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爾看到一位南京大學的學生寫的校內日誌，讀來叫人心酸：
——1956年，北大北師大成為全國重點大學時，這所學校不是重點大學。這所大學的老校長在國家教委門前的雪地里坐了一夜，才僥倖與北大北師大一起辦起了研究生院。
——霍金訪問中國大陸的時候沒有去過這所大學，儘管他的論文中曾經數十次引用過這所大學天文、物理系發表在《science》、《nature》上的論文。
——這所大學的學生不能確定自己的母校是不是被國人尊敬。我永遠無法忘記，那一年風雪交加的元旦之夜。先校長曲欽岳先生在校廣播裡致新年賀詞和辭職聲明：「國家對教育口惠而實不至，我已身心疲憊，萬難繼續校長的工作。」學校的黨委書記因為全校帳上只剩下5萬塊錢，不得不四處借款給老師發工資。
——這所學校20年前動工興建的新校區到現在還沒有圖書館，只有一個用建築工寮組成的閱覽室。新校區裡的很多建築和景觀都是歷屆師生義務勞動建設起來的，裡面的一草一木，國家沒有投資一分錢。
上面說的這所大學就是南京大學，我的母校。她曾經是民國時期的國立中央大學，這就是她的原罪。（此處引用時對原文作了壓縮）
「這就是她的原罪」——正是帖子中的這句話引發了我對國立中央大學的興趣。當了解了她的短短几十年的歷史之後才明白，原來她才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中國最高學府！
一、羅家倫就任中央大學校長後指出：大學應該承擔起「創立民族文化的使命」，中央大學的目標應該是柏林大學、牛津大學、巴黎大學等這些國立大學裡一流的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名副其實的中國最高學府。
這裡說的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而不是民國時期，是因為民國時期應當分為兩個階段。前期為北洋政府時期，首都為北京；後期為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首都為南京。前期中國的最高學府應當是北京大學，後期的中國最高學府才是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的近代校史肇始於1902年張之洞、劉坤一等人創辦的三江師範學堂，歷經兩江師範學堂、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立東南大學、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國立江蘇大學幾次更名。前身主流意見為南京東南大學，建校歷史一般從1915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時算起。南京東南大學是20世紀20年代初在張謇、蔡元培、蔣夢麟、黃炎培等人士上書教育部後建立的。當時她是與北京大學並駕齊驅的著名綜合性大學。司徒雷登曾稱稱其為中國第一所現代國立高等學府。1927年3月，北伐軍攻占南京，6月，以國立東南大學為基礎，併入原由該校衍生的河海工科大學、上海商科大學和江蘇法政大學、江蘇醫科大學及江蘇境內四所公立專門學校，在首都南京改組為國立第四中山大學，1928年5月16日更名為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不僅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最高學府，也是整個民國時期國立大學中規模最大、系科設置最全的大學。
如蔣夢麟之於北京大學，梅貽琦之於清華大學，創建國立中央大學的關鍵人物是羅家倫。
羅家倫（1897－1969），字志希，中國現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家。浙江省紹興人。1914年入上海復旦公學，1917年進入北京大學文科，成為蔡元培的學生。1919年，在陳獨秀、胡適支持下，與傅斯年等人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同年，當選為北京學生界代表，到上海參加全國學聯成立大會，支持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中，親筆起草了印刷傳單中的白話宣言《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提出了「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並在5月26日的《每周評論》上第一次提出「五四運動」這個名詞，一直沿用至今。1920年赴美留學，先後在普林斯頓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研習歷史，又轉往倫敦大學、柏林大學和巴黎大學深造，1925年回國，任東南大學教授。翌年參加北伐，歷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議、編輯委員會委員長、中央黨務學校代理教育長。1928年濟南「五三」慘案發生，蔡公時等18名中國外交人員遭日軍慘殺。羅家倫時任戰地政務委員會教育處長（蔡為外交處長），受命與日軍的師團長交涉，其膽識為世人所稱道。三個月後清華學校改為國立清華大學時，被任命為首任校長，時年僅31歲。1932年，羅家倫35歲時被國民政府任命為國立中央大學校長，至1941年去職，任職長達10年之久。這10年，是中央大學危難深重而又發達鼎盛的10年，而羅氏便是這一時期中央大學整頓和發展的總設計師。
羅家倫出任中央大學校長，可說是「受任於動亂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此時的中央大學是一個爛攤子。因為經費及學潮等原因，四年之中已五易校長，以致校政無人，陷於混亂。最高當局甚為震怒，為此一度解散了中央大學，教育部派員接收中大，教員予以解聘，學生聽候甄別。羅家倫原本不想接下這個燙手的山芋，無奈前任中央大學校長、時任教育部長的朱家驊秉承蔣介石的旨意，一再登門力勸，「以國家及民族學術文化前途的大義相責」，出於愛國心，羅「不忍在國難期間，漠視艱危而不顧」，於是抱定「個人犧牲非所當惜」的勇氣，挑起了這副千斤重擔。
羅家倫能夠出任中央大學校長，固然是得到了蔣介石的賞識，同時也與他「五四」學生領袖的形象，濟南「五三」慘案善後處理中的個人魅力乃至其獨特的留學經歷有關。這樣的校長易為學生所接受。於是，中大的「易長風潮」便以羅家倫的到任而告平息。
羅是天生的大學校長。1932年10月11日，上任伊始的羅家倫在中央大學的開學典禮上發表演講，題目為「中央大學之使命」。他認為，「創立一個民族文化的使命，大學若不能負起責任來，便根本失掉大學存在的意義；更無法領導一個民族在文化上的活動。一個民族要是不能在文化上努力創造，一定要趨於滅亡，被人取而代之的」；他由此提出：「創造一種新的精神，養成一種新的風氣，以達到一個大學對於民族的使命」。羅家倫曾先後留學柏林大學、巴黎大學、倫敦大學等世界著名學府，在他心目中，這些大學都是各國民族精神的體現，代表了各自「民族的靈魂」。他長校中大，志在要中大承擔起「創立民族文化的使命」，「成為復興民族大業的參謀本部」；他為中大設立的目標是柏林大學、牛津大學、巴黎大學這些國立大學裡的一流大學。而要負起上述使命，他認為一是要具有復興中華民族的共同意識，二是要使各方面的努力協調在這一共同意識之中。他以柏林大學為例，當日耳曼民族受到拿破崙的軍事擠壓時，一代學者積極配合政治改革，再造民族精神，貢獻綦大而影響深遠。在有了這樣的意識之下，羅家倫宣布了他的6字治校方略：欲謀中央大學之重建，必循「安定」、「充實」、「發展」三時期以進。這就是首先要創造一個「安定」的教學環境，再進行師資、課程、設備諸方面的「充實」，以求得學校的「發展」。他預計每個時期大約需要3年，同時又辯證地提出，「在安定的時期應當有所充實；充實時期應亟謀發展；就是到了發展時期，也還應當安定。」
他為國立中央大學撰寫的校歌歌詞為：「國學堂堂，多士蹌蹌；勵學敦行，期副舉世所屬望。誠樸雄偉見學風，雍容肅穆在修養。器識為先，真理是尚。完成民族復興大業，增加人類知識總量。擔負這責任在雙肩上。」並從歌詞中取出「誠樸雄偉」四字作為新學風。「誠」，即對學問要有誠意，不以它為升官發財的途徑，不作無目的的散漫動作，守著認定的目標義無反顧地走去；「朴」，就是質樸和樸實，力避纖巧浮華，反對拿學問充門面，「唯崇實而用笨功，才能樹立起樸厚的學術氣象」；「雄」，就是無懼無畏的氣魄，改變中華民族柔弱委靡的頹狀，善養吾浩然正氣，男子要有雄風，女生須無病態；「偉」，就是偉大崇高，力避門戶之見，敢做大事，能成大器。「誠樸雄偉」後來被定為中央大學的校訓。
適值國家內憂外患之際，羅家倫激勵中央大學師生學習柏林大學前輩，「建立有機的民族文化」，葆有獨立精神，復興中華民族。要引導師生回歸到學術中去，校紀就不可松馳，為此他採取四項措施：一是「鬧學潮就開除」，二是「鎖校門主義」，三是「大起圖書館」，四是「把學校搬到郊外」。羅家倫本身是五四學運領袖，靠鬧學潮起家，現在卻反對學生鬧學潮，且措施極為強硬，這恐怕是他對學潮的反思所致。此舉確實耐人尋味。這讓人想起五四運動時蔡元培對學運的態度。蔡元培對於學生運動一向抱有「成見」，所以五四剛過，立即請辭北大校長。因為他預見到五四之後的北京大學已經難於走上「研究高深學問」的道路了：「他從來無意鼓勵學生鬧潮，但是學生們示威遊行，反對接受凡爾賽和約有關山東問題的條款，那是出於愛國熱情，實在無可厚非。至於北京大學，他認為今後將不易維持紀律，因為學生們很可能為勝利而陶醉。他們既然嘗到權力的滋味，以後他們的欲望恐怕就難以滿足。」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蔡氏對於學生運動自有一種難言之隱，既同情，也不滿。羅家倫現在反對學生鬧學潮，與蔡元培自有一致處，不過他比他的老師更強硬。其中的是非當另作別論，但在由於學潮等原因四年之中已五易校長的中大，也確是「安定」學校局面的必要之舉。
由於創辦世界一流大學非同尋常的自我期許，羅家倫自然將學校的師資聘任和學科調整擺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上。
羅家倫認為，大學校長的第一要務是聘人。因此，他一上任整頓校務的第一步就是延聘師資。當時大學的教師分專任和兼任兩種，而羅家倫則主張教師隊伍以專任為主，其原則是「凡可請其專任者，莫不請其專」，以求其心無二用，專心在中大授課。數年之後，中大兼任教師即由110人減至34人。而這些為數不多的兼任教員，均為某一學科的專家，為政府或其它學術機關所倚重，「本校所欲羅致而事實上又不可能者。」就聘人問題他曾經有過這樣的自白：「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撫躬自問，不曾把教學地位做過一個人情，縱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當時的教育部長王世傑對此看得最為清楚：「政府中和黨中許多人向他推薦教職員，倘若資格不合，不管是什麼人，他都不接受。」羅家倫自然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他後來於1941年掛冠而去，即與此有關。羅家倫的知交方東美教授這樣說過，羅為了嚴格聘任中央大學的教師，不降格以求，往往無視一些黨政上層人士的情面，推卻和婉拒了不少內部介紹，以致得罪了一些人。處在和平時期尚能相安無事，而到了戰時便不免要尋找藉口為難羅氏，其中主要是在經費方面施壓，羅無奈只得掛冠求去了。
羅家倫重師，還體現在對教師切身利益的關心上。當時公教人員斷薪是司空見慣的事。可羅家倫為了解除教職員的後顧之憂，在經費吃緊，時有短缺的情況下，總是極力維持定期發薪，絕不拖欠。即使挪用其他款項，也毫不含糊。這在內憂外患之際，實屬不易，這也因此提高了中大的向心力，是中大成為群英薈萃之地。1933年中大僅理學院就新聘了10餘位著名學者擔任教授，如留美的數學博士孫光遠和曾遠榮，化學博士莊長恭，生物博士孫宗彭；留日的物理博士羅宗洛；留學法國、授業於居里夫人的物理博士施士元，地理博士胡煥庸和王益崖等，以及前清華大學教授胡坤院、兩廣地質調查所所長朱庭祜和早在南高師就任過教授的張其昀等。另有德籍物理、化學教授各1人。此外，在此前後被羅家倫選聘為教授的還有：經濟學家馬寅初，藝術大師徐悲鴻，詩人、美學家宗白華，農學家梁希、金善寶，天文學家張鈺哲，醫學家蔡翹，建築學家劉敦楨和楊廷寶等。
尤為可貴的是，作為一個文科出身的大學校長，羅家倫卻將與國計民生息息相關的理工學科放在優先配置的考量之中。方東美回憶說：「志希是學文科的，他雖然寫過《科學與玄學》的論文，但是他的科學也只是玄學式的科學，對真正的自然科學，他不會有很深的了解的。但是凡有新型的學術會議，他無有不到的，而且是第一個到最後一個退席。當時我就笑他不務正業，校長該辦的公事有多忙，哪有這許多時間來參加這些外行的會議。他回答我說：『這你就不了解了。學問之事是個人的事體，可以很專門，但是在學術會議上，這些專家學者必須把他們的專門之學，用文字語言表達出來，來使人懂，而不會亂說話的。譬如彈道學，我完全是外行，但是我聽了彈道專家的講演，他用他的方式來表達他的專門之學，我聽了之後，至少可以抓住他的見解之要點。我認為這是一位做教授的人的首要本領。教授必須要有學問，同時要能表達，這樣才能領導學生。所以，我對這樣的學術會議，絕不放過。無論我對這些學問是如何的外行，沒有退過一次席。我的目的是在為中大求師。』就因為志希如此用心地訪求人才，他請到了北洋大學出身、後來留美成績都極優異的盧孝侯（即盧恩緒）為工學院院長，盧在工學院教學的成績也是最好的。」
羅家倫辦中大，雖然師承蔡元培，但他並不沿襲蔡元培重文理、輕實科的做法。中央大學原有文、理、法、教育、工、農、醫、商8個學院。由於1932年將設於上海的商、醫二學院劃出，因此，中大實設6個學院。羅家倫掌校後，根據國家需要和學科發展趨勢，對中大的院系設置不斷地進行調整和充實。鑑於國難深重、國內航空事業近於空白這種狀況，羅電邀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機械科的羅榮安回國，來中大創辦自動工程研究班（後改為機械特別研究班），培養了我國最早一批航空工業專門人才，並於1938年成立了國內第一個航空工程系。1935年，考慮到當時中國亟需醫務人才，再度創辦了醫學院。形成了中大七院的格局。後來，又先後添設或恢復了心理學系、化學工程組和畜牧獸醫專修科等。尤其是1938年，教育學院改為師範學院的同時，又在該院增設了國文、英語、史地、數學、理化、體育和公民教育7系。從此，中央大學以7院40餘科的規模成為當時中國高校之最。
為了繁榮學術和促進高深學問的研究，在羅家倫的倡導下，中大創辦了兩種學術刊物。一種是「國立中央大學叢刊」，登載專門研究之著述，分為《文藝叢刊》、《社會科學叢刊》、《教育叢刊》和《農業叢刊》；另一種是「國立中央大學專篇」，對於特別有價值的著作，專印成冊。同時，為了服務於國家與社會的實際需要，羅家倫不遺餘力地謀求中大與社會事業和學術機關的合作。如，與江寧要塞司令部合作要塞造林，與中央棉產改進研究所合作棉作實驗，在江蘇省推廣純良棉種，開辦中等學校教職員暑期講習班，與實業部合編《中國經濟年史》，進行淮河流域土壤分析、四川石油調查和滇邊地理考察，等等。這一系列研究活動，既有利於國計民生，又拓寬了學校研究經費渠道，還增強了學生的實際工作能力。
由於羅家倫具有「長於建設，勇於擔當」的長處，且盡職盡責，很快，中央大學在各個方面都有了跨越式的發展。至抗戰前夕，他任職僅僅五年，中大已頗有最高學府的恢宏氣勢。僅僅圖書雜誌一項，即可見其一端。接受東南大學圖書館時，中西文藏書共有4.8萬冊，而到1937年，中大圖書館收藏圖書已達40.7萬冊（中、西文各半）。1932至1937年間所購中文書中善本極多，不勝枚舉；西文書中也大多是較珍貴者，如Ceographical Journal，連續刊行134年。最貴的雜誌達7000元一套，但為了研究的需要，羅家倫均不惜巨資，全部購齊。此外，由於院系學科眾多，教學研究所需的儀器、設備、標本、模型等甚多，中央大學亦大量購進。
羅家倫使中大得到了「安定」和「充實」，1934年時，他認為「中大發展的時機到了。」因為抗戰前，中央大學校址原在南京城內，車馬喧囂，不適於修養學問，而且地址狹小，只能容納一二千人。所以，羅家倫打定注意要在市郊另覓校址，建造一個能容納5000至10000學生的首都大學！按照他的設想，學校裡面還有近代式的實習工廠和農場。他把這稱為自己的「玫瑰色的大學夢」。他的這一設想得到了蔣介石的首肯。國民黨四中全會通過了關於中大新校址的提案，建築費暫定為240萬元，並訓令行政院自1934年度接月撥付遷校建築費8萬元。新校址最後選定在南京南門外約7公里處的一片叫石子岡的地方。那裡氣象宏大，山林起伏，非常時期還宜於防空；同時離秦淮河上游不遠，有一支流從此經過，不僅增加校景，而且還有工程和農業上的用處。此外，北面是龍盤虎距的紫金山，南面是樹木蔥蘢的牛首山，東面是天印式的方山，登高可見滔滔長江，照羅家倫的說法，「這二水三山的中間，正是理想的學術都城！」
按原定計劃，一年以後工學院和農學院就可以先期遷入，30個月以後新校即可全部完工。但新校址動工半年後，便發生了盧溝橋事變。1937年8月，日本人攻占了上海。1937年12月13日，首都南京淪陷，中央大學西遷，羅家倫「玫瑰色的大學夢」因而破滅。
但他並不死心，為此特地留下了自己的「文化遺囑」：希望「於抗戰勝利以後，每個愛護中大的人，是一定要把它實現的！」
遺憾的是，抗戰勝利後內戰很快爆發，所以他的這個遺願也就終未實現。如今，石子崗一帶已成為火葬場的所在，人們何曾想到，此處深埋著一個大學城的輝煌夢想，而這一大學城的夢想之地竟然成為火葬場的所在，又是一種多麼讓人哭笑不得的諷刺！
二、就在這間僅存一面完壁的危房裡，他照舊辦公，並且撰成《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一文，亮出精神之劍：「我們抗戰，是武力對武力，教育對教育，大學對大學；中央大學所對著的，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
一般的規律，教育發展的黃金歲月是國家戰亂甫定之後的和平建設時期，戰爭頻仍的年代，教育能夠勉強維持已屬不易，而要想發展，自然是不現實的幻想。
但是，國立中央大學卻超越了這個慣例，把幻想變成了現實。就在八年抗戰的「炸彈下」，她的發展不但沒有停步，反而達到了鼎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