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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瓦爾·赫拉利:為什麼法西斯主義如此誘人

在基督教藝術中,撒旦往往是一個華麗的大塊頭形象。這就是為什麼通常很難抵禦撒旦的誘惑,也就是為什麼抵抗法西斯主義的誘惑會如此艱難。法西斯主義讓人們覺得他們屬於這個世界上最美好和最重要的群體——國家。然後(被洗腦的)人們就會想"他們教給我們說法西斯主義是醜陋的,但是我從這面法西斯鏡子(借用白雪公主中"魔鏡"的比喻)看去,我看到了很美好的東西啊。那麼,我不可能是一個法西斯分子,對吧?"

此文是尤瓦爾.赫拉利通過全系投像在2018年6月8日的TED演講。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1976年生於以色列,牛津大學歷史學博士,青年怪才、全球矚目的新銳歷史學家。著有"人類簡史三部曲"和《智人之上》等。現任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歷史系教授。

大家好。這挺有意思哈。我確實寫過人類會更加數位化,但沒想到會發生的這麼快,也沒想到會發生在我身上。現在我以全息投影的形式已經在這裡了,大家也都就座了,那麼讓我們開始吧。

我們先問一個問題。今天在座的聽眾,有多少是法西斯分子?(笑)

好吧,有點難回答,因為我們已經忘記了法西斯主義是什麼。今天的人們有些濫用了"法西斯分子"這個詞,也常常把法西斯主義和民族主義相混淆。那麼讓我們花幾分鐘時間來講清楚法西斯主義實際是怎樣,以及它和民族主義有什麼不同。溫和形式的民族主義是人類創造的最仁慈的信條之一。國家\民族是成百萬互不相識的陌生人組成的社群。但是多虧了民族主義,我們能夠互相關心和有效合作。這是非常好的事情。有些人,比如約翰.列儂,想像如果沒有民族主義,世界將是一個和平的天堂。但更可能的是,我們會生活在混亂的部族社會。看看今天世界上最繁榮最和平的國家,像瑞典,瑞士和日本,你會發現他們有很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相對來看,缺少強烈民族主義意識的國家,像剛果,索馬利亞和阿富汗,社會趨向於貧窮和暴力。

那麼什麼是法西斯主義,它和民族主義有什麼不同?

民族主義告訴我,我的國家是獨一無二的,我對我的國家有特定的義務。相對來說,法西斯主義告訴我,我的國家是至高無上的,我對我的國家有絕對的義務。除了國家,我不需要關心其他任何人,任何事物。當然,通常來說人們在各種不同組織中可以有各種身份和對組織的不同忠誠度。例如,我可以是一個好的愛國者,對國家忠誠,同時也忠於我的家庭,我的鄰里團體,我的職業,熱愛人類,追求真和美。當然了,在我有不同的身份和忠誠的情況下,有的時候會造成矛盾衝突,增加了生活的複雜性。但是,誰說生活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生活是複雜的,面對這一真實吧。

當人們試圖忽視生活的複雜性,想讓生活變得太容易的時候,就容易進入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否認除了國家/民族身份以外的所有其他身份,堅持我只有對自己國家/民族的義務。如果我的國家要求我犧牲我的家庭,那麼我就犧牲我的家庭。如果國家要求我殺死上百萬的人,那麼我就殺死上百萬的人。如果國家要求我背叛真和美,那麼我就應該背叛真和美。

例如,法西斯主義如何估量藝術?一個法西斯分子如何決定一個電影是好的電影還是壞的電影?這非常非常非常簡單。只有一種衡量方式:如果電影是為國家利益服務的,就是部好電影。如果電影不是為國家利益服務的,就是部壞電影。就這麼簡單。

相似的,一個法西斯分子是如何決定在學校里教孩子們什麼知識呢?同樣,非常簡單。只有一個衡量方式:教給孩子們能夠符合國家利益的東西。真理是什麼並不重要。

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大屠殺的恐怖場景提醒過我們,像上述的思想方式會帶來可怕的災難。但是,通常情況下,當我們展示法西斯主義的壞處時,我們的做法很無效。因為我們趨向於把法西斯主義表現為一種醜陋的怪物,卻很少解釋為什麼它會有吸引力。這就有點像那些好萊塢電影中,總是把壞人比如伏地魔,索隆或者黑武士表現得醜陋,薄情和殘酷。他們甚至對自己的追隨者也同樣殘酷無情。當我觀看這些電影時,總是很難理解——誰會被引誘到追隨伏地魔這樣噁心的爬蟲呢?

魔鬼的危險就在於,在現實生活中,魔鬼看上去並不醜。它可以看上去非常美麗。這一點,基督信徒理解得很充分。與好萊塢的描繪相反,在基督教藝術中,撒旦往往是一個華麗的大塊頭形象。這就是為什麼通常很難抵禦撒旦的誘惑,也就是為什麼抵抗法西斯主義的誘惑會如此艱難。法西斯主義讓人們覺得他們屬於這個世界上最美好和最重要的群體——國家。然後(被洗腦的)人們就會想"他們教給我們說法西斯主義是醜陋的,但是我從這面法西斯鏡子(借用白雪公主中"魔鏡"的比喻)看去,我看到了很美好的東西啊。那麼,我不可能是一個法西斯分子,對吧?"

錯。這正是法西斯主義的危險所在。當你看向法西斯鏡子時,你發現你比真實的自己更加美麗了。在1930年代,德國人看向法西斯鏡子,他們發現德國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東西。如果今天俄國人看向法西斯鏡子,他們會發現俄國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東西。如果以色列人看向法西斯鏡子,他們會發現以色列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東西。

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現在面臨的是1930年代的重返。法西斯主義和獨裁體制也許會重返,但它們會以一種全新的形式重返,一種和21世紀的技術真實緊密相關的形式。在遠古時代,土地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資產。因此,政治就是控制土地的鬥爭。獨裁體制就意味著所有土地被一個統治者或者一個小的寡頭組織所控制。在近現代,機器成為了最重要的資產。政治就變成控制機器的鬥爭。獨裁體制就意味著大量的機器集中在政府或者一小群精英的手中。

現在數據正取代了土地和機器,成為最重要的資產。政治也變成了控制數據流動的鬥爭。獨裁體制現在意味著大量的數據被集中在政府或者一小群精英的手中。現在自由民主面臨的最大危險是資訊技術革命提供了獨裁體制可能比民主體制更有效的機會。在20世紀,民主體制和市場經濟擊敗了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因為民主體制更有助於處理數據和做出決定。在20世紀的技術條件下,試圖把太多的數據和太多的權力集中到一處,明顯是一種低效的舉動。但是,從自然法則來說,集中的數據處理並不總是比分攤的數據處理低效。在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崛起的時代,在集中的一處來非常高效地處理大量數據,並做出所有的決定,是可行的,也就是說中心化的數據處理會比分攤的數據處理更有效。那麼曾經是20世紀強權體制的主要弱項——集中處理信息的嘗試——將變成它們最大的優勢。

民主體制的未來面臨的另一種技術風險在於資訊技術和生物科技的融合,這種融合可以創造出比我自己更了解自身的算法。一旦這種算法出現,作為一個外在於本體的系統,類似於政府,它不僅能夠預測我的決定,還可以操縱我的感情,我的情緒。一個獨裁者可能不能給予我健全的健保體系,但他可以讓我愛他和恨他的對立面。民主體制在這種發展過程中將很難生存。因為,從本質來說,民主體制不是基於人類的理性,而是基於人類的感情。在選舉和公投的過程中,你不會被問道"你是怎麼想的?",你實際上被問的是"你是怎麼感覺的?"。這樣來看的話,在有人能夠操縱你的感情的情況下,民主體制將會變成一場感情傀儡秀。

那麼,我們怎樣能夠阻止法西斯主義的回歸和新獨裁體制的上升呢?我們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是:誰控制了數據?如果你是一個工程師,那麼就發現一些辦法避免太多的數據被集中在少數的手裡。也發現一些辦法來保證分攤的數據處理至少和中心化的數據處理一樣有效。這將是民主最好的安全衛護。

對我們這些大多數不是工程師的人來說,要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避免被控制了數據的少數人操縱。自由民主的敵人,它們有一種方法,它們能夠侵入我們的感情。不只是我們的郵件,我們的銀行帳戶,它們侵入和影響我們的恐懼,仇恨和虛榮,然後它們操縱這些感情造成兩極分化,從而從內部破壞民主制度。這實際上是模仿矽谷率先發展出來的那種向我們售賣各種產品的方式。現在,民主制度的敵人們正採用這種方式向我們售賣恐懼,仇恨和虛榮。它們不能夠憑空創造出這些感情,所以它們需要了解我們預先存在的弱點,從而利用這些弱點來操縱我們。因而,我們每個人有責任了解自己的弱點,來確保這些弱點不會變成民主敵人們手中的武器。

了解我們自己的弱點,也幫助我們避免法西斯鏡子這樣的陷阱。像前面解釋的那樣,法西斯主義利用我們的虛榮。它讓我們感覺自己比真實的自己更加美麗。這是一種引誘。但是如果你真的了解自己,你不會被這種奉承所吸引。

如果有人在你面前放一面鏡子,隱藏你所有的醜陋面,讓你看上去比真實自我更美麗更重要,打碎那面鏡子。謝謝。

問答部分

主持人:如果我理解正確的話,你提醒我們有兩個大的危險。一個是一種更有誘惑力的法西斯主義的重生,與此相近的,獨裁體制(的重生),不見得是法西斯模式,但控制所有的數據。我在想是不是有第三種擔心的方向,像這裡(TED的其他演講)有些人已經表達的那樣,不是政府,而是大公司控制了所有的數據。你如何看這種現象,我們是不是也應當擔心這種現象?

尤瓦爾:從最終結果來看,公司和政府之間並沒有大的區別,因為我講過,問題是:誰控制了數據?這就是真正的政府。你可以稱呼它公司或者政府-如果是公司控制了數據,那麼它就是真正的政府。

主持人:但是,一定程度上,至少如果是公司(控制了數據),你還可以想像市場機制可以讓它們出局。我的意思是,如果消費者決定,這家公司不再服務於我們的利益,他們可以在市場找到其他的公司。想像中,這種方式,比公民們起義推翻一個控制所有事務的政府,要容易得多。

尤瓦爾:我們還沒有走到那一步。但(也請再思考),如果一家公司真的比我們本身更了解自我,到一定程度,它能夠在我們不自知的情況下,操縱我們深處的情感和期許,讓你覺得這是你真實的自己。所以雖然在理論上,你可以起來反抗這家公司,就像在理論上,你可以起來反抗獨裁體制。但是在實踐中,是非常困難的。

主持人:在"未來簡史",你說過將來的某個世紀,通過人工智慧或者遺傳工程,人類可以成為類似神的存在。近來的政治系統變動和崩壞(川普的各種舉動,各種退圈,英國退歐等),是否影響你的這部分觀點?

尤瓦爾:我覺得上述的可能性,發生得更快了。在危急時刻,人們比平時更願意承擔風險。人們更願意嘗試各種高風險高收益的技術。所以某種危機可能和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一樣,推動加速發展一些新的和危險的技術。打個比方,你需要有點瘋狂才會跑得太快,比如在遺傳工程方面(也許是指"基因編輯嬰兒"?)。現在越來越多瘋狂的人控制了世界上不同的國家,所以我說的危險發生的可能性是更高了,而不是更低。

主持人:那麼,總結一下,尤瓦爾,你有這種獨特的視角。如果把時鐘向前撥30年,人類是否能涉險過關,回看時說"哇,好接近(崩潰)啊,但我們做到了!",還是沒有做到?

尤瓦爾:就目前來看,我們克服了所有之前的危機。尤其是,如果你覺得自由民主在當下的情形挺差,要記得在1938年或者1968年有過更糟糕的情形。所以當下的只是小的危機。但是,未來很難預料,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我充分了解不能低估人類的愚蠢,它是塑造歷史的最有力的力量之一。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讀行記略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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