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湖南澧州安福縣（今常德臨澧縣）一個叫陳希聖的讀書人，到縣衙門告密，說他看到朝廷告示，「凡有違禁書籍俱令呈繳」，想起他的同門師兄弟鄧譓huì涉嫌幾宗罪：
第一，「將他人慾繳禁書多方購藏」（附書目）；第二，寫有《履歷志》一詩，「語多背（悖）謬」；第三，「素與不軌之徒潛相往來」；第四，託言卜卦算命，以讖緯術數「誘惑鄉市人民」。（《陳希聖誣告鄧譓收藏禁書案》，《清代文字獄檔》增訂本P236，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
陳希聖說，他作為同門，多次批評鄧譓，鄧都充耳不聞，他只好到官府檢舉揭發，希望官府對鄧的違法行為進行「懲儆」。
藏禁書、寫反詩、結黨徒、造讖緯（政治預言），四條罪狀任何一條落實，至少都是人頭落地的事。特別是乾隆三十九年，為了統治需要而下旨編修《四庫全書》的第二年，乾隆即發布史上最嚴的禁書諭令，其中列舉的禁書目錄多達三千多類，百姓凡家中藏有這些禁書的，在規定時間內呈繳便無罪，過期不繳，若被發現將受嚴懲。
在這樣的高壓背景下，陳希聖一告密，安福知縣不敢擅作主張，第一時間上報知州。知州也不敢怠慢，立即上報湖南學政（約等於教育廳長）、湖南巡撫。
時任湖南巡撫李湖剛好在澧州督導，接報即令差役傳告密者陳希聖到案訊問。李湖據說官聲不錯，目光如炬，三言兩語便發現，陳希聖供述時支支吾吾。問他，你說鄧譓寫的《履歷志》一詩內容很反動，到底寫了什麼，他先是「茫然無對」，然後又默寫了四句「窮年對虎山，博學通今古，茫茫四海人，屈指不足數」，說這就是鄧譓《履歷志》中的詩句。
這不能不讓李湖心中起疑，即親自帶人到鄧譓在澧州城裡的租屋搜書。
一番翻箱倒櫃，只搜出一些算命卜卦的書，余者「並無別項違禁不法書籍」。審鄧譓，他供稱平日卜卦算命為生，並沒有購藏禁書，更沒有用讖諱愚弄人。他的房東也替他作證。李湖怕走漏消息導致罪證被毀，又帶隊趕赴安福縣鄧譓家中再行搜查。這一次倒是有收穫，鄧家確實藏有幾本「應行銷毀、摘毀之書」，但沒有陳希聖所列的包括《留青新集》在內的幾本，更沒有什麼「反詩」，所謂的「讖緯」也子虛烏有。
同時，李湖對告密者陳希聖的家也進行搜查。這一搜，也發現他藏有幾本「應摘毀」的禁書《時文集》，「內多呂晚村評語」（呂晚村即呂留良，滿清頭號悖逆文人，關於他的案子以後還會專門講到）。
為謹慎起見，李湖又即時訊問鄧譓的親屬，及所在地的保正（約等於鄉長），所有人都證明，鄧譓平時當私塾教師，兼職卜卦算命，「安分守己，素無不軌情事」。
更讓人意外的是，告密者陳希聖的父親也替鄧譓說話，極力證明鄧譓並不是一個反清分子。
案情基本明朗，李湖心中有數，遂將包括鄧譓、陳希聖在內的涉案人員及查獲的違禁書籍一起帶到州府再行審訊。
一審再審，真相大白：
告密者陳希聖跟被告鄧譓是表親關係，也曾同窗共讀。陳希聖的女兒，從小給鄧譓家當童養媳，本來是親上加親。一年前，鄧譓在陳希聖附近當私塾教師，兩人往來密切，陳曾向鄧借了兩本書，鄧見陳家裡有一本《留青新集》，很喜歡，就跟陳說你借我的兩本書不用還了，把你的《留青新集》給我就行。過後，鄧看到朝廷公布的禁書目錄，《留青新集》赫然在目，他就自己把書燒了。
陳希聖讀書之餘還喜歡射箭，射術不錯。今年六月，鄧譓的幾個學生去跟陳希聖學射，鄧譓很生氣，認為陳希聖跟他搶學生，導致學生們荒廢學業。兩人一言不合就吵起來，陳希聖當時就想到縣衙門告鄧譓，雖被其他生員和他父親勸住，但心裡不忿，不想再跟鄧譓有姻親關係，就想悔婚把女兒從鄧家接回。鄧譓更怒了，直斥陳無恥，為了表示跟陳不共戴天，他把塾師之職辭了，遠赴澧州租房算命為生。
事情本來就這麼過去。沒想到，今年十一月，陳希聖到澧州趕考，得知朝廷大力查繳禁書，他那本被鄧譓換走的《留青新集》正在被禁之列，一直對鄧懷恨在心的他，覺得報復機會來了，便到州縣告密。又怕一本《留青新集》分量不夠，還加了幾本禁書名，並捏造鄧寫有反詩，且「與不軌之徒往來，以讖緯術數惑人」。
鄧譓則供稱，他家中所藏的幾本書屬於「舊有」，因為剛剛才看到朝廷公布禁書目錄，沒來得及呈繳，並不是明知禁書而「故意購藏」。陳希聖也供認，他的確是「挾嫌妄告」，當初告密時默寫的那幾句詩，其實是他臨時編造的，而他自己家中，也確實藏有帶呂留良評語的《時文集》。
很明顯，陳希聖的所作所為，是赤裸裸的構陷，目的就是想置鄧譓於死地。
大清律例規定，誣告反坐，甚至「加所誣罪三等」，就是你誣告別人，查實了，就按你所誣告的罪名加三等處罰。李湖在給乾隆的奏摺中說，按大清律例，「造讖緯妖言惑眾者斬監候」，而告密若被證明是誣告，則「將舉首之人即以所誣之罪依律反坐」。
本案中，陳希聖對鄧譓的指控，基本都是誣告，他捏造的幾句詩荒誕不經，但夠不上「反動」級別，可不議罪；他家藏有帶呂留良評語的《時文集》，屬「輕罪不議」，但他說鄧譓編造讖緯，這可是得斬監候的重罪，應「按律反坐」。所以，李湖建議，「合依誣告人死罪未決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定地解配」。
死罪可免，活罪難饒，打一百杖，不死也得爛屁股，然後還流放三千里，加三年苦役。
那麼，被誣告的鄧譓就無罪釋放了嗎？
想得美。
李湖認為，鄧譓雖不是明知故犯購藏禁書，但他家中所藏的幾本禁書沒有及早呈繳，還將從陳希聖那裡換來的著名禁書《留青新集》私自燒毀，也是違法，「應照違制律杖一百，折責四十板」。
除此之外，安福縣教諭、訓導（相當於教育局正副局長）負有監管不嚴的責任，也應按律追究。
也就是說，鄧譓雖被誣告，但確實有私藏禁書，所以得挨四十大板（身體弱的可能當場斃命杖下）；不知情的縣教育局官員也受牽連，丟官那是至少的。
可以想像，在這樣的高壓之下，滿清的地方官員怎麼能不「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過一個」？而監控只能靠人力的時代，怎麼能不鼓勵告密？
乾隆最後是怎麼定案的，很遺憾，《清代文字獄檔》中無相關記錄，只是在李湖的奏摺後面，附有乾隆硃批：「該部議奏。」按慣例，這就是同意李湖的量刑了，皇帝發話，刑部當然擬准，所以沒什麼反轉。
此案最令人唏噓之處，就是乾隆治下雖然鼓勵告密，但查實是構陷誣告者，還是要受律法制裁的。
2023-05-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