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賀龍和羅瑞卿遭受迫害的問題，吳法憲承認自己有錯誤，並且一生都將悔恨和反思，但是對於這件事的責任的認定與追究，他卻有著不同的看法，他在回憶錄中稱：「我認為主要的責任在毛澤東，以及林彪、周恩來等人，因為這些問題是他們所決策的，主要的安排也是他們所決定的。這樣的問題，絕不是黃永勝和我這樣的人，甚至也不是林彪和周恩來所能夠決定的。在賀龍和羅瑞卿被打倒以後，兩個專案組基本上都是由周恩來全面負責的，不能只追究我們的問題。」本文摘自《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作者吳法憲，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
吳法憲戎裝照（圖源：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自從一九八一年九月「保外就醫」到濟南以後，一轉眼已經有十多年了。一九八七的九月二十四日，山東省公安廳派人來到我家，送來了國務院公安部頒發的「釋放證書」。由於我當時還居住的濟南市所屬的七里山小區，就讓我到市中區派出所申報戶口，領取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到一九九三年九月，「剝奪政治權利」的期限也告結束。從此，我就應該開始享受一個公民的權利和履行一個公民的義務。以後我遷入歷下區，住在省委第一干休所。我記得，在濟南市歷下區的一次基層選舉時，有關部門給我發了選民證，還專門派車來接我去參加了投票選舉，在場的記者還給我照了相。
在濟南期間，我對「判決書」上所認定的有關我的「反革命罪行」，經過反覆回憶與思考，認為有必要提出我個人的意見。至於這些意見正確與否，留待史家與後人去評說。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法院特別法庭給我下了「判決書」，對我判決如下：
一、本庭確認，以林彪首的反革命集團和以江青為首的反革命集團，都是以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為目的而進行陰謀活動的反革命集團。
二、本庭確認，十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實和應負的刑事責任如下：
被告人吳法憲，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是反革命集團的主犯。
吳法憲積極參與林彪奪取最高權力的活動：
一九六六年八月，吳法憲受林彪的指使，於九月三日寫了誣陷賀龍在空軍陰謀奪權的材料送給林彪。一九六八年八月，吳法憲夥同黃永勝捏造事實，誣陷羅瑞卿是「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
吳法憲在空軍誣陷一些領導幹部要「奪權」，批判關押、迫害空軍幹部和群眾一百七十四人，致使南京軍區空軍司令部參謀長顧前和空軍學院副教授劉善本被迫害致死。
一九六九年十月，吳法憲把空軍的一切指揮權、調動權交給了林立果，使林立果得以組織成林彪反革命集團謀害毛澤東主席、策動武裝政變的基本力量「聯合艦隊」。
被告人吳法憲犯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八條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第九十二條陰謀顛覆政府罪；第一百三十八條誣告陷害罪。
根據以上的這些所謂「證據」和「罪行」，特別法庭判處我有期徒刑十七年，剝奪政治權力五年。
對於「特別法庭」認定我犯的這些「反革命罪行」，我認為事實根據不足。對此，我的申訴如下：
一、關於「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的問題
「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這是「判決書」給我定的性。我認為，這不是事實。
眾所周知，從法律上講，犯罪有四個基本要素，一是犯罪主休，二是主觀動機，三是實施行為，四是客觀後果，缺乏其中的一項，就不能稱其為犯罪。在一九九七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改之前，「反革命罪」是中國法律體系中最重要，而且也是應用最為普遍的一項罪名。但即使是「反革命罪」，也應該具備四個基本的犯罪要素，否則就不能稱其為是犯罪。用這個標準來衡量，不要說實施行為和客觀後果，就是最重要的主觀動機這一項，也跟我絲毫沾不上邊。
第一、我從十五歲起參加革命，六十多年來，跟隨黨、跟隨黨領導的軍隊、跟隨毛澤東，出生入死，轉戰南北，為建設人民解放軍、創建人民民主政權，奮鬥一生。一直到現在，我從來都沒有想到過要反對黨，更不要說反對我為之奮鬥一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了。說我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真是天大的冤枉，完全是強加於人的不實之辭！六十多年來，沒有任何人、任何證據、任何言行能夠說明，我有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動機和目的。從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到現在，已經過去二十多年了。這二十多年來，從來沒有任何人向我出示過這樣的證據。沒有證據，憑什麼說我「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
相反，這幾十年來，我是一直擁護黨、擁護毛主席的，對黨中央、對毛主度堅信不移，從來沒有過任何的動搖。直到這幾年我反思自己走過的路才感到，正是因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盲目地貫徹了毛澤東的指示，才犯了各種各樣的錯誤。
第二、判決書說我「積極參與林彪奪取最高權力的活動」，也根本不是事實。
先說林彪「奪取最高權力」的問題。不錯，林彪在我們黨內曾經到過很高的位置，擁有很大的權力。當年，他身為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黨章上明文規定的接班人，所擁有的，就算不是「最高權力」，也是「次高的權力」了。但這些權力，都不是林彪奪來的。林彪之所以能有這樣的地位，我認為主要是兩點。
首先是由於他為中國革命立下了巨大功績。幾十年來，在井岡山創建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中、在長征中、在抗日戰爭中、在解放戰爭中，林彪為新中國的建立，為人民民主政權的建立，為解放軍的發展和壯大，作出了巨大貢獻。這方面我已經看到了很多書籍和文章，有許多客觀的描寫和論述。因為林彪的出逃而否定這些，起碼不是歷史唯物主義。
其次，林彪地位的上升，同毛主席的賞識和一手提拔分不開的。從井岡山起，林彪就一直在毛主席的賞識和提拔下，不斷高升。一九五九年八月廬山會議，毛澤東解除彭德懷職務後，親自提名林彪為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長，讓他出來主持軍隊工作。一九六六年八月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主席決定把劉少奇拉下馬，周恩來親自要我派飛機把林彪接到北京，由毛主席親自提名，使林彪成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事實上的接班人。「九大」期間，毛主席決定在黨章中明確寫上「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一切，都不是林彪奪權得來的，而是毛主席親自選擇和安排的。
如果所說的「陰謀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活動，是指一九七O年廬山會議期間我們主張設國家主席的意見，這就更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了。這一點，我在前面已經說得很清楚了。現重申如下：
一、沒有任何證據說明林彪本人想當國家主席，相反，林彪幾次說過他本人無意當國家主席。再說當時的國家主席也不是最高權力，毛澤東本人擔任的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才是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事實上，國家主席只不過是一個名譽上的國家元首，劉少奇擔任這個職務多年，還不是被毛澤東說打倒就打倒了。再有，「文革」期間，擔任國家代主席的是董必武，但他當時的排名卻遠遠在林彪的後面。林彪已經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和黨章上法定的接班人，他還有必要冒著和毛澤東對抗的風險，拿著實權支爭一個虛權嗎？
二、不論是從當時看，還是從現在來看，林彪和我們堅持設國家主席的意見起碼不能說是犯罪。法學家張友漁先生早在一九八二年就曾說過：「設國家主席是我國一九五四年憲法規定的重要制度，在十年動亂不正常的情況下，把設國家主席的規定取消了。本來，對國家主席制度來說，對內對外代表國家的國家主席都是不可缺少的。」王德祥先生在《試論我國國家主席制度》一文中也說：「從一九六六年以後，由於十年動亂，國家主席被迫停止了活動，當時擔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同志被迫害而死。一九七五年修改憲法時，正式取消了國家主席的制度，使我國元首制度處於不明確的狀態。粉碎「四人幫」以後，一九七八年《憲法》仍然堅持不設國家主席的決定。這兩部憲法在設置國家主席的問題上的指導思想都是不妥當的，因為它把設國家主席看作是一種人為的結果，這就不能不給我國機構設置帶來消極的影響。」
我想，林彪之所以堅持設國家主席，是希望以這種方式來表明國家秩序已經恢復正常，「文化大革命」的無政府已經結束。他只認為，一個泱泱大國需要設立國家主席職位，不設國家主席則「名不正、言不順」，不像一個正常的國家。堅持設國家主席，即便當時不合毛主席的心意，也只是不同意見之間的爭論，並不違反黨紀國法，何罪之有？到了一九八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憲法》裡，不是又恢復了國家主席的設置，而且一直延續到了現在嗎？這不是充分說明，我們堅持設國家主席的意見是正確的嗎？！
三、就算是林彪想當國家主席，通過正當的競爭、競選來爭取，這也應該是一個黨員、一個公民的正當權利，絕不是什麼犯罪行為。自建國以來，有哪一部法律法規，或者我們黨的哪一部黨章，曾經規定過想當國家主席就是犯罪，就是違反黨章？所以說，不論是當時還是現在，把想當國家主席作為一種「罪行」，都是站不住腳的。
另外，如果說的「陰謀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這件事，是指林彪「謀害毛澤東」和「另立中央」，那麼就請拿出有力的證據來。從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以來，我十分希望看到，但是一直沒有看到過有直接的或者是有說服力的證據，說明林彪直接策劃了「政變」和「謀害毛主席」的行動。如果有這樣的證據，（我不是說林立果、周宇馳他們的活動的證據，而是指直接證實林彪個人直接指揮和策劃的證據），為什麼一直不讓我們看到？直到今天，林彪是不是直接策劃和指揮了這樣一個「政變」，在我心裡一直是一個迷。
至於我自己，就更是既沒有參與也絲毫不知道這一個所謂的「政變」。這一點，我在前面已經說得很多，不需要再在這裡多說了。當年的確有人想將這個「罪名」扣在我們的頭上，但查來查去也沒查出什麼確切的證據，最後只好放棄了這個企圖。在審判即將結束時，《人民日報》曾經簡要刊登過我的辯護律師的發言。他已經明確說明：「吳法憲和林立果的反革命政變以及謀害毛主席沒有直接關係。」如果律師的話不屬實，如果當時沒有經過中央的認可，是不會登在《人民日報》上的。另外，在當時參加審判工作的總政部的圖門，也談到：「黃、吳、李、邱參與或知道『571』工程紀要，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和謀害毛主席的罪證沒有查到。」（見《超級審判》一書。編者注）
說到我這個人，不要說去奪取「最高權力」，就是一般的權力，也從來沒有奪過。我在空軍的任職，包括空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空軍政治委員、空軍司令員，以至後來的副總參謀長、軍委辦事組副組長、中央文革碰頭會會議成員，都是黨中央、中央軍委任命的，都有毛澤東簽署的文件，都不是我奪來的。至於中央政治局委員，那是「九大」全體代表按照程序選出來的，也不是我奪來的。
其實，說到奪權，在「文化大革命」中，只有毛主席自己或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號召過在全國的奪權。相反，由於林彪、老帥們和我們的反對，在軍隊中，除了一些文藝團體和部隊院校以外，任何軍事機關和部隊都沒有奪過權。我們不僅從來沒有號召過奪權，也從來沒有奪過什麼權。而毛澤東所號召的全面奪權，那是有大量事實和根據的。凡是生活在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全部是毛主席、黨中央批准奪權的。
第三、「判決書」里說我「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那更是無稽之談。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所參加的只有三個組織——中央文革碰頭會議、軍委辦事組和空軍黨委。中央文革碰頭會議和軍委辦事組，那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組織領導的機構，不是我們組織領導的「反革命集團」。在「文革」中，無論是中央文革碰頭會，還是軍委辦事組，都是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領導下工作的。而空軍黨委，更是一直在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領導下進行工作。除此以外，我就再也沒有組織和領導過什麼集團了。
至於林立果的「小艦隊」，我根本就不知道這個組織的存在，自然也就更說不上「組織和領導」了。事實上，在「審判」過程的調查中，他們也從多方面證實了這一點，最後不得不承認「吳法憲和林立果的反革命政變以及謀害毛主席沒有直接關係」。
在同林彪的關係上，我是林彪的老部下，同林彪的個人關係比較密切，這些我都不否認。但我同林彪的關係，主要是工作關係。林彪這個人，生性孤僻，從不拉個人關係，同他見面，除了談工作，沒有別的好談的，他也不會跟你談別的。林彪當時是黨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是寫上了黨章的接班人，是我在工作上的直接領導和上級，黨的組織原則規定下級服從上級。由於我的思想水平，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不可能超越這個框框的。事實上，在我同林彪多年的接觸中，從來沒有聽他說過有關反對毛主席的隻言片語，更不要說是有關「推翻人民民主專政」和「搞政變」這樣的事情。
「九一三事件」之前，中央對我們在廬山會議上的「問題」已經作過了結論。一九七一年四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黃永勝、我、李作鵬、邱會作受到了批判。會議總結時，周恩來代表中央指出：「黃、吳、李、邱在政治上是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組織上是犯了『宗派主義』的錯誤。」此後一直到「九一三事件」，我都是小心翼翼，沒有犯過任何錯誤，而且在把我們打成「反革命」不可，這究竟是為了什麼？
二、關於「誣陷賀龍和羅瑞卿」的問題
我承認，在這個問題上我有錯誤，我一生都將悔恨和反思。
但在這個問題上，我有幾點需要說明：
第一、賀龍的材料是根據成鈞、傅偉作、黃立清和廖冠賢四個人的揭發整理的，不是我個人編造的。
第二、一九六八年八月，黃永勝和我在報告中說羅瑞卿是「罪大惡極的反革命」，當然是錯誤的，不過在此之前的一九六八年三月和四月，中共中央在關於成立浙江、江蘇、寧夏、安徽等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批覆中，已經把羅瑞卿正式說成是「反革命分子了」，所以羅瑞卿的這頂帽子是中央戴上的，並不是黃永勝和我給他戴上的。而且，如果說在「文革」中的報告中或言論中對當時受迫害的領導同志有過類似的不敬語言，就是「反革命罪」的話，難逃「法網」的應該不止是我們幾個，大概是不計其數。
第三、關於賀龍和羅瑞卿遭受迫害的問題，我認為主要的責任在毛澤東，以及林彪、周恩來等人，因為這些問題是他們所決策的，主要的安排也是他們所決定的。這樣的問題，絕不是黃永勝和我這樣的人，甚至也不是林彪和周恩來所能夠決定的。在賀龍和羅瑞卿被打倒以後，兩個專案組基本上都是由周恩來全面負責的，不能只追究我們的問題。
現在不是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嗎，不是說「共產黨人最講認真」嗎，為什麼這裡就不講「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呢？如果一定要用法庭形式來解決黨內鬥爭，那「犯罪」的應該不光是我們幾個，因為在幾十年的黨內殘酷鬥爭過程中，很難找出幾個沒有整過別人的黨內幹部。據我的回憶，由毛澤東、周恩來親自批示、審問、畫過圈的賀龍，羅瑞卿和其他人的專案組的報告，也為數不少。不能說牽連到我們的都是「反革命犯罪」，牽連到毛主席的就都是「失誤」，牽連到周恩來的就都是「違心的」。
在這個問題上，應當是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不管牽涉到誰都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對。我在一本關於這次審判的書里，看到當時領導這次審判的人是這樣講的：「也不能不承認毛主席、周恩來有錯誤，但毛主席和周總理是好人犯錯誤，他們（指被審判的人）是壞人辦壞事！」（見肖恩科，《超級審判》，上冊，218頁。編者注）用這樣的原則來審判我們，對我們還能公平嗎？這樣的規定起碼是好幾個準繩嘛！對同一問題的處理，因人而異、幾個標準，這樣是極不公平，也是不能服人的。
這裡我想說兩句：「文化大革命」中，在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相當一部分領導幹部受迫害的問題上，毛澤東及周恩來應當負主要和直接的責任。毛澤東是決策者，而周恩來是主要執行者。其他的人，不要說是我們幾個人，就是包括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在內，對此都不是說了算的。
三、關於「在空軍誣陷一些領導幹部要『奪權』，批准關押、迫害幹部和群眾一百七十四人，致使南京軍區空軍司令部參謀長顧前和空軍學院副教育長劉善本被迫害致死」的問題
首先，作為當時空軍的主要負責人，我對他們的遭遇負有一定的責任，特別是對顧前和劉善本的死，我更是深感內疚。因為，對那場運動給空軍所帶來的災難，我負領導責任。但像顧前和劉善本這樣具體問題的產生，並不是由於我個人對他們的「誣陷」所致。這個問題，有空軍各級黨委的文件報告擺在那裡，完全可以去查，看看究竟應該由誰來承擔這個主要和直接的責任。在「文化大革命」這場運動中發生的問題，不能由我個人來負全部的責任，特別是負直接的責任。對「判決書」中所說的那一百七十四人，我與他們沒有任何個人恩怨，也沒有利用職權對他們進行過直接的迫害。他們在「文革」中受到迫害，這主要是當時全黨、全國搞運動的結果。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一場大規模群眾運動，當時不僅僅是空軍，全軍各軍、兵種，各大軍區、各野戰軍，都同樣開展了這場運動，都有大批的幹部、群眾受到迫害。據統計，全軍共有八萬人受到迫害，一千一百六十九人被迫害致死。也就是說，即使按照他們的說法，空軍中因我而受到迫害有一百七十四人，那也只占其中的百分之零點二，其餘近百分之九十九點八的責任，七萬九千八百多人受到迫害、一千一百六十九人被迫害致死的責任，又應該由誰來負責呢？每一個有人受到迫害的單位的主要領導，是不是都應該追究刑事責任呢？
我從一些資料上了解到，據不完全的統計，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全國共有七十三萬人遭到誣陷迫害，其中有三萬四千八百人被迫害致死，全國每一個省、市、自治區平均有二萬六千零七十一受到迫害，平均有一千二百四十二人被迫害致死，有些還死得很慘，例如遼寧省的張志新等。這些責任應該由誰來負責，是不是每一個省、市、自治區的第一書記，都應該負刑事責任？如果都要追究刑事責任的話，是不是各級黨委書記和每個單位的負責人都應該受到刑事處罰呢？
說到底，是不是毛澤東、中共中央也應該對批准關押迫害各級幹部承擔刑事責任，對全國受到迫害的七十三萬人和被迫害致死的三萬四千八百人承擔刑事責任，而且是主要的責任呢？
據我所知，包括「延安整風」在內的歷次政治運動都整死過人。比如說「反右鬥爭」，死的人就不少，而且很多人死得還很慘，都是罪不當死的。再比如，對我們「林彪集團」的審查過程中，被整的軍以上幹部就有八百多人，一些人還被整死了。像我們空軍的副司令員曾國華中將，大渡河的十七勇士之一，就在這次的「學習班」里被整死了。曾國華究竟有什麼問題，直到現在我也沒有看到一個讓人信服的解釋。對這些人的挨整和曾國華等人的死，是不是也應該追究一下有些人的刑事責任呢？
至於說到對空軍的劉震、成鈞等人處理，我在前面的「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一節已經很清楚地說過了，說他們奪權並不是我所說的，而是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秘書長葉劍說向林彪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匯報情況時說的，而後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由劉少奇定案的。中央軍委常委會議上，包括賀龍在內的幾位老帥都對這一定案表示了贊同。我說的這些情況，都有案可查，並非是我一個人說了算的事。
以上我所說的這些話，絕不是想要為自己推卸責任，如果是我的責任也不可能推卸得掉。我只是想說：在「文化大革命」打擊迫害幹部的這個問題上，從毛主席，黨中央到下面的基層領導，在文化大革命打擊迫害幹部的問題上都有錯誤，大家都應當承擔責任，接受教訓，該誰負責就應該由誰來負責，不能只是把我們幾個人推出來做替罪羊了事。
四、關於「把空軍的一切指揮權、調動權交給了林立果，使林立果得以組成林彪反革命集團謀害毛澤東主席，生動武裝政變的基本力量『聯合艦隊』」的問題
關於林立果在空軍「可以指揮一切，調動一切」，這個話的確是出自我的口，是我同王飛、林立果私下裡講的。這個話是不妥當的，是錯誤的。我當時說這個話的意圖，主要是為了討好林彪。然而說了以後，又感到很後悔，想公開收回又怕得罪林彪，以至被林立果、周宇馳等人利用來興風作浪，我負有失職的責任。不過這話我從來沒有在公開場合講過，更沒在在任何文件上出現過類似的文字。而且我後來意識到有了問題後，確實叫人不要宣傳，也採取了一些措施來消除影響。
可話又說回來，是不是說了這個話就等於真的把空軍的一切指揮權、調動權都交給了林立果？當然不是。事實上，關於空軍的領導權、調動權，我從來沒有交給過林立果，林立果在空軍里也沒有一分鐘是可以指揮一切、調動一切的。凡是懂得我們黨基本常識的人都知道，不要說我這個空軍司令，就是林彪要調動和指揮空軍，也要經過毛澤東的批准。除了毛澤東本人以外，誰都不能夠在空軍中指揮一切、調動一切。
如果林立果真的能在空軍指揮一切、調動一切，那他為什麼只是指揮、調動了「小艦隊」的幾個人，而沒有能調動、指揮空軍任何一個軍、師、團的部隊來搞他們的那一套呢？這一事實充分說明，林立果在空軍是不能夠指揮一切、調動一切的。
所以，這個話我雖然在私下裡說過，但是空軍的領導權和指揮、調動權，我從來也沒有交給過林立果。事實上，也根本不存在這樣的問題。在部隊工作過，特別是在空軍工作過的人，都應當知道這個常識。說我在這件事情上犯了錯誤，說了不該說的話，是符合實際的；但利用這個問題來大做文章，甚至據此來給我判刑，不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從法律上講也是站不住腳的。
從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到現在，已經二十多年了。我親眼看到了我們國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隨之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通過比較，我認為這才應該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我從內心裡擁護我們黨改革開放的根本國策。
十年動亂轉眼之間早已成為歷史，成為了人們所關注的歷史學術問題。由於這一段歷史過於敏感，因而對這一段歷史資料進行了極為嚴格的控制，用所謂「宜粗不宜細」的原則來進行簡單的處理。這樣一來，這一段歷史，按照有些人的說法，象是一團迷一樣。我感覺到，當時的一些問題，並不是本身不清楚，而是出於利害關係和實際需要，不想說清楚，或者不允許別人說清楚。
我完全同意由後人或歷史學家來為「文革」作結論的說法。因為，由於有當事人的個人利害衝突，就很容易造成粉飾或掩飾一些事實的真相。我看到過很多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的描述，是相當失真的。有的人甚至把毛主席和林彪兩人的單獨的談話，描寫得象章回小說一樣。我感到好笑，當時有誰在場？
「文革」這一段歷史的重要當事人和見證人，現在已經不多了，所以我感到有必要把我所親身經歷的這些事情，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說一說。我說的這些是不是事實，自有大量的文件檔案可以佐證，有朝一日這些檔案材料公布的時候，大家完全可以拿來加以對照和檢驗。至於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以及我們這些人的功過，就讓後人去評說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