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交談中，有人問石峻先生，反右運動中馮友蘭先生為何得以倖免劃成右派？照當時的情勢，他是難逃一劫的。
石先生五十年代初從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就留校在中國哲學史教研室擔任教學，與馮先生是同事。不久，他又擔任了教研室的黨支部書記。當時大家都尊敬馮先生，公認他是中國哲學史領域最大的權威。
1930年代，馮先生在清華大學任教時，有人告發他講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其實馮先生講的是「正、反、合」，一些不學無術的特務就將他講的「正、反、合」密報上去，硬說是辯證法。上面的官員也不懂，就把馮先生抓了起來。但很快就將他放了，算是一場虛驚。
抗戰時期，馮先生是堅決主張抗戰到底的愛國人士，自然也將蔣介石奉為抗戰領袖。蔣對他也尊敬有加。在重慶，馮先生有過與蔣同坐一張沙發看戲的經歷。這使他在反右運動中成為既定目標，一度被內定為右派分子。
鳴放開始，學校組織全校老教授開會，黨委書記苦口婆心動員大家給黨委提意見，許諾「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少老教授受此鼓勵，精神振奮，紛紛發言，一些發言相當尖銳，如「要求教授治校和共產黨退出學校」等。唯獨馮先生一言不發，靜靜地坐在那裡只是聽。直到快散會了，他才發言，不僅沒說一句犯忌的話，還義正詞嚴地說：「全國各項事業都是共產黨領導的，教育當然也不能例外，要求共產黨退出學校是錯誤的。」
這簡直就是左派言論，如何定他右派？於是黨委決定，派兩位秘書到他家去，以徵求意見的方式，讓他說話，看能否從中發現右派言論。兩位秘書奉命來到馮先生家，態度誠懇地引誘他說：「聽了馮先生在全校鳴放會上的發言，覺得您可能還有顧慮，不敢講真話、心裡話。我們今天奉黨委指示來您家，就是希望您打消一切顧慮，大膽給黨委提意見，越尖銳越好，什麼意見都可以提。」對此，馮友蘭回答說：「我在會上的發言就是真心話。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英明極了，偉大極了！我是佩服得五體投地。會上的發言就是我的真實思想。」無論兩位秘書怎麼誘導，馮先生就是不講一句違禁的話。兩位秘書黔驢技窮，無計可施，只好回來如實匯報，令黨委大失所望。
最後，通過研究，決定從馮先生的哲學專業入手，讓他談談對毛主席哲學著作《矛盾論》和《實踐論》兩篇文章的看法。只要他對毛主席的哲學思想稍有不敬，就有理由給他戴上右派的帽子。兩位秘書根據黨委的指示，再次來到馮友蘭家，直截了當地對他說：「馮先生從事哲學研究多年，您可否從學術上談談對毛主席哲學思想的看法？比如對《矛盾論》和《實踐論》怎麼看？」馮友蘭回答說：「哎呀，毛主席的哲學思想太偉大了！他的《矛盾論》和《實踐論》博大精深，極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我這一輩子恐怕也難以學到手，但我決心學習一輩子！」兩位秘書又傻眼了，回來一匯報，黨委才發現馮友蘭真是老辣，所有談話都是滴水不漏，實在找不到劃他「右派」的理由。
後來北京大學公布右派名單，居然沒有馮友蘭，學術界不少人非常吃驚。
「引蛇出洞」的方略，在馮友蘭這兒沒起作用，他是一條不出洞的蛇。
66年運動爆發，貼出第一張大字報的，正是馮友蘭所在的北京大學哲學系的黨總支書記聶元梓。很快，馮友蘭便被揪了出來，戴上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反共老手」的帽子，不斷受到批判，要他交代罪行。1966年7月5日，他根據造反派要求，在哲學系作了長篇檢討《自我揭發自我批判》。下旬紅衛兵上門抄家，張貼大字報，封存了馮友蘭的文物和書籍，工資也受到凍結，夫妻倆每人每月只發放12元的生活費。
8月26日馮友蘭被再度抄家，所有值錢的財物幾乎一洗而空，只留下一間房子讓老倆口居住，其餘都被鎖上。後來，馮家一共住進了5戶人家。入秋，由於禦寒的衣服取不出來，馮友蘭只好披著麻袋、頂著寒風去參加批判會。除了批鬥，寫各種材料，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清掃街道。
此時馮友蘭已年逾七旬，患有嚴重的前列腺肥大，小便不通。到醫院看病，由於是「反動學術權威」的身份，醫院拒絕接收他住院治療。直到尿中毒，才於1967年1月15日住進北京醫院。但手術後尚未康復，恰逢造反派奪權，又被趕了出來，只好拖著尿瓶子接受批鬥。此後，經多方努力，到3月份又才做完第二次手術。
在一份北大革委會作戰部編印的材料上，馮友蘭被認定為「三反老手」：解放前，他是蔣介石的御用哲學家和謀臣策士；解放後，仍然賊心不死，妄圖復辟，是哲學界的一面大白旗。
1968年8月底，在「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中，已經73歲的馮友蘭被工宣隊實施隔離審查，與其他教授一同關進「牛棚」，要他承認自己是「反動學閥」。
兩個月後，事情出現轉機，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北京大學有一個馮友蘭，是講唯心主義哲學的，我們只懂得唯物論，不懂得唯心主義，如果要想知道一點唯心主義，還得去找他。翦伯贊是講帝王將相的，我們要想知道一點帝王將相的事，也得去找他。這些人都是有用的，對於知識分子，要尊重他們的人格。
正是毛澤東的這一番話，把馮友蘭從牛棚中解救出來，恢復了自由。
對此，馮友蘭內心充滿了感激之情，他按照工宣隊指示致信毛澤東表達感謝，信中附有一首詞《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紅日當空耀奇彩，照遍全球，開創新時代。五洲萬國祝壽愷，長領革命向前邁。辜負期望十九載，反動路線，罪行深如海。承蒙教育今又再，追隨正路永不怠。」
信和詞作通過謝靜宜轉達給毛澤東，毛澤東向馮友蘭表示問候。此後每逢事端，馮友蘭都要以詩詞表達歌頌，如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北大一周年，馮友蘭也要表示歡呼：「千載文壇歸正主，一年戰鬥樹新風。白頭深痛多前罪，也在工軍化雨中。」
不了解時代背景的人，會對「工軍」弄得一頭霧水，以為是什麼新的軍種，結果是工宣隊和軍宣隊的簡稱。
有段時間，馮友蘭將哲學研究轉變為寫詩熱情，在毛澤東78歲壽辰之時，一口氣寫下《韶山頌》三十三首，其中最後一首寫道：「曾以宏詞作《天問》，又以革命作《天對》。曠世風流問對人，萬歲萬歲萬萬歲。」有人認為，其語言之直白、格調之低，與寫《西南聯合大學碑文》時的馮友蘭判若兩人，其神采蕩然無存。毛澤東收到《韶山頌》後，托謝靜宜向馮友蘭表示感謝，馮因此激動不已，再作《七絕·感事》：「善救物者無棄物，善救人者無棄人。為有東風勤著力，朽株也要成綠蔭。」其語言風格、思維方式與郭沫若如出一轍。馮友蘭的這類詩詞，連同《詠史二十五》合計寫了百首左右。
正是這種心態，讓他從陰影中走了出來，沒有像北大的其他教授一樣自殺身亡。
在馮友蘭的歌頌聲中，他的待遇漸漸恢復，而林彪事件的出現，更使馮友蘭有了用武之地。
全國開展的「批林批孔運動」，到1973年後主要轉向尊法批孔。馮友蘭抓住這個契機，主動寫了兩篇發言稿，《對於孔子的批判和對於我過去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復古與反覆古是兩條路線鬥爭》，發表在《北京大學學報》上。毛澤東讀到這兩篇文章後給予了肯定，《光明日報》隨即在1973年12月3日、4日連續兩天進行轉載，並配發了編者按。
馮友蘭的文章完全違背了自己的學術取向，作為一代大儒，帶頭口誅筆伐，否定自己的學術根基，這種文化景觀，亘古未有。但正是這種背叛性的投靠，使馮友蘭成為新陣營中的吹鼓手。
1973年10月北大和清華成立研究小組，後改名大批判組，這就是著名「梁效」的來歷。大批判組成立後邀請了一些著名教授參加活動，其中馮友蘭名望最高，此外還有周一良、魏建功、林庚、楊榮國等。馮友蘭的身份是「顧問」，主要負責查找典籍，核對材料，注釋成語典故。
此後，他寫出了一系列評法批儒的文章，並在上述兩篇文章的基礎上寫成七萬字的《論孔丘》，毛澤東不僅親閱該著，還對馮友蘭的表現再次進行肯定。
1974年6月12日，馮友蘭參加了江青主持的會議，江青在會上有個發言。會議快結束時，謝靜宜通知他外出開會。
這次會議的地點在天津的小靳莊，很不湊巧的是，在第二天下午馮友蘭就因丹毒發作住進了醫院。
住院期間，馮友蘭學習小靳莊農民用寫詩批儒的方法，也作詩批儒，讓護士記錄下來。後來越寫越多，集中發表在《光明日報》上，這就是《詠史二十五首》的來歷。其中第十一首寫道：「破碎山河復一統，寒門庶族勝豪宗。則天敢於做皇帝，亘古反儒女英雄。」由於詩的內容歌頌了武則天，文革結束後受到強烈譴責，有人認為這是逢迎江青做女皇的心理。馮友蘭辯解說自己沒有這樣的想法。單就這首詩而言，很難說沒有刻意奉承的成分，其中第一句「破碎山河復一統」就不合史實。因為早就一統了，何來破碎？這種刻意歪曲，不是逢迎又是什麼？
總之這段時期的馮友蘭，和江青、「梁效」之間關係親近，風骨盡失。
1976年唐山地震，8月4日晚10點多，江青在周培源、遲群等陪同下，親往地震棚看望馮友蘭。臨近月底的25日晚，江青又叫人通知馮友蘭去看露天電影，馮友蘭因怕夜裡感受風寒沒去。第二天江青又安排人把他接到清華，告訴他看電影是為了防震。這些場面被拍成照片，讓文革結束後的馮友蘭有口難辯。
參考文獻：
施今吾《哲學泰斗馮友蘭的「文革」遭遇》
孟祥才《兩則追憶》（原載《歷史學家茶座》）
2024年09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