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月，中國上海。一群上海交通大學的教授正在校內投票站進行投票。
我平日讀書，很留意舊學者身上的小事，這些小事與學術無關，但那些學者卻因了這些小事更讓人肅然起敬。這些小事，多屬掌故趣聞一類，對這些東西，是想由小見大，從點滴處見寬闊。小事多了，也能說明大問題。
舊學者身上，都有一點讓人感動的東西，而我們現在要從新學者身上真正找一點讓人感動的東西倒很難。還是先說幾件事，再發感慨吧。
羅家倫在一篇懷念蔡元培的文章中說了這樣一件事。抗戰前兩年，蔡元培到南京，那時候汪精衛還是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長，他請蔡先生吃飯。蔡先生苦勸他改親日的行為，立定嚴正態度，以推進抗戰的國策。在座的都看見蔡先生的眼淚，滴在湯盤裡，和湯一道咽下去。
蔡元培先生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他是從舊時代過來的人，但他對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民族，是真愛，不然他不會落淚的，今日的讀書人，大概很難產生這種感情了。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記胡適1948年底和傅斯年同在南京度歲，一邊喝酒，一邊背誦陶淵明的《擬古》第9首，背完之後，兩人都流下了淚。胡適和傅斯年現在已不是什麼忌諱的人物了，他們個人的政治選擇是一回事，但他們對國家的感情又是一回事，看胡適、傅斯年的一生，他們和蔡元培先生一樣，那是真愛這個國家。舊學者心中的這種感情是怎樣培養起來的呢？
1941年陳寅恪在香港時，廣州的偽組織和陳璧君都誘迫過他，偽北京大學亦來誘召，日本人及漢奸還曾以40萬港幣讓陳先生辦東亞文化協會及審定中小學教科書，但陳先生都拒絕了，而當時陳先生連離開香港的旅費都沒有。
從過去的學者身上，我們不免要想這樣的問題，就是文化傳統的影響。這些舊學者既是傳統的讀書人，又是新時代的開拓者，他們做人做事做學問的態度都是自然形成的，從舊到新，沒有什麼障礙，可見讀書人總是分得清好壞的，好東西在哪裡都好。新與舊的融合，使他們這些人給中國的讀書人樹立了個好榜樣。他們不僅在事關民族大義的問題上分得清是非，就是在個人做事的方式上，也有許多感人的東西。
羅家倫回憶他在北大的同學段書詒。段在病危的時候，醫生給他用了氧氣，他醒過來後卻用低微的聲音囑咐道：「外匯，少用一點。」這使當時在場的人都非常感動。
西南聯大時期，當時教育部想給聯大各院院長加薪，但這些院長們想到其他教授的艱苦生活，就主動拒絕了。類似的情況，在當時的知識分子當中是很多的。
這幾年研究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人，都試圖在那些舊知識分子身上發現思想資源和道德資源，但當人們發現這些資源的時候，就有一個常識問題談不過去，他們是在什麼樣的環境裡長大的？我們能否給培養了他們的那個環境以公平的認識？這樣想的時候，我們會不會有今不如昔之感呢？
（選自謝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