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提起五四，我總要想到軍閥，因為五四恰好發生在軍閥統治時期，大總統是徐世昌，實際掌權的則是皖系軍閥段祺瑞。那些看起來烏煙瘴氣的軍閥表演，和後世同樣的烏煙瘴氣讓我想到，五四的作用，是否更多的是一種精神象徵，跟後來的政治操作其實沒有那麼大的關係。
我們的民族，按美籍華人學者林毓生的說法，多少有點思想文化決定論的傾向，興亡更替，人們總是把板子打在學風和士風的屁股上。明亡，大家說是學風空疏，士大夫袖手談心性所致，晚清勢危，人們又埋怨乾嘉以來的樸學考據。
五四和五四以後，儘管有好事者引入了實驗主義，但這種思想文化決定論卻依然故我，直到今天，我們的五四情結，在某種程度上還是老祖宗的積習。軍閥是個壞東西，這沒問題。其實，近代以來，凡帶上個"閥"字的名詞，就有點罵人的意思了（在老祖宗那裡，"閥閱"好像還是挺中姓的，只是門閥才有點貶義），軍閥、學閥、財閥、黨閥……細排下去，大概還有十幾個。其中軍閥是最為人鄙夷的，因為這些人手裡有槍，屬於千餘年來為國人所不齒的軍漢武夫，行為粗魯，不講道理，看上哪個女學生，就要拉去當姨太太的。
不幸的是，五四前和五四後，政壇上主角卻只能是軍閥，有槍的，說話聲音就大。聲音大的人也不光幹壞事，五四上街抗議的時候，學生一批批被抓，北大法學院都改了監獄，好像當局依然心如石鐵，就是不理會。後來的轉機，我們的教科書說是上海工人一聲援，北京政府害了怕，趕緊命令中國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其實，當時聲援的不僅有工人，還有軍閥。鬧得最凶的當屬號稱善戰的北洋軍閥第三師的師長吳佩孚，此公時在湖南前線（南北軍閥混戰的前線），總是在報上抨擊賣國賊，今天一篇新式的《驅鱷魚文》，明日一通仿《討武曌檄》。
上海護軍使盧永祥其實也在幫腔，所謂上海的罷工的嚴重後果云云，其實就是他拿來嚇唬北京政府的。到底誰最後起了作用？我說不清，但至少不能說軍閥的起鬨沒有用。
▲吳佩孚
在這裡，我所要說的並不只是聲音大小的問題，問題的關鍵，在於這些聲音大的人所作所為對後來歷史的影響。思想家的思想有影響，軍閥的政治舉措未必就沒有影響。
《新青年》風靡海內，銷量最多時不過萬餘，下層的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怎麼回事，就是知道也理解不了。而軍閥的政治操作，動輒波及十萬計程車兵或者成百萬的老百姓，讓他們過了多少年還記憶猶新。
五四以後的軍閥，還真是喜歡弄出點動靜。直系軍閥吳佩孚一直在想轍讓部下崇拜自己，一邊動作誇張地做秀，一邊做"精神講話"，告誡部下，上下級就是君臣，人人都要講究五常八德。他自己則堅持"五不主義"，其中"不借外債"和"不進租界"還真是做到了。
膠東的軍閥劉珍年也想人家崇拜他，辦法是讓部下士兵人人佩戴他的像章，背誦他的語錄。像章是瓷質的，語錄也有本。
那個掘了西太后並乾隆陵墓的小軍閥孫殿英，沒有語錄，更不能做"精神講話"，但人家搞起了一個教門——廟會道，自己就是道首，所有幾萬官兵都是道徒，軍隊編制和教里的組織相互重疊。他身邊還有一個經常會神靈附體的"口"，孫殿英發布命令，往往就是神諭，難怪人家計程車兵掘墳的時候膽子那麼大。做事不那麼赤裸裸的也有。他們利用宗教的儀式和精神來進行精神教育和控制，並不直接讓部下官兵崇拜他們自己，但結果卻更好。
唐生智割據湘南的時候，碰上了一個顧和尚，不知怎麼就迷上了藏傳佛教。人家居然能把佛法講成忠義和愛國，講還不算，乾脆領著法師一個營一個營地給全軍將士受戒，官兵受戒後，發給受戒證章一個，竟然讓他練成一支佛軍。
相比起來，馮玉祥似乎比唐生智洋氣一點，人家看上的是基督教。當然，解釋出來的基督教教義倒也差不太多，也是愛國、愛群和忠義。馮玉祥的軍隊，全軍領洗（有外國記者說他用水龍頭乾的，其實不確），每營配有隨營牧師，開辦基督學校，按時講道做彌撒。自然，人們都叫他基督將軍。
▲從左至右：馮玉祥、蔣介石、閻錫山
動靜更大，不僅在軍隊上作文章，而且把文章做到割據地方的老百姓頭上的，也有幾位，比如山西的閻錫山，這個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生，把日本軍國主義的社會組織，搬到了山西農村，將山西農村重新編村，整個組織起來，一套是村、閭、鄰的行政網絡，一套是各種社會組織像"息訟會"、"監察會"等等。
村閭長都是省里登記在案的官員，由政府發給補貼，對所轄村民握有生殺予奪之權，閻錫山管他們叫"村幹部"（這大概是幹部這個日本詞的首次引進，對於從前政權不下鄉的農村來說，這個變化實在是太大了，用當時山西老百姓的話說，就是"滅門知縣安到老百姓的炕頭上來了"）。
村幹部和社會組織首領，將所有管理工作分解成一個個項目，定期檢查，每個農民都要接受檢查。有思想或行為不端者，馬上進行思想教育，教育不好，則送到縣上的"莠民工廠"去勞動改造。
武力監督執行這些措施的，則是由現役軍人派回農村組織的保衛團。凡農村的成年男子，都要加入保衛團，保衛團既是正規軍的預備隊，同時也是農村的警察，村幹部要動武的時候，靠的就是保衛團。
廣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也有類似的表現，只是他們吸取了在山東鄒平搞鄉村建設的粱漱溟的某些做法，農村組織化實行政、學、軍三位一體化：縣、鄉、村三級，既是三級行政組織，也是三級國民學校體制，又是三級民團，每級的行政首腦，也兼任民團和國民學校的校長，在改革同時，實現幹部年輕化、知識化。現在我們該知道了，在五四以後的二三十年代，軍閥們還真是做了不少事情，而這些事情對後來的政治以及政治文化一樣具有影響。
宗教式的團體凝聚和控制，後來有過；農村的行政化和社會化組織控制，後來有過，甚至連村幹部這個名詞，還在叫著；個人迷信和崇拜，後來也有過，連像章我們都佩戴過，每人還不止一個（古代的皇帝也搞個人崇拜，但人家想不出像章的高招）。
其實，後來的人也沒有諱言他們從軍閥那裡學了什麼，毛就曾經說過，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就是跟軍閥學的，而且"老師"有名有姓，就是他的老鄉譚延闓，說人家從來不做空頭的省長，總是要督軍兼省長。
▲張學良
思想家和知識界創造著歷史，而軍閥、土匪、馬賊、幫會龍頭、兵痞以及各色鄉村能人也在創造歷史。在一個處於動盪的前現代國家裡，後者的能量從來就不比前者小，影響更不比前者小，恰是因為動盪和變化，使得這些人格外的活躍。
可惜的是，我們的歷史學家卻很少注意過這一點。中國政治的資源，其來源其實不儘是西方的，日本二道倒的，俄國二道倒的，還有本土的，本土的也不盡來源於典籍和先賢，還有不少其實真有點下三濫。
歷史就是這樣，養料吃下去可能會吐，但不耽誤把垃圾當點心吃。
對今天影響最大的無疑是近代的一系列巨變。其中，最難以看清的，就是最為混亂的軍閥時期。這段歷史影響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形成，軍閥的行為也助長了強烈的尚武風尚，軍閥時代對中國造成的影響至今仍在。
因此，不理解軍閥，不能正視近代軍閥的影響，就很難理解民國的政治邏輯，也很難了解今天很多歷史和社會問題的來龍去脈。
然而，關於軍閥的研究和著作依然很少，能跳出對軍閥的傳統敘事，正視軍閥歷史作用的更為稀少。為此，整理了"民國四大軍閥"系列，從民國大大小小的眾軍閥中，選擇對中國影響最大、又最具爭議和代表性的四位軍閥，從他們的人生經歷中讀懂真實歷史的另一個面向——
◎《蔣與現代中國》：本書作者陶涵曾任美駐華外交官，他以局外人視角超脫於中國歷史之上，可以說內容相當客觀。他深入研讀蔣介石日記、查閱大量機密檔案，並遍訪蔣氏故舊、同僚和部屬、美國軍政要人，對蔣介石其人，及那一時期複雜的中美關係的了解程度前無古人。對蔣的刻畫，既細緻又深入，且一改以往對蔣殘暴古板的評價，全面呈現複雜矛盾的真實的蔣介石。
◎《馮玉祥傳》：馮玉祥堪稱無法"蓋棺定論"的民國人物中最複雜的一個。可以說，讀懂了馮玉祥，就讀懂了民國錯綜複雜的政治邏輯。本書讓讀者看到，馮每一次倒戈背後，"不得不倒戈"的時局大勢，一個時代的波詭雲譎。作者簡又文曾任馮玉祥軍中政治部主任，與馮半生結患難之交，以第一手資料，站在客觀的歷史立場作此傳記，再現馮玉祥沉浮一生，可以說本書是了解馮玉祥最好的一部傳記。
◎《李宗仁回憶錄》：李宗仁的一生歷經晚清、北洋、國共，從無名小卒一路走到"代總統"的位子，晚年又回歸大陸。他的一生可謂是半部近代史。本書是李宗仁一生事業的全記錄，完整保存了李宗仁在中國歷史上的真面目，並間接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政治內幕或軍事秘聞。這是一本專門史研究的重要資料，讓讀者看到不一樣的中國近代樣貌。
◎《張學良口述歷史》：張學良在幾個關鍵時期的選擇，完全地改變了中國歷史走向。無論對他如何評價，他在中國歷史中的重要性卻的不言而喻的。本書中，張學良的口述，隨興而談，隨意而至，流於細碎，卻趣味盎然，更往往於不經意間，好比在歷史的鐵屋子裡，開出一片極窄的天窗，露出來的，是遍尋史書也不能得的真實。
思想家創造歷史，軍閥、土匪也創造歷史，而後者的影響往往卻是更加現實而深遠的。長按下圖，識別圖中的二維碼，即可一鍵收藏"四大軍閥"系列（含獨家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