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從性測試內卷，一種最為致命的「社會之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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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看到過一則史料，說清末的時候，清政府開始向海外派大使，但同時還要講「君臣禮儀」，所以國內只要一來人，清朝使臣，就必須到碼頭上去三叩九拜，跪接聖旨。每到了這個時候，碼頭上的那些閒散老外就跟看西洋景一樣圍在那兒看熱鬧，引為笑談。甚至當地的報紙還會畫成漫畫傳揚。滿清的愚昧落後，君權獨大，因此在世界上暴露無遺、淪為笑柄。
當時清朝駐英國的大使名叫郭嵩燾，看到這種現象以後痛心疾首。就給朝廷上表，說老這麼搞實在是太丟臉人，能不能把跪拜大禮以後放到使館內進行呢？反正明尊卑、分君臣的宣誓效果也是一樣的，咱這「大清特色」的習慣，就別在老外們面前公開表演了吧？
郭嵩燾，晚清少見的敢想又敢說的「明白人」。
回答是，不行！
讀史每到這一段，我都懷疑郭嵩燾這人是不是在海外歐風美雨吹的時間長了，連大清官場的一些基本規則都忘了。
「碼頭跪拜」的本質是什麼？它本質上不是郭嵩燾所討論的宣誓儀式。而是一種「服從性測試」，測試的是臣子們的忠誠程度。
而服從性測試既然是「測試」的一種。那麼就像一切考試一樣，受測者之間就會有競爭、就會內卷，「合格」的底線就會隨著內卷的激烈水漲船高——你在大使館裡對著聖旨三叩九拜，固然也算表達了忠誠。那做到這個份上可以嗎？
理論上的確是可以。
但在這個體系內的「局內人」們看來，你的這種跪接，就遠不如到碼頭上早早迎候，聖旨一下船馬上玉山推倒對皇上更加赤誠了。
所以你要應付的其實不是皇上，而是同僚——你不到碼頭上去跪接聖旨，別的大臣、甚至是你的副使可是會上趕著到碼頭上去跪，到時你的處境，可就很尷尬了。
諷刺的是，郭嵩燾本人，後來正是被這種「服從性測試內卷」所幹掉的——
他任駐英公使期間，其副使名叫劉錫鴻，從後來解密的材料看，劉錫鴻這人並不是顢頇愚昧的守舊派，出使英國，人家什麼東西先進、咱什麼東西落後，晚清有什麼積弊急需革除，他跟郭嵩燾在內心深處是所見略同的。
但那又怎樣呢？劉錫鴻作為一個「局內人」，他的首要目標並不是讓大清國的行政效率更為優化，怎樣越來越好，而是要擠掉郭嵩燾，好讓自己取而代之。
那官司打到皇上那裡，擠掉郭嵩燾最好的方法是什麼？當然就是告狀說他對皇上不夠忠誠。我願意到碼頭上去跪，他卻只肯在使館裡跪，他到英國就忘了本，吃裡爬外學洋人，我沒學。所以我比他忠誠！皇上請罷了他，讓我上！
後來這個劉錫鴻，還真就用這種思路「卷」贏了郭嵩燾。他給郭嵩燾開了若干條大罪，都是這個調調。可憐一心謀國的老郭，最後落了一頂「無父無君」「裡通外國」的大帽子，罷職歸鄉、鬱鬱而終。
正如馬克斯韋伯所指出的，一個合格的現代科層行政體系，其發布的行政指令應是高度標準化的——一個指令以什麼樣的力度、什麼樣的規範去完成，都有統一的標準，其達到的效果應是「標準件」，以期行政可以像工廠流水線一樣高效的運作。
但我們看到，像清朝這種前現代政府所發布的服從性測試，最缺失的卻恰恰是這種標準化。由著執行者們在實施力度上不斷互相競爭，加碼、扭曲、內卷，最終導致了政令必然的走形。這就是問題之所在。
話講到這裡，「碼頭跪旨」這齣晚清鬧劇之所以積弊難除的原因，我們也就找到了——問題的難辦之處，恰恰在於它並非一種成文的合法制度，而是一個威權體系下因服從性測試的內卷而產生的「潛規則」。所以即便朝廷向官員們下旨不再讓他們這樣做，很多人也不敢不這樣做——事實上到後來清廷還真下過類似的旨意，要公使們對聖旨「止於使館行禮即可」，可是大多數駐外公使還是「謹守」著「碼頭跪旨」的慣例，一直持續到了清朝滅亡。
為什麼？因為大家都不敢啊！誰知道皇上是真不要這個服從性測試了，還是就跟咱假客氣一下？你不跪了，別人繼續跪咋辦？這豈不是顯得你不忠了？你烏紗帽還要不要了？
而宦海沉浮多年，這些官僚們其實都精緻利己的很——碼頭跪旨，面子丟了那也是大清朝的，與我何干？但不跪，烏紗帽丟了可是我自己兜著，我可不能冒這個險！
2
是的，一個威權系統最難解的病症，就是「服從性測試內卷」——理解了這個關節，你就能看懂很多事情。
比如，在某些機關或國企事業單位工作過的人，應該都有類似的經驗——想在那種體系下改革一些陳腐的潛規則（比如上班坐電梯讓領導先走，開「討論會」發言，大家都不說話，一定要領導定了調以後，各級部門的大小頭頭才會圍繞中心思想、按照級別大小分別拍兩句馬屁），那是非常難的。
甚至這種潛規則能不能掃除，跟領導本人開不開明，是不是真心想掃除積弊都沒什麼關係。
因為這些潛規則從本質上講，就是服從性測試內卷——沒有哪個公司、單位明文規定老闆茶杯里空了，下屬就一定要上去倒水。更沒誰要求領導提了個什麼點子，你就只能叫好、不能提意見。
但這些「小事」上，卻最能測試出你身為下屬對上級有多忠誠與服從，而將來要提拔、給好處的時候，大多數上級還是會優先會用「自己人」的。
所以，參加不參加這場測試，跟不跟同事們內卷？
你自己看著辦。
就像高考一樣，任何一種單向度的測試一旦開始，都會是一個無限內卷的無底洞。怎麼才算合格？那是個相對概念。
給上級的茶杯添水，一秒鐘的反應速度相比十秒的確很快，但相比零點一秒它就太慢了。山外青山樓外樓，馬屁路上爭上游。大家各自加油。
所以，一個單位，往往人數越多，利益分配越以威權為導向，它就越容易產生這種服從性測試內卷，最終因為其所形成的積弊而積重難返。成為「行業殭屍」，最終壽終正寢。
3
將這個道理再推而廣之，你又可以看懂另一些事情。
中國歷史自進入大一統王朝以後，出現了一個很奇特的現象——那就是歷朝歷代總跳不出「治亂循環」的「興亡周期律」。一個王朝建立時生龍活虎，可過個短則幾十年，多則一二百年就百弊叢生，不得不「合久必分」、清零重啟。
這個現象其實也很奇怪的，因為如果把政治當做一門學問，那麼應當也可「熟能生巧」才對啊！一個王朝政權，可以調動全國的財力、人力和精英維護其統治，為什麼就不能通過改革為自己延壽呢？
用「服從性測試內卷」的思路一想，這事兒也就好解釋了——就像晚清改不了「碼頭跪旨」這個看似簡單的積弊一樣，任何一個大一統王朝，因為過於強調利出一孔，也會迅速滋生許多「服從性測試內卷」而產生的積弊，任何試圖擦除這些積弊的改革都是難以奏效的，甚至可能會激發新的「服從性測試內卷」。
舉個例子，比如北宋王安石變法，從目的上講，這場變法是為了挽救冗兵、冗官、冗費的北宋，動機不可為不純正。從路徑上講，王安石喊出了「民不家賦而國用饒」的口號，用心不可謂不良苦。從手段上講，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等等措施，很多甚至閃爍著現代經濟學思想的光輝，理念不可謂不超群。
但結果怎樣呢？至少在客觀上，王安石變法得了個「安石亂天下」的惡名。甚至直到南宋，人們還在說：「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複合者，秦檜之罪也。」
那麼一顆看上去完美的良種，為什麼會結出如此惡果呢？
原因在於，王安石變法本身，在執行過程中也異化成了一場「服從性測試內卷」——
想像一下，你是一個北宋的地方官員，有一天接到了京城裡傳來的邸報，說變法開始了，你會怎麼想呢？哦，王相公要搞新政，我將來的升降榮辱，全要仰仗王相公的提攜，何況我若說變法在我這裡施行不便，別的同僚卻用些手段把事情搞成了，那我豈不是被比下去了嗎？那得了唄！頭頂地我也要把這個KPI完成！不對，要提前、超額完成！
於是各種亂象就在當時叢生了，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我的《那個喜歡「罵人」的蘇軾，為何離我們越來越遠了》一文，那裡面寫了一些當時外放的蘇軾用他的筆記下的地方亂象。
比如青苗法，本來是想讓老百姓在青黃不接的時候自願借官家的錢應急的，可是到了很多地方，因為地方官們要完成「測試」，要內卷，就異化為了強行攤派：你不缺錢我也要強行借給你，而且要提前、加重利息的還！因為本府的縣太爺可不想被州縣的同僚比下去啊！那就再苦一苦百姓吧！
就這樣，那些本來思路巧妙的改革措施，這種「服從性測試內卷」中都異化扭曲為了害民策。王安石變法「天下騷然」的結局，也就註定了。
而細想想，「上面一根針，掉到底下千斤重」這種令人啼笑皆非的現象，又何嘗獨宋代使然呢？
在機械學上，有一種齒輪名叫棘輪，它的特點是只能向著一個方向單向度轉動，而不能迴轉。自秦朝建立大一統制度以來，由於天下「利出一孔」所必然導致的「服從性測試內卷」，導致了任何一個大一統王朝的官僚系統，其實都是某種意義上的棘輪，它們只能朝著越來越唯上、越來越腐朽的方向去運轉。民間的利益被收繳了，就無法被放回，媚上的潛規則形成了就不可被擦除。這就是為什麼古代中國社會只能通過幾十或一二百年一次的治亂循環，來實現「清零重啟」的原因所在。
「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第一個做人俑殉葬的人，要斷子絕孫！——這可能是孔子這輩子發過的最惡毒的一個詛咒。其實孔子這話說的有些疏漏之處，首先他把人俑和人殉這兩種習俗的產生次序搞錯了，他錯誤的以為是「始作俑者」激發了後來人殺人殉葬的惡俗。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他也沒有或者說不敢追問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人們會在殉葬這件事上瘋狂內卷：你用人俑殉葬，我就殺人殉葬，你殺一個人殉葬，我就殺一百個人殉葬。
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恰恰出在孔子所看重的那個「忠孝」——
由於臣子或兒孫都把厚葬君主或父親視作最高的「忠孝」，而「忠孝」能夠在那個社會體系下換取聲望乃至權力，所以人們才會在厚葬上瘋狂攀比，扭曲到孔子這個提倡忠孝的人都看不下去的地步。
服從性測試內卷，它是一種社會的絕症。它一旦發生，就必然扭曲、惡化、癌變，一旦癌變，就必然瘋狂滋長、擴散，無可遏制。任何呼籲和禁止，其實都無法醫治這種社會之癌。唯一的解法，可能只有讓我們「走出中世紀」，以徹底戒斷那種產生它的致癌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