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篇為閉關鎖國的文章引起了軒然大波。
究其原因，還是很多人認為，這篇文章和現代的改革精神背道而馳。
既然不能談現實，那我們就嚴謹地追溯過去——明清海禁的真正原因是什麼？
01
在史學界，「海禁」通常被視作是閉關鎖國的象徵，也標誌著中原文明走向封閉、開始落後於世界歷史潮流的開始。
所謂海禁，就是切斷中國沿海對外貿易，同時禁止沿海和外洋諸國的人員往來。
唐末五代戰亂、蒙元的滅宋，使得中原人口渡海避禍的數量增加，當新的王朝建立後，統治者發現，「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古訓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已經難以做到了。
與中國同衣冠、同語言的王化之民居然有一部分跑到了海外，且往來於故鄉和東南亞之間，並帶走不少勞動力，脫離王朝的控制範圍，這當然會引發統治者的憂慮。
因為他們一旦脫離了朝廷的控制，就有可能發展出獨立的政治和軍事力量，再加上積累的財力為後盾，一旦天下有變，他們就有可能問鼎中原。
比如元末明初的方國珍就是如此，他的祖上世代做販賣海鹽的生意，他後來就成了海盜，多次搶劫漕運的糧食，和朝廷搶奪制海權，成了割據一方的軍閥。
方國珍的故事給朱元璋印象非常深刻，面對遼闊，無法控制的海洋，既然無法從源頭上阻止外國人到中國來，那只能阻止中國人到海外去、特別是要阻止中國人發展出脫離朝廷控制的海外勢力。
而這，就是海禁令出爐的最直接動機。
中國的第一道禁海令（又稱海禁令）就是朱元璋頒布的。
幾十年後，很多人盛傳建文帝朱允炆流亡海外，明成祖朱棣更是擔心有朝一日他反攻內陸奪回皇位。
因此才有了鄭和七下西洋——一方面暗中尋訪建文帝的下落，另一方面威懾東南亞和印度洋諸國，警告他們不要招降納叛，與大明朝為敵。
同時還擴展了朝貢貿易體系，以政府間的貿易取代民間貿易，削弱海外華商集團的影響力。
南宋時期，因為國家領土不斷地縮小，朝廷失去了很多重要資源，比如銅、鉛、錫礦等，同時可耕地面積減少，農業稅的來源也大大減少。
為了彌補財政的不足，商業稅的重要性自然上升，對外貿易的重視程度也開始上升。
但明朝一統之後，又回到重農抑商的傳統經濟模式上，對海外貿易自然就以負面眼光看待。
此外，明朝的海禁也是因為日本的騷擾。
早在14世紀初，中國就有了倭寇襲擾沿海的記載。
開始的倭寇之患並不嚴重，那時他們劫掠的主要目標是高麗，畢竟朝鮮半島離日本更近。
但到了元末明初，倭寇越發變得嚴重起來，這是因為中原動盪，不斷有中國沿海的商人和居民出走，與日本人聯繫，形成武裝走私、兼搶劫的海上團伙。
02
到了清朝，海禁更嚴厲了。
起初，是因為鄭成功家族在寶島多次鬧事，所以清朝採取嚴厲的禁海封疆政策，斷絕沿海省份與寶島的經濟和人員往來，更強迫沿海居民內遷三十至五十里，把最接近海岸線的村莊焚毀。
康熙年間，天下大定，海禁的政策大為放寬，甚至還開放了四口通商：廣州、璋州、寧波、雲台山。
但到了康熙後期，海禁再度收緊，原因是他開始害怕外來文化的入侵。
清朝初年，天主教在東亞已經有相當大規模的傳播，有利馬竇、湯若望等一批耶穌會教士在中國傳教。
最初天主教在中國傳播沒有受到特別的打壓，但從1704年開始，羅馬教庭推出七條「禁約」，明令禁止中國的教徒尊孔祭祖，這是為了防止天主教習俗被中國化。
1721年這個「禁約」的中文本被正式擺上了康熙皇帝的辦公桌，惹惱了康熙大帝，從而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國傳播。
到了乾隆二十二年，乾脆就廢止了康熙時期的四口通商，只留下廣州一地與外商貿易。
在清朝中後期官方文件和民間信件里，我們可以看到，限制貿易和與國外人員往來，是出於文化排斥，而非現實的安全考慮。
比如歐洲人18世紀的服飾，是女性穿開胸的長裙；男女見面接吻擁抱。
這引起了不少中國官紳們的憂慮，害怕「華洋雜處」，敗壞了中華男女大防的禮教。
19世紀有一本書叫《廣州番鬼錄》，是美國商人所寫的回憶錄，書中記載說，一旦有歐洲隨船的女性上岸，常常會引起中國人的圍觀，就是來看歐洲婦女「袒胸露乳」的奇裝異服，可見這事對當時人的稀奇。
從清朝中後期起，在海禁政策中，維持文化的孤立封閉考量所占的比重大大增加了。
十八世紀末，乾隆帝的文化自信空前膨脹，他在給英王喬治二世的一封書信中說：
「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
其閉關自守、夜郎自大的思想，躍然紙上。
但實際上，乾隆時期，正是清政府由盛轉衰的時期，其腐朽性、虛弱性日漸顯露。
對於日漸昌盛的西方文化，不去主動了解，而是一味抵制，神經衰弱地以為，這會帶壞本國民眾。
於是乎，直接關上了開放之大門，不聞不問，以圖高枕無憂。
03
可惜的是，歷史粉碎了這個幻想。
由於數百年的閉關政策，使得中國社會、中國民眾每日只知研究八股、詞章、閉目塞聰、死守教條，陷入了原地踏步的狀態。
可同一時期，西歐卻衝破了中世紀教會的思想桎梏。
文藝復興、啟蒙運動、資產階級大革命……使得其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
最後到了1840年的那一陣陣炮聲，終於喚醒了中國這頭睡了幾百年的獅子。
可笑的是，即便洋槍利炮已經轟到了家門口，道光、咸豐兩代皇帝也還是躲在紫禁城內，不和外國人見面交流。
後來，光緒帝目睹山河破碎，意圖改革進取，資助學生出國學習，資助大臣出國考察，希望把先進的東西學回來。
可惜，在頑固派的阻撓下，在保守的思想慣性下，這些努力都夭折了——留美學生中途休學，拆除鐵路，用馬車去拉外國人的火車，說是「變華為夷，鄙見迂疏，以為不可！」
可見固步自封，夜郎自大之思想，毒害之深。
歷史過去了一百多年了，我們對此教訓當引以為鑑：
中國若要迅速崛起，徹底改變中國和外國的力量對比，決不能自我得意、自我隔離，作繭自縛，盲目排外。
因為歷史已經告訴我們，閉關禁海只會讓中國和西方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對社稷和百姓有百害而無一利。
今天，中國歷史研究院課題組的文章之所以被詬病。
就是因為他們未能意識到開放是啟發民智的覺醒力量！
是汲世界各地文明之所長的包容力量！
是破除封閉愚昧的進步力量！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已經覺醒，但漫長歷史中所形成的閉關自守、夜郎自大之思想還沒有完全消失。
時至今日，它仍像幽靈一樣，遊蕩在這片土地。
一個國家當然要學會與自己的過去和解，要走出歷史悲情。
但，我們更應該站在人民大眾和現代文明的視角，敢於自我反思，自我超越。
對於今天的中國來說，迫切的問題，是為「閉關鎖國」正名，還是重建改革開放的共識，避免重蹈覆轍？
公道自在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