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裁汪精衛的行動，除了著名的派遣原改組派成員戴星炳(靜園)打入汪偽特工集團潛伏、伺機刺汪，後暴露被殺之外，戴笠還曾試圖策反李士群，藉以除汪。因李之為人「有政治野心，並具俠義行為」，且汪「全仗其護衛」。後得知「李逆無反正可能」，遂決議對李也予以制裁。戴笠還曾以4萬元買通汪的保鏢，試圖對汪進行暗殺，並囑咐「事成後應用中華鐵血鋤奸團名義留字條為證，萬不可用中央名義。」汪精衛在致陳璧君電文中曾特別叮囑：「蔣嚴令戴笠動作，數日來亂殺人，盼妹等嚴防。勿出門，勿見客，出門彼必以汽車相撞，見客尤不可測，至要。」凡此都可見，汪精衛在所謂「和平運動」中的處境是極端險惡的。
夾縫中的尷尬
在這種形勢下，汪精衛終於在日本人的安排、陪護之下，來到日本控制的上海虹口，一步步走向了「漢奸」的深淵。在去往上海的途中，據犬養健回憶，那是一個星光燦爛的夜晚，舟行於茫茫大海之上，汪精衛「很高興」，在甲板上，直率地表白了自己的「內心思想」：和平運動的最終目的，「並不是要打倒重慶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況下與之合作。這一點與所謂的反蔣運動有本質的區別」，「將來重慶政府倘能加入我的運動，我的目的就算完全達到了。為此，我會立即辭職。」
就理想層面而言，汪精衛無疑對自己的「和平運動」寄予了很高的熱情和期望。犬養健回憶說，在從河內赴上海的途中，汪精衛告訴他，「對於中國人來說，抗日論也好，和平論也好，都是愛國心的表現，都是分別以不同形式熱愛國家」。汪精衛說：
在我們和平的征途上會遭受到相當的責難……要經常不斷地被罵為賣國賊，漢奸。但我已經做了挨罵的心理準備。我所盼望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日本的政策能按與我們約定的那樣，在中國廣泛宣傳。那時，我們所經歷的苦難，才會放射出異彩。我們在那個時候，才能與抗日的青年們見面，互相笑著說明以前各自所走的不同的道路，一切都是為了落後的亞洲的繁榮。這是我的唯一的樂趣。(犬養健《誘降汪精衛秘錄》，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如果日本政府同意建立「和平政府」以展開「和平運動」，汪精衛說：「我有一些請求和希望。首先，切盼近衛聲明不是日本表面上的宣言，要確確實實實行，如果不能確實實行近衛聲明，我必免不了被責備說受了日本人之騙……如果真正能夠名副其實地實行近衛聲明，重慶政府的抗日理論必將落空。其次……希望日本能以長遠的眼光來看和平政府的發展。」汪還提出，建立和平政府之後，必須擁有兵力，但這個兵力要絕對避免與重慶作戰，絕不能發生民族間流血的慘劇。總之，汪所希望的，是通過建立和平政府，「與日本人樹立和平合作的模範，以事實向重慶政府和一般民眾證明，和平論並非沒有根據、從而誘導重慶政府走向和平，使其與日本從事全面的和平合作。」(影佐禎昭《我走過來的路》，陳鵬仁譯著《汪精衛降日秘檔》，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9年版)
然而，無論是日本人對汪精衛及其「和平運動」的態度，還是「和平運動」內部的情形，都遠離了汪精衛所表達的這一理想。汪來到上海之後，「和運」中的人明顯分成了兩派，以陳璧君、周佛海為代表的一派，主張成立新政府;而陳公博一派，則力陳「黨不可分，國必統一」的原則，堅決反對。從汪精衛在赴滬途中的談話可知，汪支持陳璧君、周佛海組織政府的主張。
1939年5月1日，「和平運動」的核心人物高宗武行將赴滬之前，戴笠特意託付杜月笙來到香港，會晤高宗武，從中探知了「和運」中人已分化為兩派的消息。高告訴杜月笙，這兩派，「一派主張蠻幹到底，即為漢奸亦所不辭，一派只主張和平，減少國家損失，絕不參加賣國行動」，他自己屬於後者。高表示，若汪將來果去南京組織所謂的聯邦政府，他將「就報端表示態度，決不同流合污」。高還說：「和平兩字，必先平，而後能和，欲求其平，須有武力作為後盾」，汪既無後盾，又身入虎穴，縱獲和平，而苛酷條件無法避免，「是等於亡國，絕非本人所能贊同。」後來，高宗武、陶希聖果然脫離了「和平運動」，從高與杜的此番談話看來，「高陶事件」的發生早已埋下伏筆。
事實上，當汪精衛孤注一擲地離渝出走，把自己放置在重慶政府和整個中國抗戰陣營的對立面上時，他同時也就失去了一切和日本人討價還價的資本，不但成了民族和國家的敵人，也受不到日本人的重視。汪精衛一到上海，孔祥熙就向蔣介石報告了汪所處逆境的消息：
(1)汪確於5月11日乘日本軍艦來滬，寓東體育會路土肥原賢二舊宅，唯土肥原本人已赴滿洲任某軍司令職，並未參加誘汪工作，故現由影佐禎昭前來負責接洽。汪等正在積極籌組偽政權，「恐總須熱鬧一場，但決無能力」。
(2)汪自命為日本之交涉對手，現在卻完全陷入日本的掌握之中，「深被牢籠，不啻身手全被束縛之囚犯，一切聽命於人，毫無自由……」
(3)日本興亞院華北聯絡部長官喜多誠一表示，他對汪精衛的活動並不贊成，仍希望與重慶方面聯絡。孔祥熙則表示，若喜多有誠意，應該首先使汪精衛自行撤銷其活動，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狀態，如此才有商量餘地。(《孔祥熙呈蔣中正》，1939年5月30日)
這些消息都表明，汪此時已陷入重慶與日本夾攻的尷尬處境中。
關於這一階段汪精衛的對日交涉情況，根據戴笠派駐上海特務探聽得來的消息：
第一，汪精衛所答應日本的條件，比較重要的有：1、承認滿洲國;2、加入防共協定;3、日本定五年內撤完在華駐軍(汪堅持二年內撤完，日方許於防共協定簽訂後考慮);4、日本在平津內蒙長期駐兵;5、雙方不互相賠款，但青島日商損失應賠償，日本另撥款項救濟中國難民;6、中日滿經濟合作。
第二，汪精衛自稱，目前對產生中央政權的步驟問題，頗費躊躇。有人主張，先召集一國民黨代表大會，授權汪著手組織政府，但代表大會無法湊集法定人數，仍不能取得合法地位;另有人主張，先成立中央政治會議，由此會議產生國民政府，又恐此種政府無法律根據。周佛海主張，兩者合力進行，一面召集代表大會，不計法定人數，只要有會就行，一面組織中政會產生政府，然後提交代表大會追認。
第三，連日與日本間諜接觸所得消息，海軍將領須賀彥次郎、汪工作的主要負責人影佐禎昭、陸軍將領和知鷹二、興亞院調查官楠本實隆等人，對汪精衛的努力均無良好印象。須賀認為，汪精衛的做法極少有成功的希望，因汪至今堅持使用國民黨旗及國旗，「這叫日本如何向前敵將士解釋」;楠本稱，汪之實力乃「紙老虎」，不可靠，欲日本取消華北、華中兩偽政權，則「太不識相」;影佐表示，汪應親自到東京一行。(《戴笠呈蔣中正》，1939年5月31日，台灣「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革命文獻——偽組織動態》)
戴笠還報告蔣介石說：日本已召開五相會議，商討對汪辦法及所提條件，此條件待國會通過後，將由內閣發表「擁汪宣言」，然後，汪精衛在國內某地召集國民黨代表大會，產生「擁汪政府」。汪向日本所提條件「甚大」，要求「所改組政府須有絕對自由」，不容隨意指派日本顧問，「且仍欲保持青天白日旗」，此乃「敵人對汪條件首感困難者」。
據馬超俊所派密探自港傳回的消息，在汪赴東京之前，陳公博等人曾聯名電汪，勸阻其東渡，電文中稱：「某等對此未敢苟同，天下知趙孟所貴，趙孟能賤。」汪復電稱，此行目的「在試探敵方主和真意」，執意赴東京一行。1939年5月31日，汪精衛攜高宗武、周佛海、梅思平、董道寧等人，從上海搭乘日本海軍飛機，飛往橫須賀追濱的海軍機場，6月10日起，汪分別與日平沼首相和陸海軍、外務、大藏等各大臣會面，開始了「日汪密約」的談判。
汪日密約的交涉過程，在日方有關人員的回憶錄中，有生動的記錄。汪精衛離開東京後，周佛海等人留下來繼續同日方交涉，這場從6月延續至12月的談判，徹底粉碎了汪精衛的「理想」，將他從一國之政治領袖，變成了一個沒有價值的傀儡。
犬養健回憶錄中說，參與談判的影佐禎昭、堀場中佐等人都認為，興亞院向汪精衛提出了過於苛刻的條件，其中「恬不知恥、蠻橫無理」之處甚多，「完全強化了占領政策」。如果實行了這個提案，華北將從中國獨立出來，海南島也變成了日本海軍的地盤。「恐怕世界上再沒有比這更甚的傀儡政權了」。
今井武夫則認為，本來在重光堂會談中，高宗武主張在建立政權時，要避開日本軍占領地區，選擇雲南、貴州、四川、廣西等日本未占領地區，由汪派軍隊占領，建立與重慶對立的和平政府。現在卻改變方針，要在日本占領下的南京建立政府，「這就墮落成為所謂傀儡政權，與以前的臨時、維新兩政府沒有什麼區別了。」縱然如汪所主張的那樣，可以促使重慶改變抗日政策，但汪政權本身已變成傀儡政權，「連他本人也將被視為賣國賊而為國民大眾所唾棄」。
1927年國共分裂後，汪精衛領導的國民黨「左派」，受到共產黨與蔣介石政權的雙重打擊，那時汪曾提出「在夾攻中奮鬥」的口號。今天，汪又一次陷入了被「夾攻」的境地。日本人在看清汪的軟弱並把他當成傀儡來對待的同時，又加緊了對重慶的直接媾和。事實上，正如犬養健所說，在日本陸軍的頭腦中本來就有一種成見，認為汪是日本為掩蓋近衛「不以蔣介石為對手」的失言而被提出作「代理人」的，因此，「和平條約的交涉委員，在談判中絲毫不想給汪精衛以最佳條件。他們認為，這一道好菜，是蔣介石本人出場時的『供品』，若給汪，有些可惜。」(犬養健《誘降汪精衛秘錄》)
日方派遣的秘密談判代表劉大山告知戴笠，日本陸軍將官和知鷹二表示，日本對華作戰諸將官均認為，「汪無力量打倒蔣委員長」，日本天皇認為，「非與蔣委員長直接謀和平，中日和平斷難實現，與汪精衛言中日和平，乃是自欺……中日和平之進展辦法，最好中日兩方先行停戰一月，由國民政府派遣代表提出條件，日本亦派出代表磋商接納，最好請蔣委員長派遣白崇禧為代表，在桂林會商。」
戴笠則明確告知劉大山，中日之間「並非無和平可言」，但是日本若不能將汪精衛驅逐出國，「中日斷無和平可言」。至於所謂和平條件，「應由日本提出，中國看日本是否真有和平誠意，是否真能尊重中國主權之獨立、領土之完整，方有和平之可言。」戴笠也曾對其手下毛人鳳等人強調：「敵決無力延長對華戰爭，但敵亦不至輕易言和。如敵方不放棄汪，不驅逐汪，中日斷無和平可言。如敵不能以平等互惠為交涉原則，中日亦無和平可言。」
「一杯毒酒」
在這種腹背受擊的險惡形勢中，1940年1月初，「和平運動」的兩個核心人物——高宗武、陶希聖突然脫離汪精衛，秘密逃離上海，來到香港。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報》全文刊出高宗武、陶希聖《致大公報信》和汪與日本「梅機關」簽訂的《中日新關係調整要綱》及《附件》，揭露了汪日談判經過和密約內容。同日，高、陶又聯名致電汪精衛夫婦及褚民誼、周佛海諸人，奉勸諸人懸崖勒馬，「放棄此於己無益、於國有害之運動」，重慶《大公報》亦全文刊載了《高陶電汪等盼望懸崖勒馬》的電文。這對於已陷入困頓的「和平運動」，無疑是雪上加霜。
「密約」的公布，使日本的侵略野心與「和平運動」的軟弱本質昭然若揭，汪精衛等人百口莫辯。事發後，周佛海在日記中寫道：「憤極之餘，徹夜未睡……高陶兩動物，今後誓當殺之」。(《周佛海日記全編》上編，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年版)汪也痛恨不已，對陳璧君說：「我等忠厚太過，深為愧憤。」
高、陶脫離上海後，1940年1月6日，曾聯名致電汪精衛夫婦，闡明反對成立偽政府的幾點原因，其中包括新政權不能解決中日問題，日方對汪政權之成立已不重視等。在聯名電汪之外，高、陶各自也都曾通過各種渠道，勸汪悔悟。然而，汪精衛絲毫沒有因高、陶之言行而有所動搖，更堅決地邁出了組織政府的步伐。1940年3月30日，汪偽政權終於在南京成立，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漢奸集團粉墨登場。對於汪的選擇，陶希聖將之解釋為汪偏執而決絕的性格。他說：「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發現是毒藥，死了一半，不喝了。汪發現是毒藥，索性喝下去。」(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
但是，真正影響汪精衛之政治選擇的，與其說是性格，毋寧說是其政治主張和政治訴求。作為一個高層政治領導人，即使在「和平」運動已經變質，完全背離最初的理想時，汪精衛仍不肯放棄。在獲悉高、陶秘密離滬之後，汪曾致電高、陶，表明心跡：
去年11月杪至12月中，弟堅持不讓，致談話停頓，兩兄見之。其後，對方有所讓步，弟遂亦讓步，兩兄亦見之。弟不苟於上台，亦不苟於不上台。以國家今日，惟戰與和，既不能戰，則為和辟一條道路。戰不能必勝，和亦不能必成。有戰敗而死之民族英雄，亦有和不成而死之呆子。弟能任其一，而不能徘徊兩者之間、袖手而旁觀，以坐待國之亡。此弟所與兩兄異趣，而不能苟同者也。
可見，決定汪精衛一意組織新政府的真正原因，首先在於對中國之「不能戰」的根本認識。既不能戰，則唯有和，凡事有成亦有敗，戰不能必勝，和亦不能必成，汪既然選擇了「和」的道路，也就準備好了承擔失敗的代價。其次，對於重慶政府和蔣介石個人的仇恨，在你死我活的鬥爭形勢中，不斷被激發。事實上，以汪的身份和處境，在1940年初的形勢下，除了成立新政府，硬幹到底，已無路可走。
周佛海是汪精衛「和平運動」中組織偽政府態度最積極、行動最得力之人，也是汪偽政府最重要的官員。在他的日記中，記錄了他的「和平救國」理想破滅的整個過程。1941年2月27日，他寫道：「深感過去在漢，在渝，對於日本估計過高，對於我國估計過低，而於美國動向認識不清，因觀察誤謬，至有和平運動之產生。一念之差，百劫不回!」
悲劇的落幕
汪精衛的晚年，心情是悲苦的。褚民誼在他的「自白書」中說：「往事如煙，不堪回首。汪先生……既為救民而來，而又不能有強過臨時、維新兩政府之表現，有時受日人迫脅，竟至閉門痛哭。」(褚民誼《自白書》，《審訊汪偽漢奸筆錄》上冊，鳳凰出版社2004年版)
1944年1月，汪精衛走入了生命中的最後一年。他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1943年12月19日的一場手術，取出了1935年遇刺時留在體內的彈片，但誘發了一系列感染。1月8日，汪身體忽然發熱，背部劇痛，初疑為傷口復發，後又診斷為風濕神經痛。1月29日，汪精衛致電周佛海：「弟傷口已完全平復，數日來寒熱疼痛，乃係著冷以致風濕，竟至不能行動……下屆院議，當請思平或民誼任代主席，公博兄如能來代國防會議主席最好。清鄉會議則展期。」(《汪兆銘電周副院長佛海》，1944年1月29日，台灣「國史館」藏《汪兆銘史料》)算是對重要人事問題做了一個安排。
此後兩個月中，汪精衛一直不能站立與行走，精神至為焦慮。3月4日，汪再次接受了手術治療，但自此一病不起。1944年11月10日，日本人致電汪精衛的長子汪文嬰：「汪兆銘今晨6時體溫40度，脈搏128，說囈語。」當天下午4時，汪精衛在新愁舊痛中，客死東瀛，走完了其大起大落的悲劇人生。耿耿「護林心事」，付與東流。此後，作為一個「漢奸」的符號，他在中國人的政治理解和歷史情感中，一直發揮著重要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