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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啟六年的建魏忠賢生祠造"神"運動

—天啟六年的「太監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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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臣奏疏中,大明王朝的一切功績都跟魏公公有關:紫禁城三大殿得以重修,是因為他積極籌劃;遼東戰場「寧遠大捷」,是因為他指揮有方;山東驚現祥瑞麒麟,是因為他品德高尚;京師中府草場火災之所以能被撲滅,是因為他親自參與了救火;東廠在京城抓住個嫖客自稱後金奸細,是因為魏公公火眼金睛…… 總之一句話:「沒有魏公公我們就不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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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啟六年(1626年)下半年始,大明帝國各地忽然冒出很多巍峨壯麗的祠堂,裡面供奉的是一個「冕服旒冠」的帝王形象——沒見過的同志可以參考歷史課本上的秦始皇插圖。

塑像多用沉香或檀木等名貴木材,眼耳口鼻手足栩栩如生,身體內部用金玉珠寶填充,頭頂髮髻鑿一洞,用於插戴四季花朵。

這尊英明神武,宛如聖王的塑像既不是天子,也不是聖賢,而是個太監——魏忠賢。

中國人敬奉先人,往往建祠廟加以奉祀,但把太監當先人供奉的肯定沒有。因為,不管是理論還是實踐上,太監是無法成為「祖先」的。

此外,祠堂通常奉祀逝者,極少有為活人建「生祠」的。魏公公時年58歲,身體一直很好,年輕時「喜馳馬,能右手執弓,左手控弦,射多奇中」,當時被人奉為「九千九百歲」。在世即入「紀念堂」,魏公公是太監第一人。

崇拜鬼神,崇拜偉人,崇拜英雄,甚至崇拜性都好理解,但崇拜太監就實在讓人費解了。

「你老母辛苦把你養大了,你跑去當太監,就是不孝;不尊重老佛爺,就是不忠。你這不忠不孝的死人妖,坐在這裡幹什麼?」

周星馳在《九品芝麻官》中痛罵「李公公」可謂酣暢淋漓,充分體現了廣大人民群眾對「死太監,陰陽人,爛屁股」的鄙夷。

不是周星馳惡搞,在以「仁孝治天下」的封建社會,太監是註定被人鄙夷的,連死後都不能葬入家族墓地,更別說建「生祠」受人膜拜了。

最讓人難以想像的是,發起這場狂熱的太監崇拜運動,並前赴後繼的主力軍,竟然是明朝的「士大夫」階層——以名節與道德自居的精英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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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啟六年六月,浙江巡撫潘汝楨給朝廷上了一封奏疏,稱讚魏忠賢「心勤體國,念切恤民」,減免了宦官吃拿卡要的「茶果」「鋪墊」等費用,江南機戶感恩戴德,一致要求給魏公公建祠。

既然是「群眾一致要求」,天子當然順應民意。明熹宗批示:「宜從眾請,用建生祠,著於地方營造,以垂不朽。」

由於明熹宗常年忙於木匠活不理朝政,這批示極可能是魏忠賢自己批示的,而且批的時候應該很開心——相當於「省長」的從二品大員竟如此討好自己。

很快,杭州西湖邊上就建起了全國第一座魏忠賢生祠,選的地方煞費苦心——就在岳王廟附近,暗示魏公公的歷史地位堪比精忠報國「岳武穆」。

潘汝楨的成功立即引起了各地官員的效仿,並迅速掀起一股「表忠心、建生祠」的政治競賽,《明史》稱:「自是,諸方效尤,幾遍天下。」

大家首先比速度,唯恐落人之後。第一個緊跟形勢的是南京孝陵衛指揮李之才,直接把生祠建在朱元璋皇陵之側,這對於一生致力於嚴禁太監干政的朱元璋來說,更像是嘲弄和高級黑。

然後,各地督撫都開足馬力,從蘇州虎丘、山西五台山、北京盧溝橋山東蓬萊閣到京城內宣武門、崇文門……大江南北,名勝地標,不到兩年時間,全國魏公公的生祠就達40座。

其次,大家比數量和規模,比誰建得多建得好。薊遼總督閻鳴泰在自己轄區內就建了7座,拔得頭籌。開封為建生祠不惜毀壞民房兩千餘間,建制比擬皇宮。江南、浙江兩地建生祠,就花去了27萬兩白銀。

然後,大家比誰唱讚歌的調門高,「一切榮譽歸魏公公」成了天啟末年的主旋律。

不少大臣在奏疏中把魏公公當成皇帝稱頌,稱以「堯天帝德,至聖至神」。薊遼總督閻鳴泰稱頌魏忠賢「民心依歸,即天心向順」。內閣首輔黃立極等人在起草聖旨提及魏忠賢時,也只寫「朕與廠臣」,不敢提及魏忠賢的名諱。

在群臣奏疏中,大明王朝的一切功績都跟魏公公有關:紫禁城三大殿得以重修,是因為他積極籌劃;遼東戰場「寧遠大捷」,是因為他指揮有方;山東驚現祥瑞麒麟,是因為他品德高尚;京師中府草場火災之所以能被撲滅,是因為他親自參與了救火;東廠在京城抓住個嫖客自稱後金奸細,是因為魏公公火眼金睛……

總之一句話:「沒有魏公公我們就不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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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造"神"運動在天啟七年達到高潮。經常參加表揚大會的人都知道,越到後面發言越難,不登峰造極,很難引起領導注意。

天啟七年五月,大明最高學府國子監監生陸萬齡提出一個曠古絕倫的建議:「請建魏忠賢生祠於太學旁,祀禮如孔子。」

理由是,魏忠賢編撰的《三朝要典》堪比孔子作《春秋》,魏忠賢消滅東林黨如同孔子誅殺少正卯,應當在國子監旁邊建生祠,以魏忠賢配祀孔子。

講究人倫天理的儒生竟然要把一個太監與至聖先師孔子並列,在任何朝代都無疑於欺師滅祖,斯文敗類了。

但陸萬齡「賭」對了,朝廷批准了——當然,極可能又是魏忠賢自己批准的。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也是令人恐懼的,最後竟出現了「天潢貴胄」藩王也對魏忠賢頂禮膜拜的曠世奇景。

封於武昌的楚王朱華煃,於天啟七年八月,在高觀山(今蛇山)建魏忠賢生祠,堂堂大明皇族也加入了這場對魏忠賢「表忠心」的競賽。《明史》編撰者都不禁感嘆:「以籓王之尊,戚畹之貴,亦獻諂希恩,祝厘恐後。」

最後到天啟七年秋天,魏忠賢的「靠山」明熹宗已病入膏肓時,江西巡撫楊邦憲還在南昌大建生祠。當他的奏疏抵達北京時,明熹宗已經駕崩,即位的崇禎皇帝看了又氣又好笑,估計心裡在想:「這貨簡直是送上門的閹黨啊……」

後來結果大家都知道了,天啟七年十一月,魏公公被逼自殺,黨羽鳥獸散,所有生祠灰飛煙滅,建祠官員多被崇禎列入「閹黨」。

04

「宗室若楚王華煃、中書硃慎鑒,勛戚若豐城侯李永祚,廷臣若尚書邵輔忠、李養德、曹思誠,總督張我續及孫國楨、張翌明、郭允厚、楊維和、李時馨、汪若極、何廷樞、楊維新、陳維新、陳歡翼、郭如暗、郭希禹、徐溶輩」……

這是《明史》列出的一份對魏忠賢「佞詞累牘,不顧羞恥」的名單,從藩王、內閣首輔、中央各部部長、地方封疆大吏到州府官員,可以列出近300人。

他們大多是三品及以上的高級官員,普遍為進士出身,可以說是千挑萬選出來的社會精英——明代科舉三年一次,全國取進士僅三百多人。

受宋明理學影響,明代是一個士人視「名節」重於性命的時代,綱常倫理高於一切,文官集團往往以「衛道士」自居,用道德橫掃一切。萬曆五年,權傾朝野的張居正僅僅因為沒回家丁憂守孝,就被進士鄒元標罵為「豬狗禽獸」。

有明一代,士氣之盛,死節之多也是歷代罕見的。為了維護心中的真理,不惜捨身以諍的「海瑞式」人物層出不窮,懟天懟地懟皇帝。官員,尤其是朝廷高官一旦被彈劾,不論是否被冤枉,往往立即主動辭職,以示決不模楞兩可的態度,不然就沒臉見人。

那麼,在如此講道德、重名節的明代,大批文官為什麼不顧禮義廉恥,甘願拜倒在一個「文盲+流氓」的太監腳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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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權之下,道德不堪一擊。

大家膜拜和畏懼的實際不是魏公公,而是他依附的皇權,或者說他代天啟皇帝行使的皇權。

天啟三年(1623)十二月魏忠賢總督東廠,掌握了大明最黑暗的國家機器,身懷利器,殺心自起,大搞「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治恐怖。《明史》記載:「民間偶語,或觸忠賢,輒被擒僇,甚至剝皮、刲舌,所殺不可勝數,道路以目。」

建生祠成了一個檢驗對魏公公忠誠不忠誠,老實不老實的「試金石」。誰敢不表態,甚至表態晚了有風險,御史劉之待因為上建祠奏摺晚了一日,就罷官消籍。

遵化兵備副使耿如杞——萬曆四十四年的進士,也許出於讀書人最後的一點節氣,不願給魏忠賢的塑像下跪,想鞠躬「過關」,立即被投入詔獄並判死刑。後崇禎上台,耿如杞才僥倖死裡逃生。

但是,鎮撫司監獄噩夢般的經歷已經徹底擊垮了這位讀書人,崇禎讓他官復原職,他卻上疏要求辭職回家:「臣自入鎮撫司,五毒並施,縛赴市曹者,日有聞矣。幸皇上赦臣以不死,驚魂粗定,乞放臣還家養疾。」

楊漣、左光鬥等「東林六君子」以身殉道的精神雖令萬世景仰,但對於大多數官員而言,既然皇帝都不把社稷當回事,與其做一個「愚忠者」,不如做一個「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天啟六年十月,連被後世視為「民族英雄」的袁崇煥都上疏吹捧魏公公「功在社稷,海內之共見共聞」,並將其功績推到了前無古人的地步「浞古內臣誰有出其右者!」

天啟七年四月,袁崇煥再次與薊遼總督閻鳴泰聯名上疏,請求在寧遠前線為魏公公建生祠,賜名「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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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士人所謂的「名節」已經成為一種政治資本與黨爭手段,官員要麼以「諍諫」為名訕君賣直,語不驚人死不休;要麼揮舞著「道德」的大棒互相攻訐,以道德完人的標準要求別人。

黃仁宇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用道德代替法制的弊端,在明朝達到了極致。

大道廢,有仁義。不僅是社會精英,明末社會的潰敗與墮落,享樂與奢靡,在《金瓶梅》中有生動而寫實的描述。

一個最講道德的時代,往往也是最道德淪喪的時代。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遊歷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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