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劍先生在節目中引用人口學家易富賢先生的觀點，認為香港反送中運動失敗，主要是人口結構的關係。他認為通常政治轉型爆發的大規模社會運動，需要有強大的「青年潮」，指15--29歲人口比例超過28%，以及較低的人口中位數。香港反送中運動時的年齡中位數高達44歲，15--29比例僅為16%，因為這個人口結構上的不利因素，決定運動無法成功。
這是很新奇的觀察角度，也值得深思。不過，筆者認為，一場政治運動的成敗，通常有其爆發蔓延與轉折成敗的複雜原因，不會只由一種社會因素決定。反送中運動延續三年，其間起伏跌宕，有其必然性與偶然性，值得好好反省。
反送中運動是香港人九七後與中共二十八年較量的結果。早在2003年就爆發反對二十三條立法的五十萬人大遊行，2014年爆發占中運動，2016年再爆發旺角騷亂，直至2019年的反送中，一波乍平一波又起，香港人的反抗情緒是逐步積累起來的。
首先，香港人一身正氣，面對的卻是一個蠻橫而強大的專制政府，在力量對比上處於絕對的劣勢。習近平2012年上台，2018年如日中天，心雄世界，不能容忍香港人在眼皮底下造反，因此中港雖互有進退，但中共始終沒有讓步，這是運動失敗的必然因素。
其次，中共的反人民本質，決定他們不會向人民的抗爭低頭。反送中初期香港政府即撤回送中條例，但對香港人的民主訴求，始終不肯妥協，直至暴力對決，摧毀香港也在所不惜。
再次，三年反送中運動，香港人始終是孤軍作戰，既沒有得到大陸人民的支持，也沒有得到國際社會的積極回應，三年耗盡了我們的精神和實力，最終不可避免走向沉寂。
再次，隨著運動時間遷延，大規模的社會動員變成碎片化，隨起隨落，對政府的威脅減弱。直至中後期，演變為和理非與勇武派的分流，與警方的暴力對壘參加的人數更少。雖然鬥爭目標一直沒有變，但時間拖太久，難免出現疲態，這也是必然因素。
再次，政府手上有三萬警察，有合法的武器執行政權暴力，而巿民赤手空拳，以肉身作盾，缺乏有效對抗的手段，街頭對峙很難占上風。
再次，整場運動缺乏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核心，缺乏組織和指揮，呈現游擊式的短期即興的特點，不能對警方產生足夠的威脅。缺乏領導核心與占中期間興起的「拆大台」有關，與民主党進入中聯辦與中共密談，失去年輕巿民的信任有關。整場運動沒有產生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巿民缺乏統一意志，行動缺乏長期規劃與統一指揮。
再次，反送中運動中發生了武漢疫情，2020年3月香港政府即推出「禁聚令」，意圖打擊巿民集體行動的激情。直至群眾抗爭出現疲態的時候，禁聚令等於是最後一擊，導致多數巿民對運動採取了放棄的態度。
最後，反送中運動的出發點，是希望以強大民意為手段，逼迫中共在香港民主進程上鬆手，但2019年，中共國勢仍在高峰位，習近平剛開始第二任期，正躊躇滿志，意圖爭霸世界，當時中共的外部環境相對比較平順，沒有遭致國際社會的巨大壓力。因此，中共不會採取懷柔政策，變相鼓勵人民的抗爭，一定要像北京六四那樣，以壓倒性的姿態一舉撲滅反抗怒火。
2020年，中共利用全國人大為香港國安法立法，當時警民對峙，街頭暴力盛行，根本談不上國安法執法的問題。及至禁聚令一下，街頭平靜下來，為政府的野蠻執法提供了時間與空間，自此以後，香港巿民即處於完全被動的地步，街頭行動中止，運動宣告失敗。
反送中運動失敗的必然因素，是中共的反人民立場以及強大的國家機器，偶然性因素是疫情禁聚令。至於缺乏強有力的領導，抗爭形式的碎片化，這些都屬於較次要因素，但對運動造成的負面影響，也是不可否認的。
現在回頭看，香港人的反送中運動是註定不會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力量太單薄，孤軍作戰對付一個武裝到牙齒的專制政權。我們只有相當有限的鬥爭手段，缺乏有效的組織和指揮系統，也缺乏足夠的鬥爭經驗，一切都只是基於發乎內心的道義感——悲劇雖然發生了，但歷史並不站在勝利者那一邊。
香港反送中運動是當代世界歷史上堅持最久的一場政治運動，也對世界局勢和中國歷史變遷產生深遠影響。香港人雖敗猶榮，「反骨」猶在，我們不是潰敗，只是螫伏，只是韜光養晦以待來日。至於易富賢的人口決定論，可以存為一說，作為全面反省的參考。
以上我的看法不一定對，也不一定全面，希望大家都可以從不同角度去深入討論，這些歷史經驗，將來都會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