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家國情懷」的延續
中國人，特別是其精英，百年來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屈辱，最大的訴求是國家統一、民族興旺。這一訴求高於個人榮辱。所以，一句「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的話，足以使無數男兒熱淚盈眶，下決心委身於新政權、追隨新領袖，其他的都可以放棄和犧牲。這是真誠的、發自內心的。1949年，化學家傅鷹在美國正在猶豫是否回國，讀到解放軍炮擊英國「紫石英號」軍艦的消息，他根據以往經驗，以為仍將以中國政府道歉了結，沒想到新政府對英國態度如此強硬，大受感動，於是決心回國。這種心情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多數知識分子擁護新政權，首先是滿足了外抗強權的要求。即使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仍未擺脫寄希望於「明君」的傳統。革命領導的個人魅力、傳說中的長征英雄事跡，都產生巨大的吸引力，也足以使沒有參加革命的人自卑。另外，新政權開始正處於「其興也勃」的時期，與潰敗前的舊政權成鮮明對比，令人對它能掃蕩舊社會的污泥濁水升起無限希望。在這種形勢下，個人顯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覺間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統並不感到太勉強。
2.二戰後的世界形勢和潮流
當時兩大陣營的對立，非此即彼。選擇留在大陸等於選擇留在一個「陣營」。二戰之後，國際知識界左傾也是一種潮流，因此不少知識分子相信「這邊」代表未來，急於跟上世界潮流，怕為時代所拋棄，作「向隅而泣的可憐蟲」。特別是朝鮮戰爭之後，中國與西方多數國家是敵對的關係。政治上的選擇與意識形態的「站隊」無法分開。思想上有任何個人主義或自由主義傾向，就有「裡通外國」之嫌。國家的敵人與思想的敵人相重合。儘管公開宣布的「政策」有「將思想問題與政治問題區別開來」的說法，在實踐中卻難得分開，稍一不慎就落入政治罪人，人人自危，只能兢兢業業接受「改造」。外部「敵人」的存在被統治者充分利用。所以1962年七千人大會之後，眼看自己在中上層幹部中一貫正確的威信有所動搖，領袖曾布置高級幹部學習柳宗元的《敵誡》。用外敵的威脅轉移對內政缺失的注意力，用以鞏固其權威，是統治者常用的手法，在特定的環境下，對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有效。
3.知識成為原罪
1949年以前受過高等教育者，多半非工農子弟，伴隨著對階級鬥爭理論的認同而來的是無法擺脫的「原罪」感，「階級烙印」有如罪犯的金印。「書香門第」不是榮耀而是恥辱，這是對幾千年傳統的叛逆。即使貧寒出身的子弟一旦受了高等教育，也被認為「變質」。除了少數已是「左派」的知識分子外，多數對「馬列」理論不熟悉，所以許多飽學之士都有一種自卑感，真心誠意願意重新學習，用新的理論來審視自己過去的學問。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開始學俄文，卻很少人學德文，可見實際目標還是學蘇聯而不是馬恩經典。
4.「頌聖文化」的延續和大發揚
如前所述，「頌聖」本來就是傳統文化的一大特點，無論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領袖神化、歌頌太平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氣候條件下推向極致而很少遇到質疑和抵制。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不論受到怎樣的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確對待」，還是「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的延續。後來冤假錯案得以「平反」，則感激涕零，「天王」更加聖明。「文革」之後，還有人發明了「娘打孩子」之說，一切罪責一筆勾銷，就此對絕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災難心安理得地拒絕反思。
以上幾點是最初階段接受「改造」的「自願」因素。以後，一輪緊似一輪的「階級鬥爭」使強制的成分日益增加，但已無退路，衣食住行的厚薄有無，以至婚姻、親情、友誼的自由一切操之於「組織」，想要「歸隱」也無可能。同時又被示以「出路」，只要努力改造，達到「脫胎換骨」，就有希望被接納。這是一種漫長的修煉過程，或可比作經過煉獄達到天堂之路。有人將之比為「溫水煮青蛙」，每次政治運動是一次加溫，但又對不同人群有所選擇，所謂打擊5%，團結大多數，於是人人爭相加入那95%，直到「文革」95%都被「橫掃」。
當然每個人的閱歷與處境不同，思想軌跡各有差異。每一輪的整人運動裹挾一大批人進一步喪失自我，同時另一些開始懷疑、有所覺醒的人數也在增加。「文革」的狂飆使全民陷入瘋狂與愚昧，而混亂失控的局面又無意中提供了某種自由思考的空間，那種達於極致的荒謬反過來喚醒了許多人的理性和良知，心中的「神」一經動搖，人性就從混沌中開始尋找回歸之路。這種情況在部分知青中尤為突出，在無人指導的情況下，「亂讀」了許多「禁書」，無意中大開眼界，吸取了迥異於官方教條的知識營養，成就了新時期脫穎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幹，有的後來進入高等院校，有的散落民間，成為今之頗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
以1979年真理標準的辯論為標誌，打破「兩個凡是」，可以說是一次再啟蒙，對三十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劃時代的意義。長期被壓抑的理性爆發出來，藉此衝破牢籠，封閉的國門再一次打開，中國人與百年前的先輩一樣，又一次「睜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長期視為不可動搖的教條和權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來不能想像的都可以成為現實。是非觀念又回歸常識。幸而長壽的老一代學人，劫後餘生，又煥發新的活力，恢復自信，在學術上仍能有所貢獻。恢復高考初期入學的青年學子有幸得到這一代老先生的親炙，在某種程度上，薪火得以傳續。新時期的第一個十年雖然沒有出現百家爭鳴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躍，在精神上充滿活力，為1949年以來所僅有，湧現出一批好學深思、勇於探索的中青年學子，如果有機會發展下去，有望繼承「五四」的傳統，對在新時期重建新文化有所作為。
但是，這場思想解放與「五四」前後的新文化運動不可相提並論。其致命的弱點在於收放仍在「如來佛手心」。掌權者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務，給予一定的鼓勵，但不打算作徹底的反思和清算，基本體系不容突破，舊勢力的阻力十分頑強，所以在前進中道路迂迴曲折——鎮壓「民主牆」、反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人道主義……知識分子仍然動輒得咎，心有餘悸，沒有安全感。這一輪新的啟蒙仍以「武化」手段結束。以此為分界線，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轉。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號下，實際上恢復了「兩個凡是」，以在位領導的是非為是非。1992年的「南巡講話」，挽回了經濟倒退，而對政治思想卻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是毫不放鬆的思想鉗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義、商業大潮和惡性市場競爭，這兩面夾擊對思想文化起到「逼良為娼」的作用，知識分子進一步犬儒化，文化進一步低俗化。當前，儘管以言獲罪之事仍不斷發生，但比前三十年環境已相對寬鬆，也存在體制外的其他出路，但是自覺地揣摩上意的風氣卻更盛，說一些常識性的真話者竟成異類，或者被譽為特別「勇敢」。頌聖文化又一次抬頭，而且隨著國力的加強愈演愈烈。
再以前面所列「士」的三點傳統來看今之知識分子的主觀世界：
家國情懷、憂國憂民，和對「道」的承載，依然存在於一部分人中間，現在轉化為對嚴重的時弊和改革倒退的憂慮、對普世價值的追求，還有拒絕遺忘，追尋和揭示歷史真相的努力。這些在進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別強烈，同時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主串流媒體以外的報紙、雜誌以及論壇，如雨後春筍，此起彼落，前仆後繼，承載了當代優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網絡對衝破禁錮、活躍思想的作用，構成一道閃閃發光的文化風景線。
但是毋庸諱言，多數青年學子的家國情懷日趨淡薄。其原因是現在個人命運不一定與民族國家緊密聯繫，可以「用腳投票」，而且出路與才能成正比。合則留，不合則去。人才國際流動是大勢所趨，無可非議。同時，正義感與理想也為現實的功利所淹沒。如果說，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為威武所屈，那麼現在有話語權的上層精英多為富貴(名利)所淫，而多數尚未站穩腳跟，忙於為稻粱謀者，則可以說是為貧賤所移。多數人並非良知全泯，但感到無力和無奈，而抗拒則立即失去很多，於是選擇與種種明知非正義的「潛規則」或「明規則」妥協。自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中葉的留學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圖回國進行啟蒙，改變黑暗、落後的現狀；今之留學生則是主要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選擇回國來發展，大多不是改造社會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成為維護現狀的吹鼓手。士林已無共識，即使有，也各人自掃門前雪，形不成道義的壓力。少數有所堅守，進行了抗爭的，受到迫害時往往孤立無援。有識者所憂慮的社會危機都是長遠之事，至少目前還能在歌舞昇平中苟安於一時，何苦自尋煩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