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大黨委書記在總結「反右」勝利的報告中說：「我們對右派分子的鬥爭，是採取了說理鬥爭、以理服人的方法。」（《北京師大反右派鬥爭獲重大勝利》，1957年8月10日《人民日報》）「望遠鏡」所用「從字縫裡看出字」法，以及排除法，不知是不是「說理鬥爭、以理服人的方法」？
在所有聲討「苦藥」的文章、發言中，此篇最誇張，最唬人，最「徹頭徹尾」，因而，距離「苦藥」實際也最遙遠。此亦「望遠鏡」之所以必需也。
這篇「望遠」高論，也是批判「苦藥」的壓卷作品，終場戲目。北京師大撻伐「苦藥社」之役，至此鳴金收兵；在校刊上，「苦藥」此後銷聲匿跡。
四、罪與罰
北京師大「整風反右」的大規模「群眾運動」（按，應讀作「運動群眾」），即大鳴、大放與大批、大斗，於8月初告一段落。之後，進入關鍵性的個案審查、組織處理時期。對應屆畢業生「右派」的審查處理工作，因涉案人數多，耗時約3月。
在近3個月時間裡，被揪鬥的「苦藥」人，與本系同級其他班被揪者，組成一支不大不小的隊伍，約合正規軍半個連。他們按照運動領導者的命令，以戴罪之身，在同級同班一位「革命群眾」代表（即「左派」）指揮、監督下，日日服勞役，以示先期在校內接受懲罰。「十一」國慶期間，被剝奪參與集會慶祝與遊行的權利，且不許「亂說亂動」，只能由「革命群眾」派人看管，集中收聽實況轉播。
10月31日（或11月1日），召開「宣判」大會。中文系總支書記李筠代表學校黨委，公布本系畢業班「右派分子」審查處理名單。據宣布，全年級學生約220人，共劃「右派分子」50餘人，分「一般右派分子」與「極右分子」兩種。所給懲處分別是：勞動改造，勞動教養，勞動考查，分配工作考查（考查期有2年、1年半、1年幾種），等等。是黨團員的，開除黨籍、團籍。
總支書記還宣布：對所有參加「右派」社團（「苦藥社」、「底層之聲」等）的學生而言，這項「參加」是一歷史污點；以後如填寫登記表，此即「參加反動黨（社）團」之實例。
「苦藥社」所在的乙班（4、5班），劃「右派分子」18人，占全班人數約四分之一。其中16人是「苦藥」成員。這16人里，有「極右分子」3人，其餘是「一般右派分子」。懲處是：勞動教養1人，勞動考查1人，其他人分配工作，考查2年、1年半、1年不等。（具體情況，見後附《「苦藥社」「右派分子」名錄》）
「苦藥社」成員大約有30多人，劃「右派」者接近一半。還有定為「中右分子」的，因是內部控制，未宣布，不知其詳。所劃「右派」16人中，共青團員14人，中共預備黨員1人，一律開除團籍、黨籍。其餘未劃「右派」的共青團員，幾乎全都受到留團察看、嚴重警告、警告等團紀處分；是中共預備黨員的，取消預備黨員資格。從性別看，男同學劃「右派」14人，女同學劃「右派」2人。男同學中，以副社長、總編輯、訪問組長等所在的西北樓416室（住8人）「右派」最多，劃6人。其次是「苦藥」起源地西北樓423室（住7人），劃「右派」4人。撰寫《新今古奇觀》的西北樓418室，雖然只劃2人為「右派」，但其餘參與寫稿的共青團員，一律受到留團察看、嚴重警告等團紀處分；其中，中共預備黨員1人，取消預備黨員資格。
至此，「苦藥社」的「主將」、「骨幹分子」、「核心人物」、「小集團」、「英雄們」，等等，這些所謂「流氓成性的、剝削人、壓迫人慣了的分子」，這些所謂「自己浮到水面上來」的「大批的魚」，終於被釣翁或漁夫一網打盡。
嗣後，即11月初，中文系黨總支負責人分別召見「右派」畢業生，教訓幾句話後，出示一張「判決書」，即《結論及處理意見》。上面寫著該生「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事實」，定性，以及處理意見，由中共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總支委員會審查人、總支書記分別簽名。其下是中共北京師範大學委員會簽署「同意總支意見」與日期，審查人簽名蓋章。最下是北京師範大學簽署「同意」，蓋校印，副校長何錫麟蓋章，註明日期。
這一份經過「系總支——學校黨委——學校副校長」（按，校長是民主人士、著名歷史學家陳垣，實際領導和主持學校工作的是黨委書記兼副校長）三級黨政組織與領導人審查同意，並分別簽字蓋印的《處理意見》，就是這些「右派」畢業生，在母校學習4年，「幫助黨整風」十幾天，最後獲得的畢業鑑定及政治結論。按照要求，這些被剝奪了話語權、申辯權的學生，還要當場在《處理意見》下方，寫上自己的姓名，表示接受。
在北京師大受到的教育，與母校領導、老師、同學的親密接觸，到此結束。
16名「苦藥」「右派」，在領受了「判決」後，一如其他難友，迅速捲起鋪蓋走人。欲哭無淚出校門，何堪回首。有的暗自思忖：什麼母校，如此無情，怎能再回這傷心之地！
他們在初嘗學校懲罰後，接著是，或被送農場，繼續服苦役，而且更加殘酷，或走向四方，承受更大的社會懲罰，肉體的，精神的，政治的，經濟的，甚至家庭親人的。在「苦藥」人中，沈巧珍是唯一為因「反右」而殉難者，她遭受的摧殘、磨難，卻是難友們共同的，相似的，時間長達20餘年。
五、未了「苦藥」案
1957年11月，寒冬早早降臨古都。
北京師大對「苦藥社」「右派」個人的「判決」處理，隨著這些「右派」學生離校，似已結束。真的結束了嗎？另外，「反動社團苦藥社」案結束了嗎？還有其他類似「案」，全都結束了？渺茫的答案，長久的等待，等待……
22年，漫漫長夜與白晝，糾結著，延伸著。其間，經歷「文化大革命」，又一場難熬的人類浩劫，空前絕後，持續10年。過了10年，又等3年。1979年，春天終於來了，晚來的春天，而且又是「早春」，寒春。不由得令人想起《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右派」名作，作者費孝通，社會學家）。早春，未必陽光燦爛，惠風和暢，感覺還是涼颼颼，冷冰冰。
《大事記》記載：「1979年4月本月，我校改正錯劃右派分子工作已接近完成。有354位被錯劃為右派的同志得到改正，占1957年全校劃右派數的90%以上。有12位被錯劃為右派的正副教授，已經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復其原有級別職稱。……」
正是在此前，「右派」學生也等來一紙《改正通知書》，文稱：「根據中央〈1978年〉55號文件精神，你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問題已經中共北京師範大學委員會1979年2月×日討論，決定予以改正。撤銷對你開除××的處分……」云云。落款是「北京師大落實55號文件辦公室」，蓋「中國共產黨北京師範大學委員會政治部」紅印。
面對這張不帶感情、沒有溫度的《通知書》，默念「決定予以改正」，真不知說什麼好。
20多年，政治的，經濟的，精神的，肉體的，以及家庭的，生命的……種種傷害、損失、犧牲，就由「決定予以改正」6字，統統「改正」了？6個字，22年，1字約抵3年7個月。
既是「改正」，必有錯誤。什麼錯？誰之錯？如何錯？為何錯？怎樣彌補？
當初，三級黨政組織與領導人審查同意，分別簽字蓋印，如此「慎重」、「負責」，「嚴格把關」。如今，為什麼只是落款與紅印不一致的兩個臨時機構：某「辦公室」，某「政治部」？為什麼審查處理者與當初不一樣？前後迥然不同，如此不相稱！再有，一旦兩個臨時機構撤銷，再找哪個機構、哪位領導人反映情況，或請示問題，或匯報思想？這是不是預留伏筆，等待以後對「改正」進行「再改正」？這年頭，變化多端，理論與「邏輯」不斷創新，實在難以預料。
個人「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問題」，就算已作「改正」，那麼，「反動社團『苦藥社』」呢？所謂「反動社團」，有沒有《改正通知書》？「苦藥社」如繼續「反動」，永遠「反動」，其成員是否依舊「反動」，永留「污點」？「改正」與「反動」並存，豈不荒唐！
當年，宣布「苦藥社」是「反動社團」的，不僅有校內「革命群眾」，如某教授的文章，某社團及其代表的發言，他們是「民間」聲音；再就是，除代表中層領導的黨總支書記外，更有代表「官方」高層（學校）的領導人，這才是「權威」發布，一錘定音。
「師大反動社團『苦藥』社」——這是學校黨政領導人（黨委書記兼第一副校長），在首都立法機關，即北京市人大會議的莊嚴會場，對「苦藥社」的定性，並向社會宣布。（據《徹底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努力辦好社會主義的師範大學——在北京市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的發言》，署「北京師範大學第一副校長何錫麟」，見《首都高校反右派鬥爭的偉大勝利！》33頁，北京出版社，1957年）
黨委書記兼第一副校長代表的是北京師範大學。那麼，北京師範大學對「反動社團『苦藥社』」的定性及向社會宣布，經20餘年的歷史檢驗，實踐檢驗，到底是正確，還是錯誤？有沒有「改正」的必要？
從1979年春，至2011年春，又是30多年過去了。關於個人的所謂「改正」問題，關於所謂「反動社團『苦藥社』」的問題，一直期盼北京師大給一個合理的、明確的說法。
苟活的「苦藥」人，已故的「苦藥」人（他們是：沈巧珍，叢鑒，蕭敦煌，黃家榜，胡家瑞等）如地下有知，都在期盼著，期盼著。遙望雲天，翹首期盼。
要將「師大反動社團『苦藥』社」，牢牢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反右」遺案終需了結，繞不過去，掩蓋不了，拖也不是辦法。當年的黨政負責人，早已離開領導崗位，負責任的繼任者，在位者，難辭其責。
六、無盡的思念
回憶「苦藥社」，自然包含著對辭世難友的深情思念，尤其是慘死的沈巧珍。由難友沈巧珍，又聯想起烈士劉和珍。不是和珍、巧珍都有「珍」，而是她們有共同的性別、身份，相似的遭際：都是師範大學的女學生，劉和珍就讀的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是北京師範大學的前身之一，可謂隔代校友；都是為自己的熱愛而罹難，而惹禍，一位因所愛之國，抗議帝國主義侵略；一位因所愛之黨，響應號召，「幫助黨整風」。
但是，不同也是明顯的。
劉和珍死於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即1926年「三一八慘案」。那是北洋政府統治的舊中國，黑暗時代，被段祺瑞執政的衛隊，用「文明人所發明的槍彈」（魯迅語）射殺，是勇毅的死。年僅22歲，未及享受婚姻家庭的溫馨。
沈巧珍死於1966年7月25日，即「文化大革命」（按，應讀作「大革文化命」）中。是偉大領袖創建與領導的新中國，光明時代，被「革命群眾」野蠻批鬥、精神折磨致死，是慘烈而亡。有關情況是，「於四川自貢的釜溪河投水自盡，時年三十有二。撇下一兒一女，女兒兩歲不到，剛會走路；兒子才四個月，還在吃奶。」（見《沈巧珍當「右派」》）
北洋政府統治的舊中國，容不得愛國學生。偉大領袖領導的新中國，為什麼要逼死愛黨青年？
沈巧珍悲劇的根源是什麼？起因在哪裡？
說到起因，應該追溯至1957年。「沈巧珍當『右派』」，這是點睛之筆：是北京師大將其打入另冊，貶為賤民，加以「反黨反社會主義」罪名。這才引起後續的一次次批鬥、圍攻、折磨，以及種種不堪忍受的劫難，直至以死抗爭。
據披露，「三一八慘案」發生時，段祺瑞不在執政府，也不知道誰下令開的槍，聽說政府衛隊打死了徒手請願的學生之後，隨即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並即刻命令嚴懲兇手。之後，又宣布自己決定終身食素，以示對這場殺戳的懺悔。（網際網路資料）
對沈巧珍之死，不說「長跪」、「食素」、「懺悔」，那麼，誰應有所擔當？作為「苦藥」人，巧珍悲劇與「苦藥社」有關，但不是「苦藥社」造成的。而悲劇源頭的北京師大及其領導人、負責人，是不是應從中有所反思與感悟，有所承當與銘記，乃至有所表示？
此時此刻，「苦藥」苟活者要訴說自己的心語：沈巧珍，常常微笑著，態度溫和的好同學，為你熱愛的黨而殉難的「苦藥」人：我們，你苟活著的老同學，「苦藥」難友，向你奉獻無盡的悲哀，永恆的思念。期盼你的冤魂，早一天得到撫慰，永遠的撫慰！
回憶與思念就要結束，不妨回到本文開頭的第一問：還有必要回憶「苦藥社」？在文章末尾，或可再補一句。
佛祖說：一粒沙含三千大千世界。
詩人威廉·布萊克吟詠道：「從一粒沙子看到一個世界，從一朵野花看到一個天堂。」
那麼，從一個小小「苦藥社」，能否折射出一場政治運動，一段不應忘卻的共和國歷史？
「三一八慘案」發生時，置身於「時間永是流駛，街市依舊太平」的環境，魯迅先生感嘆道：「忘卻的救主快要降臨了罷」！（《記念劉和珍君》）
「文革」之後，巴金老人說：「我們的古人也懂得『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天卻有人反覆地在我們耳邊說：『忘記，忘記！』為什麼不吸取過去的教訓？難道我們還沒有吃夠『健忘』的虧？」（巴金：《隨想錄》102頁，三聯版，1987年）
一介「苦藥」老朽，絮叨幾句不得不說的「苦藥」話語，聊以備忘吧。惟願可供後人了解，史家、識者研究云爾。
2011年「三一八」之後10日初稿
「三一八」之後又1月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