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後，沈增文回國，齊邦媛代課期滿，台中一中的校長誠懇邀請她留下繼續任教。
齊邦媛認真評估了自己的困難：她先需要求得丈夫同意，再是求得父母支援——那些年，全靠她母親裴毓貞奔波在台北台中兩地，支援著她在育兒、疾病和丈夫出差時的困頓。家人都擔心她身體羸弱，無法兼顧家庭和工作，但她自恃年輕，終於決定接下這項工作，並且下決心也要申請美國的交換計劃。
在輔導高中生聯考的緊張節奏里，齊邦媛結識了大她十歲的女教師徐蕙芳。
那時信息資源匱乏，為了自編升學輔導的教材，齊邦媛和徐蕙芳都跑去各處收集英文資料，直到晚上孩子睡了，徐蕙芳便由立德街走到齊邦媛家，在齊邦媛書桌上寫好，齊邦媛再用鋼板刻蠟紙，第二天去教務處印成講義或測驗題。她們的這番合力創作很有效用，後來還被外面的「暢銷升學指南」盜印了不少。
齊邦媛說：在台中居住的十七年，除了家庭生活之外，她記憶最深刻的便是放在走廊盡頭的那張小書桌。她們二人在壓低燈罩的小檯燈旁做題目寫鋼板的情景，「既浪漫又辛酸」。
「多半時間，我們只是兩個家庭主婦，在家人入睡後才能在走廊一隅之地，面對心智的挑戰。」直到後來的一九七二年，齊邦媛在台北麗水街宿舍，才終於有了一間小小的、真正的書房。而之前這些年，齊邦媛作為一個年輕的母親和教師，並沒有自己的工作間。她深夜在小桌邊奮戰工作，還須求得丈夫諒解。
她丈夫羅裕昌為鐵路事業忙碌不休，一周工作七天，經常出差。甚至又是讓齊邦媛幫他聯繫美國、尋找相關參考書，又是認為齊邦媛必會幫忙，便將許多英文內容扔給她幫忙中譯。
齊邦媛對此全無怨言。
作為慷慨的回報，羅裕昌也願意「諒解」齊邦媛，准許她在帶好孩子之後的深夜，可以自己在家中角落加班工作。
是的，男人就是這麼理所當然。
一九五六年初夏，齊邦媛考取了美國的交換計劃，飛到華盛頓特區，接下來在安娜堡密西根大學訓練了兩個半月。到了冬天，她選擇了去更寒冷的懷俄明州實習教學，一是為了靠近在相鄰的猶他州讀書的小妹，二是為了體驗下老家東三省的寒冷況味。
有一天她突發奇想，在攝氏零下四十度的低溫里步行感受「冰天雪地之美」，被警車追上押回室內，以「避免愚蠢的死亡」。
此時的齊邦媛已是三個孩子的母親，還是偶爾冒出離奇的浪漫念頭，仍依稀可見那個文藝少女的影子。
其實這一年的她也不過才三十出頭而已。
半年訪問結束後，在回台灣的飛機上，齊邦媛與鄰座的一位美國老先生相談甚歡，後來才知那人是華盛頓美國大學的安德森校長。安德森對齊邦媛印象極好，屢屢向台灣教育部稱讚，引得教育部主動聯繫齊邦媛，邀請她去國際文教處工作。
齊邦媛回去跟父親和丈夫商量，果然兩人都不贊同。
後來教育部部長再次來信，說只要她願意入職，可以幫忙將她先生的工作也調回台北。但是羅裕昌「豈是肯受如此安排之人」，於是齊邦媛再次回信謝絕。
到了一九六七年，羅裕昌突然接到調令，要去總局參加鐵路電氣化的研究準備工作，於是他們舉家搬往台灣。也是在同一時間，美國的基金會寄來信函，提供了台灣人文科進修獎助的名額，其中一項要求是「年齡在四十五歲以下」。時年四十四歲的齊邦媛，十年來困於家庭，錯過了許多國際交流學習的機會，此時深感時不我待，於是趕忙申請。
這年夏天他們搬回了台北，有了母親的就近照料，齊邦媛終於開始籌備到美國讀書的事。在台北那三十多坪、沒有冷氣、如蒸籠般的公寓裡，三個兒子煩躁不寧，不甚諒解她遠渡重洋的理想——直到著書的耄耋之年，齊邦媛也覺得三個兒子並沒有諒解她當時的決定。
全書屢屢出現這種理所應當的、對女性的壓迫，令我很是替她委屈憤懣。
四十四歲的齊邦媛到了美國，由於基金會的手續問題，訪問學校一直未落妥。她憑藉自己之前積累的人脈，來到一所美國天主教修會創辦的女子文理學院——「樹林中的聖瑪麗」，受邀教授一門中國文學課。同時，她打算去附近的印第安納大學讀書。
她教書的「聖瑪麗」和打算就讀的印第安納大學之間相距七十邁，沒有直達的公共汽車，她只能靠平時蹭其他人的車過去，但大家時間配合不易，別人很難做到每周都接送她兩次。
於是她決定先認真教書一學期，然後辭去教學工作，專心住在印第安納大學裡讀書。
進入印第安納大學之後，她讀書異常拼命，因為：「我自己最清楚地知道，每一日都是從妻職母職中偷身得來！」
她不顧性命地修了六門主課，在學期結束考完試之後，一覺睡得昏天黑地，午夜醒來時見到皓月當空，頓時感到滿腔「離開家庭的罪惡感」，又牽掛起年近七旬的父母，含淚寫了一封家書。翌日她把信寄出，隨後坐在校園山坡的草地上哭泣許久。
苦讀之下，她拿到了4.0的最高績點，很快就馬不停蹄地繼續修讀繁重課程，因為一日也捨不得虛度。
這一年是一九六八年，國內的文革剛開始不久，齊邦媛在海外沒有遇到過大陸學生，認識的中國人十分之九都是台灣過去的。她唯一的社交圈子就是幾位中國學生及其家庭，大家輪流開車邀請她出去觀光玩耍，讓她見識到美國中西部的廣袤。
這段充實又幸福的讀書生涯，在一九六八年的寒假被迫戛然而止。
因為交換計劃要求她必須保持一份教書的工作，所以她不能一直全職當學生，必須回到「聖瑪麗」去教學。簽證快到期之時，她只差六個學分就可以拿到碩士學位，便猶豫要不要申請延長半年——便在此時，她父親來信，說她丈夫羅裕昌工作辛勞，要求她馬上回去照顧家庭。
於是她離開了印第安納大學那開花城的春花冬雪，終身也沒有拿到那個近在咫尺的學位。
回到台灣之後，齊邦媛兌現「交換計劃」的約定，在台中的中興大學教書三年。
此時她舉家都定居在台北，她須得每周二早上七點搭乘光華號火車去台中，周五晚上再搭乘自強號回台北。她不在家的兩天時間，便靠一位女傭協助家務。她的父母已經七十多歲，三個兒子都進入青春期，她每周二早上五點多就要起床為家人準備早餐，再頂著殘月去趕火車。
齊邦媛一手促成了中興大學外文系的成立，在家庭和校務之間忙碌不休。三年約定期滿後，她終於向中興大學提出了辭職。對於那幾年，她只覺得「身心俱疲而不敢言倦」，覺得拖累了媽媽太多，心中十分煎熬。這幾年裡，她唯一能靜下心來思考讀書的時間，反而是台北和台中之間、坐在火車上的那三個小時。
齊老師這樣總結道：「那種全屬於自己的獨處三小時，我終身感激！」
維吉尼亞·伍爾夫有言：「一個女人如果打算寫小說的話，必須有錢和一個屬於自己的房間。」當然，這種需求不僅限於寫小說。伍爾夫認為，獲得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房間，是實現女性價值的第一步。只有在自己的獨立空間，女性才能有機會深刻思考，不必依附於父親和丈夫。
誠哉斯言。
我從前並不懂得這個觀點的分量——直到看了齊邦媛老師這一生的妥協隱忍，才意識到對於一個女性來說，「擁有自己的房間」是多麼難的一件事。
社會分工給了她一層又一層的桎梏，即便她出身優越，又在那個時代里如此幸運地受到了高等教育、有著源源不斷的拓展視野實現價值的機會，但就因為她是一個女性，整個社會總是在合謀剪斷她的羽翼。
她的父親齊世英是個思想先進、關注民生和人權的高級知識分子，但這樣一個人也會習慣性地輕視和踐踏女性的價值。例如他會因為嫌棄妻子的「毓貞」這個名字不好聽，而直接給她改名為「純一」。例如他在女兒大學畢業時，便以「怕耽誤婚姻」為由，不許她赴美進修。例如他一次次勸誡女兒追隨丈夫，後來又以「照顧家庭」為由將女兒召回，使女兒被迫終止她的學業。
齊世英想建立一個人人有尊嚴和人權的理想社會，但那仍舊是個男人心安理得狠狠踩在女人身上的社會。
男人果然是天生的利益共同體，對女人敲骨吸髓吃習慣了，絲毫不以為意。
我同時也在想，對於齊邦媛本人而言，這一生的那麼多錯失和妥協，她自己的性格也是個不可或缺的因素。
例如在她初到印第安納之際，明明教書與讀書的地方才相距七十邁，只要有一輛車就可以解決。以她的家庭條件，買車、租車都是不在話下的，但她似乎從來沒有把「學開車」當做一個可行方案，竟然就因為合不上蹭車時間，而難以兩頭兼顧，以至於簽證到期還沒修完學分。
我甚至在想：若換了是張大飛的妻子朱鴻影女士，以她的執行力，說不定來美國第一個月就學會了開車，許多困境迎刃而解，也不會有「坐在草坪無助哭泣」這樣的畫面了。
整個社會合謀剪斷女性的羽翼，不僅是客觀上迫使她放棄發展事業的機會，也在主觀上引導她們放棄自己成長的可能性。
必得自身有強悍的主觀能動性，才能改變自己的處境。
其實我與齊邦媛老師有很多相似之處，我一直都說自己是非常符合刻板印象的女性：我從小最擅長的科目就是語文、英語、歷史，一直極其討厭數理化，體育和動手能力都是弱項。即使來美國買了車，也自認為馬路殺手，一直不敢開車上路，以至於汽車輪胎的氣都漏光了。
最近我在一點點克服自己的恐懼，每周都開車出門。同時我也在想：這究竟是不同性別的天賦使然，還是整個社會都在潛移默化地給女性洗腦，從兒時就設定了無形的標準？
齊邦媛老師晚年將自己一生的經歷梳理出來，看到自己因為父親和丈夫的命令而眼睜睜錯過了那麼多機會，心中恐怕也不是沒有憾恨。
王德威老師在後記中說道：對於齊世英先生而言，當年參與郭松齡兵諫，渡不過巨流河是他一生的遺憾。在他的巨流河裡，有著史詩般的波濤洶湧。而對於齊邦媛而言，她渡不過的那條巨流河，卻是賢妻良母的守則、日復一日的家庭責任，瑣碎而漫長，「艱難處未必亞於一次戰役、一場政爭」。
齊邦媛老師如她父親一樣，知道自己有能力渡到河的對岸，但對岸卻終究可望而不可即。
生活在那樣一個時代，沒有思想上的啟蒙引導，一個女性想推翻這種約定俗成的壓迫、將命運和生活節奏掌握在自己手中，是極為艱難的事。
好在，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思維已經大不相同了。
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房間」，學會為自己的每個人生決定負責，不依附於他人的保護，也不妥協於他人的施壓——這是當代每個女性都需要渡過的巨流河。
八、海外孤臣
齊邦媛老師無疑是頂尖幸運的人。
我原本起了一個小標題叫做「孤臣孽子之思」，得自於白先勇。但我想了一下，流亡台灣的那批人皆可稱為「孤臣」，卻未必個個都是孽子。起碼溫馴的齊邦媛老師一定不是。
齊邦媛從來沒有真正的反叛意識的覺醒。一直保護她、引導她、同時也順理成章擠壓她成長空間的父親齊世英，是她一生的精神偶像。
她中學就讀於南開，受教於孟志蓀這樣的國文名師。進入武漢大學後，有朱光潛親自指導她轉系，並且擔任她的導師。她在語言、文學和審美上受到的啟蒙，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這不僅為她奠定了一生的職業生涯，也成為她在無數次挫折和苦難當中的精神力量來源。
她的恩師朱光潛、吳宓在文革期間受盡凌辱，她的老同學們各自經受了重大考驗，而她卻安安穩穩成家立室，遊歷世界各地，還參與編纂教材和文學作品翻譯，大大實現了自我價值。
她這一生與同儕相比，已然獲得了足夠多的幸運和寵愛，正沒有什麼可反叛的。
她因時代而感受到的痛苦，更像是一種迷惘。這是那代人共同承受的一種時代的捐棄。
初到台灣時，她是個十足的「外省人」，對受日據時代影響的榻榻米感到不習慣，甚至在出國訪學還會想要到更寒冷的地方，去感受與家鄉東北相似的氣息。後來幾十年倏忽而過，她幫著丈夫一起使台灣自動化鐵路系統從無到有，她參與多項文化教育活動、與各個國家地區的大人物交流會晤，更在素書樓的石階上與大師錢穆先生建立起十八年的密切友誼。
幾十年下來，她已經徹底成了一個「台灣人」。
在大陸一片荒漠的時期，她努力推廣「台灣文學」走向世界，卻每每在自我介紹時難以定位——她是來自中華民國？來自東北？來自台灣？外國人應當如何理解這種複雜的關係？
對於所有台灣人來說，談及identity時都有種「霧中奔跑」的感覺，最初的鄉愁和失落慢慢被時間沖淡，便成了一種長久的流亡之感。
從一九八零年代開始，齊邦媛漸漸在國際文化交流活動上見到中國大陸的作家，當中也不乏她極為欣賞的創作者。她一開始很熱情地向她欽佩的作家張賢亮打招呼，卻引來了幾位大陸作家的詫異表情。後來才逐漸意識到，兩岸作家對許多文革主題的作品態度不盡相同，「凡事稍涉政治觀點，人與人之間立刻保持相當距離」。
漸漸地，也會有大陸的作家去台灣參加活動。「雖然彼此認識一些可以交談的朋友，但是『他們』和『我們』內心都明白，路是不同的了。誠如福斯特《印度之旅》結尾所說：全忘記創傷，『還不是此時，也不是此地』。」
一九八五年，齊邦媛在西柏林自由大學教授台灣文學，白先勇、陳若曦、鍾玲、李歐梵和鄭樹森受邀來柏林參加「地平線世界文學會議」，齊邦媛竭誠招待。但很快他們發現，來參加這場會議的大陸作家，名字都印在了會議大廳的大型看板上，而五位台灣作家卻沒有姓名。眾人都對此感到憤慨，無奈形勢比人強，此時整個世界都對這些由「文革」後的中國來的作家充滿好奇。到了一九九零年代以後，歐洲的台灣文學研究也漸漸熱情不再，注意力被中國大陸占據。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台灣和大陸之間開放了探親，但齊邦媛一直等了六年才回去。當時，「熾熱的探親文學已由重逢相擁的痛哭激情漸漸冷卻，甚至開始出現了幻滅的敘述。隔著台灣海峽，漂流者日思夜想的是故國山川和年輕的親友，即使父母也應尚在中年，隔了四十年，回去時所見多是美夢的骨骸。」
齊邦媛既覺得自己無親可探，也有「近鄉情怯」的感覺。
直到得知學生時代的摯友魯巧珍肺癌末期，齊邦媛才匆忙趕往上海，此時才知自己當年的男友俞同學已於一年前因心臟病去世，當年的許多舊友也都已經去世了。
她到了醫院，魯巧珍被扶著坐起來，說道：「知道你要來，我一直等著。」
魯巧珍從枕下拿出一張紙，隆重地念起了杜甫的《贈衛八處士》：「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
這首詩放在這個情境下，實在是再合適也沒有了。
魯巧珍對齊邦媛這些年在台灣的生活表示由衷羨慕，齊邦媛淚落不止，心知此番重逢便是訣別。
齊邦媛對於上海並無逗留的心情，從醫院出來後，她坐車駛過原先最繁華的街道，想起自己半世紀前來到此處的場景，啼笑從無。她很慶幸自己的人生選擇：若當年留在上海，她在文革時期早就因出身而被鬥死，「即使倖存，也必須耗盡一生否定真正的自我」，就像她那幾位尊嚴盡失的恩師一樣。
此番返鄉，她也回了一趟東北老家，所坐的火車途經巨流河鐵橋時，天已經全黑了，她未能看見這條他父親心中流淌一生的巨流河的全貌。
在軟臥車廂內，她與幾個來自俄國的工程師相談甚歡，對方對她很是友善，還提出要護送保護她。她想到三十多年來「反共抗俄」的口號——腦海中模糊的仇恨概念，與眼前具體的、善良的人相聯結，很具有象徵意味。
暮春三月，齊邦媛來北京參加同學聚會，負責聯絡接待的是當年他們南開中學的校花邢文衛。曾經，冷艷矜持的邢文衛是整個男生宿舍「遙望受彤樓」的焦點，此時已經年邁，卻依舊與眾不同。聚會前，齊邦媛申明道：「此行專為歡聚，一不談病痛健身靈藥，二不談台灣回歸祖國之事。」
明明是分享過最珍貴青春的昔日舊友，打起交道來卻有了這麼多無法觸及的雷區。
聚會時，眾人唱起了當年由十八歲的齊邦媛創作的班歌，一句「而今一九四三春風遠」令人唏噓不已。
「這些當年精英中的精英，因為政治的對立，婚姻的牽絆，失去了許多正常生活的歲月，成為失落的一代，吞沒在『春風遠』這麼簡單直率的嘆息之中，無須記憶，也無法遺忘。」
兩年後，齊邦媛在台灣收到校友傳來的「邢文衛病逝」的消息，才知道在聚會時邢文衛就已經生病。當時她不知情，竟對邢文衛沒有一句慰問，而這時邢文衛的死訊是由簡體字宣告，齊邦媛甚至不認識這個名字。
齊邦媛猶記得聚會那天中午，眾人從邢文衛家走到巷外大街的飯館吃飯，四月柳絮飄飛，齊邦媛忽然想起當年孟志蓀老師教過的蘇東坡的《水龍吟》。
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
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
人與人的每一場分道揚鑣，都有可能是一生的訣別。縱使他朝再相逢，彼此間也隔著茫茫歲月，終究再也無法回到青春的彼岸。當年去了台灣的這些人，幸運地避開了許多摧殘傷害，卻終身都無法擺脫「被拋棄」的流亡之感。
而這一份流亡與失落，或許還要延續世世代代。
又或許，下一代早已在無聲的歲月里，流亡了「流亡」，失落了「失落」。
九、江河萬古流
這本書讀到最後，有一處忽然令我熱淚盈眶。
那是一九九三年齊邦媛回到遼寧鐵嶺，來到小西山的村莊舊址，詢問「鬼哭狼嚎山在哪裡」。結果所有人都從未聽說過這個山名。直到此時齊邦媛才知道，幼年時聽母親說的「鬼哭狼嚎山」，原來是母親當時的心情。
當是時，她的一生已經走到暮年，她父母也都魂歸九泉。她漂泊了這麼久回到原點，才發現這樣一個微末的真相。
由於她父親齊世英為國民黨政府做事，他們家的祖居莊院已被摧毀，祖墳也被犁平為田。她童年奔跑過的山野、她採過的芍藥花，早已沒了昔日存在的痕跡。此番萬里還鄉，唯見沃野良田伸向默默穹蒼，她終於確認，父祖的故鄉早已沒有了她的立足之地。
她南開中學的好友潘英茂，後來定居在加拿大，在七十歲那年曾經主動寄明信片與她恢復聯繫。齊邦媛去紐約辦公時，曾想過順便去加拿大看望潘英茂，但當時正逢美國感恩節、公路繁忙，她便想著下一年再去。哪裡知道下一年她便得知了潘英茂因病去世的消息。
最後，她只能給已故的潘英茂寫了一封無法寄出的信。
她在信中回憶起當年高中畢業的夏天，她們一行五人牽著手往車站走，忽然一輛吉普車衝來，將她們衝散。當時的潘英茂用一貫沉靜的聲音說道：「我們以後恐怕不能再見面了，我母親的法國迷信說，牽著的手被人從中沖開，就是分散的預兆。」
那次離別的場景，偶爾還會浮現在齊邦媛腦海中。她未曾想到當年的預兆這樣準確，大家竟然分散得如此徹底。
或許只有快走到盡頭時，才能將人生每個細微處的線索完整地銜接起來。
此之謂人生的讖語。
陪著齊邦媛老師見證了她一生的歷程，跳脫出特定的時代回看過去，也可以發現很多相似的事情都是在重複發生。例如當某個國家、某個政黨做出不人道的行為，國際社會一定會予以聲援譴責：如郭松齡反戰兵諫時曾獲得各方的讚許；如在南京大屠殺之際，科學家愛因斯坦、英國哲學家羅素、法國作家羅曼·羅蘭和美國哲學家杜威，聯名發表宣言籲請各國人民自動組織抵制日貨——這與今年國際社會對烏克蘭的聲援一般無二。
每個時代都總有一些人在努力做正確的事，這也是讓人感到「世界有希望」的地方。
雖然，每個時代也都有被沙塵蒙了眼的人，他們構成了一個時代的殘忍，最終那殘忍也落在他們自己身上。
《巨流河》這本書出版於2009年，書里書外的學者都在感嘆文化環境越來越好、兩岸的聯繫日益緊密，大家都勇於直視「昨日之非」，共同祈願明天會更好。然而在十多年後的今天，局勢再度緊張起來，不知所謂的喊打喊殺之聲甚囂塵上，許多的話題又成了諱言——歷史就像是一個曲折的輪迴。
倘若樂觀點，將自己的所見所聞zoom out到足夠遙遠的距離，將歷史的跌宕輪迴放進時間的長河裡，似乎一切都並沒有那麼糟糕，再多的荒謬也終究會被歲月撫平。
倘若悲觀地想：每個人在自己有限的人生里，迎面遭遇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卻是一件不可選擇的事。即使荒謬終將被歲月撫平、一切終將重新恢復欣欣向榮，那又如何呢？生活在時代夾縫裡的人，已然在這場荒謬中耗盡了一生的青春。
那麼究竟是該樂觀一點還是悲觀一點？
我在讀這本書的時候，看到有那麼一些真實存在的人——在那樣艱難的歲月里，他們仍然保全了肉身和精神世界的完滿，使我頓感欣慰。我忽然意識到，無論在多麼糟糕的時代，也總有人可以倖免於難，既不必同流合污，還可以獨善其身、肉體與尊嚴都不受摧殘。
在悠悠不斷的歲月里，我們都知道這樣一個道理：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而在我們自己有限的人生里，惟願我們都可以獨善其身。人生的巨流河，或是寂靜無聲，或是波濤洶湧，唯有身在其中才知道，自己總是需要一刻不停地航行、竭力躲開風浪和暗礁，才能有機會抓住人生的果實。
願你我都能抵達內心的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