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愛因斯坦有一張最著名的照片，是他把舌頭吐出來，被記者拍下來(見圖一、圖二)。以前幾乎所有的書刊讀物都解釋說，這是1951年3月14日在愛因斯坦72壽誕時被攝影記者拍下來的。沒有人對此有什麼異議。
1997年8月美國出版了一本丹尼斯·布萊恩(Denis Wiley Brian)寫的《愛因斯坦生平》(Einstein: A Life)，後來由筆者和李香蓮翻譯成中文，由高教出版社2008年出版，2012年再版。然而，在這本書中，作者布萊恩先生對這張照片提出一個完全不同的解釋：
(1948年)12月12日，即鮑林造訪後一個月，愛因斯坦因為胃部劇烈疼痛送進了布魯克林猶太醫院。經過初步診斷，醫生懷疑他的疼痛是膽囊引起的;但是經過外科醫生魯道夫·尼森(Rudolph Nissen)手術後，發現下腹主動脈上長了一個動脈瘤，因為這條主動脈來自心臟，因此這種瘤子會造成潛在的致命威脅。當愛因斯坦恢復知覺後，他只同意接受一位記者的書面採訪，但拒絕與媒體見面，他說這是因為「我的病情不會引起公眾的關注」。但當他聽見醫院一位主管大聲斥責一位堅持要採訪的記者時，他求情說：「不要發火嘛，他們靠這生活呀。」然後他把記者請進病房，在握手時說：「對不起，我不能與你交談。」他送給每一個護士一個簽上了名字的小鈴鐺，讓她們樂壞了。
愛因斯坦偶然聽見一位醫生說，現在醫院很缺乏病房，他立即堅持說「自己好多了」，要求轉移到普通病房去，這樣可以把他住的單人病房，讓給更需要的病人住。醫院說那樣可不行，如果他住進普通病房，麻煩可就大了。於是，愛因斯坦只好打消了這個念頭。幾天之後，杜卡斯來給愛因斯坦辦理出院手續，然後從後門離開。但是，一大群記者和攝影師早擁在那等候，醫院全體工作人員幾乎都來送他，祝他迅速康復。
在回家的路上，好幾位攝影師窮追不捨，愛因斯坦向他們伸出舌頭做了一個怪臉，哪知恰好被一個攝影師搶拍下了這個鏡頭。這張照片登上報紙後，他把照片剪下來寄給為他動手術的醫生，還在照片上寫下了一句俏皮話：「尼森看我的肚子，全世界的人看我的舌頭!」(見2008年中譯本《愛因斯坦全傳》第372頁)
布萊恩寫得「有鼻子有眼」的，看上去既有比較明確的時間(1948年12月中旬手術以後)，又有第二天的報紙發表的文章為證，即：愛因斯坦還說「尼森看我的肚子，全世界的人看我的舌頭」，而且還「把照片剪下來」寄給手術醫生尼森……布萊恩是一位頗有名氣的傳記作者，因此我完全相信了他的「獨家消息」。
但是我對布萊恩新說法的信心在看到下面這本書的時候，開始動搖。這本書是2010年以色列希伯來大學愛因斯坦檔案館出版的《永遠瞬間的幻覺——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一書。書上對同一張照片仍然如以前許多書上的解釋一樣：
1951年3月14日愛因斯坦72歲壽辰上，國際合眾社攝影記者阿瑟·薛斯(Arthur Sasse)試圖說服這位壽星朝著鏡頭笑一笑。這天他已經為攝影者多次做出微笑的姿勢，這次他只是伸出了他的舌頭。這一個表現出嚴肅科學家的輕率瞬間的鏡頭已經成為流行文化的一個符號。照片中愛因斯坦坐在小車裡，位於瑪麗奧·奧斯古德·艾德洛特(Marie Osgood Aydelotte)和弗蘭克·艾德洛特(Frank Aydelotte)之間。他們分別兩人是斯沃斯莫爾學院的前任校長和高等研究院院長。
這兒連攝影記者都有名有姓，拍攝者是著名國際合眾社的攝影記者Arthur Sasse!何況還指出坐在愛因斯坦左右的人是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院長夫婦。在網上查找Frank Aydelotte和Arthur Sasse條目，在他們的名目下，果然就有這張伸舌頭的照片，而且照片上坐在愛因斯坦左邊的人果然是弗蘭克·艾德洛特!這一下可讓筆者吃驚和疑惑了。
筆者想，如果找來那張1948年12月底的報紙，一切不都水落石出了嗎!?但是筆者實在沒有本領在網上或者別的什麼地方找到那張報紙。情急之下想到一個簡單可行的辦法：我給在美國西雅圖定居的外甥女楊然(Anna Young)發了一封電子郵件，請她設法與布萊恩先生(Denis Brian)聯繫上，直接問作者他的說法到底可靠不可靠，如果可靠，請一定告訴那張登愛因斯坦照片的報紙名稱。
楊然對我的疑問很有興趣，她9月10日給布萊恩的經紀人發了一封電子信，詢問上述兩種說法到底哪一個真實?9月16日，楊然獲得布萊恩先生(Denis Brian)的直接回覆：
March141951 is correct. I was mistaken. Denis Brian
楊然非常欽佩布萊恩最終忠實於事實並勇敢認錯的品格。他就這麼幹乾脆脆，什麼解釋都沒有，只回答兩句話：「1951年3月14日是正確的。我弄錯了。」但布萊恩的錯誤，促成我的一個錯誤：我把他的錯誤解釋寫進了我的一本書《愛因斯坦圖傳》裡。
接下來我似乎卻略有不甘心。布萊恩是一位頗享聲譽的美國作家，僅我手頭就有他的三本中譯本書(除本書以外，還有《居里一家——一部科學上最有爭議家族的傳記》和《鮮為人知的愛因斯坦——偶像背後的真人》);此外還有他著述的《熟人眼中的海明威》、《普利茲傳》、《殺人犯死了》等著作。這樣有影響的作者，為什麼在這樣一個重大問題上沒有認真考察一下，就唐突地寫進了這麼大部頭的一本書里(《愛因斯坦全傳》譯為中文56.6萬字，據報載第一版發行50萬冊)?作為傳記作者，布萊恩先生顯然有嚴重失誤，在未進行認真審核的情況下，結果以他一時的疏忽「煳弄」了成千上萬的讀者。
記得當時我在翻譯到那段文字時就曾經這樣思忖過：為什麼作者未註明此消息確切來源?是摘自哪一張什麼報紙?當時我雖覺得這裡有漏洞，但由於太信任這樣一位有影響的傳記作家，就未追查下去。現在想來後悔至極：我在翻譯時，為什麼就沒有把我當時的疑問弄個水落石出，而輕易、絕對地相信了作者?而且還興致勃勃地將這一條「了不起的獨家消息」寫進我自己的書里，結果貽誤讀者，實在慚愧之至。
我認為，翻譯者肩負的任務不僅僅是把外文譯成中文，還有責任發現作者可能出現的錯誤。這是一個不能忘記的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