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則」字，朱元璋是讀成「賊」的，他覺得這是臣下看扁他的盜賊出身，於是大興文字獄，殺光了優秀的讀書人。
習近平的反腐也師承朱元璋，由於腐敗在中國很普遍，所有官員都可能是反腐對象，這給了習近一個進行政治清洗的絕佳藉口。
他先是清洗了自己政治上的潛在對手，然後又將反腐擴散到下層官員。官場上就此人人自危,據說十年間他處理的省部級官員500多名，500萬黨員接受了審查，63萬基層幹部受到懲處。
可是他的反腐並沒有觸及自己的親信，2016年泄露的巴拿馬文件顯示，他的親信無一不在外國擁有巨額資產，可是卻並沒有受到任何清剿。
而他的禁言比明太祖的範圍又廣泛了許多。有了科技做後盾，他的錦衣衛可以對全社會實現全方位無死角監控，朱元璋若復活只怕會嘆息自己早生了許多年。
四、君權與相權
君權與相權的矛盾在專制社會中貫穿始終，因為相權是對君權的一種節制。在古代社會的大多數時間裡，皇帝都能由宰相去行使行政權，管理國家日常事務。但歷代帝王又都對相權有著本能的防範與忌憚，害怕宰相威望高於君主，有篡權的可能。這個千年難題卻難不倒大明朝的偉大舵手，他開創了新時代特色，用創造性思維解決了這個問題。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殺了宰相胡惟庸，進而取消宰相制。他的御旨中說道：「我朝罷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這段話的意思是大明從此不要宰相，設立五府，六部，督查院等機構分散權力，各管一攤，而這些機構的總負責人都是皇帝。一句話，就是皇帝大權獨攬，全部包幹。
用今天的話說就是黨的「領導核心」、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主任、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總司令、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中央網絡安全和資訊化領導小組組長、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組長……都是我——萬能主席。
國家總理？給我擦鞋去吧！
另外，通過軍事制度改革，朱元璋將徐達等人兵權卸下，這就等同於今天「權力歸攏軍委，取消七大軍區和加大軍紀委權力」的局面，於是朱元璋大權獨攬，睥睨寰宇。
以大明開國皇帝氣吞山河的魄力，才不怕老人干政。在他的治下沒有「刑不上常委」的說法。和他一起出生入死打江山的功臣也早就命歸西天。藍玉，李善長，胡惟庸……威風赫赫的明太祖太清楚拿到軍權才是真正的帝王的道理。
所以他殺起功臣來真是眼都不眨，無論軍功多大，無論誰提攜過他，老子已經是皇帝，不是當年放牛娃。
五、社會流氓化
朱元璋出身低微，在夾縫中求生存，深知沒有厚黑學就不能發達。
在他的統治下，中國社會全面流氓化。
朱元璋是一個喜歡任用親族的人。任何進言者膽敢規勸他節制皇族的權力都會被處死。這就造成了許多底層官員仰仗著專制皇權做後盾，欺負壓榨商人，業者和農民的現象，百姓膽敢上訪維權官府便會動用衙役關押毆打百姓，地方政府貪腐盛行，買官賣官普遍，官員普遍不作為。這些行為嚴重擾亂了經濟秩序，阻礙了經濟的發展。
這種警察治國的恐怖統治進一步侵害了中國人的道德領域，讓中國人變成了自私自利，奴性十足，沒有原則，誣告成風，崇拜權力的民族。
明代的造假也十分猖獗。不但偽造文物、古董、連銀子都可以造假，而且造假工藝都十分高超，造假之風歷代罕見，人們驅逐利益，不再顧及廉恥與道德，這個時代娼妓業也達到了頂峰，朱元璋甚至親自為國立大妓院寫了對聯慶賀其開業之喜。
今天，在史料和明代文藝作品中還可以找到這些歷史的影子。
當然了，無論明太祖怎樣威風也不能和今天的紅太祖同日而語。他最多只是國內撒撒潑而已，而今天的太祖皇帝毫不羞怯地將流氓精神發揮到了應付國際關係上，中國可以大言不慚地說病毒是美國製造，營救孟晚舟就綁架加拿大外交官，曼徹斯特領事館可以公開打人還要和英國交涉……起源於明太祖的「我是流氓我怕誰」的哲學被今天的太祖皇帝無限發揚光大。
可是歷史總是具有諷刺意義。朱元璋這個特立獨行的大國強君，他治下的大明卻是中國開始衰落的時代。閉關鎖國讓中國失去了近代化的機會，腐敗專製造成了官僚系統的癱瘓，讓關外的異族有機會得以統治，把中國推向了更加專制的深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