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上皇帝後，宋太祖趙匡胤有段時間迷上一項休閒運動：彈弓打鳥。
有個御史認為趙匡胤有玩物喪志之嫌，於是，在皇帝玩得正起勁的時候，謊稱有要事稟奏。
趙匡胤無奈放下彈弓，接見御史，但臉色不太好看。等御史奏完事，趙匡胤的臉色更臭了，因為奏的是件芝麻綠豆的平常事，哪裡是十萬火急的要事！
他質問御史，你什麼意思？
御史不怕，答道：「臣以為此事再小，也比打鳥的事大。」
趙匡胤怒不可遏，當場「以柱斧柄撞其口，墮兩齒」。打落了御史兩顆牙齒。
御史沒有跪地求饒，他緩緩俯下身子，撿起被打落的牙齒，藏到懷裡。
趙匡胤懵圈了，你撿起牙齒，莫非還想當物證，到哪裡去告我不成？
御史回答：「臣到哪都告不了陛下，不過，自然有史官記下這個事兒。」
這可把趙匡胤嚇壞了，趕緊道歉，並給御史賜金帛。
然而，這件事還是被歷史記錄下來了。
▲趙匡胤畫像。圖源：網絡
01
御史敢監督皇帝，不是因為他們不怕死，而是因為他們的背後有靠山——史官。
史官是一群隨時處在事發現場且堅守如實記錄的人。他們信奉，字越少，事越大。
後人稱他們寫下來的文字，叫做「信史」。就是內容確實可信，沒有掩惡溢美，能夠取信於當代，流傳於後世。
趙匡胤怕自己的不當言行上史書，已經不是一次兩次了。還有一次，早朝後，他很不高興，原因是思及一件事情處理不當，怕被史官記錄下來：「早來前殿指揮一事，偶有誤失，史官必書之，故不樂也。」
宋代宮中還有女史，專事內起居注的寫作，時刻不離皇帝，記錄其行動，當晚交給史館。她們的住處外面釘有金字大牌，上書「皇帝過此罰金百兩」。
▲女史官。圖源：網絡
按照傳統，皇帝不能翻看當代史，包括本朝、本人的一切記錄。這是為了防止皇帝利用權力篡改歷史。
多數皇帝怕史官，是因為有一個關乎真相的標準懸在天地之間。古往今來的史官，為了捍衛這個標準，不惜以生命為代價。這，是中國古代史官的一項傳統。
▲李世民畫像。圖源：網絡
02
凡是有修養、有責任感的史家，都會把「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作為共尊的職業圭臬。你的職業精神去到哪裡，你的作品可信度就去到哪裡。
早在春秋時期，史官就有這種自覺性，以及職業榮譽感。
最著名的故事是「崔杼弒其君」，為了寫下這幾個字，當時齊國一個史官家族兄弟四人被殺了仨，殺得崔杼沒脾氣，只好放棄。最後四兄弟中的小弟倖存下來。
與此同時，齊國另一個史官家族南史氏，聽說崔杼在殺史官，立馬舉家抱著竹簡趕赴現場。你如果把太史一家殺光了，我們接著寫，接著用頭顱來捍衛真相，捍衛歷史的尊嚴。
當時的史官是世襲的，史官秉筆直書，為了天下，也為了捍衛家族榮譽。從此，史官和青史的權威就奠定下來了。
司馬遷寫《史記》，不僅寫「古代史」，也寫「當代史」，寫到他生活的年代——漢武帝時期為止。武帝連年對匈奴作戰，是當時一個尖銳而敏感的現實問題。司馬遷在史書中客觀記述了征戰造成的惡果：不僅民眾困苦不堪，連文景時期積累下來的財富也被耗盡了。
司馬遷自述心跡，說他寫這些「負面」東西，是要留下一部信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不過，記錄真相的阻力之大，時常超乎想像。這種阻力，不僅來自專權殘酷的上層，還來自盲目自信的精英。
當時很多社會精英，恰恰認為武帝時期是大漢崛起的關鍵點，司馬遷秉筆直書的這些東西，是他們所不願看到的。一直到東漢時期，還有人說司馬遷專寫大漢的污點，《史記》是一部「謗書」，以武帝不殺司馬遷為恨。
還好，史官的價值觀還是一致的。他們互相抱團取暖，推崇司馬遷的史書為「實錄」，並將他作為太史、南史之後秉筆直書的新榜樣。
▲司馬遷祠墓。圖源：圖蟲創意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朝代更替與皇帝輪換，跟走馬燈似的。亂世中，無道之事更多，對史家的考驗更大。
這時候，一些史家已經被異化，開始墮落。有的畏懼權勢，誰當權就替誰粉飾太平；有的把手中的筆，當成個人求取富貴的工具，誰給好處，就把他及其祖先捧上天。
最沒節操的是，負責修北魏國史的魏收，公然放言：什麼東西敢和我過不去？我舉之則使之上天，按之則使之入地。
什麼職業操守，什麼信史良史，在他那裡，都是沒有的事。
當然，整體而言，史官這個群體還是守住了傳統。魏收的《魏書》一出來，就遭到群嘲，被稱為「穢史」。這至少說明，史官好壞、史書良莠的標準並未坍塌。
史官的主流是好的。這時候，出了不少有骨氣的史家，氣概直追春秋史家。比如，寫晉代歷史的孫盛，面對權臣桓溫的滅門威脅，仍然堅持不刪改桓溫在枋頭吃敗仗這段不光彩的歷史。
孫盛算幸運的，崔浩就真的遭到滅門夷族，堪稱當時影響最大的史官血案。
崔浩深得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器重，奉命修撰當朝史書。拓跋燾特意叮囑他，要「務存實錄」。崔浩沒揣摩皇帝這四個字是故作表態呢還是真心實意，就做起了「當代司馬遷」，把拓跋氏不光彩的歷史，一五一十寫了出來。書成之後，他還好大喜功，命人將這部史書刻石立碑，任人觀看。
崔浩被告發後，拓跋燾大怒，命人將其收監，讓數十個衛士輪流在他頭上大小便。備受羞辱之後，崔浩慘死獄中。
不僅如此，崔浩家族，及其聯姻的大族，都被滅門，這起史官慘案牽連受戮的人以千計。
這件事給史官群體留下了一道深刻的心理陰影。
▲崔浩畫像。圖源：網絡
03
大約200年後，到了唐文宗時期，皇帝向起居舍人魏謨索要起居注觀看。魏謨拒絕並上奏，說：「陛下但為善事，勿冀臣不書；如陛下所行錯誤，臣不書之，天下之人皆書之。」又說：「臣以陛下為太宗皇帝，請陛下許臣比職禇遂良。」
魏謨表示，自己將向褚遂良學習，希望唐文宗也以唐太宗為楷模。
聽到魏謨的話後，你猜唐文宗怎麼說？唐文宗淡淡地說了句：你以前的史臣是讓看的。
這句話，足以讓這個堅守史家職責的魏徵五代孫崩潰。曾經抱團取暖，以守護真相為榮的那些同行，他們都到哪去了？
魏謨的孤獨，想想都讓人悲哀。
但事實就是如此殘酷。在魏謨之前，史官行業早已徹底淪陷。韓愈曾經跟朋友說，他原來想做一名史官，但怕自己因為秉筆直書而丟了性命，還是放棄了。
在韓愈之前，劉知幾那個時代，他已經深切感到「近古良直（史官），卻如披沙揀金」，所以一再感嘆實錄難遇。他說，「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南史氏）、董（董弧）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
總之一句話，當時史官的節操都掉一地了。
▲劉知幾畫像。圖源：網絡
04
史官最壞的時光，在清朝。
時至清代，帝王對史館修史的干涉，直接向縱深發展。舉凡修史的各個環節，大到修史項目的確定、修史指導思想的確立，小到體例的安排、字詞的推敲，再到史官的任命、史館的管理，皇帝無不親自過問，達到了全面干預修史活動的最高峰。
以前的朝代，官修史書修完了，再給皇帝看；清代帝王則要求，一些重要史籍每修若干卷就要進呈御覽，隨時審閱。康熙曾要求明史館將《明史》寫好的部分，「以次進呈」。所謂進呈御覽，實際上就是審查。
清朝官修的各類史書中，只有起居注號稱皇帝不能看。實際上呢，你懂的，乾隆曾經出來闢謠，說他沒有閱覽起居注，真是欲蓋彌彰。
更可怕的是，從雍正開始，起居注已經失去了它的本意和價值，只是抄錄一些皇帝的諭旨而已，像趙匡胤打落御史兩顆門牙這種事，寫都不敢寫。起居注變成了皇帝語錄，閱與不閱，皇帝其實也無所謂了。
清代史官多是知識精英，原本有著修史以經世的情懷，但修史處處要體現朝廷意志，他們其實心裡憋屈得很，倍嘗人格分裂之苦。
一旦禁不住良心誘惑而越軌，史官們就可能慘遭橫禍。嘉慶年間設館編纂《明鑑》，涉及清朝開國之事，其中按語被認定「多有悖謬之處」，嘉慶閱後大為光火，斥責該館總裁等人「率行纂輯，實屬冒昧」。
結果《明鑑》館總裁、總纂、纂修等官均被罷免，交部議處，原稿一律作廢。
到了晚清，梁啓超以歷史的筆調懷念傳統史官：
「從前人喜歡講史官獨立……這種史官是何等精神！不怕你奸臣炙手可熱，他單要捋虎鬚！這自然是國家法律尊重史官獨立，或社會意識維持史官尊嚴，所以好的政治家不願侵犯，壞的政治家不敢侵犯，侵犯也侵犯不了。」
手中有筆，就要寫出世間的真。可梁啓超沒有說出來的話是，這種史官，這種精神，從什麼時候起變得只剩追憶了：那些堅持寫下「崔杼弒其君」這樣字越少、事越大的人，都到哪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