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將中國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作為全球最發達的開發中國家，中國的GDP總量今年將超越日本，僅次於美國，成為世界老二。當很多國家為流動性不足發愁的時候，中國到處一擲千金，一副「不差錢」的富闊。全世界都在驚呼「中國世紀」的到來。
於是我們也就不奇怪，當馬丁·雅克在去年推出他的《當中國統治世界》時，立即在英美讀書界成為暢銷奇書。去世不久的季羨林老人家在上個世紀末曾經瞻望，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到21世紀，東方文化將取代西方文化領導全世界。這一「東方壓倒西方」的驚世預言在雅克的書裡面得到了全面的論證：到2050年，中國將成為主導世界的最強大國家，人民幣將取代美元成為世界的儲備貨幣，上海作為金融中心的光彩將使紐約和倫敦黯然失色，漢語將如同今日的英語一樣成為全球通用的世界語，孔子的教誨將與柏拉圖思想一起成為西方學生熟悉的經典。雅克還呼應季羨林的說法，預言中國的崛起將是一場「文明的崛起」：如果說英國在19世紀是海上霸主，美國在20世紀是空中和經濟霸主，那麼中國到2050年將成為文明的霸主。
中國的崛起當然已經是一個無庸置疑的事實。問題在於，中國的崛起與文明有關嗎，抑或僅僅是一種「富強的崛起」？「富強的崛起」只是以GDP為核心的的一組統計數據，所謂民富國強，是綜合國力的展現；而「文明的崛起」則是一種普世價值與制度體系，是人類歷史演化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意義系統的誕生。中國在歷史上是一個文明大國，按照雅斯貝爾斯的觀點，儒家文明與猶太教-基督教文明、古希臘-羅馬文明、伊斯蘭教文明、印度教-佛教文明一起，是影響至今的人類軸心文明。儒家文明提供的價值典範在於：法家追求的富國強兵並非正途，人類生活最重要的是保持天人之際、群己之際的和諧，國計民生雖然重要，但並不具有終極的價值，人生的意義在於成德成仁，統治者施行仁政，民眾安貧樂道，維持身心平衡的禮治秩序。最後實現天下歸仁的大同理想。儒家文明通過中華帝國的朝貢體系，在東亞地區曾經建立過長達千年的統治，那的確是一種以天下主義為核心的文明霸權。中國文明在18世紀到達巔峰，以至於貢德·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一書中，將1400-1800年的現代化早期視為「亞洲時代」，在歐洲工業革命興起之前，已經出現了全球經濟體系，但它的中心不在歐洲，而在亞洲，中國與印度是全球經濟的中心，也是世界文明的中心。然而進入19世紀之後，隨著歐洲的強勁崛起，中國文明逐漸衰敗。老大帝國先是敗於歐洲列強，然後不敵過去的學生、因「脫亞入歐」而變得強盛的近鄰日本。中國人痛定思痛，放下重義輕利的儒家文明，開始追求西洋式的強國崛起。
早在晚清，嚴復、梁啓超這些中國知識分子已經發現，近代西方崛起的背後，隱藏著兩個秘密，一個是富強，另一個是文明。富強是軀體，文明是靈魂。史華慈在《尋求富強》一書中指出，嚴復當年所追求的西方思想中有兩個目標，一個是「浮士德-普羅米修斯的氣質，即讚美人的活力和能力在非人類的自然界和在人類社會內部的充分表現，以及由此必然要帶來的人類整個社會-經濟機器的『合理化』(韋伯意義上)」，另一個是「非嚴格意義上的社會-政治的理想主義這後一部分，由自由、平等、民主和社會主義這些詞語來代表。這一部分涉及到人們在宏觀的政治和社會生活結構中關係的實質，涉及到促進實現這些社會-倫理目標的結構的形成。它代表了一種特殊的倫理思想，在近幾個世紀裡，西方人的大部分道德激情被導向了這樣的社會-倫理目標，並被卷進了涉及這些不同目標之間互相衝突的關係中。」
史華慈的這段話，非常值得玩味。「浮士德精神」所追求的只是以富強為中心的第一個目標，所謂富強，包含著三個層面，首先是器物的現代化，其次是國民精神的提升，第三個旨在實現韋伯意義上的社會-經濟機器的合理化。這種合理化指的是對市場和國家機器按照現代工具理性的原則，使之更合理、更有效率，讓現代資本主義的兩大軸心：成本核算的會計制度和科層管理制度成為普遍的社會運作方式。這種以富強為核心訴求的變革，不具有任何特定的價值，只是一種去倫理、去道德、反烏托邦的世俗性技術改革。晚清的自強運動、戊戌變法以及清末新政，都是屬於這種類型。與此相區別的是史華慈所說的第二種目標，它尋求的不僅是物質、技術意義上的富強，更重要的是特定的價值目標和烏托邦理想，比如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等。這些都是現代文明的普世價值。富強是世俗的訴求，而文明是內涵倫理、道德的價值理想。富強與文明這兩種不同的目標，同時成為近代以來中國人所追求的目標，它們彼此對立，又相互滲透，構成了我們內在的思想緊張。
富強與文明，哪個目標更重要呢？在落後就要挨打的亡國滅種危機面前，文明的目標、自由民主的理想不是不重要，但比較起富強，顯然可以緩一步進行，當務所急乃是儘快實現富國強兵，以自己的實力爭得世界上的生存地位。在長達一個半世紀的追尋強國夢之中，富強壓倒文明始終是中國的主旋律。從晚清到民國，從毛澤東時代到改革開放三十年，雖然文明夢的內涵與時俱變，但富強的目標始終一以貫之。即使在毛澤東時代，意識形態掛帥，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打造社會主義強國，依然是繼續革命的中心目標，毛澤東求強心切，發動「趕超英美」的大躍進，試圖以非現代的方式建立現代強國。進入改革開放年代，鄧小平先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隨後認定「發展是硬道理」，人民富裕，國家強盛，成為社會上下共同的追求目標，發展主義成為超越各種主義紛爭的國家主導思想，而消費主義又是百姓日常生活的意識形態。發展主義的國家戰略與消費主義的民眾意識上下合流，其背後共享的世俗目標，便是與價值、倫理與文明無關的富強。以尋求富強為中心，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成就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的崛起。
當代中國經濟力、金融力和軍事力的全面提升，令全世界瞠目結舌。為什麼中國能夠實現連續的高速增長？箇中奧秘若從思想文化深處探究，或與全國上下對
「力」的崇拜有關。儒家文明的傳統中國是一個「禮的世界」，整個社會以溫良恭儉讓的禮教為紐帶，博雅的精神趣味勝於窮兵黷武的蠻力，君子的德性之美壓抑了人性中物慾的貪婪。曾幾何時，「禮的世界」換位於赤裸裸的「力的世界」，一切東西的價值都被換算為力，換算為可計算、可交易、可操控的物質實力。GDP的增長成為官員政績、乃至政府合法性的核心指標。政府的主要職能似乎不在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而變異為直接招商引資、指揮經濟且具有自我利益的壟斷性超級公司。「力」的崇拜背後，是人的物慾無限膨脹。馬克斯·韋伯揭示了資本主義背後的時代精神是新教倫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同樣需要精神動力，那便是後革命時代世俗化的物慾主義。儒家傳統有修身的超越一面，也有實用的世俗一面，一旦儒家文明整體崩潰，虛無化的精神無法制約人性中被不斷激發的欲望，物慾主義便如同跳出潘多拉盒子的魔鬼瀰漫整個社會。脫貧致富的終極理想，再加上吃苦耐勞的國民美德，使得富強的目標在中國的實現擁有了深厚的人力資本。溫州商人為幾分錢的蠅頭小利走遍世界，億萬民工在低收入、零福利的工廠中每天工作十幾小時，難怪《時代周刊》要將中國民工擺上雜誌封面，視為挽救全球金融危機的時代英雄。阿里吉在《亞當·斯密在北京》一書中，強調中國的崛起是重視人力資本積累的結果。人力資本的優勢，背後所展示的是一種中國式的清教徒精神，致富的欲望加上吃苦的能力，用阿里吉的話說，叫做東亞的「勤勞革命」。正是欲望加勤奮、政府加民眾追求富裕的合力，成就了中國奇蹟的萬里長城。
富強所追求的「力」，不僅是物質層面的國家實力，也是精神層面人的能力。嚴復從西方透過達爾文的進化論，在西方發現的富強秘密，乃是國民的競爭能力。從晚清流傳至今的進化論，是一種斯賓塞式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相信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一樣，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競爭是自然的公理法則，是一切進步的原動力。自由競爭能夠創造出最優秀的個人，他們在殘酷的生存競爭當中擁有最有效率、最能適應環境挑戰的能力。中國的學校每年要評比德智體全面發展的三好學生，德力、智力與體力，說到底都是一種能力，知識與美德之所以重要，不是其擁有內在價值，而是其具有提高生存競爭力的實用功能。早在一個世紀之前，《東方雜誌》主編杜亞泉就深刻分析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給中國人帶來的精神變化：「蓋物質主義深入人心以來，宇宙無神，人間無靈魂，惟物質力之萬能是認，復以殘酷無情之競爭淘汰說，鼓吹其間，······一切人生之目的如何，宇宙之美觀如何，均無暇問及，惟以如何而得保其生存，如何而得免於淘汰，為處世之緊急問題。質言之，即如何而使我為優者勝者，使人為劣者敗者而已。如此世界，有優劣而無善惡，有勝敗而無是非。道德雲者，競爭之假面具也，教育雲者，競爭之練習場也；其為和平之競爭，則為拜金主義焉，其為激烈之競爭，則為殺人主義焉。到21世紀之初，杜亞泉這些先知式的預言在神州大地加倍兌現，競爭之風愈演愈烈，適者生存已蛻變為強者生存，誰獲得了特權和強力，誰就比別人生活更美好。因為競爭的法則是贏者通吃，敗者一無所有，何況連競爭的規則也由贏家來制定，強者既是裁判又是參與者，無往而不勝。
富強的第三個要素是制度變革。然而以富強為軸心的改制，與以文明為目標的改革不同，是去價值、去理想、去烏托邦化的，它僅僅是韋伯意義上的制度合理化：如何使現代社會的系統，按照工具理性的原則，在功能上變得更為合理、有效和符合法定程序。即便是政制改革，也只是去政治化的管理學革命，而與擴大公眾參與、強化正當性基礎這些政治目標無涉。這是一種會計學和管理學意義上的改革，資本主義的兩大支柱：會計成本核算制度和科層管理制度成為變法的不二法門，一切為了降低成本、擴大產出，提高單位生產力;一切為了強化非人格化的官僚統治，從管理中獲得效率，以實現既定的國家意志。韋伯式的制度合理化，是一種價值中立的工具性建制，它是與古代社會相區別的現代度的框架性內核，由於其不具特定的意識形態取向，故可以與現代文明的各種不同類型相結合，使他們在文明的核心價值保持不變的前提下更加合理化，獲得現代的制度形式。晚清的改革從洋務運功到戊戌變法、清廷新政如此，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亦基本如此。通過與旨在合理化的國際通用規範接軌，當代中國的各種單位，從企業、機關到學校、社團，已經普遍轉換為公司化管理體制，從而以最有效率的「舉國體制」保證了以富強為中心的國家戰略目標之實現。
富強與文明是近代西方崛起的兩大秘密，中國在追求現代化過程當中，暫時捨棄了文明，全付精力攻富強，不惜一切代價學西方，追求「富強的崛起」。路易斯·哈茨在為史華慈的《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一書所作的序言中不無感慨地指出，嚴復站在尚未經歷現代化的中國文化立場，一下子就發現了西方思想家未曾意識到的19世紀歐洲崛起的秘密，他在英國古典自由主義敘述的背後，讀出了「集體的能力」這一西方得以富強的主題。從19世紀末到21世紀初，幾代中國人追尋強國夢，在何種文明問題上，幾度搖擺――最初英美，又是法蘭西，隨後蘇俄，最後回到英美――至今爭論不休，但在富強這一關節點，卻前赴後繼，綱舉目張。富強這門課是殘酷的，學生先是被老師棒喝毆打，打醒之後一招一式模仿老師。經過一個半世紀的苦煉，終於到了學生可以向老師叫板、師生平起平坐的時刻。假如像雅克所預言的那樣，2050年真的實現了「東風壓倒西風」，這究竟是中國的勝利，還是西方富強精神的勝利？西方人屆時會否像當年被滿清征服的漢人那樣驕傲地回答：是的，是輪到你們東方人再次成為世界的統治者，不過這次你們卻在精神上墮入了我們西方精神的俘虜。是我們讓你們從野蠻走向了文明，哦不，從你們東方文明的視角來看，應該是從文明走向了野蠻!
一個可欲的現代性既包含物質文明(富強)，也內涵精神文明(價值)。一部近代西方的現代化歷史，也是道德與生存、啟蒙價值與國家理性內在衝突、相互鬥爭的過程。在19世紀到20世紀上半葉，在西方歷史內部曾經出現過物質主義與國家理性攜手、走向全球野蠻擴張的文明歧路。這種以富強為核心的現代性，也預設了對人性的獨特理解，不過那僅僅是霍布斯意義上追求自我保存、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生物人」，這種失去宗教與道德價值約束的現代性，無異是一種野蠻的現代性，或者說反文明的文明。假如沒有文明法則的制衡，聽憑現代性內部富強的單向膨脹，往往會墮於腐敗、冷酷與野蠻。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就與文明內部的這種殘缺性有關。
今日的中國人，比這個時代的西方人更像19世紀的西方人，表現出歐洲早期工業化時代欲望強烈、生機勃勃、冷酷無情與迷信物質力的布爾喬亞精神。當世之國人，與儒家文明薰陶下的老祖宗比較，在精神上恍若異種。在富強這張臉譜上，中國已經步入「現代」，而「現代」的代價卻是「中國」的失落――不是國家主權意義上、而是文明主體意義上的中國。
富強的勝利，是一次西方精神的勝利，但這種普世化的西方精神依然蓋上了中國特色的印記。甘陽提出要藉助「通三統」，將儒家的和諧理念、毛澤東的平等傳統與西方的自由精神打通，以此建立「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若僅僅從富強來闡釋的話，「三統「或許已經打通，稍有變異的是，競爭頂替了和諧，集權換下了平等，共和國置換為富強國。現實版本的「通三統」藉助古代的外儒內法、革命的集權傳統與西方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三者的聯姻，共同打造了走向富強的中國崛起。
崛起後的中國將走向何方？這一問題令西方人迷惑，中國自己也缺乏清晰的答案。資深外交家吳建民最近這樣認為：「中國在鴉片戰爭後首次走到了世界舞台中心，這一新變化世界沒有準備好，中國自己也沒有準備好」。什麼叫準備？富強的實力放在那裡，真正缺乏的是文明的準備。作為一個負責任的世界大國，如何保證和平崛起，避免19世紀的歐洲從富強走向擴張的歷史悲劇？
雅克在書中認為：「中國的經濟實力最終將成為其全球霸權的根基」。經濟實力當然很重要，卻不是最重要的。佩里·安德森去年年末在清華大學演講，討論全球歷史中的霸權演變，指出要區別兩種不同的權力：支配權與霸權。支配權(domination)是一種通過強力(force)的權力，而霸權(hegemony)，則是一種通過合意(consent)的權力。按照葛蘭西的經典定義，霸權的核心在於其意識形態的本質。霸權不僅建立在強力基礎上，而且也是建立在文化優勢(cultural ascendancy)之上的權力體系。霸權的真正內涵在於知識與道德的領導權，即所謂的話語權。在全球政治舞台上，一個國家假如只有經濟實力，只是一個GDP大國，它可以擁有支配權，但未必有讓其他國家心悅誠服的道德權威。唯有文明大國，擁有話語領導權或文明競爭力的大國，才有可能得到全世界的尊重。近代全球的霸業史可以清晰地證明這一點。最早利用航海術進行全球探險與殖民擴張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但它們之所以曇花一現，不能成為穩定的世界霸主，箇中原因乃是它們徒有擴張實力，而缺乏典範性的現代文明，最終難免被取代。英國再19世紀全球稱霸長達一個世紀之久，這個日不落帝國除了工業革命提供的強大經濟力，最重要的乃擁有近代資本主義文明的核心元素：古典自由主義理論及一整套社會經濟政治建制。到20世紀美國替代英國稱霸世界，也是同樣如此：領先全球的高科技、高等教育以及典範性的美國價值。這些文明典範伴隨著帝國的全球擴張，輸送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雅克在書中羅列了美國稱霸的各種特徵，其中將近一半屬於文化的軟實力：「擁有全世界最好的大學」、「英語成為全球通用語言」、「好萊塢在全球電影市場上居主導地位」、「美國價值觀」、「美國歷史已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等等。以文明衝突理論享譽世界的塞繆爾·亨廷頓說過：「任何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語言和宗教。如果一種普遍的文明正在出現，那就應當出現一種普遍語言和普遍宗教的趨勢」。在他看來，作為高級文明形態的宗教在文明爭霸戰中扮演的角色要比流行文化重要得多，代表西方文明的本質是大憲章(Magna Carta)而不是大麥克(Magna Mac)即巨無霸漢堡包。「富強的崛起」看的是一國的綜合實力，是其商業、工業和科技在全球的挑戰與壟斷能力，而「文明的崛起」則是另外的指標：世界一流的大學、影響全球的哲學或宗教以及全球交往中的語言優勢。
以此衡量當今中國的現狀，「文明的崛起」與「富強的崛起」是如何地不成比例。中國已經有了遍布全球的孔子學院，國外學中文的學生也愈來愈多。但到今天為止，孔子學院所傳授的，只是作為工具性的語言，是語言學意義上的中國文化，而真正的孔子――中國文明的內在義理，不要說外國學生，連中國教師都不甚了了。語言被抽離了其價值的精神靈魂，僅僅成為鸚鵡學舌的空洞形式。中國政府立志建立一批世界一流大學，為此設立了「985工程」，向清華、北大等近四十所大學投入巨資，但與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困境相仿，中國高等教育的核心問題不在於投入太少，而是體制改革的滯後。投入之後所獲得的產出，不是學術與科技的創新，而是所謂的學術GDP指標：SCI和SSCI雜誌的發表量。有國外媒體評論如此諷刺：世界上有兩種科學家，一種是科學家，還有一種是中國科學家。科學家的研究或為科學求知，或為市場贏利，但中國科學家既無求知樂趣，也無意為社會增加財富，而僅僅為發表而發表，論文越多，晉升越快，從國家那裡獲得的資源也就越多。世界一流大學的標誌之一乃是看能否吸引全球一流的學生前來求學，但中國的學生精英到目前為止依然是淨流出，教育上的「精英逆差「與經濟上的」貿易順差「形成刺目的對比。更嚴重的是，中國教育的制度環境與辦學自主性長期得不到改進，一流的投入、二流的產出，三流的體制，日益成為中國大學發展中無法跨越的瓶頸。
文明的霸權在於其宗教和哲學所提供的價值魅力，在於是否有一批全球知名的大思想家和大科學家。近年來各種拔苗助長的「大師工程」反過來印證了中國缺乏思想與學術大師的窘迫。不提世界影響，哪怕可以與民國時代眾多大師相比肩的人物，在當今中國也寥落晨星。中國曾經是世界軸心文明大國，曾幾何時，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文明整體性解構，分解為各種支離破碎的碎片。失去了其賴以存在的社會肌體。各種思想傳統猶如在虛無縹緲的天空中隨處飄蕩的孤魂，無法形成有系統的文明整體。自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中國的民族主義不斷高漲，到2008年奧運火炬事件愛國狂潮達到巔峰。然而，中國的民族主義至今為止一直是抽象而空洞的種族符號，缺乏內在的、有深度的文化認同和價值內涵，不得不通過製造敵人、劃清敵我這樣的外在方式自我確證，一旦失去了對立的「他者」，「我們」便成為相互孤立、彼此競爭的一盤散沙式的原子化個人。最基本的核心價值之缺失，使得中國無法形成有機的、擁有公共文化的民族整體。族群緊張、地方認同與階層衝突削弱了文明得以存在的共同體基礎。一方面是物質生活的不斷富裕，另一方面是精神靈魂的相應虛空，倫理實用主義和價值虛無主義泛濫成災，中國人陷於普遍的價值失落與認同迷失之中。
雅克之所以斷言到2050年中國將以文明霸主的姿態統治世界，乃是追隨亨廷頓的文明衝突理路，將中國視為一個文明共同體，他認為近代以來的中國「似乎像民族國家，但骨子裡是文明國家」。雅克這一前設性的理據在歷史與現實層面能夠證成嗎?傳統中國誠然是一個以儒家文明為認同核心的中華帝國，並非現代意義上的主權國家。然而，晚清之後歷代中國人的歷史使命，軸心目標是打造一個像西方那樣的現代民族國家。隨著中華帝國的傾覆，儒家文明也隨之崩盤，處於一波又一波的解體之中。文明國家以獨特的文化認同為基礎，而現代民族國家則以威斯特法利亞體系的主權認同為前提。自上個世紀初中國文明解體之後，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國家所賴以存在的價值符號與文化獨特性變得曖昧不清，何為中國、何為「中華文明」，這些最基本的自我認同至今如同在廬山雲霧之中。當代中國人不得不藉助民族國家的現代概念，通過對國家主權的不斷重申以及對國際關係中「他者」的政治性區隔，而獲得國家與國民的自明性。雅克的命題或許倒過來說更為恰當：當代中國表面是一個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國家，骨子裡卻是一個國家主權為核心的民族國家。
雅克的興趣當然不在從學理上探討中國為何是一個文明國家，他只是想藉助「中國是文明國家」這一已成過去時的史實，試圖從中國文明的內部尋找中國崛起的秘密，並進而論證將有一個另類現代性的「中國模式」的誕生。雅克對中國文明的情感與熱愛無可非議，然而中國的崛起與古老文明之間有著什麼樣的內在關聯，至今依然是一個沒有被破解的謎。即使存在著內在關聯，是否是構成一個足以對現有文明模式挑戰的替代性方案，依然有待長時段的歷史來驗證。歷史無法決定未來，「事實」推論不出「應當」，除非相信某種歷史命定論，「可欲的」中國未來跳不出「歷史的」如來佛掌心。上個世紀70、80年代日本的迅速崛起，讓哈佛學者傅高義驚呼「日本第一」，趕緊論證日本的崛起得益於其獨特的文化傳統，然而90年代初泡沫破滅，日本陷入長期的經濟低迷，「日本第一」的歷史回聲如今聽來頗具諷刺意味。無獨有偶，1980年代東亞「四小龍」的崛起，一時「儒家資本主義模式」也不絕於耳，但到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這些聲音一夜之間消失得無影無蹤。當中國步隨東亞諸鄰強勁崛起，今日的富強與昨夜的文明究竟有何糾葛？是否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昨夜的文明既是今日繁榮的看不見之推手，也有可能成為妨礙持續發展的隱匿殺手？這些隱藏在暗礁深處的歷史之謎，無法用統計學的計量方式窺得，只能以審慎的姿態耐心觀察。歷史的理性如此詭秘，多數智者只是事後諸葛亮而已，有性急者為搶頭功常常將短期現象誤認為長期趨勢。雅克為本書取了這樣一個譁眾取寵的書名，我很擔心他將會步傅高義的後塵。
歡呼「中國新世紀」到來的，不僅有中國人民的好朋友馬丁·雅克，而且還有國內更多從新左派到國家主義者的各界人士。在他們筆下，建國六十年來的「中國經驗」到今天可以斷案為追求「第二次思想解放」的「中國模式」，成為與普世價值分道揚鑣的另類現代性。聽上去似乎是一種新冷戰思維的復活。20世紀後半葉的冷戰來自於社會主義vs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對峙，但這兩種「主義」如今無論在中國還是世界上早已打成一片，於是東西方的衝突，被表述為一場新的文明爭霸戰。爭霸戰的第一會合發生在世紀之交，那是「文化」與「文明」的對抗。如同19世紀曾經在德國思想界出現過的那樣，「中國特色」的愛好者們試圖證明中國文化是獨特的，可以自外於全球的普世文明之外。近年來中國崛起、成為世界金融危機的大救星，他們覺得將西方擺在普世文明、中國只是「有特色」的另類特殊性這樣的說法明顯虧大了，而且特殊性的「他者」的存在，反而更鞏固了西方文明的普世性。於是宣布中國將從特殊性的「文化」上升到與西方平起平坐的普世性「文明」，告訴全世界：太陽不是只有一個，而是多個，東方的太陽即將成為全球新的獅子王!文明爭霸戰的第二幕就此拉開，而《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正是第二幕中重要的開場白。
中國的崛起終究要從富強走向文明，然而要問的是中國將走向何種文明？是與西方對著幹的封閉式文明，還是與西方視野交融的開放式文明？中國當然不會是西方文明笨拙的追隨者，在普世文明的規範之內中國應該走自己的道路。將普世文明簡單地化約為西方價值，這是經常掐架的左右兩極鬥士的偷懶思路，早已被大多數國內外有識之士所摒棄。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明確區分了兩種對普世文明的闡釋：一種是在意識形態冷戰或者二元式的「傳統與現代」分析框架之中，將普世文明解釋為以西方為典範的、值得各非西方國家共同仿效的文明，另外一種是在多元文明的理解框架之中，普世文明乃是指各文明實體和文化共同體共同認可的某些公共價值以及相互共享與重疊的那部分社會文化建制。1990年代中期之前，當思想界還沉睡在冷戰思維和現代化模式之中時，西方中心主義的確主宰過中國人天真的心靈。近十年來，隨著「反思的現代性」思維崛起，普世文明的內涵也發生了內在的轉變。西方與東方一樣，只是眾多特殊文明中的一種，所謂的普世文明正是各種特殊性文明中所共享的重合部分，是人類得以和平共處與健康發展的基本價值。普世文明不是一組固定不變的靜態要素，而是隨著時代的變遷與更多文明的介入，其內涵也處於不斷的再建構過程之中。普世文明既是動態的、歷史的，又並非邊界模糊、可任意解釋與發揮。當上帝和天命等各種超越世界解體之後，普世文明便擁有了深刻的啟蒙印記，文明是對人之所以為人的制度性守護，是對人性尊嚴所必須的自由平等的捍衛。這些已經被寫入聯合國一系列基本公約、並為大多數國家所簽訂認可的，已經成為人類的核心價值。
當然，如何理解這些核心價值、如何對各種價值實踐的優先性排序作自己的選擇，各種不同的文明與國家可以有自己的多樣性的歷史實踐，但任何模式的現代性實驗不能對普世文明的核心價值發生重大的偏離，形成顛覆性的挑戰。德國和日本在20世紀現代化的過程之中，以民族文化相對性為藉口，試圖以「另類現代性」爭奪全球霸權而最終自掘墳墓，這意味著，任何國家對現代性的探索，都不能挑戰普世文明的底線，相反地，積極展開與普世文明的對話，在融合主流價值的基礎上發展自身文明的獨特性，從而擴展普世文明的內涵，這是贏得文明主導權的不二法門。時殷弘曾經做過一個富有啟發性的研究，他藉助喬治·莫德爾斯基的世界政治大循環理論，發現近五百年來，所有對世界領導者的挑戰無一不落入失敗者的行列，替代老霸主成就新一代霸業的國家，都是先前世界領導者的合作夥伴。比如17世紀取代葡萄牙的荷蘭、18、19世紀的英國和20世紀的美國。時殷弘提出的這一觀點，或許需要作個別的修正，問題不在於國與國家之間的關係，而在於對普世文明的態度：凡欲挑戰全球核心價值的最終難免失敗，而順應普世文明又有所發展的，將有可能以新的文明領導世界，成為地球方舟的新一代掌舵人。
中國已經實現了「富強的崛起」，不過，進一步的「文明崛起」，中國準備好了嗎？元朝末年，打下江南的朱元璋急於稱霸，問計於謀士朱升，朱升獻計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進入21世紀的中國，機遇與危機並存，切莫上了馬丁·雅克過於熱心的當，最審慎的態度莫過於「廣積糧，不稱王」。這個糧，便是與世界主流價值接軌的精神文明與政治文明，至於是否成王，天命不可違，讓上帝去選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