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不完全統計，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江青先後在15個場合聲嘶力竭地提出砸爛公檢法，點了20多位公安機關領導的名字，這些被點名的人先後被抓進監獄。所以我在《炎黃春秋》2013年第10期發表的《毛澤東與砸爛公檢法》一文中說：「文革初期江青那樣咬牙切齒痛恨公安機關，不能僅僅歸結為她的個人恩怨，難道沒有領袖的擔憂？」有些讀者給我來信，提出疑問：文化大革命前，江青作為毛主席的夫人，到全國各地去，你們公安機關都要為她服務、為她警衛，她和你們公安幹警聯繫最密切，也最信任你們，有什麼恩怨可言？我的那篇文章主要是探討毛澤東為什麼要砸爛公安機關，沒有詳細說明江青對公安機關、公安幹部怨恨的由來，讀者有疑問，可以理解。本文就江青對公安機關、公安幹部怨恨的事實和由來加以闡述，以便使我們進一步了解江青其人，這對了解共和國那一段歷史會有幫助。
1977年12月1日至1978年1月15日，公安部在北京召開了第17次全國公安會議，共有680多人參加。我作為安徽省公安代表團一員，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的議題是揭批林彪、「四人幫」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砸爛公安機關，否定公安工作，殘酷迫害公安幹警的罪行，澄清公安工作上的大是大非問題。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對這次會議很重視，指派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政治局委員紀登奎具體領導這次會議。會議結束時，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和復出不久的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和與會代表合影留念。
參加會議的人員中，有40多名剛剛從監獄釋放出來不久的公安機關領導幹部，他們在文革中坐牢時間最長的達10年之久，最短的也有四五年，對江青恨之入骨。1978年1月3日晚上，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江蘇、安徽、湖南、湖北、遼寧在文革中坐過牢的25位老公安，串聯開個座談會，交流各自坐牢的經歷和經驗教訓，發起者是江蘇省公安廳老廳長洪霈霖（「兩案」審判時，他是江青一案的公安預審員，江青經常和他頂牛，拒不認罪，以致一度預審不下去——筆者）。安徽省公安廳廳長馬敬錚在文革中被江青點名以蘇修特務嫌疑被捕入獄9年，出獄後身患肝癌住院治療，未能出席這次會議，不久去世。安徽省公安代表團由常務副廳長伍彤率領出席，他獲邀參加座談會。伍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點名，誣陷為蘇修、蒙修雙料特務，坐牢8年，出獄後身患糖尿病、高血壓、青光眼，由於行動不便，要求我陪同他去參加這個座談會。我愉快接受。
座談會開了3個小時，與會者發言踴躍，個個懷著滿腔怒火。有人在發言中數度哽咽，泣不成聲，其中一人因為心情激動，血壓升高，暈了過去，被緊急送往醫院救治。大家控訴的主題是文革中遭到殘酷迫害的坐牢經歷，但是在講到被迫害的具體問題時，我發現講的大都是江青如何如何迫害他們，很少提到林彪迫害他們的具體事實，甚至連林彪砸爛公安機關的話好像也沒有說過。不過，林彪老婆葉群配合江青迫害過公安和文藝界人士。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在一些場合說過附和江青要砸爛公安機關的一些話語，具體砸爛行為也都是奉江青指示而為。在控訴批判中不時有人自問：公安機關和我們沒有得罪過江青，她為什麼那麼痛恨公安機關、痛恨我們？有一位局長說，我接觸過江青15次，每次都盡心盡力為她服務，指派專人照顧她的生活，警衛她的安全，為她找最好的醫生看病。我自己還經常陪她遊覽、陪她購物、為她挑選舞伴陪她跳舞，她從來沒有對我表示過不滿，甚至還多次表揚我，說我辦事認真、細心。可是文革開始不久，她就點我的名，說我對毛主席和她搞竊聽，扣押毛主席和她的信件，整理她的黑材料，結果我被押到北京關了7年半。有一位廳長說：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我們無限崇拜毛主席，雖然感覺她愛挑剔，難侍候。但是，不看僧面看佛面，對她始終尊敬有加，她交辦的事，我們想方設法去辦，她對我很滿意，1959年、1964年兩次主動和我合影留念，我很感動。可文革中她點了我的名，說我整她的黑材料，把我關進監獄，通過葉群指揮空軍部隊戰士冒充造反派兩次對我家進行搜查、抄家，合影照片也被搜走了，同時被抄家的還有和江青熟悉的演藝界的名人。有一位局長說，江青30年代的歷史我比較了解，當時她在上海當演員，她和幾個男人同居過，緋聞較多。尤其是1936年和唐納結婚後，不久就鬧翻了，又和別人同居，導致唐納在濟南、上海兩次自殺未遂，鬧得滿城風雨，一時成為上海灘最大緋聞。因為演藝界這樣的事時有發生，我們也不感到特別奇怪，而且考慮到她年輕時追求進步，不到20歲就加入了共產黨，被逮捕過，經過營救出獄，後來投奔革命聖地延安。和毛主席結婚後，兩性關係亂的老毛病沒有再犯，所以實話說，對她我還是很崇拜的，就像崇拜宋慶齡一樣，把她當國母看待。1967年她說我整她的黑材料，把我關了10年，在獄中我常想，毛主席怎麼娶了個這麼不講理的老婆……
座談會結束後，我經過認真思考，怎麼也弄不明白江青和公安機關、公安幹部有什麼過節，她為什麼那樣痛恨公安機關、痛恨公安幹部。當時潘漢年、揚帆冤案還沒有平反，這個謎還揭不開。
1987年秋我參加了公安部公安史編纂領導小組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中央華東局社會部情報史搜集整理工作會議。會議邀請了胡立教、李世英、李豐平、揚帆等公安老前輩參加指導。我第一次見到了聞名於世的潘漢年、揚帆大冤案的當事人揚帆。幾十年牢獄之災，使他顯得特別衰老、疲憊，目光呆滯，佝僂著腰，行走需夫人攙扶，思維時而清醒，時而糊塗。一天下午，我懷著崇敬的心情向他請教問題，他說了幾句正常的話後，突然對我說：我不能再和你說話了，毛主席派人來接我，專機已經到了虹橋機場，我必須馬上走……。聽了這話，我感到非常難過。過後有人告訴我，1954年12月31日，他被公安部派來的人員押解北京，說是開會，實是關押，一去不返20多年。關押期間他得了精神分裂症，經常自言自語說毛主席派飛機來接他去開會。出獄後雖經長時間治療，仍未恢復，時好時壞。當年他可是公安情報戰線的一員儒將，相貌堂堂，風流倜儻，文韜武略，今天竟成了這個樣子！
隨著潘、揚冤案的平反，大量信息的披露，使我明白了江青對公安機關、公安幹部的怨恨是由來已久的，文革只是個集中爆發點而已。
江青對公安機關、公安人員的怨恨最早可以追溯到1938年秋天。當年毛澤東要和江青結婚的消息傳到皖南新四軍總部，時任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兼新四軍政委的項英覺得不妥，向當時的新四軍總部秘書兼軍法處調查科科長殷揚（即揚帆）打聽江青在上海的情況。殷揚將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時了解到的有關江青的情況寫下來交給項英。項英發電報給中央說「此人不宜與主席結婚」，並附上殷揚所寫的材料。這些材料內容主要是綜合上海報紙雜誌上刊登的她的那些桃色新聞和她曾經被捕過的情況，認為共產黨領袖和這種人結婚不妥。可是電報到達之時，毛澤東已經和江青結了婚，電報的內容卻由當時的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告訴了江青。江青得知這一情況後的憤怒情緒可想而知。在憤怒的同時，江青也深深地感受到在上海當電影明星那一段風流史，差一點毀了她和毛澤東的婚姻，今後還必將影響她的前程。她認為解決這一問題的最好辦法是銷毀那一段歷史的記載，可這是辦不到的；銷毀不了就隱瞞那一段歷史，這也難以做到；隱瞞不了就使那些了解她那一段歷史的人閉嘴或死亡，可當時她沒有那個能耐。1941年皖南事變後，項英被叛徒殺害，去掉了一個知情人。可那個叫殷揚的人在哪裡呢？因為是化名，不知是誰。江青時刻記著必須找到那個叫殷揚的人。不是冤家不聚頭。1953年春天，江青因病到蘇聯治療，以後和蔡暢在蘇聯休養勝地巴哈維爾蘇聯部長會議療養院療養，而此時的揚帆（殷揚）因患腦瘤，於2月份經公安部批准、聯繫到蘇聯開刀治療後，也到這家療養院療養。4月的一天，在蔡暢的提議和帶領下，一同去看望江青。在交談中江青得知眼前這位上海市警局局長揚帆，原來就是新四軍時期給項英提供她歷史資料的殷揚，她的憤怒情緒是可想而知的。不過，她不動聲色，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憤怒情緒，所以揚帆並未察覺到異常。但是，20天後針對揚帆的突發情況出現了：腦瘤病還未痊癒，卻接到公安部電報：立即回國。揚帆於5月11日從蘇聯回到上海。回來後，沒有人給他解釋要他立即回國的原因，卻接到公安部一紙公文通知他在家「安心休養」。緊接著公安部秘密派兩名局級幹部到上海調查揚帆問題。1953年12月21日，揚帆的警局副局長（揚帆職務變動後面有交代——筆者）和市委政法委員職務被莫名解除，沒有給他分配新的工作任務，把他晾在那裡。1954年12月31日被公安部秘密逮捕，押往北京。第二天，即1955年1月1日，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常務副部長徐子榮親自審問揚帆，先是詢問上海市警局「以特反特」情況。其實，兩位部長非常了解「以特反特」的情況，而且在公安部的指導下已經糾正了，詢問只是個幌子，然後轉彎抹角地和不動聲色地問起他1938年寫藍苹（江青當演員時的名字）材料交給項英的情況。揚帆如實回答。審問結束時，羅、徐兩位部長嚴厲警告揚帆：對藍苹在上海的那一段歷史，今後不准同任何人談起，即使是審訊你的人也不准談。文革中專案組幾十次審訊揚帆，他都沒有說這件事。這就清楚地表明，羅、徐兩位部長是來親自核實揚帆是不是給項英提供藍苹在上海歷史資料的人。1962年，中共元老林伯渠夫人朱明因1953年匿名給江青寫信的事被暴露，不得已在家中自殺身亡。在朱明的檔案中，周恩來親筆批示：「毛主席指示：朱明問題同1939年揚帆（殷揚）通過項英誹謗江青同志的性質是一樣的，矛頭是對著主席的。」這就說明，揚帆寫的江青30年代的歷史資料，不僅江青怒火萬丈，毛澤東也認為是對著他的。揚帆在劫難逃。
真實的歷史要有真實的細節。有人認為，揚帆冤案和當時批判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政治大背景有關，和他在上海執行「以特反特」的錯誤有關，跟江青有關係，但不是主要關係。以上事實已經充分地駁斥了這一論點。下面這些歷史細節更加證明江青是揚帆冤案的主謀，而這些細節這麼多年來卻被很多研究潘、揚事件的人忽視了。
一是「以特反特」是194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兼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饒漱石提出，在中共上海市委會議上討論通過的，包括上海市委第二書記、市長陳毅，第三書記譚震林，上海市警局一把手、局長李士英，華東局公安部部長（社會部部長）梁國斌，等，也都參加了會議，表示同意。為什麼揪住執行市委決議的警局二把手、副局長揚帆不放呢？解放後上海市警局第一任局長是李士英，任期1949年6月至1950年6月，這是「以特反特」最集中時期；揚帆任局長是1950年6月至1951年12月，後調任華東局公安部副部長，1952年4月又兼任上海市警局副局長。
二是「以特反特」執行時間主要在李士英任局長期間，在揚帆接任局長的兩個月後的1950年8月份就開始糾正。1951年2月，羅瑞卿部長視察上海，對上海市警局「以特反特」提出4點批評：預審科不應該使用特情；不應該用特情領導特情；不應該公開使用特情；用特情不應該太濫（過多）。同時肯定了上海使用特情取得的成績：一是破了案，有些還是大案；二是發現特情有問題，就立即糾正了；三是對胡均鶴（中共原高級領導人之一，後被捕投敵叛變，先後成為國民黨政權、汪偽政權重要特務，抗戰勝利後被判刑。國民黨垮台前夕被釋放出來，投奔新四軍，上海解放後被逆用。1955年被捕，1982年平反，享受離休幹部待遇——筆者）用得好，羅部長給予高度評價，說上海偵查工作有銳氣，糾正錯誤的態度也是好的。根據羅瑞卿的指示，揚帆於1951年4月27日將歷史問題比較嚴重的特情分子全部逮捕（不包括胡均鶴），不再使用。所以「以特反特」問題在1951年4月就已經徹底解決，並受到羅瑞卿充分肯定。1951年12月，揚帆被免去警局局長職務，調任華東公安部副部長，局長由原華東局社會部部長、公安部部長梁國斌擔任，1952年4月，經梁國斌一再要求，上海市委和公安部同意揚帆兼任上海市警局副局長。直到這時上海市委和公安部還是信任他的。可是自從在蘇聯同江青見面後，馬上被電令回國；回國後不向他做任何解釋，不給他分配工作，1953年底免去他一切行政職務。這些都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揚帆的失勢確實是江青搗的鬼。
三是下面這一歷史事實更進一步說明江青是揚帆冤案的主謀：1953年12月27日，江青隨毛澤東到杭州，一次在和公安廳廳長王芳談話中問道：「你認識揚帆嗎？」王芳做了肯定回答。江青又問：「你知道他過去叫什麼名字嗎？他過去不叫揚帆，叫殷揚，在國民黨南京劇專工作過。」這時揚帆已經被免去一切職務，江青這樣問王芳暗示著什麼，不是一清二楚嘛！因為要打倒揚帆，只有他寫的江青歷史資料發到延安和「以特反特」是不夠的，必須抓住他的歷史問題。以後，揚帆以「內奸」被逮捕、審訊，就是根據江青說的他曾經在南京劇專工作過，被誣陷和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張道藩有聯繫。而此時揚帆還沒有被捕，江青就向王芳透露這一秘密，再一次證明江青就是迫害揚帆的主謀（見《王芳回憶錄》）。揚帆被捕後，1955年、1956年江青多次到公安部向徐子榮詢問對揚帆的審訊情況（見《徐子榮傳》）。這都充分證明，江青是揚帆冤案的主要製造者。這是江青和公安機關、公安幹部第一次結下的深仇大恨。
江青和公安機關、公安幹部第二次結下冤讎，是她先後收到的3封匿名信，使她感到自己的歷史問題將會妨礙她第一夫人的地位。而她認為公安機關在偵破這3封匿名信案件上不作為，甚至懷疑是匿名信案件幕後指使者、庇護者；而她的歷史問題卻被更多專案人員所了解，她擔心一旦形勢有變，這些了解她歷史問題的人就會擴散出去，時刻威脅她的政治生命。因此，文革前她對參與偵破案件的人表面上客客氣氣，使他們對她有好感，讓他們為她保密；文革爆發後，她達到了權力頂峰，原形畢露，有恃無恐，把那些了解她歷史的人關進監獄，甚至使他們消失、死亡。那些參與偵破這3封匿名信案件的公安部和上海、浙江省公安廳（局）領導和大部分專案人員，都沒有好下場，全部被捕，有的死在監獄裡，罪名是對毛澤東和她搞竊聽，整理她的黑材料，並以搜查黑材料為名，對這些人員家裡反覆搜查、抄家，把涉及她的歷史問題的資料、檔案、照片統統運到北京，在她親自監視下銷毀。
這3封匿名信是這樣的：
1953年12月27日，江青隨毛澤東到杭州，1954年3月14日離開，住了70多天（毛澤東先她離開杭州）。3月7日，江青收到從上海給她寄的一封匿名信，披露她30年代在上海的歷史問題和緋聞。江青對省委書記譚啟龍和公安廳廳長王芳說，有人給她寫匿名信，誣陷她，矛頭是對著主席的，並主動對譚啟龍和王芳說明自己30年代在上海的歷史是清白的。回到北京後，江青將收到匿名信的情況報告了毛澤東。得到認同，於是號稱「18號案件」的專案偵破拉開了序幕。這個案件驚動了黨政最高領導毛澤東，周恩來。警界最高領導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親自掛帥負責偵破工作。中共中央華東局專門召開會議，由第三書記譚震林主持，第二書記、上海市市長陳毅親自布置，抓案件偵破，上海市警局和浙江省公安廳主要領導全力以赴，投入偵破。由於匿名信封上寫的是「華東文委」的字樣，信又是從上海發的，江青要求偵查部門將重點放在上海市黨、政部門和30年代曾經在上海文藝界工作過的人身上。案件一時未能偵破。1954年柯慶施調到上海任市委書記後，親自掛帥負責案件偵破，抓得很緊，專案組100多人，每隔幾天就開一次碰頭會。專案組先後收集了800多嫌疑人的筆跡，凡是過去和江青關係不好或議論過她、說過對她不滿話的人，都作為嫌疑對象，30年代江青在上海住的房東家的女傭秦桂貞也都作為嫌疑對象。時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長賴少其的夫人曾菲被專案組作為重點嫌疑對象，原因是賴少其在上海市第一屆黨代會上提過一個議案，要求黨組織對毛澤東前妻賀子珍（毛澤東和江青結婚後並沒有和賀子珍離婚，賀子珍此時住在上海）在生活上給予照顧；賴妻曾菲和賀子珍關係密切，同情賀子珍的不幸遭遇，她又在上海文委工作，所以柯慶施在專案組會議上說：「曾菲有作案的條件和思想基礎，有重大作案嫌疑。」專案組秘密提取曾菲筆跡，經過鑑定筆跡相似，嫌疑更大了。但是專案組經過嚴謹細緻的大量秘密調查，沒有掌握到可靠的直接證據，僅憑相似筆跡，還不能定案，偵破工作陷入僵局。江青多次過問案件偵破進展情況，懷疑專案組裡有人搗鬼，幾次對羅瑞卿、徐子榮表示不滿。案子一時破不了，但專案組對此案一直沒有放棄偵破。公安部門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直到1961年犯罪嫌疑人「自投羅網」才告破。原來中共元老、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林伯渠於1960年5月29日病逝於北京，其夫人朱明（原名王鈞璧，安徽定遠人，1945年在延安與林伯渠結婚）1961年寫信給中央，反映林伯渠逝世後一些歷史遺留問題（主要是文稿處理問題）需要解決，上報中央，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發現其筆跡與8年前寄給江青的匿名信筆跡相似，於是打電話告訴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經過公安部專家鑑定，這兩封信筆跡為同一人所寫。楊尚昆和徐子榮同朱明進行談話，她痛快地承認8年前給江青的匿名信是她寫的。組織上還沒有來得及處分她，她就立即在家中自殺（吃安眠藥）身亡，被中組部定性為反革命畏罪自殺。江青對公安部門遲遲未能偵破這一案件曾經表示強烈不滿，案子破了，又懷疑朱明作案公安部門早就掌握了，遲遲不破，是為了保護林伯渠的聲望，保護朱明。
「四人幫」被粉碎後，朱明親屬申訴，經胡耀邦批示，由中央組織部複查，結論為「給江青寫信的內容沒有錯誤，原定為反革命分子是錯誤的，純屬冤案，應予平反，恢復名譽」。在第一封匿名信還沒有偵破，時隔5年，第二封、第三封匿名信又出現了，還是披露她的歷史問題，還是寄給她本人。江青的憤怒可想而知。
1959年3月24日，江青以毛澤東生活秘書的身份，從北京乘飛機到達上海，入住上海市茂名南路錦江飯店對面的「法國俱樂部」。在柯慶施安排下，由市委宣傳部部長張春橋和警局局長黃赤波陪同。上海市委認真檢查為毛澤東出席即將召開的八屆七中全會錦江飯店會場安全保衛和毛澤東飲食起居的準備情況。江青對上海的安排很滿意。3月26日，江青心情特別高興，在房間裡拉起二胡，自拉自唱。正在得意時，錦江飯店辦公室主任敲門進入，給她送來一封「親啟」信。她感到疑惑：沒有人知道她住在這裡，怎麼這麼快就有人給她寄信呢？她打開信封拿出信紙讀了起來，只幾分鐘時間，就氣得暈倒在沙發上。她的隨行人員和飯店服務員慌了手腳，不知怎麼辦。過了一會兒，江青甦醒後，馬上鎮定下來，若無其事，搪塞說可能是低血糖，吃塊餅乾就可以了。說著，真的拿起兩塊餅乾吃了起來，騙過了隨行人員和賓館服務人員。當晚，政治局候補委員康生抵達上海，住錦江飯店，來看望江青。江青將匿名信交給康生閱讀。康生讀後說：這是一起特大反革命政治案件。3月29日，周恩來抵達上海，江青和康生一起向他匯報匿名信事件。周恩來馬上把羅瑞卿叫到自己房間，限他10天內破案。羅瑞卿不敢怠慢，立即與在北京的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徐子榮通電話，安排刑事偵查專家火速來上海，和上海市警局一起破案。第二天，公安部刑事偵查專家宋添福率領兩位破案能手飛抵上海，和警局20多名刑事偵查專家組成專案組，柯慶施點將警局局長黃赤波為專案組組長。八屆七中全會定於4月2日開幕。4月1日下午3時毛澤東飛抵上海，江青隨中央領導到機場迎接。她離開賓館時間不久，當天寄往錦江飯店轉江青的第二封匿名信又到了。專案組不敢打開信件，交給江青。信是從北京寄來的。前一封匿名信是從上海寄的，於是專案組一分為二，立即派人赴北京調查。
由於江青只給專案人員看信封，信的內容不讓看，專案人員無法判斷嫌疑人的作案動機、目的、語言習慣、地域特徵和其他信息，對破案非常不利。專案組要求黃赤波向江青反映，黃赤波不敢，向柯慶施匯報。柯慶施也不敢對江青說，報告周恩來。周恩來指示羅瑞卿和江青談。羅瑞卿打著周恩來旗號和江青面談。江青答應考慮，但是第二天又拒絕了。羅瑞卿只好向周恩來匯報。於是周恩來親自出馬，找江青談話。江青無奈，只好將信紙交出。專案組緊張工作了10天，一無所獲，過了限期。周恩來詢問羅瑞卿，案子為什麼破不了？羅瑞卿請求再延長半個月，一定破案。
案子破了（破案詳細情況省略），作案人為東海艦隊的一名海軍中尉，名叫金柏麟，現年28歲，是一名烈士遺孤，由姨媽史文慧收養。史文慧是上海評彈演員，認識江青，了解她的歷史，平時和金柏麟議論過江青，對其產生影響。江青入住「法國俱樂部」時，被偶然路過那裡的金柏麟認出。金於是用打字機打出兩封信，一封從上海發出，一封到北京出差從北京發出。破案後金柏麟以泄密罪被軍事法庭判刑兩年，送大西北勞改農場勞改，文革中躲過了江青追殺。文革後被平反。
揭發江青歷史問題的3封匿名信都不是寄給黨組織，而是寄給江青本人，可見寄信者的目的不是為了要黨組織去追究她，而是為了發泄個人不滿情緒，警告她：你不要太張狂，不要忘了你在上海灘那些見不得人的醜事。其實，揭露別人私生活的匿名信，分量是很輕的，而且是寄給本人，要是發生在一個普通演員、普通人身上，可以一笑置之；要是發生在現在，披露出去，反而讓人出名。匿名信上寫的那些內容，在解放前的報紙雜誌上隨處可以查到，無秘密可言，所以寫匿名信的人根本構不成反革命罪、泄密罪，可它卻偏偏發生在第一夫人身上，驚動了國家主要領導人和地方大員，花費了大量民脂民膏，案子破了，江青卻不滿意，因為有更多參與破案的人了解了她那一段並不光彩的歷史，使她的「國母」形象受損。
文革期間，反革命標語、傳單案件占了整個反革命案件的90%，其中約有一半以上是對著江青的。為了不使紅衛兵小將和造反派知道她的歷史，維護她「光輝」的形象，使知道她的歷史真相的人閉嘴或消失，就成了她的主要任務。而這時她的權力無邊，想整誰就整誰，所以就上演了一幕幕迫害公安幹警的大戲。
（2015年第1期《炎黃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