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親一生歷盡艱辛，就是為了這些吧。他堅毅果敢，家國是心頭首要的責任。記得小學三年級一天的晚飯後，他把我們兄妹三人叫到跟前，讓我們都在他對面坐下來，然後喝了一口濃茶，嗽了一下嗓子說：「你們也不小了，有一件事應該讓你們知道，今天和你們說吧。」
我們都緊張起來，父親從未和我們如此鄭重地談過話。
他說，他曾經兩次和死神擦肩而過。有一次飛行中突然遇到狂風和氣流，飛機就像一片小樹葉，被狂風裹挾著以最快的速度向一座雪山山峰撞去，眼看著峭壁瞬間衝到了眼前，他嚇得頭皮發炸雙眼暴突，拼死命拉操縱杆，滿載抗日物資的飛機咆哮嘶吼著終於升高，逃過了這一劫。
還有一次，那天怎麼就發起高燒來了？42度多，渾身滾燙視力模糊，頭暈眼花走路踉蹌，怎麼能夠值班去飛行呢？本來，父親他們是絕不能請假的，因每一次飛行都有可能是此生的最後一次絕飛，誰該來代替你呢？但是一位年輕的美國飛行報務員站了出來，代替父親值班。也就是在那天傍晚傳來噩耗，那架滿載抗日物資的C-47運輸機失事，在茫茫雪山中消失，後來知道，三位美國飛行員全部遇難……
父親說，如果那天不是他發高燒，這個世界上就沒有他，也就沒有我們了……
「為什麼是美國飛行員？你為什麼和美國人一起飛行？在哪兒飛？那是什麼地方？」我不甘心地問。那是個仇恨美帝國主義的時代，我根本不相信美國鬼子會幫助中華民族抗日。父親愣了一會兒，欲言又止，嘆了口氣，不再說這件事。
他又說，1949年11月9日，自己從香港參加了兩航起義，他和35位飛行員一起，滿懷赤子之心，駕駛著12架飛機冒著生命危險回到了大陸。這12架飛機，和後來由兩航人員修復的國民黨遺留在大陸的16架飛機，構成了新中國民航初期的機群主體。在他們之後，四千多位兩航職工全部起義，回到了大陸。「你們媽媽抱著萬城（在香港出生的哥哥）後來坐輪船回來，好險啊，下船後才發現，行李被偷走了一大半！那些很多都是金銀細軟呀！」。
父親還告訴我們，就這樣，他還是把家中的全部存款都捐了。
「存款都捐了？捐給哪兒了？」哥哥問。
「1951年，國家號召為抗美援朝捐獻飛機大炮，我都沒和你們媽媽商量，就把全部存款捐給了國家。」
1951年6月1日，抗美援朝總會發出《關於推行愛國公約捐獻飛機大炮，和優待烈軍屬的號召》後，到1951年12月27日結束捐款，全國人民已經捐了47280億元（舊幣），可購買戰鬥機3152架。
母親說，當時在報紙的一個小角刊登過父親捐款的消息和數額，可惜這報紙已找不到了。
兩航起義人員抵達天津，第一排右三是我父親
父親的兩次死裡逃生，似乎和我們很遠，他現在不是還活著嗎。他的捐款好像和我們也沒關係，小小年紀，對錢沒有概念。
單純率真的父親毫不懷疑自己豐厚的工資足夠養活一家五口。他無論如何想不到，多舛的命運已經像一張巨大的黑傘，遮住了陽光和希望。幾年後就削減工資100多元，幾年後又減了一百多元，回國不到十年，不愁衣食的生活已經成為了歷史。
記得一次他下班回家，愁容滿面地對母親說：「我工資又減了，現在一個月……只有109元了。」母親驚愕得瞪大了眼睛，半晌才帶著哭腔說：「我們怎麼活呀……」
後來，幾乎每個月都入不敷出。我經常看到他們愁容滿面地拿著記帳本一點點地算，什麼地方還可以再省一點兒？在香港時家境優越，家中有廚師保姆，哥哥有奶媽。面對現在的狀況，父母不知該如何節省，更不知如何適應北方的生活。母親是穿著旗袍和高跟鞋回來的，她能做畫，能彈琴，說一口流利英文。她既是摩登女郎又是嫻靜淑女。家境優越的她連饅頭都沒見過，以為吃時要剝皮。現在，需要自己生爐子，自己做衣服，還要學會給我們理髮剪髮。每分錢都得算計，都要節省。就這樣仍舊不到月底就捉襟見肘，只能向親戚借錢或變賣東西。但無論怎樣拮据，過年時母親肯定會讓我們穿上新衣服。
二
1960年「自然災害」時患心臟病的弟弟做了心臟大手術，出院後卻無法給他補養身體，不要說肉，已經很多天連蔬菜都吃不上了。母親向鄰居學著，把淘米水留下來沉澱，最後那些底部渾濁的米粉還可以熬出糊糊，給我們吃。後來聽說鼓樓後面有個「黑市」，也就是「地下」農貿市場，因當時沒有個體經濟，任何出售私人產品或物品的行為都是犯罪，賣東西的地方就是「黑」市。母親叫哥哥到那裡去小心找找，希望能買到一點兒蔬菜給弟弟吃。哥哥去了之後，不知運用什麼火眼金睛還真的就買到了一顆小小的白菜，裹在衣服里興高采烈地回來了！
那棵白菜的樣子我記得非常清楚，長度是5、6寸，直徑2寸左右，我們放到鼻子底下深深地聞，好香好香的蔬菜味兒！這棵白菜花了整整1元錢，是全家兩天的生活費。白菜給弟弟吃了，那個白菜根可捨不得扔，我把它養在一個漂亮的小碟里，放在窗台上。它居然又慢慢長出了幾片綠油油的葉子，在陽光下舒展婀娜身姿，為全家帶來了快樂和維生素。
我六歲開始學鋼琴，那個時代的小學生童年都是玩兒過來的，跳皮筋、扔包，歘拐（歘讀chua，三聲，舊時北方小女孩的玩具，是羊的膝蓋骨，只有後腿有），樂此不疲。我卻很像現在的小學生，放學後從沒有時間玩兒，坐在鋼琴前一遍遍地彈奏練習曲，星期天也不得休息，要到少年宮去參加舞蹈組和合唱團的活動。父母還讓哥哥學小提琴，弟弟學長笛。他們希望從小培養我們一些音樂素養，能夠接受豐沛的教育，並嚴格要求我們的品格高貴，豐富，質潔。
但日子卻越來越艱難。1961年的一天晚上，我竟然聽到父母商量著要把鋼琴賣掉，補貼家用。我傷心欲絕，趴在鋼琴上哭了很久。雖然我彈練習曲的時候有時偷看小人書，雖然我心煩的時候彈了五遍就會騙媽媽說彈了十遍，但還是深深地愛上了這能迸發生命熱度的黑白琴鍵。
淚水無法阻止父母的決心，那天，幾個身材高大的工人來搬鋼琴了。我大哭著向父母哀求，我可以不吃糖，不穿新衣服，請你們不要賣掉鋼琴……但是，放鋼琴的地方已經變成了一塊黑色的空淵。我站在那裡，眼神呆滯，很久才清醒過來。
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的巨大悲哀。就這樣，父親也絕不後悔自己當初捐出了全部存款。
鋼琴買的時候1250元，四年後只賣了400元。這鋼琴變成了我們兄妹三人長身體急需的魚肝油和蛋白質。兩年後哥哥考上了北京五中，1965年，我雙百分考上了清華附中。
七歲的我在彈鋼琴
三
初一還沒有讀完，那天就來了。
怎麼會有這樣顛倒黑白的日子？怎麼對國家，對民族危亡用自己生命承擔的父親，被民航革委會定為「特務、間諜」，成了階級敵人？小小的我，怎麼就成了狗崽子？
國人就像被注射了生化毒素，相互之間發起匪夷所思的毆鬥和瘋狂虐殺。清華附中，我班裡四面的牆上貼滿了謾罵的大字報，都是針對我的。
我已不敢待在學校，每日在家躲著。一天，兩個同班女紅衛兵突然雄赳赳來抄家，把所有地方翻了個遍，但凡有點兒蛛絲馬跡我們可能都會沒命。母親嚇壞了，廚房的下水道里是她剛剛扔掉的金項鍊，後院泥土底下是前一天匆匆埋起來的砸爛的黑膠唱片，和她剪碎的旗袍。這倆同學在屋裡屋外翻騰檢查著，只要稍稍注意一下院子裡土壤的顏色，就會發現灰白的干土面兒中有一塊地方顏色發深，但她們沒有發現，悻悻地走了。
父親已被下放到內蒙監視勞動，做英語老師的母親則被學校開除，在街道上掃大街掃廁所。全家都是政治賤民，生命沒有任何意義，不屬於這個世界。每天，牆上的像微笑地看著我們，讓我覺得更加卑賤與孱弱。我們住的那幢樓，鄰居全是部隊幹部家庭，只有後搬來的我們是另類，低頭進出，不敢與任何人打招呼。母親善畫畫，想找個地方去做美術臨時工，掙些錢緩解一下家中困境，居委會王主任皮笑肉不笑地對她說：「老錢，只要我活著一天，你就別想出去工作。呵呵！」
樓下黑洞洞的樓道門就像撒旦的大口，那是我們全家停放自行車的地方。突然一日自行車車帶全都被扎，然後就是連續被扎，最多的一次，一條新帶被扎了三十多個窟窿。記得補帶的師傅鄙夷地上下打量著我：「你這是被人扎的，你什麼出身？」那個眼神深深刺進心臟，刺出眼淚。
所以後來不管多累，每天我們兄妹三人都吭哧吭哧把幾輛自行車統統搬到三樓，推進屋裡。出入樓道的時候則低頭快走，不敢和任何鄰居眼睛對視。
記得是個深秋的日子，萬物肅殺，樹葉凋零。突然一聲巨響，家中的一塊玻璃窗爆碎，幾個硬物破窗而入，裹攜著碎玻璃嘩啦啦差點兒擊中我們的身體！全家驚呼起來，仔細看，硬物是幾塊磚頭，顯然是有人故意扔投的。
我跑到窗框邊側目張望，樓下已經沒有了人影。
我們苦苦猜測，是誰幹的？怎麼辦？還能怎麼辦？千萬別和他們講理，趕緊找一張沒有主席像的報紙，把窗戶糊起來。
沒想到過了幾天，襲擊又一次發生，然後就成了常態！不知何時，不管是在吃飯還是睡覺，突然就是一聲巨響和滿屋橫飛的「子彈」，然後就是我們撕心裂肺的驚恐大叫。怎麼繼續生活？巨大的恐懼裹挾著我們，出門時鄰居們鄙視的目光像是在殺人：「你們他媽還活著幹嘛！」回家後窗戶如獠牙之鬼，隨時都要撲上來把我們撕碎。
父親在內蒙每日交代歷史問題，怎麼也過不了關。掃大街的母親勞累疲憊，回到家中卻無法入睡，精神瀕臨崩潰，還要打起精神安撫驚恐的我們。玻璃窗已經破碎不堪，隨著狂風猙獰地咆哮。又一次襲擊之後，僅剩下的一塊碎玻璃嘩啦啦落了地，我氣得心動過速，血脈噴張，再也不想忍受下去了！
管它什麼出身，什麼崽子，和他們拼命去！三竄兩竄跳到樓下，眼睛充滿血絲，像潑婦一樣插著腰，學著用此生聽到過的最粗俗語言，對著全樓那些深不可測的窗戶破口大罵！那些廁所牆上看到的下流話從嗓子裡連珠炮般噴發出來：「××××××！別以為你們狂，我TM也有人！我知道你們是誰，住哪兒！聽見了嗎？你們等著！再敢扔一次磚頭我就叫來人，看誰還能活著出來！不信你們就試試！××××××！」罵得驚心動魄，穿雲破天！罵畢，仍舊咬緊牙關睜圓眼睛豹立在那兒，怒視黑乎乎窗戶後面的人影，等著磚頭的疾風暴雨向我襲來，然後壯烈躺倒。奇怪，怎麼沒人出來應戰？怎麼是死一般的寂靜？
鬧了半天，他們也吃軟怕硬！我從此知道了謊言的巨大威懾力。只要不要臉，敢說謊，別管多難聽多下流，罵出來就是真理，就有人信！
從此，我家的窗戶再沒被人砸過！
四
當時的清華附中，校長老師被數次批鬥慘打，剃了陰陽頭。紅衛兵在學校大門旁用樹枝搭了一個低矮的狗洞，橫眉豎目呵斥著校長老師們從狗洞裡鑽進鑽出。每個班都揪出反動學生或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黑苗，我們班長曉芬的家庭出身是工人，根紅苗正的紅。但她學習成績優秀當了班長，因此由紅變了黑。
在一次對曉芬的班級批鬥會上，一個不是紅色出身的女生出於表現自己的迫切需要，忽然憤怒地站了起來，堅定地走向曉芬，直盯盯看著她低垂著的面龐，同學們都開始興奮，以為會有一個革命的舉動出現，比如扇一個大嘴巴子，或者乾脆幾個，然後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高舉手臂喊一句口號。沒想到的是，一口濃濃的東西黏糊糊地從她嘴裡噴射出來，準確地落到了曉芬楚楚可人的面頰和柔軟的頭髮上。
大家都差點兒吐了。
後來，我和曉芬，兩個」不齒於人類」的狗崽子惺惺相惜，成了好友。
再後來，那場動亂結束了，父親平反了。飛越駝峰的事跡被人寫成報導文學和小說，兩航起義被拍成電視劇。父親和他的中航央航同事們，被人稱為抗日英雄，中華脊樑。
如今想到這段經歷，常常時空錯亂，覺得歷史和現實交錯出現，混亂不堪。黑白還會顛倒嗎？戰爭又快來了？敵人又蠢蠢欲動了？懵懂無知的孩子們還會想著上戰場獻身，做英雄的炮灰嗎？那個修改了我們基因的魔鬼，還在血管里爬行嗎？
如今的我，已經鬢白。本以為這一頁早就翻過，沒想到它那麼強烈那麼執著地從心底向上冒，讓手指不能停歇，敲擊鍵盤聲音的後面還蘊含著什麼酸楚和感悟，只有親歷者心中明白。
如今的我，經常沉浸在回憶中不能自拔。想起父親說的話：「如果不是那個美國飛行員替我值班，這個世界上就沒有我，也就沒有你了。」我經常深深地自責，父親在世時，我怎麼就沒有想起來問一下那位救命恩人的名字？他還在喜馬拉雅的冰川中熟睡嗎？他們飛機的殘骸還在駝峰山谷中閃閃發光，給後來的飛機當做航標嗎？他叫什麼？有什麼辦法能找到他的名字？
我想，每個清明節都在想，想為他送上一束最大的絕美鮮花，讓無盡的芬芳與感恩擁抱覆蓋著他，然後，在他的墓前長跪不起……
終於在作家劉小童所著《駝峰航線》一書中的最後幾頁，看到了這樣的幾行字描述當年父輩的飛行：「邱吉爾先生說『在人類戰爭史上，還從沒有像現在這樣，那麼多的人的生存，要依賴那麼少的人。』在戰爭年代，中航、印中聯隊，就是這些人和他們那些破爛飛機，使四萬萬中國人民，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堅持到了最後！」
在這本書中的附錄一和二，我終於找到了朝思暮想的犧牲者的名字，先是53位中國名字，然後就是英文名字！我向後翻著，不是幾十人，不是上百人，一共9頁多密密麻麻的生命，我含淚數著，落淚數著，一共1508位英雄！
七十年時光薄如蟬翼，那些鮮活帥氣的年輕生命，穿越時空，倏忽撲面而至。
這些靜穆的偉大名字默默地告訴我：他們是我的父親，我們大家的父親。
不能再顛倒黑白了！他們是勇氣，是責任，是擔當，是我們向和平不懈努力的精神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