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為了簽訂蘇南兩國的同盟條約，吉拉斯再次來到了莫斯科。史達林依然不能諒解他，很長時間裡，與他不交一言。直到有一天，在史達林的別墅里，等到氣氛開始活躍起來的時候，史達林才覺得可以結束與吉拉斯的「爭執」了。他倒了一杯白酒，半開玩笑地建議吉拉斯為紅軍乾杯，而吉拉斯則錯會了他的意圖，建議為史達林乾杯。史達林笑著用考驗的眼光看著吉拉斯說：「不必，不必，還是為紅軍乾杯！為什麼？您難道不願意為紅軍乾杯嗎？」吉拉斯喝了酒。史達林這才問他在南斯拉夫「出了些什麼事」，就在吉拉斯解釋的過程中，史達林打斷了他：「是的。您讀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嗎？您看到人的靈魂和心理狀態是多麼複雜嗎？您想一想，一個從史達林格勒打到貝爾格勒，在荒無人煙的土地上打仗，看到多少戰友和最好的朋友犧牲的人——這樣的人對周圍事態怎麼會是正常的呢？在如此可怕的戰爭之後，他和婦女玩一玩有什麼可怕的呢？你們把紅軍理想化了，然而它不是理想化的軍隊，就是紅軍里沒有那些刑事犯的話(這些刑事犯是我們讓他們參軍的)，紅軍也不會是理想化的軍隊。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一個少校飛行員戲弄了一個女人，出來一位工程師，這位騎士要保護這位女人。少校拿起了手槍，喊著說：『你這個後方的老鼠！』就一槍把這位騎士——工程師打死了。少校被判了死刑。此事交到我這裡，引起了我的注意。在戰時我作為最高統帥有權過問這類事情，我釋放了少校，把他派到前線去作戰。他現在是一位英雄。必須懂得戰士的心情。是的，紅軍不是理想化的軍隊。但重要的是，它應該打擊德軍，而且打得很好，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同前，第85～86頁)
1945年3月，史達林也曾對捷克斯洛伐克的訪蘇代表團講過類似的話：「大家都在讚揚我們紅軍，是的，它應該得到這樣的讚揚。但是我希望我們的客人將來不會對紅軍感到失望。問題在於，紅軍現在有將近1200萬人。這些人遠遠不是天使。戰爭已經使得這些人的心腸變硬了。他們中許多人已經在戰鬥中跋涉了2000公里，從史達林格勒到捷克斯洛伐克的中部。他們一路上見到了太多的讓他們悲傷的事情，見到了太多的暴行。因此，如果我們的人在你們的國家行為不當，不要感到奇怪。我們知道，有些沒有什麼頭腦計程車兵的行為是丟人的，他們糾纏並侮辱姑娘和婦女。讓我們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朋友現在就知道這一點，這樣他們對紅軍的讚揚就不會變成失望了。」(傑弗里·羅伯茨：《史達林的戰爭》，第363頁)史達林的解釋看上去似乎合情合理，但其實是非常不負責任的，甚至隱隱然流露出故意縱容紅軍的隱秘心理。紅軍固然不是天使，但也不是魔鬼。既然知道他們的「心腸變硬了」，那就要通過耐心的說服工作和有效的紀律制約，來規範他們的行為，使他們不喪失高貴的人性，不喪失革命軍人的教養和無產階級解放者的榮譽感，不辜負那些被解放的「階級兄弟」的期待和「讚揚」，不要讓那些尊敬他們的人「失望」。蘇軍如此大規模地搶劫和強姦，史達林明明知道，卻利口捷給，巧言曲辯。
三
如同在歐洲的蘇軍一樣，1945年8月進入中國的蘇聯軍隊，也同樣搶劫、強姦，給中國的國家利益造成了極大的損害，給中國東北地區的居民和婦女帶來了極為嚴重的傷害。
抗戰勝利後，劉順元先被東北局分配到遼東省委任副書記。不久，因為需要加強蘇軍管制的旅大地區的工作，又被派到旅大地委去任副書記、第二書記兼關東行政公署副主席。在從安東到旅大的火車上，他看到原來是雙軌的南滿鐵路，正在被拆去一邊。一列列滿載著鐵軌、機器和其他物資的火車，呼嘯著向北駛去。原來蘇聯人正拼命地在東北拆鐵路、拆工廠。「在火車上，劉順元還看到一種極不順眼的現象：車廂里的蘇聯士兵，看到比較年輕的中國婦女，便吹起口哨，嬉皮笑臉地高喊：『哈羅索！』有時還奔過去，把中國婦女抱在懷裡，在身上亂捏亂摸。劉順元忍不住罵了出來：『這是什麼紅軍？是混蛋！』……劉順元不久便了解到：1945年8月22日，進入中國東北的蘇聯紅軍空降旅大，當地曾經出現萬人空巷歡迎蘇軍的熱烈場面。但是群眾的歡樂情緒很快就發生了變化。因為一些蘇聯士兵，看到年輕的中國婦女，便要動手動腳，甚至在公共場所進行猥褻活動。蘇軍士兵強姦中國婦女、劫奪中國居民財物的事不斷發生，使旅大的老百姓逐漸另眼相看；蘇軍大批拆走工廠的精密機器，連碼頭上的百噸塔吊也不放過，也引起旅大人民的反感。……劉順元善意地向蘇軍司令部反映過蘇軍的紀律問題。蘇軍司令部也像模像樣地進行過一些整頓。但是這批蘇軍的某些惡習並未因這種整頓而根本改變。」(丁群：《黨內抵制蘇聯大國主義第一人》，《百年潮》1999年第9期)
1949年7月，劉少奇率團訪問蘇聯。在一次「輕鬆的探討」中，高崗「簡單介紹了蘇軍在我東北的劣跡」。這次，史達林沒有像對南斯拉夫的吉拉斯那樣發火，而是表示了「歉意」。師哲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說：「作為事後諸葛亮，我認為我們當時太傻了。蘇軍在東北對我國人民(尤其是婦女)造成很大傷害，東北所有工廠的機器設備幾乎全部運到蘇聯去了，還趕走大量牛羊等牲畜。史達林既承認蘇軍的劣跡並道了歉，如果我們趁勢索賠，是完全辦得到的，然而根本沒有提索賠問題。我們總是以中國人的鄰里關係想問題，認為他應該主動給我們，殊不知人家到手的都是自己的民族利益，豈能拱手讓人？！以致到了赫魯雪夫時期，我們反而『償還』了許多冤枉債！」(師哲：《我的一生——師哲自述》，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307頁)
蘇軍進入東北的70多年後，作家龍應台專程到東北，採訪了那些知情者，給人們提供了一些蘇軍強姦中國婦女暴行的細節：「那一年冬天，二十一歲的台北人許長卿到瀋陽火車站送別朋友，一轉身就看到了這一幕：瀋陽車站前一個很大的廣場，和我們現在的(台北)總統府前面的廣場差不多。我要回去時，看見廣場上有一個婦女，手牽兩個孩子，背上再背一個，還有一個比較大的，拿一件草蓆，共五個人。有七八個蘇聯兵把他們圍起來，不顧眾目睽睽之下，先將母親強暴，然後再對小孩施暴。那婦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來，正在嚎啕大哭。蘇聯兵把他們欺負完後，叫他們躺整齊，用機關槍掃射打死他們。……許長卿所碰見的，很可能是當時在東北的日本婦孺的遭遇，但是中國人自己，同樣生活在恐懼中。一九四五年的冬天，于衡也在長春，他看見的是，『凡是蘇軍所到之處，婦女被強姦，東西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燒毀』，不論是中國還是日本的婦女，都把頭髮剪掉，身穿男裝，否則不敢上街。所謂『解放者』，其實是一群恐怖的烏合之眾，但是，人民不敢說，人民還要到廣場上他的紀念碑前，排隊，脫帽，致敬。……你聽說過索忍尼辛(索忍尼辛)這個人嗎？……沒聽過？沒關係，他是一九七○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透過他，這個世界比較清楚地了解了蘇聯勞改營的內幕。可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歲的索忍尼辛是蘇聯紅軍一個炮兵連上尉，跟著部隊進軍攻打德軍控制的東普魯士。紅軍一路對德國平民的暴行，他寫在一首一千四百行的『普魯士之夜』里：小小女孩兒躺在床上，多少人上過她——一個排？一個連？小小女孩突然變成女人，然後女人變成屍體……」(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9年9月，第195～196頁)
總體來看，關於蘇軍強姦和傷害中國女性的記錄，實在是太少了。沒有對知情者的訪談，沒有深入的調查，沒有要可靠的檔案資料，就連龍應台等人所做的這種簡單的採訪和描述，也難得一見。血流了，淚流了，人死了，但是，時間的塵土遮蔽了這可怕的慘象，仿佛一切都不曾發生過。
四
史達林對蘇軍在被占領國家的強姦犯罪行為是知情的。在蘇聯，沒有什麼事情能瞞過史達林。正像他從吉拉斯那裡知道了蘇軍在南斯拉夫的所作所為一樣，他從來自前線的報告中，也清清楚楚地知道了蘇軍正在如何傷害無辜的德國婦女。史達林和貝利亞從一份報告中得知：「『許多德國人說，所有留在東普魯士的婦女都慘遭紅軍士兵強姦。』報告還列舉了許多紅軍士兵輪姦德國婦女的例證——『不滿十八歲的少女和上了年紀的老婦都包括在內。』報告還說：『跟隨第43集團軍的俄羅斯秘密警察人民委員發現，留在斯普雷滕的婦女都不顧一切地想要了結自己的生命。』委員們審問了其中一個名叫艾瑪·科恩的女子，她說：『紅軍在2月3日進入這個城市。他們進入了我們躲藏的地下掩體，用槍指著我和另外兩個女人，命令我們到院子裡去。在那裡，我被十二個士兵輪姦。其他計程車兵也對另外兩個人幹了同樣的事情。第二天晚上，來了三個士兵，2月6日，來了八個，他們對我們施暴並且打了我們。』三天後，這幾個婦女試圖割脈了結自己和孩子們的生命，但顯然她們並不清楚到底應該怎樣做才能達到目的。」(安東尼·比弗：《攻克柏林》，第23頁)顯然，這份報告的提供者希望所匯報的事情能夠引起史達林的重視，期待他作為最高統帥能積極地回應和處置。
然而，儘管有著絕對有效的控制力，但是史達林並沒有制止蘇軍的暴行。蘇聯的沃爾科戈諾夫將軍在他的著作中，尖銳地批評史達林「喪失了最基本的人道素質」：「他根本不知道同情、仁慈為何物，他絲毫不理解什麼叫善良。」(沃爾科戈諾夫：《史達林：勝利與悲劇》，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5月，第431頁)至少，在處置軍人大規模的暴力強姦問題的時候，他確實缺乏對無辜婦女的同情心和仁慈態度。他以默許的方式，放縱自己的軍隊。不僅如此，由於他的許可和縱容，「紅軍對待婦女的方式已變為公然占有，尤其是在史達林允許軍官擁有一名『戰爭妻子』以後，這些年輕的婦女被高級軍官選為情婦，他們通常在司令部做發報員、秘書或醫生——她們戴著貝雷帽而不是船形的大檐帽。」(安東尼·比弗：《攻克柏林》，第23頁)事實上，這不過是另外一種形式的有組織的強姦行為罷了。
史達林甚至不能允許任何人對蘇軍士兵的「強姦」行為進行批評。蘇聯作家愛倫堡在伏龍芝軍校給軍官們授課時，譴責了紅軍在東普魯士的搶劫和破壞行為，並將這歸咎於部隊文化水平的低下。但是，當他唯一一次提到強姦時，卻說「蘇聯士兵無法拒絕德國婦女對他們的敬意」。儘管如此，史達林聽到了關於此事的報告，還是很不高興，認為愛倫堡的思想和言論「在政治上十分有害」(同前，第160～161頁)。
事實上，史達林之所以如此縱容蘇軍大規模的強姦犯罪，與他對女性的態度和意識是有著密切的因果關係的。
史達林自己就不怎麼尊敬女性。即使在小他23歲的妻子娜傑日達·阿里盧耶娃面前，他也經常「說一些難堪的笑話和流露出醜陋的表情，使任何一個有自尊心的女人都難以忍受。他感到這種行為使自己受了侮辱而他卻得到了明顯的滿足，尤其是當著別人的面，在有人來吃午飯或晚宴時。阿里盧耶娃的煩惱自然引起了史達林粗暴的反擊。每當喝醉酒時，他就用一些不堪入耳的下流話罵她。……警衛們都很喜歡她那平易近人的性格。他們經常看見她一個人暗自哭泣。」(亞歷山大·奧爾洛夫：《史達林秘聞》，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第205頁)1931年夏天，她終於忍無可忍，與史達林吵了起來：「你是個虐待狂，你算個什麼人！你折磨自己的妻子和兒子，你折磨所有的人。」(同前，第208頁)在女兒的回憶中，由於史達林的粗暴，娜傑日達·阿里盧耶娃也是「不幸、幻滅和抑鬱的」，「她的生活變得無法忍受」(斯維特拉娜·阿里盧耶娃：《僅僅一年》，外文出版局《編譯參考》編輯部編印，1980年9月，第132頁)。1932年11月，娜傑日達·阿里盧耶娃死於槍殺，射中心臟部位，年僅30歲。
在一個性質特殊的社會裡，元首的意識和人格，會極大地影響全社會的心理和行為。由於缺乏對女性的尊重和同情，史達林漠然地忽視了女性在戰爭狀態下可能面臨的危險，忽視了她們可能受到的傷害，所以，也就沒有制止蘇軍的搶劫和強姦暴行。
今年是人類戰勝法西斯，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七十七周年。歷史已經宣告，取得勝利的同盟國一方代表了正義，最終失敗的軸心國一方代表了邪惡，這是不容顛覆的基本結論。在堅持這個基本結論的前提下，歷史學家對某些戰勝國違背人類文明和尊嚴的醜惡現象，也不能迴避，而應當認真地清理和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