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插隊的那個村子，是晉中平川腹地上的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和文化內涵的大村，四五百戶，兩千四五百口人，又地處祁縣、汶水、清徐三縣交界，東南五六十里是渾厚的太行余脈；西北四五十里是峻峭的呂梁邊山，汾河從村西自西北緩緩地向東南淌過。村子舊日人口流動大，經濟活動也頻繁，一年有兩個廟會，陰曆七月七和十一月初二，這兩個日子是村子裡盛大的節日，這會不僅左右祁縣村里人要來，汶水和清徐縣的村子裡的農人也要趕來，那就是個全村的集市，小到針頭錢腦，大到騾馬牛驢，鄉下人屋裡用的，地里用的，男人用的，女人用的，集市上都能找到，除了貿易交流，會上還要請戲班子唱大戲，請來的班子，多是省里和專區的，不少山西邦子的名角都要來的，要是遇上好年景，那大戲是要唱幾天的，欠收入的年景也得唱上三幾場。
有這種自然和人文環境的滋養，村子裡自然會生出些社會之精英，新、舊社會都有，該是金子就是埋進土裡，遇上個翻動，一定發光。村子舊時就出過不少名人，有文化名人也有進天津、北京開賣場的坐商，還有跑過口外的游商。又由於抗戰時期這裡是游擊區，鬼子、二戰區、八路軍都來過，村公所里的掌門人多是紅白兩道都能應酬的能人，明里打點二戰區，暗裡又為八路軍籌糧、送信，村子裡的老百姓也就與人為善者多。就是共產黨建政後，搞的各次運動中，平和多於鬥爭，不論是從城裡攆回來的右派，還是本村自產的「四類」遇上運動鬥起來，也頂多是個口誅，絕少動其體膚，最多掃兩日街衢也就過去了。
我們進村之前，村里也曾經游鬥過前縣委書記，台上喊過陣子「打倒」之類的口號後，下了台，村民們爭著拉書記去家裡吃飯，好酒好菜地款待，都是平時他們自家年節都捨不得吃的貨色。要說書記本人究竟給過村里人啥好處？還真沒幾人能說清楚，要不是鬥爭會，他們中的大多數見都沒見過這父母官。那又憑啥這好生招呼？是因為他們自古就見不得受難的人。我在村子裡的那些年就見過，有討飯的不管進了誰家的大門道，都沒空著碗出來的。就是那會兒，遇上荒年村民也不富裕，可人家討到你門上，好歹也得給人家弄一口，因為誰都曉得，討飯人的日子比咱村里人更難。
我們那個知青點是1968年冬天才有的。這青年點還真和這村子及村里人有緣，都是良善之輩。知青點三十個人，十男二十女，卻來自北京不同區縣的七所中學。沒有團伙，也沒有權威，誰比誰不高出半頭，也誰比誰矮不出寸分。因此，各行其事，每個人的個性在此地能夠儘可能地張揚，我不管你，你也休想指使我。這種生態環境與村子裡的人文環境相對一致，只要與人為善，不算計人，不禍害莊稼，不管你勞作不勞作，是不是在家睡大覺，或者亂串知青點，都不會有人收拾你，批鬥你，把你打成另類，也只是不給你計那值不了仨瓜倆棗的工分便擺了。這自由、寬鬆的日子對我們後來選擇各自的生活方式，以及後來的自我心境成長有著相當積極作用。
因此，插隊那些年，我自然不是個安分的知青，我不喜歡總在一個地方貓著，總過一成不變的日子，我喜歡新鮮的環境，新鮮的人際，新鮮的世面，為此有出民工的機會，我要一定去，不為勞作掙工分，只為見見世面，看看自己以前沒有見識過的山水、村落和人文，嘗試一下民眾們生存之艱辛與苦樂。為此，我還找書記要求走呂梁的大山，為隊裡放羊。在這些農業社外出的營生之外，還有一種我視為最為快樂的生存方式，就是串知青點，附近的青年點和外縣的青年點都是我常常光顧的去處。去不同的青年點，看看同道們各自的生活，去聽聽同道為生存而整出來的各種故事和傳說，是那個時代我最為美妙的生活。
下面的親歷就是我串過的眾多青年點中，現在還能記得起來的有趣舊事。
這村窮得連個地主都沒有，還階級鬥爭個球
崔家山是我們的羊群進山和出山的必經之地。這村地處呂梁邊山，山石陡峭，瘦弱的草從石縫裡鑽出，稀疏並缺少水分，羊群吃不好，也就不大好放，不像深山裡儘是寬坡大窪，草深且厚，大群的羊兒撒出去，羊兒吃得舒服，羊夫也得空歇息。這村別說大群的羊兒難放，連養活老百姓的山地都薄得很，用手扒幾下薄土，就露出了的山石。這地要是再沒有我們的羊群給臥地，早晨攆起來羊兒留下些屎尿，撒下去的種子，秋後怕是都收不回來。所以村子裡特別希望我們的羊群給他們臥地，自然也就好吃好喝地款待我們這些羊夫。據說，自打我們村子裡有羊群走呂梁山起，就順道給崔家山臥地，多少年一貫制。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我進山的頭一年，羊夫頭兒老喜維就告訴我，這村裡的老少，都要好生對待。打他年輕時就在村里給鄉親們放羊，那會兒還沒農業社，春天各家的羊兒集中起來交給他進山放。因為穀雨過後，平川地里的青苗出來，羊兒不能進地里了，羊兒吃不上地里的枯草，就得走山，進山活個大半年，地里的莊稼開了鐮，割出了空地，羊群才能回川里，吃地里的枯草敗葉。春天進呂梁路過崔家山，秋里出呂梁還要途經崔家山，那村裡的山民也熟悉羊夫，人到了總要熱接熱待，每個晚上，圈了羊，燒酒、莜麵栲栳栳這些當年金貴的吃喝總是短不下的。
那年，我春天進山時，村子裡還沒有知青點，可出山時，那小山村也來了幫知青，是從太原城裡下來的。
那天，我剛把當年羊群下的羔子們安頓進了圈裡。便有人和我說話。那口音有點兒普通話的意思，又帶點兒山西味，但肯定不是當地人的口音。他問我，這羔子能不能賣他一隻。一抬頭，見是個一身工裝的小伙子。我說，羔子是隊裡的，賣不賣我做不了主。他聽出我一口京腔，便很興奮地問我，是不是北京下來的知青？我便反問他，是不是也是知青？我說，你是新來的？春天我們過來時，沒聽說這村有知青點。他笑了，很和善地說，他是太原的，他們剛下來個把月，這村就有了知青點。
晚上，他到我們羊夫住的窯里找我，說，他們點的知青聽說來了個北京知青都挺高興，想請我過去和他們聊聊，交流一下插隊日子的心得。我便跟他去了。
那孔窯里大概有十來個男女，一盞不知他們從哪兒弄來的大汽燈把屋子照得通亮。我這時才知道帶我來的人叫小代。小代給大夥介紹了我。他們便要我講講自己插隊的經驗。我笑了，說都進山放了羊，還有什麼經驗？大家隨便扯扯就是了。他們見我語氣俏皮，便也隨便起來，閒扯了幾句各自的自然情況，一個長得挺好看的女孩兒便一本正經地和我說，能不能談談知青參與三大革命的體會？
我說，你這問題對我來說太深，我是比你們多下了兩年鄉，可我對這三大革命真沒有多少能拿上桌面的體會。你們要聽，我就講講自己的看法。從字面上說，三大革命就是「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試驗」，這三個革命。可據我在村子裡的感受，那階級鬥爭絕沒有電影和報紙上宣傳的那麼尖銳複雜，那麼驚心動魄，那麼你死我活，那麼轟轟烈烈熱氣騰騰。老鄉中間，貧下中農有地富分子的親戚；地主老財中也有不少在中央和地方黨政機關工作的子女。你說，他們之間能有你死我活的拼殺麼？能分得清哪是階級陣線，哪是親情麼？生產鬥爭是啥？是出工不出力，拄著杴把子站在地里扯閒篇混工分麼？是深翻土地，把陽土翻進去，再把陰土亮出來，完成上面要的指標？還是動不動就來個大兵團作戰，天不亮就把勞力們攆到地頭，頂著露水有一搭沒一搭地收拾莊稼？還有科學試驗就是弄些朽木枯枝培養些假靈芝或者其他什麼不知有啥用的菌類？要不，再培育些高產的「三尺三」，畝產達噸糧的高粱？這東西在國外可是連牲口都不吃的。
聽我這麼反問，那女孩兒有點吃驚地望著我，說：你在村里待了兩年就收穫了這些和報紙、廣播唱反調的體驗？不是我批判你，你這說法兒我不贊成，咱們看看毛主席是咋說的，他老人家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湖面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裡早就把階級鬥爭是革命最重要的動力說清楚了。他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他還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力，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
我笑了，我說毛主席說這些話的時候，是四十多年前，他是在中國進行民主革命時提出的。如今人民政權建立二十年了，你還和誰暴力？就說你這村子，窮得連個地主都沒有，你鬥個球呀！聽我這麼說，那幫小知青都笑了。那女孩仍不甘心，但聲調顯然放低了，囁嚅著說，還有蘇修、美帝呢，難道他們不是階級敵人？不該和他們鬥？我說，他們當然是敵人，是國家敵人，但不是你眼下最該打倒的敵人。
這回她語氣和善了說，那我們目前的敵人是誰呢？我說，是你們自己。女孩吃驚了，那幫小知青也大眼瞪小眼地盯著我。我說，敵人是你們自己的意思是說，戰勝自己要先學會在這個小山村里生活下來，學會自己造飯，自己能夠適應老百姓的生活方式，適應他們的語言，他們的風俗，他們的人情世故，讓他們把你們當成他們的姊妹兄弟，自家的兒女。你們才能活得有吃有喝，活得快樂，才不會被虱子、臭蟲嚇著，才不會被這彎彎的山道愁死。
我自己都被自己這番一本正經又有點兒創意的鬼話驚住了。說出這話，我不知道該感謝誰，是那些讓我說得目瞪口呆的小知青，還是川里那個村子對我們思想十分放縱，從不用政治口號嚇唬我們的父老鄉親。
那晚，那幫小知青和我說了不少他們當初的打算，要先開個批鬥會，正正村子裡沒有一點政治敏感性的風氣。他們也知道村里既沒有地主也沒有富農，但階級鬥爭一定要搞，他們有兩個方案，一是和公社聯繫，能不能從外村借來個「四類分子」鬥一斗；二是抓幾個把山里核桃弄到山外去賣的偷機倒把分子，鬥一斗壞人，才好揚揚知青的鬥志，給死氣沉沉的村子帶來些朝氣。另外，還要開展生產鬥爭，要開山造田，那麼大片的山地總不能一點變化都弄不出來吧？也要搞些增產的科學實驗，比如搞些能提高產量的高粱、玉米試試能不能改變多少年來村子只種低產的穀子和莜麥的傳統農作物種植方式。
我說，你們徵詢我的看法，就階級鬥爭這條，我勸你們要慎重，你們要清楚，村民們對血緣關係的紐帶的倚重，遠遠要比理論上的階級鬥爭對他們的生存重要得多，這裡一個人聯繫著幾個家庭，幾個家庭又會聯繫著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家庭就是這個村子，這種親緣關係不是你們幾個學生就能撼動的。至於你們關於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的打算，我不清楚村子裡的實情，這兩個問題該多和老百姓商量，他們祖祖輩輩生息在這裡，知道種植哪些作物的利弊，他們才最有發言權；科學實驗的事更複雜，我不知道你們的學識有多深。可我知道，物理、化學、生物這些搞科研的基礎知識運用到實踐中，更不是動動嘴就能辦成的。
這幫小知青直爽明朗的態度還是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們想把青春過得紅紅火火，也想證明他們是改造山區落後農業的生力軍，可他們偏偏還沒來得及扎進底層人群時，就生出這些不知從哪裡搞來的美妙夢幻。我沒有奚落他們的意思，只是因為兩年的知青生活使我比他們更能理解村子裡的現實，生態和人文的現實。但這並不會拉開我們同為知青的距離，在離開崔家山時，我和小代成了朋友。
很多年後，小代回到太原當了產業工人，我那時在太原讀大學，工休時他常來學校看我，每次來都請我去校門口的小館吃澆肉麵，他說，這會兒他才明白，革命還真就是請客吃飯，是繪畫繡花，也是做文章，要不你上那大學做甚呀？
他還告訴我，那個和我聊過的挺漂亮的女孩兒早早就回太原了，不知是那回的見面，我打擊了她的心氣兒，還是她本來就只會說幾句領袖的語錄，反正那以後，她改天換地的情緒不那麼高了，也很少再說大話，她更大的興趣是打聽回城的信息，到底她成了他們青年點最早回太原的知青。他們那個青年點的知青都挺羨慕她，當然最終他們也都各顯神通地回了太原，以後那個崔家山這個詞只出現在他們偶爾的聚會裡，而且這詞隨著時間移動，出現的頻率越來越低了……
一是圖能吃飽，二是圖快樂
1972年，村子裡的知青開始各想各的轍了，前一年在知青中招工的風已經從陝西的知青中刮開，很快刮到了山西，並且實施了。先是本縣的財貿和服務行業開始招那些表現好的家庭社會關係沒啥問題的知青去縣城端起了月薪三二十塊錢的公家飯碗。後是，剩下的知青雖人還在村子裡，心裡卻算盤起自個的前景。家庭出身好，又有些想法的知青，便思謀家裡給的信息，大學已經開始招生，這事要是成了，前景可比小縣城裡站櫃檯強出許多；家庭出身不大好，或多少有些問題的知青眼光雖沒那麼貪婪，但也盯上廠企招工的動態，他們把省里、地區、縣裡可能招工的廠企，一個一個地比較，其實這些被比較的廠企都是他們從小道消息中得來的，究竟有多少可信性，知青們是顧不上多想的，好像那些招工的師傅都已經住進了縣裡的招待所，很快就會有電話打到村子裡，招他們去面試。
說心裡話，我對招工還真沒多大興趣，一來在鄉下混的這幾年也疲了，適應了這種閒散的慢節奏生活，吃的淡飯口感是差點兒，但填飽了肚子還是沒有顧慮的。老百姓的口糧一年的原糧也就三百多斤，都能活著；國家給知青訂下的口糧指標卻是五百二十八斤，生產隊分的不夠的那部分，公社糧站能一斤不少地補上，吃的有了，還有什麼可愁的？二來，爹媽還都在幹校勞動，至少說明他們還沒有完全回到人民一邊，就是我想去當工人，好點的廠企人家一政審，不是白扯了麼？因此，我犯不著勞那神，犯不著想那些想也白想的球事，還是怡然自得地過著想下地就下地，想讀書就讀書，想串知青點就串知青點的日子。
想離開村子去外面逛逛，我既不用和誰打招呼，又不要開什麼介紹信，想走了抬腿就走，像個舊時的雲遊僧人，甩開步子，四海為家。
那年大秋後，我決定去晉南絳縣逛逛，我哥曾在那兒插隊。只是那會兒他已經轉插去了黑龍江。走之前，他曾給過我信，說絳縣還有幾個他挺要好的哥們，聾子和猴子最鐵。聾子是有大號的，只是這哥們耳朵有毛病，聽不見，本來政策上有殘疾是可以不插隊的，但他也是為家庭出身老財所累，只得帶個助聽器下了鄉。就是因為他的這個毛病，大家才叫他聾子，他自己並不惱這有損人格的綽號，日子長了不少人竟忘記了他是有大號的。猴子也有大號，但村里人隨知青叫猴子日子長了，他的大號也就只留在生產隊的戶籍冊頁上，他和聾子是一個學校的同學，互為哥們。猴子也是因為有個不大符合出身政審標準的先人，自然去不了好些的廠企，只得留在村子裡繼續插隊，打發時光。
剛下鄉時，我去過絳縣崔村，我哥他們的知青點，那回見過猴子，沒見過聾子。只知道聾子在另一個自然村，時間緊也就沒去過。這次橫水火車站下車後，接站的是猴子，他一眼就認出了我，說聾子在家等我。
上了那條通往崔村的土路，快到村口了，猴子卻領我拐進了一條深溝。我問他，咋不進村？猴子說，現兒今聾子已經把家安在了這溝里，咱們先吃個飯，你要是願意在溝里住，就溝里，要是想進村，吃過飯，跟我走。
進了溝，才知啥叫別有洞天。一溝的果樹，雖已深秋，葉子仍鬱鬱蔥蔥，透過溝口枯枝紮下的柵欄，一地散養的土雞搖搖擺擺地樹下覓食，那溝里一片從地壠鑽出長得胖胖的白蘿蔔，一條土狗沖猴子興沖沖地搖著尾巴，撲在柴門前。聾子正在地里伺弄著什麼作物，真是一幅悠然的田園風光圖畫。
見我們到了門口，聾子迎上來，笑了笑，只說了一句：來了，便把我們引進溝壁前掏出來的窯洞。後來我才知道那窯洞還真是他自己設計，自己招呼他的小夥計們掏出來的。聾子的身世我上次來橫水就知道一些。說聾子老財出身真是冤枉他了，老財出身對他來說只是個符號，他既沒有享受過老財出身給他帶來的丁點兒好處，也沒有繼承老財先人留給他的分毫實惠，白白擔了個老財公子的名，在北京他實在是個地無一壠房無一間的窮小子，而又正是貧窮度日，造就了聾子為生存從小就練就的極為強大的動手能力，遇上啥活兒都能應付，都能很快進入角色，成為這一領域的行家。
聾子的洞不大，當間有個樹枝編成的床，還有個破磚頭壘成的灶台，灶台上已經擺上了幾碟有刀工有色彩的小菜和一隻蒙著蒸鍋布的竹編笸籮，幾個木頭釘的小凳子散放在鋪前。
聾子把鋪上的鋪蓋捲起，猴子便把那幾個小碟擺在了鋪上，對我說，來吧，聾子在這就給你接風了。聾子把那笸籮上的蒸鍋布揭開，竟是一摞白面蔥花油亮亮的大餅。
聾子說，你來得急，也沒給你準備個燒羊肉、燉小雞之類的硬菜，來日方長，有時日給你補上，今兒咱就是大餅攤雞蛋，我這就把磚茶燒上，你要是能吃羊奶，一會兒往磚茶里兌上鮮羊奶，撒把鹽，就是蒙古人待客的奶茶了。
吃飯時，我才知道聾子盤踞的這條溝里儼然是個自給自足的生態園。這溝里有個四季長流的泉眼，他種了玉米、穀子、大白菜、白蘿蔔，還有果樹，蘋果、柿子都結了果；他還養了百十隻雞、幾十個兔子、七八隻羊，還有一隻產奶的山羊。所以他要請我喝奶茶不是笑話。他還說，他這溝里，植物和動物相輔相成，動物吃植物，植物又吃動物的糞便，而他又是它們的主宰，不是神仙勝過神仙。
我問他，咋就相上這塊寶地的？他說，本來這兒就是條荒溝，沒人看得上。有次他來這裡閒逛，看到了這股泉，這股清澈得能攪動他心靈的泉，他動了心，想，要是把這溝兩頭堵上，能種能養，不就過上了個吃喝不愁又不求人的日子。
我說，隊裡能答應你占了這溝？他說，這溝荒了多少年，不是沒人看上，是看上的人主不了當官的事兒，而當官的誰也不願意管這討不了好的屁事兒！哪個農民敢占？誰占了眾人還不眼紅，？還不割他的資本主義尾巴？哥們是知青，占著國家對知青政策的便宜，咱占了，農民眼紅也沒轍，再說咱幹活種地，不給隊裡惹事，自己養活自己，不比那些說大話，紮根農村卻四處賣嘴的貨色強？我和隊長說了，兄弟我經營這溝，待裡面的果樹能下果了，隊裡來人隨便采，那隊長不出勞力，光得實惠還不樂？本來是條荒溝，有了人煙，有了收成，總是好事麼。
我說，你還有點集體主義？他笑了，說，啥集體主義？咱就圖個清靜，圖個自得其樂，你見那羊兒、雞娃、兔子，還有這條狗多喜人，不比和那些裝人都裝不像的人打交道心情舒暢？這年頭咱能圖啥？一是圖能吃飽；二是圖快樂，這兩條我不都占了？就是當上公家人，又有幾個比哥們活出了自己，活出了自在！你哥去東北還不是這裡活不出他要的自我，活不出他要的自在，才另去找一個天地的。
用我當時的知識和智慧真想不出知青中還有如此寬大境界的人，他還真有點兒「肚大能容天下難容之事」的禪意。
晚上，我和猴子說，兄弟就住聾子大哥這兒了。猴子便回了他的莊上。
從二天起，我就和猴子在這溝里過上了為自己更好生存的日子。和他一起刨那些長得又胖又長的白蘿蔔，去搓那一堆堆收下的玉米棒子。聾子說，那玉米粒子是為雞兒、羊兒和兔子過冬準備的，當然麥子吃沒了，人也能吃。
我在聾子窯里住的那些天，每到晚上總有一些當地的村民來窯里閒扯，那些人中大多是些半大的孩子，每每他常從吊在窯頂自己編織的籃子裡摸出些饃給他們吃。我曾問過他，那都是些啥人？為啥要給他們饃吃。聾子說都是他的小夥計，給他們饃吃不是可憐這些半大的娃常常吃不飽肚子，是因為他們幫他，是娃兒們自己掙下了乾糧。我說咋幫你了？他說，咱窯里的玉米、柴草不都是娃兒們幫著收來、打來的麼？娃兒們出了力，就該有回報，饃就是回報。我說，你這不是成了地主老財僱傭小短工麼？他說，幹活吃糧，天經地義，哪朝哪代都是這個理兒。
睡不著時，我就想聾子的這條溝和伺弄這條溝里動物和植物的人，聾子，還有那些他叫做夥計的娃兒們。越想越感到這條溝和這溝里的人與千百年來生活在這片塬上的人生存的模式竟是一個樣的。想不明白，來這裡改天換地的知青咋蛻變成雇短工的小老財呢？還快樂地過著千年一樣的日子。
自給自足的溝里生活讓聾子滿足，也讓來此玩耍、幫忙的娃兒們有吃饃的快樂，還給我帶來了追尋久遠生存方式的遐想，真是一舉三得。直到我離開那條溝，接過聾子遞給我的那一籃子叫我道上吃的蔥花大餅，我也沒想明白，聾子是這個時代的知識青年，還是從前朝喜氣洋洋走來的自耕農。
當年老財這個出身沒給聾子帶來絲毫好處，還把他劃到了另類，而在這條他開發的溝里，他卻過上了在北京從來沒想到過的如同老財般的生活……
誰還不知道你長了個啥
我串知青點串得最多的還是M村知青點，主要是因為那村的知青中有幾個從小玩兒大的鐵哥們，還因為那村子景致好，村子地處太行余脈，後山景致尤其有活的風景畫特徵，特別是秋日，一眼望去層層疊疊起伏的林帶，紅黃交映，很像山水大師李可染那幅《萬山紅遍》中的林木舞動起來。我們常觀著山景，扯些去城裡飯店吃過油肉，喝燒酒，再順幾個櫃檯上笸籮里饅頭的趣事，這些快樂在那個年代算得上我等生活中的自娛自樂。
那村的知青平民子弟多，不張揚，多是自顧自，沒有閒心管我們這些外來的知青是不是吃了集體灶上的糧，少繳或乾脆不繳飯伙錢。反正正房那條大通鋪寬敞得很，我們去了，每晚灌飽幾碗和子飯，睡下就是了，二天循環往復，直到我們自己住煩了，走人。所以插隊那些年，沒少去M村的知青點，蹭吃蹭喝，那裡還是個我散心解悶的據點。
1973年的春節前，我們村本來剩下不多的知青差不多又都回家貓冬了。我積攢大半年的人民幣實在不想交給火車輪子，便買了兩條當時相當高級的群英煙，把那販賣部的楊老闆喜得誇了我好幾句「大大的良善」。我知道M村還有幾個哥們也是同樣的理由沒回北京，便又將自留地里分下的糧（村里替我種，秋後按平均畝產分我糧，高粱、玉米隨我選），送到村里過年殺豬的人家換了十來斤肉，心想要過年了，總不能一點表現沒有干吃那幾個哥們，便把那群英煙和紅白相間的豬後丘一併扛到了M村，打算和那幾個夥計一起過個肥年。
我進他們那間青磚砌得挺體面的正房時，已經傍黑了。幾個夥計不知是剛睡下，還是根本晌午睡下就沒起來。看了眼炕頭的那灶口，灶火半死不活，就要燃盡了，看來夥計們情緒不大高。
我把帶來的貨很有點誇張地甩到炕沿，眼尖的夥計伸手拽過那條群英煙，沒等我說話，便麻利地撕開，自顧自地插到了嘴上。他的行為立馬帶動起其他幾個夥計的情緒大為好轉，也都快樂地爬起來，吃煙。
他們吃煙的工夫，借著昏黃的燈光，我才看到炕上還有本翻得卷破了書頁的《紅樓夢》，便說，哥幾個還都是文化人？有人笑了，說，那叫上紅樓，還不是為看看賈少爺如何和他那堆帖身的丫鬟們雲雨。我調侃，你們看了人家書上的雲雨，就沒動過心思實踐一回？幾人大笑，說，哥們還真不敢，怕弄出了動靜，真要安家設籍了，你小子要是有紮根的肥膽兒，哥們還真能給你找個能讓你雲雨的小妹。大家又笑，我只當這些濫話是男人間的黃色說笑，誰知二天，還真讓我領教了這村知青中的尷尬事。
早晨，朦朦朧朧中有人拉著了燈。睜開眼，見一女人坐在灶台前的背影，我大驚，想這知青點啥時開化得多了這個風景。四下望望哥幾個，有睜開眼想自個心事兒的，也有閉著眼繼續打鼾的，總之沒個人大驚小怪。我還沒想明白這景致時，睡在炕頭灶台前的王哥們出聲了：別回頭，哥們可要出窩了。很明顯，他是衝著那女人的背影說的。
「叫什麼叫，誰還不知道你長了個啥？」是那女人挺好聽的京腔。
王哥們光溜溜地爬出被窩，穿上衣服起來了，對那女人說：今兒咱這兒來了遠方的客人，你回你屋洗個臉，梳個頭，要過年了，總得乾乾淨淨吧？也算是給咱村的北京家長個臉。
女人沒再說話，站起身走了出去。
我問王哥們，這是啥人呵，咋隨隨便便就進了男生宿舍？王哥們嘆了口氣，說，她病了，是神經出了毛病，都是談朋友談出的禍。
後來，他們才告訴我，這女生看上了村裡的一個男生，兩人處了幾天，到了那男生沒答應，好像是男生家裡不同意。女生轉不過這彎子，便自己糟踐起自己，滿村子張揚她那點兒想不開的事兒，像是不把那男生也逼瘋了，她不算完似的。也許都是從北京出來的是老鄉，從前些日子起，她總是一早就來這男生的屋子裡報到，進來也不言語，就坐在灶火邊烤火，一次兩次有人說她，次數多了，她還那樣，哥幾個說疲了，也就習慣了，由她去了。
我說，還有這樣的事兒？你們不插門麼？
王哥們說，插啥門？你插門，她真叫起門來，四鄰不安，老鄉們圍上來看熱鬧，還不是丟咱自家的人？再說這人也可憐，本來到了該戀愛結婚的年歲，可那條件呢？看不見摸不著呵，是不是要想想知青將來分配的去處？倆人能同時去一處麼？有政治條件，也有經濟條件，還有家庭成分和社會關係的條件，哪一樣帶件沒對上，就都有拉倒的可能。這「知青」名義上是從城裡來的，前景聽著好聽，處個對象還真沒鄉里人利索。村里人談對象，關鍵就是個彩禮，彩禮齊了，啥都好說，沒那些前程和社會關係差距的顧慮，兩家人招呼父老鄉親吃個酒，小兩口睡到一處就算一家人了，扯不扯公社給的那個證兒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兩家人認可，村子裡的老百姓認可就行就好。
聽了王哥們的話，我突然記起讀過的一本啥書里關於男女關係的論述：男女關係說到底就是性活動，這性活動就和餓了要吃飯，渴了要喝水是一個道理，是人類快樂和繁衍不可或缺的手段。可這女生為實現這手段付出的代價著實大了點兒，不說尊嚴不尊嚴，也不說羞恥不羞恥，關鍵是個來時好好的姑娘弄成了個頭腦有毛病的病人，還是難治的神經病，以後的日子叫她咋個熬？也是，混到這一步，又該怪誰呢？怪她中斷了本該完成卻沒完成的學業，早早下了鄉？怪她還不曾學會處理青年人總要面對的情感問題，就走出了這一步？還是怪那個「再教育」忽視了青春期中的個體？再細細琢磨，這怪得也不對，和她同村的其他哥們、姐們怎麼頭腦沒毛病，怎麼都全須全尾地活著？
當天，我把帶來的那些肉，做了個粉蒸肉，鍋一打開，滿屋飄香。王哥們夾出了一盤，給那女生送了過去。回來他說，好歹又過了一年。
吃飯時，我沒有把剛才的那些突如其來的想法告訴我那些已經咀嚼起油汪汪粉蒸肉的哥們，不是怕壞了弟兄們的興致，是因為我自己想來想去也沒想明白。
第二年秋天，女生的母親來把她接回老家了。後來聽那村的知青說，她走的那天，村里特地派了掛大車送她們去火車站，她穿得乾乾淨淨上了車，看不出是個病人，可那大車一出村，女生就大叫起那男生的名字，聲音悽厲，飄出了老遠。不少送行的婆姨、女子都抹了眼睛。
而那男生那時已經離開了村子……
串知青點的日子離開我越來越遠，可我每每想起，都會生出不同的感受，五味雜陳，這次是這樣的：
崔家山的小知青剛下鄉，那熱情其實只是宣傳手冊和宣傳廣播鼓動起來的，他們對「三大革命」的理解還僅限於書本上的文字，就是對那些文字也沒有弄明白，那時他們還不知道理想和現實之間橫亘著一條難以逾越的鴻溝，這鴻溝有時需要血汗的付出才能填埋，而有時即便你付出了血汗，未必能在這鴻溝上架起過往的橋樑，因為這鴻溝兩岸的土質並不都那麼堅實，能頂得住橋樑的重壓，弄不好是要坍塌的……
崔村的知青聾子的理想和努力都是要回到我們先人幾千年傳統的農耕文明，為啥？他的出身已經註定了他是那個社會底層人中的底層人，他最好的生存環境就是不受當時社會政治影響，在那個自給自足的溝里快樂地勞作，快樂地生活，快樂地和他的小夥計們享受勞作的果實。這就是他的人生樂趣。因為他養的植物和動物不會歧視他，他的那些小夥計還會幫襯他，他們吃著他的饃，會和他一同快樂。可他們的這些快樂總是要受不斷變化的知青政策制約的，也就不可能長久。但是，聾子又確實在那條溝里度過了與我們不一樣的知青生活，所以我們就真要想想「再教育」的成果該是什麼了？
M村的女知青想愛，可想愛和能愛畢竟是兩回事，在該愛的時候，沒有準備好愛的條件，生理的，心理的，家庭的，社會的，傳統和現實的，這些煩瑣的條件都會在她沒有長成的心智前攪得她心神恍惚，攪得她手足無措地鑽進了她本不該鑽進的牛角尖。事後說這些話，還真有點兒賣乖的嫌疑。的確，那個年代，尊嚴、羞恥、善惡這些本該非常容易分辨、理解和掌控的詞兒，我們當中又有多少人能夠完全理解、吃透，並指導自己的生活呢？
所以，我們也就沒有理由指責那女知青這不對，那不好。在這件事上，我們能夠做的是把這事情原本記錄下來，警醒我們，也告訴後人，我們年輕時有過這段讓人隱隱心痛的經歷，這經歷不僅屬於她，也屬於我們，屬於我們成長過程中的代價。記錄下來，是為了永遠不再發生。
於是，我想明白了，對那女知青來說，當時最有人性的記錄就是：不管是她坐在男生宿舍的灶台前，還是走時悽厲地呼喊，回應只能是王哥們端去的一盤粉蒸肉和村子裡婆姨、女子為她送行時抹去的淚水……
2022-04-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