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了這份托底，他們如隨水浮萍＊阿波羅新聞網

錢的問題始終是核心。退休金也是家庭收入的一部分，多一份來源，家庭大小事，便有更多的討論空間，反之，少了這份托底，如隨水浮萍，只能跟著子女的軌跡漂浮。

一個求助

給母親徐麗發出那條‌‌「求助‌‌」簡訊前，王昭雨已經猶豫了兩個月。

她36 歲，生活在北京，有一個年幼的女兒。和許多典型的中年夫妻一樣，她和丈夫是雙職工，更依賴於兩邊的父母幫忙看孩子。婆婆已經來了北京近兩年，看得出人越來越疲累，而王昭雨也需要喘息的機會，她迫切地渴望母親徐麗的到來。

徐麗今年55 歲了，在小城一家企業的食堂工作，負責員工們的一日三餐。每一天的節奏都是緊張的，從早晨五點多開始忙碌，到晚上六七點才能落燈收工。十幾個人的飯菜，分量大，鍋碗瓢盆都是特大號，有時候‌‌「連拿起大鍋鏟在鍋里炒菜的力氣都沒有‌‌」。

但徐麗對此依然感到滿意。她做的食物常被員工稱讚，這讓她覺得自己被需要、有價值。但更重要的是，這是份‌‌「正規工作‌‌」，雖然是企業編外人員，但簽了合同，會嚴格繳納醫療、養老保險，持續工作到60 歲後，還能領到一份不錯的退休金。

王昭雨明白，對母親來說，退休後有一筆養老的錢，是不依賴子女的一種方式，晚年生活的一重保障；可一旦母親來北京，就意味著她得辭掉手裡的這份工作，沒了收入，也斷了養老保險的繳納。

最終，在一個和婆婆鬧過矛盾的夜裡，王昭雨還是狠下心，向徐麗發出了那條微信：‌‌「你能來幫幫我嗎？養老保險我來給你交。‌‌」

徐麗生活的小城，正常繳納養老保險，按時退休的話，她的退休金是每個月1000 元左右，後邊可能會有增長，但對許多生活在農村的老人來說，每個月只有兩三百元的新農保（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沒有退休金，因此，擁有一份工作，一份可以給予收入、提供更多未來養老保障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如歌第一次發現母親背著他們兄妹三人偷偷出去工作，是在視頻聊天的時候——她看到母親穿了一件橙色的反光馬甲。

面對如歌帶著惱怒的質問，母親用故意輕鬆的口吻答道：‌‌「我來當清潔工，很輕鬆的，散個步就把錢賺了。‌‌」

這份母親口中很輕鬆的工作，是在村口通往城鎮的高速路上掃地，每天花費幾個小時，拿著掃帚和垃圾簍，沿著道路清理一遍，一個月的收入是1000 元。

如歌特別生氣，‌‌「高速路上車來車往的，多危險？‌‌」她故意把話說得難聽，跟母親算了一筆帳：‌‌「你要是出了什麼狀況，現在掙1000 塊，可能我給你治病要2000 塊，倒貼1000 塊，哪個划算？‌‌」那頭的母親沉默了。

小時候，如歌的父親做煤炭生意失敗，一家人從河南來到廣東謀生。為了撫養三個孩子，母親白天在工廠打工，加班到晚上十點，凌晨三四點又爬起來張羅早餐攤，一天只睡三個小時。早餐收了攤，母親還會推著三輪車，撿路邊廢棄的瓶子。

在如歌的記憶里，母親‌‌「像鐵人一樣‌‌」，什麼苦都吃了，最苦的時候，家裡連買袋鹽的錢都湊不出來。工作之後，如歌和哥哥每年都會各自給父母一兩萬，這筆錢覆蓋農村的生活成本並不成問題。她反對母親出去工作，希望她安度晚年，但母親對於日後的養老生活，始終有自己的考慮。

沒了底氣

最終，徐麗沒有猶疑，從老家趕來了北京。但在她來之後的這兩個月里，女兒王昭雨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徐麗幾乎從來不和同小區的老太太們一起結伴出去玩。

這對母女住在北五環外的一個次新小區，周圍的老太太們，基本都是從老家來幫子女帶孫輩的，孩子們早晨7 點多去上社區幼兒園，直到下午5 點放學前，時間都是屬於自己的。有些老太太們會相約著集體出行，換上統一的衣服，披著顏色相同的紗巾，每周去不同的景點遊玩、拍照和聚餐，發在朋友圈裡或抖音上。

那些照片裡從來沒有徐麗。

王昭雨有次問她，為什麼不一起去？母親的答案讓她有些出乎意料：費錢。買衣服、吃飯、門票，這一天的行程下來，可能就得花出去幾百塊，母親有些捨不得。王昭雨有點心酸，她確實沒考慮過這一點。她安慰母親，‌‌「錢我來出，你放心去玩‌‌」，但母親緊接著搖了搖頭：‌‌「那些出去玩的老太太們，都是有足夠的退休金的。‌‌」

徐麗所說的老太太們，大多來自東北的城市，比如哈爾濱、瀋陽，那裡工業化進程開始得早，程度也更高，她們年輕時多在一些廠礦、企業工作，養老保險繳納充足，現在退休了，每個月能夠拿到四五千元的退休金。

就在那一刻，王昭雨突然發現了一個讓她難過的事實：有沒有退休金，正在成為劃分老人群體的一項‌‌「標準‌‌」。

在小區里，沒有退休金的老人們，一般在公共活動空間消磨時間，鬥地主、打麻將，‌‌「一分錢不花，就是自娛自樂‌‌」，也有在小區當保全、撿廢品、磨剪刀，來賺錢補貼家用的；而有退休金的老人，活動要豐富得多，旅行、上老年大學，‌‌「花起錢來是很有底氣的‌‌」——母親沒有這份底氣。

在王昭雨的記憶中，母親徐麗這一生稱得上坎坷，開過賣窗簾的小店，打過各種各樣的零工，一直沒有一份正式的工作，直到進入這家企業，生活才算有了著落。到了晚年，還要因為女兒的需要再放棄自己的退休金，想到這一點，王昭雨心裡就非常愧疚：‌‌「是我讓她的生活沒了底氣。‌‌」

這種現象並不少見。同樣是在深圳，30 歲的婭慧，也是需要老人幫忙帶孩子的雙薪家庭。婭慧總聽沒有退休金的婆婆說，同樣是幫孩子帶孫輩，小區裡有養老金的父母，如果感覺自身身體不行，可以用退休金雇保姆，幫襯孩子的小家。‌‌「他們不需要向孩子伸手，不需要看孩子臉色，摩擦也會少很多。‌‌」

某種程度上，有沒有退休金，甚至會改變一個家庭的權力結構。

婭慧的朋友彭廣，給她講過自己的故事：彭廣是家裡的老么，他的父親年近70 歲，已經沒有了賺錢的能力，母親之前在廣州當月嫂，年齡上去之後，也被家政公司清退，丟了工作。彭廣父親年輕時是一個脾氣暴躁、剛烈、不顧家的人，現在指望著兒子養老，‌‌「像變了一個性格‌‌」，順從、討好，每天變著花樣給兒子做飯、煲湯。彭廣從來沒想到，‌‌「爸爸有一天會是這個樣子‌‌」。

錢的問題始終是核心。退休金也是家庭收入的一部分，多一份來源，家庭大小事，便有更多的討論空間，反之，少了這份托底，如隨水浮萍，跟著子女的軌跡漂浮。

沒有停歇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教授趙耀輝，從2007 年開始主持‌‌「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他的研究指出，2009 年新農保實施後，絕大多數農村戶口的人進入了社保體系，到了60 歲之後開始領取養老金，但這筆錢數量太少，依據前期繳納的錢而定，每月最低拿到100 元左右，最高的話能拿到800 到1300 元，難以真的用來生存。

項目的調查數據也顯示，為了彌補養老金的不足，即使是70 歲以上的農村戶籍老年人，就業率仍然超過了50%。為了生活，他們對於打工非常積極，‌‌「只要幹得動都會幹‌‌」，像無腳鳥，沒有停歇的一天。

如歌的母親就是如此。在女兒的勸說下，她辭掉了高速路上掃地的活兒，但沒過多久，又在一家玩具廠找了工作。

她所在的村子裡，散布著各種各樣的製造業工廠，從玩具到服裝再到泡菜，以當地廉價的農村勞動力為依託，製成產品輸往海外。如歌過年回家時，母親騎電動車帶她上街溜達，幾十家工廠像棋盒一樣伏在馬路兩邊，讓她想起小時候在廣東看過的產業集聚區，那些看起來像兩層樓高的建築，其實是架空了的幾米高的廠房，母親在那些工廠里度過了很多年。

2008 年，受全球金融危機波及，廣東的許多工廠倒閉，父母從廣東來到了北京謀生。那時候，如歌在老家上學，母親在北京做過育兒嫂、保姆、超市的揀貨員。到了2018 年，父親被查出患上尿毒症，要靠一周三次的透析為生，父母才不得不遷回老家。

母親一邊照顧父親，一邊帶著小孫子。孫子上了幼兒園，母親就開始找活兒干。玩具廠按時薪計，站著工作，每天8 小時，時刻有人督工，做得慢了會被批評，是體力和精神的雙重消耗。如歌再次向母親發了火，‌‌「我知道是要站著工作時驚呆了，堅決地要她辭職‌‌」。

對於出門工作，母親總有各種理由——一會兒是‌‌「我在家裡快憋死了‌‌」，一會是‌‌「工長給我打電話說趕貨，我幫幫忙‌‌」，一會是‌‌「跟小姐妹在那坐著聊聊天挺好的，干多干少無所謂，不求掙錢，求個樂呵‌‌」。出去的次數多了，小侄子甚至會向如歌‌‌「告狀‌‌」：‌‌「姑姑，奶奶又出去工作了。‌‌」

最近半年，母親又去了一家工作時間相對自由的服裝廠，按件計薪，負責衣服的點位和上扣。母親告訴如歌，周圍的工友都是年齡相近的姐妹，空閒時，她們會一起拍個小視頻放鬆。但實際上，廠里的工作結束，母親回家還要洗衣做飯。長久勞作讓她患上了腱鞘炎，手腕上鼓出一個大包，‌‌「她總時不時地用另一隻手揉，把包揉下去才能好受點‌‌」。

林琳父親面臨的狀況也極為相似。他今年62 歲，對找工作來說，這是一個尷尬的年紀。

過去兩年，父親在內蒙的一家礦場負責看守機器，包吃包住，後來上頭頻繁檢查，礦上開始裁人，過了60 歲的父親第一批被裁掉了。回到河北農村生活後，對父親來說，找到工作，成為他心頭最記掛的事。

為了有份工作，父親百般托人打聽，好不容易聽說北京西三旗附近有份垃圾分類的活兒，立刻收拾了三個包裹的行李，興沖沖地趕來。工作的環境完全不能算好，住在地下室，食堂建在垃圾站附近，夏日灼熱，每天得忍耐高溫進行垃圾分類，還要拍照上傳，過程繁瑣。上崗的第二天，一場突發的腸梗阻，讓父親進了醫院。

父親在急診病房住了三天。他嘴角起了潰瘍，躺在病床上，時常對著牆壁，不發一言。母親打來電話，父親頭一句就是：‌‌「我又讓你失望了。‌‌」疾病突發時，父親不敢直接告訴林琳，就連來北京這件事，也是等工作確定了之後才告訴女兒。他小心翼翼，不想添麻煩，但疾病輕易地打碎了他努力維持的局面。‌‌「他覺得耽誤我上班，又花了我的錢，很沒面子，也很內疚。‌‌」林琳理解父親的心情。

過去，父親是家裡的經濟支柱，在礦場工作了十幾年，養活了一家人。從林琳記事起，父親每個月都有收入，被裁掉之後，回家給人打零工，種花生、撿垃圾、摘櫻桃，一刻閒不下來——直到60 歲。

工作越來越難找，年初，父親甚至特意去染了頭髮，為了顯得人精神、年輕，但年齡就像一把標尺一樣卡住了他，打零工被拒的他灰心地回來，嘟囔道：‌‌「我62 歲也不算大，為什麼不要我？‌‌」

王昭雨知道，母親面對的也是相同的事實，一旦徐麗離開了之前的崗位，就很難再回去了。年齡像一把篩子，隨招數字往上，可從事的崗位就越來越少。徐麗之前做過超市的理貨員，比食堂的工作累得多，但她現在也會擔心，再往後，‌‌「可能連這種工作都找不到了‌‌」。

在許多故事裡，父母年輕時從農村奮鬥進入城市，子女在城市紮根，父母一代的養老，由退休金和子女共同托底。若把目光移回農村，在許多地方，父母沒有退休金，可能連這份托底也沒有。

王忠興今年53 歲，成長在湖南農村，20 歲便離開家鄉，四處打工。早些年，他在江蘇學習了污水處理的技術，憑著這身本領，他追著更好的薪酬，去過山東，跑過河南，最後落腳河北，一駐就是十七年。工作的地點在遠離市區的農村，每天去市區的車只有幾班，每天工作八小時，一個月只休4 天。他幾乎從不娛樂消費，一個月9000 元的薪酬，一年下來近十萬元，一邊要贍養農村的父母，一邊要供三個子女讀書。

9000 元里，是不包括養老保險的，‌‌「哪有這些東西，你願意干就干，不干有人干。‌‌」

養老金這個概念對他來說，沒有多少意義。他知道交了養老保險，老了能有保障，但他心有餘力不足，‌‌「現在三個孩子，顧生活都顧不上來，哪有這個閒錢？‌‌」

趙耀輝的研究里，這是一群特殊的人。社保體制因地區分割，導致流動性強的人繳納社保的動力不足。而工資的28%上交，其中20%進入統籌系統，8%進入個人帳戶，當農民工選擇更換地方，意味著曾經上交的大部分社保留給了當地。與其繳納社保，他們寧肯把錢全部歸給自己。這進一步導致，當這部分人年老，仍然無法擁有可以托底的養老保險體系。

幫扶

養老金微薄，得為老年生活攢錢，是許多年邁的父母堅持打一份工的原因。但還有一個更隱性的原因，是幫扶孩子的小家庭。

如歌和兩個哥哥都背著沉重的房貸，母親總希望自己能為孩子做點什麼。

很多時候，如歌覺得父母找的工作，性價比並不高，但為了孩子，他們總能忍受。母親在服裝廠時，如歌一邊給她買止疼藥，一邊忍不住數落：‌‌「身體受罪了，止疼藥隨便買幾盒也是五六百塊錢，累死累活的，何必呢？‌‌」但母親的回答一下讓她紅了眼眶：‌‌「我就想減輕一下你們的壓力，你看你馬上結婚了，我也想攢點錢給你買點家具，給你買幾床被子。‌‌」

王昭雨並不反對父母出去工作，在她看來，父母是需要‌‌「感受到自己是有價值的‌‌」。比起不工作，她更希望父母可以做一些‌‌「不太累的工作‌‌」，然而多數時候，這更像是一個奢侈的願望。

王昭雨的父親58 歲，去年在老家的一個製藥廠謀得了一份司機的工作，負責接送員工。這份工作全年無休，早出晚歸，三餐不定。而父親患有高血脂，最需要注意飲食，生活規律。這次母親來北京，王昭雨想父親能一道來，但父親覺得，趁著還能工作，多攢一點錢。

父親的戶口在農村，也有繳納新農保，到了60 歲，每個月能領到幾百元的養老金。而王昭雨還有個小她七歲的弟弟，已婚未育。她明白，父親現在不願放下工作，有一部分是在為弟弟在打算。‌‌「等弟弟生了小孩，是不是要補貼一些？小家庭能力不夠的話，未來生活是不是也要幫助？‌‌」孩子成家立業並不是終點，他們總想得更遠。

給自己養老，替兒女撫育，是雙重枷鎖，背在他們身上。

王昭雨每每想到，母親徐麗現在辭掉工作，來北京幫她帶孩子，等弟弟有了孩子，她會像候鳥一樣，再去弟弟所在的城市幫他帶孩子，就格外難受。‌‌「母親在這個事情裡頭是沒有多少自主權的，只能夠跟隨子女的狀況遷徙，各種變動。‌‌」

林琳也有個弟弟，買了房子，還有五六十萬的貸款。弟弟的工作是開出租，收入並不高，父母總掛念著幫弟弟填補一些貸款。在林琳的父母看來，讓孩子給自己花錢是丟臉的，而給孩子花錢天經地義。

大到看病，小到一頓菜，林琳的父母都不願讓她和弟弟出錢。林琳帶父親看急診那天，醫生跟另外一位病人說‌‌「押金先交3 萬元‌‌」，父親以為是說給他聽的，‌‌「給他嚇壞了，當場就說咱不看了‌‌」。而每逢生病，父親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太花錢了，別給我治了。‌‌」

和其他只能從事基礎體力勞動的父母不同，婭慧的父親今年55 歲，在深圳經營著一家規模10 人左右的製造業小公司，母親在公司幫忙，兩人每月的個人所得在兩萬上下。自己創業做小老闆，時間相對自由，也沒有‌‌「年齡到了會被裁員‌‌」的風險，但婭慧父母的壓力仍舊不小——他們想給婭慧的弟弟在深圳買一套房。

婭慧的弟弟小她五歲，剛畢業參加工作，與已經成家立業的姐姐比起來，父母的注意力更多傾斜在弟弟身上。然而，兩萬的月工資想夠一夠深圳的首付，著實有些困難，可如果把所有的積蓄都砸在房子裡，加上沒有充裕的退休金托底，到時候‌‌「捨不得吃，捨不得穿‌‌」，生活的質量將大打折扣。

父親有時候開玩笑，要是一家人不在深圳，他們也可以早點退休回農村過田園生活。父親計劃，至少干到60 歲，再考慮退休的事情。

真的老了

父親的工作無法繼續，林琳反倒有些慶幸。離開醫院之後，她陪父親回到宿舍收拾行李。在老小區的地下室，很多個小房間擠在一塊，像個彎彎曲曲的迷宮，每一個小房間背後，都住著一起打工的夫妻，或是像父親一樣獨居的老人。房內潮濕，沒有窗戶，空氣沉悶，林琳覺得壓抑，收拾完行李，她趕緊跑出來，呼吸了一口新鮮空氣。

林琳知道，要是沒有生病，父親八成會住在這裡，繼續打工。這次生病，父親受了很大的打擊，他一直不承認自己老了，但這次他說：‌‌「不服老不行，不能再逞強了。‌‌」

沒察覺到父親正在老去的還有林琳。在她的印象中，從沒見過父親唉聲嘆氣的樣子。‌‌「他以前狀態特別好的時候，沒什麼事情在他眼裡是事兒。‌‌」26 歲，林琳和當時的男友分手了，這個年齡，在父母所在的農村，是一種壓力，母親愁得不行，父親卻告訴她：‌‌「車到山前必有路，別憂慮太遠的事，關注當下就行。‌‌」

父親生病後，女兒和父親的身份掉了個兒，這次送醫，父親需要灌腸，林琳被護士叫進去的時候，‌‌「腦子裡來不及想什麼‌‌」，機械性幫父親脫掉褲子，清洗身體。事後想起來，她自己也覺得驚訝：‌‌「以前從沒想過，我還可以做到這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