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運動釋放出其巨大的政治能量，在事後，服貿協議並沒有生效，原先談判中的貨物貿易協議也無疾而終，阻擋了台灣被收編於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經濟體制之進程。國民黨政府無能處理這項政治危機，陷入內部分歧，這使得民進黨連續在2014年地方選舉與2016年總統立委選舉中勝出，確立了台灣的第三次政黨輪替。太陽花運動還鼓舞了一股青年參政風潮，促成所謂的「第三勢力」興起，其中時代力量曾在2016年、2020年年取得了立法院的席次。另外，太陽花運動激發了民間新一波的抗爭風潮，在一個月後反核抗爭登場，迫使向來擁核的國民黨政府宣布停建核四廠；隔年夏天出現的反課綱調整運動，這場號稱「高中生的太陽花運動」也使得教育部暫緩其政策。香港的學生也從台灣獲得啟發，他們更積極投入2013年登場的「讓愛與和平占領中環」運動，促成了2014年9月爆發的雨傘運動。
重大事件之歷史意義經常取決於觀察者的位置，隨著時間流逝，其評價也可能會發生移轉。通常的情況是其過程細節與短期影響被遺忘，但是長遠的影響可能已經轉化成為實際的制度或政策，因此人們已經將其視為理所當然，而不會將視為重要的歷史轉捩點。就以1990年的野百合學生運動為例，這場受到北京天安門運動啟發的抗議加速了台灣告別威權統治，在當時也經歷了各種波濤巨浪，充滿了不確定性。然而，在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1994年省市長直選、1996年首度總統直選、2000年首度政黨輪替之後，民主台灣已經成為了既成事實，但是大多數台灣人可能已經忘卻了當初那場占領中正紀念堂廣場的行動。
十年過後，太陽花運動的歷史定位有許多的考察角度，在此，本文想要提出以下三個面向。
曾經的青年運動高潮，如今已進入消沉期
3月30日在台灣總統府前的集會。(Reuters/ Toby Chang)
太陽花運動石破天驚，其掀起的巨大衝擊來自於先前抗爭運動的累積。在2008年，國民黨重返執政之後，台灣公民社會出現了復甦的跡象。2008年11月的野草莓運動抗議中國特使陳雲林來訪期間的過當警力維安，使得沉寂已久的學生運動獲得再出發的契機，而新浮現的學生領袖在2012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獲展露角頭的機會。在太陽花運動爆發之前，各種青年抗議不公義的事件層出不窮，其議題涵蓋了環境保護（反國光石化、反核、反風車）、反對土地徵收（反中科四期、大埔案、灣寶案）、反對強制拆遷（華光社區、紹興社區、士林王家）、勞工抗爭（華隆罷工、關廠失業勞工）等。在2013年夏天，因為洪仲丘案所激發的白衫軍運動抗議，號召了二十五萬人上街頭，成功修改了台灣的軍事審判制度。
仔細觀察，2008年以降，台灣青年社運議題大致上可以分成兩類。首先是關於公平正義的議題，抗議者支持弱勢者，挑戰強勢的財團與政府，這也或多或少反應其日益不利的經濟處境。另一類的議題則是涉及中國因素對於本地既有生活方式的衝擊，包括在野草莓學運所抗議的「戒嚴傳統、重新感受」，以及明顯親中的媒體集團對於言論自由的傷害。太陽花運動同時觸及了這兩條青年運動關心的議題主軸，所以占領立法院的行動才會激發出廣泛學生與年輕世代的參與。
在2016年的政黨輪替之後，民進黨較願意捍衛國家主權，「以經促統」的急迫威脅感消失，也因此大幅減少上街頭的必要性。在第一任蔡英文政府時期，仍是有出現一些青年抗議動員，例如2017-2018年反對勞基法二修、2016-2019年支持同性婚姻、2019年支持香港反送中運動。然而，在2020年民進黨執政後，台灣的青年運動顯得消沉，許多太陽花運動前後活躍的校園異議性社團也紛紛傳出倒閉的風潮。有些青年與學生發起聲援國際民主的運動，包括聲援泰國學生運動(2020年8月）、抗議緬甸軍事政變（2021年2月）、反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2022年2月），不過，其參與規模都無法與太陽花運動時間相提並論。
放眼全球，各國的青年與學生運動都是呈現周期性的發展，在短暫的密集抗爭風潮過後，伴隨而來的是更長遠的沉寂時期。歐美各國的六零年代新左派運動的發展即是如此，在民權運動與反戰運動退潮之後，保守主義在七零與八零年代登場。台灣在1987年解嚴前後興起的學生運動亦是如此，在1990年3月的野百合運動與1991年5月反軍人干政運動之後，也不再出現重大的學生抗議風潮。因此，從事後來看，2008年的野草莓運動可以算是這一波青年學生運動的開端，2019年的撐香港行動則是其尾聲，其中太陽花運動無疑是這個周期的最高潮。
持續的經濟不滿驅動青年的政治參與
持續存在的經濟不滿反應在柯文哲的年輕支持者群體上。總統候選人柯文哲的支持者參加選舉前的競選活動。(REUTERS/ Ann Wang)
青年的經濟不滿是另一項支撐太陽花運動的動力，台灣長期以來處於低薪與過勞的困境中，剛離開校園的年輕人面臨著派遣勞動、非典型工作、平台經濟所導致的「不穩定無產階級」（不穩定階層）之處境。也因此，服貿協議被認為只會團利大財團，但是無助於改善青年勞動者的處境，而且大幅開放中國服務業勞工來台灣，也會產生排擠效應。
在太陽花運動爆發後，各政黨都意識到這個因素的政治效應。在2015年，執政的國民黨提出了所謂的「加薪四法」。在蔡英文政府時期，連續八年都調漲基本工資，2024年開始的月薪為27,470元，時薪則是183元，累計調幅分別為37.3%與52.5%。相對於此，馬英九政府的八年內，累計調幅則是15.8%與26.3%。民進黨政府也擴大了與青年相關的社會福利支持，例如公共化的托育與私立大學生學雜費補助等。不過，青年選民似乎並不因此感到滿意。儘管台灣因為低落的出生率，2020-2022年間出現了人口負成長，台灣的都會區的房價一直在漲，這使得青年租屋族的負擔沉重。此外，俄烏戰爭推動了全球性的通貨膨脹，也帶動了物價上漲，青年明顯的日常感受就是連便當變得更貴了。
持續存在的經濟不滿反應在柯文哲的年輕支持者群體上，亦即民眾黨的「民主小草」。在選舉前的民調顯示，柯文哲在30歲以下的選民支持度曾超過一半。值得注意的是，在2020年的總統大選期間，因為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的「親中」言論，以及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激化，「亡國感」促使許多青年選民返鄉投票，蔡英文也獲得了空前的817萬張票(57.1%)，順利連任成功。但是四年之後，民進黨的青年支持者消散，明顯流向首度參選的柯文哲，他獲得了369萬張選票(26.5%)。
至今仍沒有可信的研究報告，能夠完整呈現柯文哲的年輕支持者之屬性。不過，眾所皆知，民眾黨在集中於新竹市縣高科技業工程師，以及餐點平台外送員群體中，取得明顯的優勢。這兩群青年的經濟位置不同，前者因其技能而取得了較有利的勞動市場位置，後者則是滑落至不穩定無產階級之行列。儘管兩者分殊的處境，他們都有其各自的經濟不滿，工程師抱怨高漲的房價與長工時，外送員很可能是更在意日常開銷成本變高，但是兩者都在柯文哲身上找到了希望的寄託。
恆久的政治遺產：確立台灣自主的經濟道路
(Flickr/ Neon Tommy)
十年前太陽花運動凸顯了台灣所面臨的生存困境：是否為了經濟發展，我們必得犧牲辛苦取得的民主化成果，甚至讓渡部分的國家主權？其實，這樣的擔憂在太陽花運動之前就存在，只是沒有以戲劇化的方式展現出來。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在2013年底進行了一項調查，其中有個問題是關於哪些情況會導致「贊成和中國和平統一的民眾是會增加」。結果顯示，高達54.5%的受訪者選擇「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經濟關係越來越密切」這一回答，其他依序則是「中國大陸政府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繼續上升」(44.2%)、「中國大陸不承認中華民國的主權」(15.3%)、「中國大陸繼續由共產黨一黨專政」(7.0%)。很明確地，台灣人民普遍認知到經濟依賴有可能帶來相當程度的政治風險，而且其威脅性遠比中國在國際舞台的崛起，抑或是不承認台灣主權這兩種情況更大。
一項太陽花運動所確定的政治遺產即是在於，台灣不應過度依賴中國市場，而應該走一條更自主的經濟道路。這樣的路線後來是由2016年執政的民進黨承接，蔡英文所提出的新南向政策，即是要擺脫鎖死在「一中經濟」的陷阱，擴展台灣的經濟生路。從事後來看，太陽花運動具有全球性的意義，可算是開啟了檢討新自由主義所高舉的自由貿易之潮流。
首先是關於重新評估與中國經貿關係。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全世界都覬覦成長中的「中國機會」，台灣也在其潮流下與中國簽定了「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即歐洲金融協會）。中國政府長期以來使用經濟手段威脅或勒索其貿易夥伴，以行使其政治目的，例如為了反制挪威在2010年將諾貝爾和平獎頒給異議人士劉曉波，其鮭魚進口突然面臨各種阻礙。「山塞經濟」公然侵犯智慧財產權，強奪西方財團的商業機會，也引發諸多抱怨。回到2014年，台灣太陽花運動等於開創了新的潮流，檢討過度依賴中國所帶來的政治與經濟風險。在2018年，美中貿易戰正式開打，2020年爆發的疫情也加深了西方各國對於中國的不滿。與此同時，習近平主導下的中國也日益採取「國進民退」的發展策略，倡言不需要依賴出口的「內循環經濟」，打壓包括馬雲在內的許多民營企業家，都釋放出政治綁架經濟的危險的信號。換言之，台灣等於開創了重新反思中國機會所帶來的各種政治風險。
其次，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化追求自由貿易，相信各國之間的「比較利益」可以帶來彼此共利的資源分配形態。因為其勞動力與土地成本低廉，中國在改革開放後，迅速成為新興的「世界工廠」，中國製造的商品行銷全世界。曾經有一段時間，西方各國深信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所倡言的「和平是國際貿易的自然後果」，因此，美國支持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也相信更深入整合進國際經濟體系的中國有意願遵守既有的規則。但是這樣的美好期待顯然已經落空，黨國體制主導的中國反而更有能力汲取經濟資源，擴張其軍事能力，挑戰既有的國際秩序，換言之，貿易並沒有帶來和平。全球性的新冠疫情危機也呈現這樣的困境：海外生產（離岸外包）故然可以降低生產成本，但是卻有可能帶來立即而明顯的危機，尤其當口罩或是疫苗無法自主生產，也無法取得海外供給時。俄烏戰爭使得歐洲各國意識到依賴俄羅斯能源供給所帶來的政治風險，也使得西方世界進一步警惕如果中國掌控了晶片、電動車、太陽能面板、鋰電池等未來經濟的戰略高地，有可能帶來嚴峻後果。
十年後來看，太陽花運動的確是重大的歷史轉捩點，一場臨時起義的抗爭行動扭轉了台灣未來的政治走向。當時的青年理想主義與滿腔熱血已經不恢復存在，但要求自主掌握台灣命運，避免被鎖死於一中框架的意志已經成為了基本共識。相信「地球是平的」的全球化年代已經終結，早已登場的是民主原則與奉行擴張主義的獨裁政權的鬥爭。太陽花運動使得台灣「提早」加入了全球民主陣營的行列，然而其內部的青年經濟不滿仍是不穩定的因素，有可能影響台灣的未來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