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被遣返
我的父親王桂芳，後改名王馨圃，1911年出生於山東省萊陽縣照旺莊鄉大陶漳村。我的祖父是一名鄉村教師，家裡有幾畝地和七棵梨樹。父親姊妹六個，父親是老大，下面還有四個妹妹和一個弟弟，祖父靠教書為生，家裡沒有人種地，土地就租出去了。
父親從小讀了九年書，十幾歲就到東北吉林市一個水果店學徒。後來回到老家娶了我母親，我母親家是本縣望嵐口村的。我姥爺後來到北京做小生意，開了個肉鋪。姥爺家沒有男孩只有兩個女兒，後來從別人家過繼了一個男孩。姥爺把我父母叫到北京幫助他經營肉鋪，父親後來自己獨立開了個粉坊。
龍口的粉絲是很出名的，父親找了幾個膠東的有手藝的老鄉一起做粉絲生意。在西直門外租了一個院子，置辦了一些工具，石磨、爐灶、牲口、大車等，取名宏興粉坊。父親既是經理又是會計。憑著這個小買賣把我祖父祖母接到了北京，母親先後生養了我們七個孩子。我行四，上面有一個姐姐，兩個哥哥，下面有三個妹妹。
從1930年代到北平"解放"，生意一直平平淡淡地做著，家裡孩子多，生活並不富裕，"解放"後頭幾年也沒有什麼變化，一直到一九五六年，進行了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稱為公私合營。所謂公私合營就是政府派人來把所有的資產折算成貨幣，稱為定股，然後按照定股的年息百分之五領取利息，稱為定息，規定領取十年，之後全部資產就歸政府所有了。定股的多少完全由政府一方說了算，我家的定股是1573元。我家每個季度可以到銀行領取19.66元的定息。
按照規定，定股達到1500元就算資本家，1500元以下是小業主。於是父親就有了資本家的身份。一方是政府稱為公方，一方是資本家稱為資方，廠子由政府派人來當廠長，父親被安排當副廠長，後來又被降為生產股股長。同時還安排父親做了北京市工商聯常委兼海淀區工商聯主任。父親的月工資是62元，工商聯主任沒有薪水。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父親既是工廠的當權派（雖然根本就沒有權）又是資本家，首當其衝就成了鬥爭對象，被鬥、被打、被剃頭、被抄家。後來有傳言，要將地富反壞右等趕出北京，父親是資本家，算是民族資產階級，屬人民範疇，似乎不在此列，沒想到還是沒有逃脫厄運。
廠里的一伙人告知父親已經被列入遣返名單，9月9號離開北京，遣返回原籍。廠里送來一些草繩捆綁行李用。戶口被提前辦理了遷移手續，我姐姐早已工作，在新疆石油系統的勘探隊，她的不到兩歲的兒子在我家裡，大哥中專畢業後分配在長沙無線電工業學校工作，二哥在北京林學院上大一，我在北京二龍路學校上高一，大妹在北京女八中上初一，二妹上小學，還有一個小妹很小的時候過繼給了我在成都的叔叔（他沒有孩子）。戶口本上7個人只留下我一個人的沒有遷走，家裡的房子被封了，我好不容易把戶口落在北京一個遠房舅舅家。
9月9號廠里來了一輛大卡車，下來一伙人，為首的是一個叫胡全發的，要押送我們這一家人去火車站。街坊四鄰不少人來圍觀。胡全發惡狠狠地推了父親一把，要他跪下，父親順從地跪下，又叫我爺爺也跪下，爺爺也跪下了。胡全發對父親翻起了舊帳說，你叫我們工人幹活你在一邊掐著表，還擺資本家的派頭。你算什麼東西！然後叫我母親去找白布和筆墨，然後對父親說，你寫！父親說，寫什麼？姓胡的說，你自己說吧，你是個什麼玩意？
看著胡全發氣勢洶洶的樣子，此時父親想什麼我完全能猜到，他怕挨打，尤其是當著老父親，妻子兒女和街坊四鄰的面挨打，那將是一個極其不堪的場面，他唯一的選擇是順從。父親沉吟了片刻說，我是個不接受改造的資本家，行嗎？最糟糕的事情沒有發生，姓胡的說，行，你就這麼寫。於是父親在白布上寫了「不接受改造的資本家」，母親被命令把白布縫在了父親的後背上。又在另一塊白布上寫了「老資本家」，縫在了爺爺的後背上。
父親在我眼裡是個不敢親近的人，平時父親對我很嚴厲，有時我在外面和玩伴打架，人家找到家裡，或者玩皮球打碎鄰居家的玻璃，我還沒少挨父親的揍。加之父親資本家的身份使我們這些做子女的在學校受到歧視，也心存一些怨恨，有時會幼稚地想，為什麼父親要做資本家呢，為什麼不做工人呢？
同時我也從平時生活的細節上感覺到父親對我們是疼愛的，他是個非常本分，待人很厚道的人，辛苦掙錢養活一大家子人很不容易。此時父親要走了，我似乎感覺到了什麼，跨了兩步到他面前想說兩句什麼，一時又不知道說什麼好，只是喃喃地說，回去好好的……父親說，我知道。我還想說，以後我回去看你，還沒有說出口，胡全發一伙人就催著走。父親走了，被人押著，母親，爺爺，還有妹妹抱著我的外甥，一同往外走，街坊四鄰讓開了路，人形錯動之中我看到父親蹣跚地走，後背上有一塊飄忽的白布。沒有想到這竟是我看父親的最後一眼。
一家人到了火車站，一夥紅衛兵檢查行李，一輛準備託運的自行車被沒收了，捆好的行李也被打開，幾件舊綢子被面改做的棉襖也被沒收了。
老家有幾間破敗的草屋被生產隊用作倉庫，騰出來了。父親下地幹了幾天農活便病倒了，先是吃不下東西，後來出現腹水，肚子像鼓一樣，在家裡躺了幾天越來越厲害，母親向生產隊要了一輛馬車送到了十幾里地的縣醫院。家裡就剩下14歲的大妹燕鳴和12歲的二妹燕南，還有70多歲的爺爺以及不到兩歲的外甥曉葵。燕鳴每天下地幹活，燕南在家裡做飯，照顧爺爺和外甥。
父母走了多日沒有消息，沒有電話和任何通信手段，燕鳴不放心走著去了縣醫院，得知母親已經送父親去青島了。我不知道母親一個大字不識的小腳女人是怎樣把父親送到青島的，後來聽母親說青島有個遠房親戚幫著把父親送進了醫院，到醫院看病還要報家庭成分，那個親戚還幫忙謊報了父親的成分。醫生開始說是肝炎，後來又說可能是肝癌，沒辦法治，你們走吧。就這樣父親又回到了大陶漳村。
父親時而清醒時而昏迷，有一次清醒時說想吃葡萄，已是初冬時節，哪裡有葡萄，本家叔叔（王桂秋）騎著自行車跑了好幾個村才找到了葡萄。父親吃到了葡萄，但是生命卻走到了盡頭。11月28日父親口吐鮮血撒手人寰，是年55歲。從離開北京算起到父親離開人世僅僅80天。
第二次被遣返
二哥還在北京林學院，新疆的姐姐給他寄生活費。長沙的大哥每個月從他30多元的工資中拿出12元寄給我。我僥倖把戶口留在了北京，遠房的舅舅收留了我。危難時刻，舅舅一家對我不錯，我把戶口落在他家，還要住在他們家裡，每天晚上用木板搭個床，特別是他家裡都是女孩，非常不方便。舅舅的成分是小業主，自己每天也活得戰戰兢兢的。我也知道舅舅的難處，當時正是大串聯的時候，我參加了一個長征隊離開了北京。
這個長征隊是北京農機學院的大學生發起組織的，要從北京出發步行到江西的井岡山，然後沿著紅軍長征的路走到延安，再從延安走到北京，計劃要走一年的時間。長征隊有好幾百人，分成若干個連和排，成員是來自全國各地的中學生和大學生，以中學生為主。長征隊有個非常大氣的名字：中國長征紅衛軍第一方面軍。事實上我們只從北京走到了河南蘭考，接到中央停止大串聯的通告，長征隊就解散了。
據說當時被趕出北京的有十萬人，依據的是北京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就是臭名昭著的西糾）的一個通令，被趕走的人大部分是所謂的地富反壞右資本家及其家屬。這一陣風過去之後幾個月，陸陸續續不少被趕走的人返回了北京，要求落實政策。父親已經死了，母親帶著我的兩個妹妹和外甥也回到了北京。原來的住房已經貼上了封條，母親找當地的派出所和街道臨時負責人要求打開房門住進去，但是他們互相推諉誰也不管。天已經黑了，正是嚴冬時節，一家人就要露宿街頭了，母親也是急了，撕掉了封條，砸開了鎖住了進去。
父親原來的單位北京清河粉絲廠給一點生活費和糧票勉強維持生活。我家住在西直門外，大妹燕鳴每個星期去20多里外的清河廠里取一個星期的錢和糧票，每次去都很怵頭，廠里負責發錢和糧票的姓董的胖子總是百般刁難。關於回京設籍問題，廠里說北京市此類人數眾多，要統籌解決。就這樣過了一年多，1968年3月18號北京市警局發布了一個通告，通告說，地富反壞右分子及堅持反動立場的資本家要重新遣返回農村。
我父親原來是北京市工商聯的常委，海淀區工商聯主任，不曾定為反動資本家，現在人已經死了，母親和妹妹等設籍應該沒有問題了。沒想到不久廠里通知，警局已經批下來了，父親被定為反動資本家。人民內部矛盾一下變成了敵我矛盾，而且根本沒有辯解的餘地，一家人再次被遣返回山東。這次從山東回到北京，父親的頭銜由資本家變成了反動資本家，必須再次被遣返回山東老家。
這次被遣返我陪著母親和妹妹一塊回去的。從氣候等自然條件看膠東真是個好地方，各種糧食蔬菜水果品質都很好，尤其是享譽國內外的萊陽梨品味極佳。但老百姓的日子依然過得很苦，經過三年大饑荒後，剛剛吃飽飯又開始學大寨。村里連電都沒有，每天早上摸黑起來，兩個未成年的妹妹跟著婦女勞力，我跟著男勞力下地幹活。從小在北京長大的妹妹和我干農活顯然不得要領，所以格外吃力，好在村里人對我們都很友善。鋤地時，每人一壟，鋤得快的就在地頭休息，我鋤得最慢，每次都有人在前面幫我鋤。
當地農村的運輸工具主要是一個軲轆的小推車，運莊稼，運肥料，運糧食都靠它。好勞力一下能推四五百斤，鄉間的崎嶇小路，甚至沒有路的地方都能走得飛快。我也嘗試著推小車，從開始的推二百多斤到後來的三百多斤。以致後來生產隊把我當做能推小車的勞力使用。但是比起當地村民來畢竟技不如人，幹活當中偶爾會發生翻車事故。一旦翻車，別的人都會停下來幫助我重新裝車、固定，從來沒有人埋怨我。
印象最深的一次，我們一伙人推著莊稼從地里往村里走，過一個土坎時我翻車了，夥伴們幫著我收拾，重新上路，沒多久我又翻車了，心裡特別懊惱，馬上就要收工了，大家都飢腸轆轆，如果有人埋怨我或者罵我兩句我也只能聽著。沒想到一伙人嘻嘻哈哈地幫我收拾，沒有一個人有埋怨我的意思。
家鄉的梨是我吃過的梨中最好吃的，外地人稱之為萊陽梨，當地人稱為茌（讀作CI）梨，或者叫大梨。看起來其貌不揚，但吃到嘴裡甘甜如飴，爽口細膩真是妙不可言。萊陽梨早已名聲在外，當地人都知道，正宗的萊陽梨只產於五龍河沿岸的11個村，肥沃的油沙地，清冽的五龍河水以及適宜的氣候孕育了這水果中的珍品。我家的大陶漳村就是這11個村中的一個。
但是正宗中的正宗該數蘆兒港村的那300畝地的梨樹。每年國慶節之前，從這300畝地的梨中選出好之又好的裝筐運到萊陽縣城，北京來直升機運走，直接就上了人民大會堂國慶招待會的餐桌。那一年蘆兒港結出了一個特別大的梨，稱了稱有兩斤半。在那個爭先恐後表忠心的年代，生產大隊決定，把這個梨寄給毛主席。於是通過郵局給北京中南海寄去了包裹，以後便沒有了下文，我一直很好奇，不知道最後這個梨進了誰的肚子。
梨樹都是生產隊的，每年九月一號開始摘梨，在這之前誰要是敢到梨行去摘梨會被以盜竊論處。但是也有例外，一次我們一伙人在梨行附近鋤玉米，看梨行的老頭向我們招手，我們知道有梨吃了，果然老頭從草棚里拿出一小筐梨讓我們吃。我們吃梨，老頭侃大山，先說當年打游擊，又說起吃梨的門道，他說真正最好吃的梨是風口上的，有錢人未必能吃到。可惜當時還沒有到完全成熟的時候，老頭的話我記了幾十年，遺憾的是到現在我也沒吃過風口上的梨。
梨不但好吃，而且便宜。梨長到網球那麼大的時候，為了避免梨長得太多太密以致壓垮了樹，必須間下一部分。間下來的梨已經很甜了，有一天鄰居送來幾個間下來的梨，說生產隊在村裡的小廟正在賣這樣的梨。母親嘗了嘗確實很甜，挎了個小籃子去買梨。賣梨的是個中年男人，論輩分管我母親叫嬸子，問我母親買多少，母親說，買一塊錢的吧。那個人說，嬸子你先回去吧，一會我找個小車給你送到家裡去。母親說，多少啊？他說二百斤啊。老百姓手裡真的沒有什麼錢，水果蔬菜驚人的便宜，到了梨，蘋果等大批量下來的時候，最好的梨和蘋果都是幾分錢一斤。那些經過挑選，個頭均勻，包上紙準備出口的梨賣給社員是一毛六一斤。
有一次"解放"軍的部隊拉練路過大陶漳村，村里大喇叭通知，每家拿出兩棵大白菜送到大隊部給"解放"軍吃。家家都不缺大白菜，每家都拿出最好的大白菜，我妹妹也抱了兩棵大白菜送到大隊部，沒想到大隊部的人說，不要你們家的。妹妹才明白，我們家已經歸到四類分子階級敵人那一類了，"解放"軍不吃階級敵人家的菜。
淳樸的民風給人以安慰，但是無可逃匿的政治霧霾之下，儘管你清白如水但你確確實實已經成了那個時代的賤民。我感受到的村民淳樸和友善也許只是一個側面，我四姑父郭宗瑞原來是青島國民黨軍校的學生，後來是國民黨青年軍的軍官，一九四九年隨國民黨部隊帶著我四姑到台灣去了。四姑父的父親是本縣紅土崖村的地主，文革時被人活活打死了。一向老實善良的農民怎麼會出手打死人哪？山東人的厚道是出了名的，可是那是從前，經過一次次政治運動的洗刷，淳樸厚重的民風已經日漸單薄了。
四姑名叫王桂清，自從去了台灣便斷了音信。在台灣的還有我們本家的兩家親人，爺爺還有兩個哥哥，大爺爺的大兒子王桂一在台灣做生意，二爺爺的老三王桂林在台灣做工。1949年之後，台灣海峽兩岸天各一方。這邊一次次的政治運動，三反五反，公私合營，反右派……階級鬥爭腥風血雨，我所接受的教育就是，我們的生活是最幸福的，天下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有責任去解救他們。至於台灣，大多是從電影裡接受的信息，一提起台灣總是和美蔣特務聯繫在一起的。
文革之前的1964年，父親接到一封信，信是寄到1949年以前父親做生意老字號的地址，郵局幾經輾轉把信交給我父親。信是從西班牙巴塞隆納寄來的，信的內容竟然是台灣的大爺來尋親的，他說他們已經從台灣移居到西班牙。後來才知道他們還是在台灣，出於安全考慮托朋友從西班牙發的信。記得父親和爺爺很是興奮又有些惶恐，興奮的是找到了親人，惶恐的是那時雖然還沒有搞文革，但是階級鬥爭的弦已經拉得很緊了，父親不敢隱瞞，報告了派出所。不知是哪一級領導答覆說可以回信，自此父親就和台灣的四姑有了聯繫，同時在台灣的大爺和三叔也同大陸的親人有了聯繫。
文革開始後，我家慘遭不幸，一家人被趕回老家，父親含冤去世。和四姑的聯繫中斷了一段時間，後來又有了聯繫，四姑常常給已經被趕回老家的爺爺寫信。有一次四姑信里說，聽別人說可以往回寄錢，她也想給爺爺寄錢，又怕收不到，先試探性地寄20美元，如果能收到再多寄，沒多久鄉里的郵務士送來了33元人民幣，說是那20美元兌換的。爺爺給四姑寫了信，說以後不要寄錢了。
若干年以後，兩岸可以探親了，此時四姑已經去世，四姑父多次回來探親。下面是一段我大哥和四姑父的對話：
大哥：「您當初在部隊裡是什麼職務？」
四姑父：「騎兵排的排長。」
「哪支部隊？」
「整編74師。」
「那不是張靈甫的部隊嗎？」
「就是。」
「孟良崮戰役不是被全殲了嗎？」
「我們是騎兵，跑得快，逃出來了。」
我在山東老家待了三個多月，北京的同學來信告訴我學校要軍訓和複課鬧革命了，我於1968年9月底回到北京，沒多久就開始動員上山下鄉。我於12月17號去山西省天鎮縣插隊，插隊四年後的1972年年底去大同礦務局當了礦工。作為知識青年還是有機會被安排工作的，為了解決兩個妹妹的出路，我去找過北京市委信訪辦公室，他們說兩個妹妹可以作為回鄉知識青年對待。我趕快給妹妹寫信，燕鳴領著燕南去萊陽縣委知青辦公室，人家也認可了兩個妹妹的知青身份。
有了知青的身份就有了安排工作的希望，但是現實並不樂觀，招工的名額很少，知青分為下鄉知青和回鄉知青，很少的招工名額也優先給了下鄉知青。直到1976年，打倒四人幫以後，大妹妹才被安排在萊陽縣皮鞋廠當了工人。那一年離被趕回老家已經10年了，燕鳴已經24歲，燕南則還在生產隊勞動。
又過了兩年，眼看著燕南安排工作無望，全家人都很著急，燕鳴給北京市知青辦寫了好幾封信，知青辦回了信，要燕鳴找父親的原單位清河粉絲廠，燕鳴給粉絲廠寫了信，希望他們能夠和萊陽縣聯繫，幫助解決燕南工作安排的問題，但好長時間沒有回信。
後面的事情頗有些戲劇性，1978年家裡好事不斷，先是姐姐一家從工作了20多年的新疆克拉瑪依油田調到了徐州華東輸油管道局，10月份我從大同礦務局考上了位於四川的中國礦業大學。12月份，燕鳴快要結婚了，正在這時，燕南被安排在了縣製藥廠上班，都以為是燕鳴寫的那封信起了作用。燕南只上了幾天班，那天家裡收到了北京清河粉絲廠寄來的掛號信，信里有母親和燕南的北京戶口准遷證，還有一封信，信里說，現在落實政策了，可以遷回北京。
燕南把這個好消息告訴母親，沒想到母親卻不肯回北京，經過這些年的風風雨雨，一次次的打擊摧殘，母親已經身心俱疲，只想安心在這裡養老。燕南則執意要回北京，那天正是燕鳴結婚後的第三天，按照當地的風俗，新娘的父親要去新人家開箱，父親不在了，就由本家的叔叔（王桂馨）代替，按說這樣的儀式新娘的妹妹是不參加的，燕南心裡有事，還是跟著去了。燕鳴聽到這個消息，百感交集，堅決支持燕南回北京。母親拗不過女兒，燕南急急忙忙辭去了剛剛得到的等了十幾年的工作，又把剛剛得到的城鎮戶口遷回農村，辦理了遷往北京的戶口。
1966年全家被趕出北京時是六個人，爺爺和父親已經去世，燕鳴留在了當地，外甥曉葵早已回到他父母身邊，十二年之後燕南和母親兩個人回到北京。燕南被安排在粉絲廠當了工人，母女二人擠在一間集體宿舍里。廠里領導沒有人來看望，更沒有人道歉。老鄰居老朋友來看望，有人感慨說，還是落實政策好啊。
在被損害者眼裡，落實政策是一個充滿溫馨和希望的詞，這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詞，其背後掩藏著當權者的霸道和傲慢。政策永遠是好的，當初迫害你的時候政策還沒有落實，現在落實了，你該感激涕零才是。
一場夢魘已成過去，不知它會不會再來。
二零一八年一月寫於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