繼光。俞大猷這個名字,儘管沒有完全被遺忘,但有關他的生平、功績等,世人知之甚少。四百多年來,世人有意無意間將這位當年名震海疆、功勛卓著的抗倭英雄忽略了。其實,在抗擊倭寇的艱難歲月里,俞大猷與戚繼光並列,一直為人們所稱道。就某種程度而言,俞大猷還在戚繼光之上。在當年的東南沿海一帶,“俞龍戚虎,殺人如土”的民謠一直傳誦至今;《福建通志·列傳》也有“世言繼光如虎,大猷如龍”之語。龍與虎,都是威武勇猛的象徵,但在國人傳統觀念中,龍顯然要比虎高出一籌。

文武雙全,一代儒將

俞大猷於弘治十六年(1503年)出生於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一個世襲百戶的軍官家庭。百戶之職屬明軍中的最低武官,正六品,年俸120石。生於世襲軍官家庭,從小習武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而俞大猷在《飲馬長城窟》一詩中卻寫道:“臣十有五著青襟,十年稽古志何深。”據此可知,他5歲就入私塾念書,15歲即中秀才,被時人稱為“十才子”之一。長輩並不希望他繼續世襲武職,而是通過科舉之途獲取功名,改變家族的命運。

然而,少年得志的俞大猷在科舉場上並不如意,這恐怕多少與他的“不務正業”有關。考中秀才後,俞大猷便拜理學大師蔡清的弟子為師,鑽研《易經》,學古文詞,讀古今兵法;還在當時讀書的清源山練拳習武,學的是與少林武術一脈相承的趙氏太祖拳,於《四書》《五經》等科舉必讀書籍自然有所懈怠。直到嘉靖十年(1531年)父親病逝,俞大猷連舉人也未考上。父親一死,家境貧寒的他迫於生計,不得不承襲父職。

俞大猷投筆從戎之時已29歲,僅當個百戶小官,可謂入行晚,起點低。但20多年的刻苦攻讀,他飽覽經書,見多識廣,文韜武略非常人所及。既入行武,拳術本已十分高強的他,又醉心於騎射之術,達到了百步穿楊的水平;並向著名俠客李良欽學習荊楚長劍。練不多久即入化境,就連師傅李良欽也嘆服不已:“公異日劍術,天下無敵者。”

李良欽的預言不久就應驗了。

嘉靖十三年(1534年),俞大猷參加福建武科鄉試,中武舉;第二年參加全國武舉會試,以名列第五的成績考中武進士。俞大猷精於兵法,然後加以實踐,再綜合太祖拳、荊楚長劍及全國眾多名家武術,撰寫了一部武術專著——《劍經》,練兵時以《劍經》作指導,練出的俞家軍所向披靡。戚繼光在訓練士兵時,也傳授俞大猷的《劍經》,訓練的戚家軍在抗擊倭寇的大小八十餘戰中無一敗北。戚繼光說:“向見總戎俞公以棍示余,其妙處已備載《劍經》內,逐合註明,無容則贅……不惟棍法,雖長槍各色之器械,俱當依此法也。近以此法授長槍,收明效。極妙,極妙!”同時還將《劍經》全文收入他的《紀效新書》中。

俞大猷一直在讀書習武,直到33歲考中武舉,才由世襲的百戶升為千戶,派往海島金門,擔起獨當一面的守御之責。金門島雖然只有130多平方公里,卻是一個獨立的千戶所,民風剽悍,向來難治。俞大猷以詩書禮儀教化民眾,治理得比文官還出色。

作為一名身懷絕技的武官,俞大猷的政治頭腦、軍事謀略其實遠勝那些普通文官。他身居孤島,卻時刻關注著明王朝的時事政局。比如朝廷命兵部尚書毛伯溫征討長期不通貢使的屬國安南,俞大猷得知毛伯溫徵詢用兵之策,便寫了《上兩廣軍門東塘毛公平安南書》,提出“伐謀攻心為上,而伐兵攻城乃其次”,並提出切實可行的具體措施。毛伯溫率軍進駐南寧,以和平方式解決了安南危機,其過程、結果與上書中的計謀如出一轍。

俞大猷在金門一呆就是5年,僻居一隅,年事漸高,胸懷大志的他有了緊迫感。嘉靖十九年(1540年),他給主官監察的僉都御史陳伍山一連寫了兩封信。第一封是《上僉憲伍山陳公條陳用兵二弊二便書》,針對福建、廣東沿海一帶出沒無常、難以剿滅的海盜,俞大猷分析主要在於“上不能用將,將不能用兵”的“二弊”,提出“二便”之策:“其一曰委任當極其至也”,“其一曰賞費當有所取足也”。信最後指出:“失今不治,養成閩廣之患,積數十年,國家東南之禍不知所終矣。”此後倭寇猖獗的事實,說明俞大猷的憂慮並非空穴來風。第二封為《又呈畫處官澳三策》。官澳位於金門東北,屬俞大猷管轄區域,這裡盜賊出沒,侵擾不斷,他建議不必動用武力清剿,而是自告奮勇地挺身而出,“攜妻子質鎮其地”。用德治之法,使當地賊寇,“賣刀買牛,賣劍買犢,歸化向順,安生治業。”

兩封信所指,都是當時為害一方的盜賊,治理的措施一從兵入手,一從民著眼,不僅切中時弊,且操作性強,若採納執行,定能大見成效。可官居朝廷要職的陳伍山不僅置若罔聞,還認為俞大猷擅自越權,多管閑事:“若武人何以書為?”對他處以杖擊、奪官的嚴厲處罰。一番熱心謀劃,換來的卻是無理無情的打擊,俞大猷冷笑道:“此豈吾自見之地耶!”即便如此,後來,他在松江(今上海)見到陳伍山,不僅沒有抱怨指責,還以師禮相待。武將睚眥必報者甚多,似俞大猷這等心胸豁達之人少矣。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8月,明廷在元朝後裔韃靼大舉內犯無力抵禦的情況下,下詔選拔天下將才。俞大猷得知,前往應試,不無自負地向廣選武臣的巡按御史徐宗魯說道:“俞大猷於九邊形勢虛實無所不知,古今兵法韜略無所不究,且於忠孝詩書運於其間。朝廷大用之,當見大效,小用之,當見小效。計以塞明詔,無逾猷者。”經過一番考核,徐宗魯覺得俞大猷所言不虛,便向兵部推薦。兵部尚書毛伯溫對俞大猷幾年前的上書仍記憶猶新,不覺格外賞識。又在泉州同鄉、右僉都御史邱養浩等人的大力推薦下,俞大猷終於受到重用,任命他為汀漳守備(福建汀州、漳州二府最高軍事長官),署指揮僉事。

奮力抗倭,功勛顯赫

明朝建立之初,為對付沿海一帶的倭寇,明太祖朱元璋不得不造戰船,增衛所,築城寨、烽堠、墩台等,構建立體防禦體系。在一段時期內,倭寇有所收斂。到了嘉靖年間,特別是嘉靖中期後,倭寇在浙江、福建、廣東一帶四處劫掠,無惡不作,猖獗橫行簡直到了極點。

明初之倭多為真倭,後期有不少流民加入其中,甚至出現了真倭只佔十分之二三,而華人竟達十分之六七的情形。其實,倭寇的成分十分複雜,主要包括日本海盜、葡萄牙海盜、中國海盜及沿海流民。具體而言,從明初到嘉靖之前,倭寇以日本人為主;嘉靖之後,倭寇則以中國人為主,日本人僅佔十分之二三,且處於附庸地位,控制權掌握在中國海盜手中。不過這些中國海盜頭目雖然風光一時,其中不乏反抗明朝海禁令的因素,但他們的後面,還有深藏的主子,體現的是日本大名的意圖。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四月,萬餘倭寇駕船一千多艘,大舉進犯浙東,朝廷震驚。7月,俞大猷被任命為溫、台、寧、紹等處參將。他10月接令,11月從海南瓊州趕赴浙江,自此踏上了艱難漫長的抗倭之路。抗倭不僅是軍事之爭,還涉及朝廷內部複雜的政治紛爭,充滿了坎坷與險惡。軍事上的困難乃至政治上的構陷,每時每刻都在考驗著俞大猷。

剛上任,俞大猷就獨具慧眼,提出了水戰殲敵的方略:在海洋、港灣、內河設置三道戰線,層層防禦,步步圍堵,以長制短,同時注重陸兵的守衛。其防禦戰略可概括為“大洋雖哨,而內港必防;內港雖防,而陸兵必練;水陸俱備,內外互援”。俞大猷抗倭的第一階段是倭寇勢力最為強盛的時期。7年間,俞大猷與倭寇大小戰役數十次,功勛卓著。作為一員儒將,俞大猷既能身先士卒、不避鋒矢,又能深謀遠慮、洞悉大局,常取斷敵退路、四面包圍、正面進攻、全殲敵人的陣法,因此能從千軍萬馬中脫穎而出,屢建奇功。也正因為此,俞大猷堅持謀定而後動,計定而後戰,不肯輕易出擊,對瞎指揮有著一種本能而強烈的抵抗意識;加之為人正直,不願委曲求全、巴結上司,不居功,不諉過,常遭攻詰,蒙受難以預料的災禍。

俞大猷剛到職不久,身邊只有300餘人,而總督張經一個勁兒地催促出戰。如此倉猝上陣,無疑於驅羊攻虎,俞大猷不從,引來張經大怒。勝敗乃兵家常事,俞大猷只要稍有失利,即受處分。然而俞大猷總能在逆境中奮起,往往撤職不久,就因大勝而撤銷處分,且往上擢拔,升為提督直隸、金山等處地方海防副總兵,鎮守浙、直總兵官,都督僉事,都督同知等。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冬,俞大猷被任命為鎮筸參將。於是,他離開塞北,南下鎮筸參將駐地五寨(今湖南湘西鳳凰縣沱江鎮)。次年7月為南贛參將,平息了以張鏈為首多達數萬的農民暴動。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11月升鎮守福建總兵官。第二年正月,俞大猷由南贛入閩,自此開始了第二階段的抗倭鬥爭。

就在俞大猷輾轉塞北、湘贛的三年間,東南沿海的抗倭鬥爭仍在繼續,入侵福建的倭寇被戚繼光消滅殆盡。戚軍於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正月初一剛剛班師返浙,兩支倭寇又開始為患福建,一支攻陷福寧、政和,另一支包圍了興化府城(今福建莆田)。就在俞大猷被任命為鎮守福建總兵官的前一天,興化府城陷落,“八閩俱震”。朝廷急令新任福建總兵俞大猷、副總兵戚繼光火速前往興化殲敵。俞大猷日夜兼程趕至興化江口,與先期到來的援閩廣東總兵劉顯會合。倭寇聞訊,棄城退守平海衛(今莆田東南平海)。俞大猷與劉顯迅速跟進,“列營以困之”。而朝野上下希望速戰速決,對俞大猷的困而不攻十分不滿,大加指責。俞大猷不為所動,寫了一篇《興化滅倭議》作為回應。當時倭寇與從倭之人一萬多,俞大猷、劉顯各率兵約一萬,在數量上並無多少優勢。直到戚繼光四月率軍趕來,三軍會合一處,三萬多明軍才發起總攻,僅用四五個小時,便取得了著名的平海衛大捷,殲滅倭寇2200多人,解救被擄百姓3000多人。

此後,俞大猷又轉戰廣東,破倭於鄒堂、海豐等地,特別是與戚繼光再度聯手的南澳之戰,大敗廣東勢力最強的海盜吳平。吳平南澳慘敗,逃往饒平鳳凰山。俞大猷部將湯克寬、戚繼光部將李超領兵攻打,幾次都未得手。吳平乘機搶奪民船,入海逃至潮州。戚繼光親率部眾追至潮州,吳平大敗,逃往雷州、廉州。俞大猷派部將湯克寬繼續追擊,吳平逃出廣東。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吳平招集殘部,率戰船30艘逃入安南境內,被追蹤而至的明軍徹底殲滅。

東南沿海為害劇烈的倭患,就此基本平息。

然而,功勛赫赫的抗倭名將俞大猷卻受到革職閑住的處分——理由是南澳之戰海盜頭領的逃脫,作為水軍指揮官的俞大猷難逃罪責。就在俞大猷進剿之前,吳平也曾被困脫逃,卻無人處分;南澳之戰大勝,俞大猷不僅未獲嘉獎,反因吳平再次出逃,受到巡按福建監察御史陳萬言等人的上疏彈劾,詔令下達,僅他一人受罰。不少官員打抱不平,認為處罰未免過於嚴厲,俞大猷泰然處之,說道:“禍患福澤,猷視之莫如太虛浮雲。用之則為霖雨,為舟楫,以濟天下;不用則著一經以垂來世,或置之文法而加之罪,白雲影里大笑一聲,與太虛同游,豈不綽綽乎哉?”

“繼光如虎,大猷如龍”

從上可以看出,嘉靖年間抗倭所取得的幾次具有決定意義的重大勝利,俞大猷是關鍵性人物,堪與戚繼光媲美,就某種程度而言,甚至超乎其上。

然而,長期存在的重戚輕俞、揚戚抑俞現象,導致戚繼光的一枝獨秀。這種局面的形成,是多種因素長期作用的結果。明代著名方誌史學家何喬遠在《名山藏俞大猷傳》中便寫道:“大猷雖有不羈之才,而低首行列;雖有鄉曲之譽,而處勢孤藐;雖有深沉謀略,而不能為縱橫辯詞。”李義壯、稚大甫的《〈洗海近事〉序》則說他“平生不張能,不爭功,人見之粥粥若無能者”。澹泊明志、為人低調、力單勢孤、不擅辯詞、不貪己功、大智若愚……這些固然都是俞大猷難以彰顯的原因,但又不僅於此。

在此,我們不妨對俞大猷與戚繼光進行一番比較,從中或許可以見出某些端倪。

俞大猷出身卑微,29歲才步入行伍,世襲百戶。戚繼光出身將門,17歲那年,擔任京軍神機營將領的父親病逝,戚繼光便世襲了山東登州衛指揮僉事一職。年紀輕,起點高,加之父親生前的人脈關係,是俞大猷遠遠不及的。

俞大猷戎馬生涯47年,比戚繼光年長25歲,抗倭時間也比他長。嘉靖年間是倭寇為患最為嚴重的時期,從嘉靖二年(1523年)日人“大掠寧波沿海諸郡邑”到隆慶三年(1569年)被一鼓蕩平,長達46年之久,正是俞大猷20歲到66歲的奮發有為時期。抗倭期間,他先是進剿以王直為首的從倭海盜,後是擊潰附倭的吳平集團,始終居於戰鬥第一線。戚繼光也參加了剿滅這兩股倭寇的戰鬥,但職位比俞大猷低,曾是他的部下。就總體而言,俞大猷參加的戰役比戚繼光多,對倭寇的殺傷力更大。

論練兵,兩人頗為近似。他們認識到,要想消滅倭寇,依靠現有的已然腐朽的明朝軍隊是不可能的,於是各自練出了一支自己的軍隊——俞家軍與戚家軍。俞大猷提出“練兵必先練膽”,“膽壯則兵強”,強調“技精則膽壯”,將高超的技藝視為膽壯兵強的前提與基礎;而戚繼光則提出“練心則氣自壯”,從練心入手解決膽氣問題。方法有別,但落腳點一致,練出的兩支軍隊技藝高強、勇敢頑強,在與倭寇對陣時所向披靡。

論治軍,俞大猷運籌帷幄,既有整體謀略,又有具體戰法,先計後戰,不貪近利,收功萬全。就政治素質與戰略頭腦而言,俞大猷堪具將帥之才,這是戚繼光所不具備的。俞大猷、戚繼光的上司,擔任過浙江按察司副使、福建巡撫的譚綸在一封信中對俞大猷予以高度評價:“公則堪大受,蓋誠如霍子孟,任如諸葛亮,大如郭子儀,忠似文文山,毅似於肅愍,可以託孤寄命,知及仁守,當今之世,舍公其誰哉!”但陷陣攻敵之時,戚繼光則更剛毅勇猛。世人更看重衝鋒在前的猛士,於謀略者次之。對此,《明史》寫道:“大猷老將務持重,繼光則飆發電舉,屢摧大寇,名更出大猷上。”可見即便在當時,戚繼光的名聲也在俞大猷之上了。個人的功勛業績與名聲口碑,不一定成正比。

論戰略思想,兩人都強調水陸並進。戚繼光不以固守一城一地為限,而是將軍事力量拓展至河道乃至海上。俞大猷不僅提出禦敵于海外的理論,還抓住倭船矮小、不習水戰的弱點,以水師襲擊倭寇大獲全勝。

俞大猷身經百戰,以勝居多,但作為統率千軍萬馬的總兵,有的戰役雖然大勝,但免不了局部小敗。而戚繼光在抗倭中歷經大大小小的戰鬥八十多次,無一敗績,最差也能打個平手。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3月,俞大猷下獄,不得不離開東南沿海抗倭戰前線三年有餘。這段時間,正是戚繼光如日中天、戚家軍縱橫馳騁的三年,他受命率軍追剿逃至福建的倭寇,取得了一連串軍事勝利。這固然是他出色的指揮才華與戚家軍的勇猛無敵,也與倭寇頭目王直、徐海、麻葉、陳東等人已在浙江被殺有關。逃往福建的都是一些小嘍羅,他們四分五裂、士氣衰落,為戚繼光各個擊破創造了有利條件。

俞大猷打仗有過失利,常受朝廷懲處,還被打入大牢,普通百姓不明就裡,以為他是“罪有應得”,與一直順風順水、解民倒懸卻沒有任何“負面新聞”的戚繼光相比,在老百姓眼裡,自然要略遜一籌。

這便涉及了一個命運的問題。俞大猷常常有功無賞,有過則必遭嚴懲,處處受制,動輒得咎,仕途布滿荊棘。他一生四為參將,六為總兵,有過七次受辱,四次貶官奪蔭,一次逮捕下獄的曲折與坎坷。相較而言,戚繼光的官運可謂一帆風順,似乎處處都有“貴人”照應,即使出現過失,也有人出面替他遮擋掩飾,總能化險為夷。

常言道,性格即命運。應該說,俞、戚不同的人生際遇,與他們的個性特徵密切相關。

俞大猷性格耿直,為人正派,從不迎合權貴、巴結文官、討好上司,有一種理想主義傾向。自北宋以來的重文輕武傳統,已形成武官要想獲得賞賜、晉陞,不得不投靠、依附以文官為主的權貴集團。每次戰爭,都由文官上報戰績,報多報少,或賞或罰,文官手中的一支筆,勝過十萬兵。俞大猷不肯委曲求全,文官對他就大打折扣,戰功少報或不報,因此有功無賞,或賞賜不公。比如興化平倭,首功當數俞大猷,是他力排眾議嚴密部署,等待時機成熟,然後會同劉顯、戚繼光聯合進攻而取得的一次福建抗倭的最大勝利。可論功行賞之時,戚繼光晉陞都督同知,劉顯加秩蔭一子,唯有俞大猷僅“賚幣銀四十兩”而已。而他又格外看重儒家“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的處世準則,只求實質性的建功立業,並不看重榮華富貴,凡事不與他人計較,總是禮讓三分。

戚繼光的性格,顯然比俞大猷更為圓融,特別在為人處事方面,要靈活實際得多。戚繼光在文官集團里有兩個“靠山”,一是自己的頂頭上司譚綸;二是明朝大名鼎鼎的政治家、改革家,內閣大學士、首輔張居正。有了他們兩人的庇蔭,戚繼光才能甩開膀子“大幹快上”。戚繼光出任福建總兵,即為譚綸推薦。張居正重用戚繼光,重振明朝衰落的武備,予以一切便利。而戚繼光為了取得他們的信任,總得投之以桃。他與譚綸的關係往來不見文字,而與張居正之間則有一些記載:戚繼光讓自家兄弟給張家奉送貴重禮物,張居正象徵性地收下一部分;戚繼光得知張喜好女色,便以重金購買名曰“千金姬”的美女獻上;張父去世,戚繼光派出一個連的鳥銃手護送他回故鄉湖廣江陵奔喪,倒是張居正覺得過於“排場”,只選6名隨行南下……

當然,戚繼光這樣做,並非為自己謀取私利,而是求得庇護支持,以順利完成剿滅倭寇、重振武備的大業。可換了俞大猷,不論出於多麼美好的目的,他肯定做不來。因此,《明史》也說戚繼光“操行不如”俞大猷,“而果毅過之”。

戚繼光身經沙場,一是東南抗倭,二是北方驅虜,都是反抗外來侵略;而俞大猷則豐富複雜得多,除東南滅倭及北方獻策痛擊俺答外,還在湖南、廣東、江西、海南等地輾轉任職,征討安南,多次平息農民暴動,對當地的少數民族起義,或征剿或招撫,懲辦首惡,施以教化。“文革”時期,農民起義一概被視為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俞大猷的平暴行為,自然被視為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而予以貶抑、打壓。

俞大猷與戚繼光都是出色的儒將,俞大猷先文後武,戚繼光哪怕在戎馬倥傯的歲月也不放棄閱讀,但俞大猷深得儒學中的閩學之精髓,對《易經》尤有研究,可嫻熟地將其用于軍事。鄭旻在《〈正氣堂集〉序》中說他“以其用兵者為文,以其為文者用兵,奇正相生,善出不窮”。戚繼光曾向俞大猷學過劍法,軍事思想也受俞大猷的影響。他們都有著作存世,俞大猷著有《正氣堂集》《洗海近事》,編有《續武經總要》,戚繼光著有《紀效新書》《練兵實紀》等。由於以上諸多因素的影響,俞大猷的作品沒有戚繼光的普及,比如他的武術專著《劍經》因收入戚繼光的《紀效新書》,才得以廣泛傳播,比他的其他著作影響更大。

其實,我們今天這種比較於俞大猷、戚繼光本人而言並不存在。他們惺惺相惜,相處融洽,是一對要好的朋友,從未發生過節,屬忘年之交、道義之交、管鮑之交。兩人還在廈門萬壽岩潮音洞前的巨石崖壁上一同題刻和詩,詩壁至今猶存。在殲滅徐海、進剿平海衛、南澳破吳平等重大戰役中,他們聯手禦敵,總是密切配合,屢建奇功。

最終蕩平倭寇,俞大猷與戚繼光,二者缺一不可。當然,我們也不可忘卻譚綸、盧鏜、張經等其他抗倭英雄。

應當還歷史以公正

人生的完美境界,古人概括為“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俞大猷便是這樣一位三者皆備的人物。

他文武雙全,在大明王朝三百年間,能與他相匹的,可能只有一位王陽明。俞大猷故鄉所建民居為閩南大厝,富裕家庭一般興建三至五進。他家境貧寒,只有兩進,格局狹小,年久失修,後頹敗無存。俞大猷當年大權在握,若從軍餉中扣除挪用或從豐厚的戰利品中瞞報取用九牛一毛,修築一棟大厝豪宅,可謂易如反掌。他不貪不佔,十分清廉;屢獲大勝,對戰利品分文不取,總是上繳充公。俞大猷輕財利,好施與,薪俸及賞賜,盡數交給弟弟掌管,且從不過問。據史料記載,他受誣逮捕下獄之時,所有家財不滿百金。史玉陽慷慨解囊,以數百金相贈。當得知友人鄧君城也遭逮捕之時,馬上轉贈於他。

他9歲之時,曾隨父親前往大濠村叔祖家走親戚。來到濠溪邊,發現連接兩岸的小橋坍塌,父子倆只好涉水而過。大猷詢問父親橋何以傾塌?父親說被一個樵夫失火焚毀。大猷當即說道:“等我長大了,要再修一座,免得大家這樣涉水。”父親道:“小子要記住你說的話,不可食言呵!”造橋便成了他的一樁夙願。直到67歲這年,升任右都督的他才有了修橋資本,捐出自己薪俸,請堂弟俞良猷督建了一座六墩七孔石橋。

俞大猷以德立世、以德服人、以德感人,一個“德”字,幾乎貫穿了他的一生。

在東南亞武術界,至今仍流傳著“俞大猷比武”的故事。說的是俞大猷少年時與一位同伴比武,他先勝了兩個回合,第三回合之時,眼看同伴漸漸不支,為給對方面子,俞大猷故意摔倒在地。同伴不禁心服口服,便長期追隨於他,一同南征北討,立下大功。

俞大猷打了勝仗,從不居功自傲,有時還將功勞讓給別人,“功則稱人,罪則稱己。”正如他在一首詩中所言:“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俞大猷在南贛設計擒獲當地農民暴動首領張璉,廣東兩位參將知悉,乘機帶兵搶走“勝利果實”。部下憤懣不平,紛紛要求發兵奪回,俞大猷勸道:“賊惡其不滅,何必功歸於己!”

他每到一地為官,總能得到百姓深愛,紛紛為他建立生祠,“呼公為俞佛而禱焉”。他抗擊倭寇的地方,當地百姓或建生祠感念他的再生之恩,或以他的名字命名以作紀念,如浙江鎮海俞大猷生祠、麗水市大猷街等。

大猷七十古稀之年,依然精神煥發,體力旺健,“妾媵尚有胎產,膂力可敵精卒二十許人”,因此仍在朝廷任職練兵。直到76歲這年,老病交加,實在是干不動了,才請求致仕。三次上疏,終獲批准。

萬曆七年(1579年)8月26日,也即告老還鄉第二年,俞大猷病逝家中。

好友黃吾野送上一首《挽俞都督大猷詩》:“大星落東海,涕泣滿城哀。百戰功徒在,千秋夢不回。雲銷天地氣,世絕古今才。寂寞廉頗館,空餘弔客來。”輓詩不僅狀寫了俞大猷的卓越才華與一生功績,更透著一股沉鬱頓挫的蒼涼情懷。

歷史總是充滿弔詭,俞大猷的生前遭遇,竟一直延續到他死後400多年的今天。該是全面認識、評價俞大猷,還歷史以客觀、公正的時候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zhongkang         來源: 同舟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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