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大陸人，從小時就認為財富就是罪惡，越有錢就越壞，看到地主像看到惡魔一樣。有網民撰文說：「改變看法，還得益於毛澤東掀起的『文革』」。
「那時只是因為寫點文藝作品，還都是歌頌毛澤東和社會主義的，就被打成『三家村反黨小黑幫』，天天挨游挨鬥，那時紅衛兵把在城市從事工商業的地主從城市揪了回來與這些被妖魔化的「魔鬼」一塊勞改，但這些地主識文斷字，知書達禮，文質彬彬，聰明豁達機智，比對自己專政的地痞流氓一樣的『革命造反派』好多了。其中一個地主在我們閒話《白毛女》時，文雅地笑了，說：這真正是糟蹋地主，真正地主哪能去強姦呀，這麼窮苦的丫頭送上門來能要嗎？他談到《艷陽天》中的馬小辯，說：他在自己有權勢時沒有殺死肖長春，沒有權勢了為什麼要殺死小石頭？胡編亂造而已！而許多他過去的長工對他們恭敬有加，證明他們不是吃人血的吸血鬼。這是發動『文革』的人沒有想到的吧！」
三河市文聯主席劉樹資曾經陪同浩然到山東某村（《艷陽天》的模特村）住過十幾天，訪問了所有他寫的人物模特中的家庭，也去了「馬小辮」的家。問浩然「馬小辮」有沒有殺害小石頭？他說馬小辮絕沒有殺害小石頭，那是為了附和階級鬥爭形勢誇大的。而在當年，就加劇了階級鬥爭的激烈程度，使上面知道地主如此兇殘醜惡，非狠抓階級鬥爭不可，在「狠抓」中又製造了許多新敵人，給國家和人民造成極大災難。正像李澤厚先生所說：「政權像鐵桶一樣，還是心驚膽戰，老覺得敵人很強大。意識非常脆弱，老是神經兮兮的，以為江山立即要變顏色，結果人為地製造那麼多階級鬥爭，對那麼多不該實行專政的人實行專政。而作家也神經兮兮的，人為地膨脹階級鬥爭，把文學作為階級鬥爭教科書和土地改革的小冊子。」「這是非常古怪的現象。作家竟然呼喚人們進行無窮盡的互相殘殺，這當然是為當時的革命、鬥爭服務。於是非常複雜的社會現象和人性現象，被簡化為兩種階級符號式的人物決一死戰。思想簡單，藝術粗糙。《暴風驟雨》儘管粗糙，還有片斷的真實感，而《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卻連片斷的真實感也沒有。但在當時也許可以起革命的作用。不過毛澤東本人卻從不讀這些作品，他也看不起他們。作家真有點上當了，很可笑。」
由文學形象的塑造，到對現實生活真人的變本加厲，肆意誇大歪曲，誣衊成假想敵而給予殘酷鎮壓打擊，地主就成了人間最壞的東西。
寫於1988年、完成於1992年的《白鹿原》以真實客觀的筆觸抒寫了地主白嘉軒的一生，他就是那麼自為的生活，智慧、堅韌、貪婪、義氣、親情、果敢集於一身，他只是一個想發財過好日子的人，他有自己的好惡觀、人生觀；他不是政治家，也不是腐朽政權的盲目擁護者，他的兒女成了共產黨他也不是不知道，知道了也不是堅決反對；他對長工鹿三有親如手足的關係，不像以前書上寫的是壓迫與殘害的關係，尤其真實的是村里兩個地主的兒女都是共產黨的領導幹部，而貧農長工的兒子卻是土匪被共產黨鎮壓，讀過書的富人子弟是革命的組織者與衝鋒陷陣者。現實生活就是如此。《白鹿原》是對極左觀念的極大挑戰，它評獎頗受周折，最後終於獲獎。
兩個「魯迅文學獎」得主也以自己家族的真實，呑呑吐吐地說出了對地主同情的話。「魯迅文學獎」得主周同賓在《土地夢》中說：「我們村裡有幾家地主，都是東家領著長工幹活兒，鋤地、收麥，都是東家干在前頭；大忙時候，東家吃高粱面花卷，給長工蒸白饃，東家吃辣椒、豆豉，長工的菜里總有腥葷。……那幾家的地，都是三畝五畝買來的，歷經幾代才置下那份家業。……遠不是我後來從小說中、電影裡、圖畫上看到的地主的可惡形象。」另一個「魯迅文學獎」得主史鐵生在《記憶與印象》中寫道：「太姥爺，一個典型的中國地主，……他有幾千畝地的時候，出門趕集，見到路旁的一脬牛糞他也要兜在衣襟里撿回來，抖摟到自家地里。他只看重一種東西：地。『周扒皮』那樣的地主一定會讓他笑話，你把長工都得罪了就不怕人家糟蹋你的地？……太姥爺比『周扒皮』有遠見，對長工從不怠慢。……長工吃什麼他也跟長工一起吃什麼，甚至長工們剩下的東西他也要再利用一遍，以自家腸胃將其釀製成自家地里的肥。他守望自家的地，盼望收穫很多糧食，賣很多錢，買很多地。他不想這些為什麼，他自己最風光的時候，也不過是一個坐在自己土地中央的邋裡邋遢的瘦老頭。……但是再往上數，到老老老太爺，到老老老老……太爺，總歸有一站曾經是窮人，窮得叮噹響，從什麼地方逃荒到了此地，然後如何克勤克儉，慢慢富足起來——這也就是中國地主所常有的、牢記於心的家史。」
這就是中國絕大多數地主的實際情況，他們克勤克儉，省吃儉用，經過幾代甚至十幾代的積累，才有了這些財富，絕不如今天某些依仗賄賂貪官、摟呑國有資產一夜暴富者那麼容易。兩位獲獎作家為地主翻案的話沒有引起主流批評界的批判，而莫言的《生死疲勞》就公開地近於「猖狂」地為地主翻案了。故事從被槍斃了的地主西門鬧到地獄向閻王告狀開始，被閻王輪迴為驢、為豬、為狗、為猴，終於不忘申冤、報仇的宿願，而他每輪迴一次，總是在他的鄉親、朋友、親人間活動，他以申冤、報仇的動物的眼光參與了人世間五十年的風雲變幻，場景更迭，莫言就此展開了從1950年至2000年中國農村的敘事，應當說他是比較準確、客觀地描述了中國農村半個世紀波譎雲詭的歷史。緊接著，嚴歌苓的《第九個寡婦》，則寫了一個做了很多善事包括給革命貢獻物資的孫姓地主，被貧農法庭槍斃，可是沒有打死，晚上被他出身貧農的童養媳給背回來藏在地窖里藏了二十年，這二十年，被藏在地窖里的老地主幫助群眾生活、生產、救災，顯示他的才華與善良，這是公開地給某個地主翻案，這些在文壇上有很大影響的作家在為地主「翻案」，對被鎮壓（槍斃）的地主表同情，而主流輿論沒有對他們進行批判，沒有對他們處理，莫言的《生死疲勞》還曾作為評選茅盾文學獎的候選作品。而現為中國作協主席鐵凝2006年出版的長篇小說《笨花》，寫了一個向姓的官員退休的地主，寫他平和忠勉的一生，也是對他的歌頌，而本書中成了漢奸、壞蛋的是一個收、賣雞鴨的窮人與一個底層窮人妓女。
總的來說，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壞人，但好人占絕大多數。黨為達政治目的，編造四大地主的醜惡形象，以此代表所有的地主，是不公平的。平心而論，地主中有人為非作歹，貧下中農之中何嘗沒有為非作歹之人？道理是一致的。不光四大典型地主是捏造的、虛假的，「土改」中絕大多數被殺的地主，都是捏造罪狀，含冤受戮的。而萬惡的舊社會的地主與當今特色社會塑造的地主相比，都堪稱大善人。周扒皮等無數的地主，與當今黨國栽培一夜暴發為富不仁的鄉官村官站一塊，簡直就沒有可比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