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文人，魯迅在中國當代人文思想史上一直占據著極為顯赫的位置。這其中自然有政治上的原因，但也有複雜的文化因素糾纏於其中。本文僅就魯迅與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一代的特殊關係，來考察一個也許被學界忽略了問題，即「魯迅」作為一種文化，對中國社會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一、毛澤東時代魯迅的尊崇地位意味著什麼？
據說，毛澤東在1971年說了這樣一段讓人頗費猜想的話：「魯迅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中國的第一等聖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聖人的學生。」[1]聖人者，思想導師、精神偶像之謂也。魯迅的思想和精神對當代中國——特別是50、60、70年代的中國，確實有著巨大的影響，乃至在相當的意義上已經被「偶像化」了。毛澤東和魯迅到底誰在這方面的影響更大——誰是「第一等聖人」，或許並不重要，但說他們二人在相當程度上共同打造了那個年代的中國文化，大抵不會太過。[2]如果回到「17年」和「文革」，看看那時的青少年所受到的思想教育，這點就一目了然了。
那段歷史可以大體分作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大約是1957年「反右」運動之前。在這段時間裡，從初中到高中的語文課本選擇了不少魯迅的作品，如小說《故鄉》、《孔乙己》、《藥》、《祝福》，雜文「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者的血」、「文學與出汗」、「『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紀念劉和珍君」、「為了忘卻的紀念」、「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等。這些都是那一代中學生耳熟能詳的篇章。當然，那時的中學生未必都能讀懂魯迅的作品，但魯迅關於「改造國民性」的說法，他對「不覺醒」的人民大眾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的「階級觀」，以及他不妥協的「韌」的戰鬥精神和「痛打落水狗」、對「敵人」決不寬容的主張，卻一直哺育著那一代青年人，伴隨著他們的成長過程。而毛澤東關於魯迅那段蓋棺論定式的評價，更是為一代學子所熟知：「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3]「偉大領袖」的高度稱讚，無疑有助於那一代青少年把魯迅偶像化。而經過官方特別選擇的魯迅作品和魯迅思想，對他們更是具有無可置疑的經典性和神聖性，魯迅的思想和好惡也很自然地成為他們判斷是非的價值標準。
在這一階段，「毛澤東思想」似乎在社會上還沒有普及，但各種政治運動卻層出不窮，如知識分子的改造運動、「鎮反」、「三反」、「五反」、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肅清胡適反動思想」運動、「肅反」、「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直到「百花運動」和「整風」--「反右」運動。這一系列政治運動都以意識形態專政為目標，通過批判和鬥爭普及著「毛澤東思想」：政治是統帥，一切都要服務於政治，對形形色色「不拿槍的敵人」要鬥爭並無情打擊，禁絕一切思想和言論自由，對知識分子進行長期改造，不間斷地進行意識形態整肅，等等。
在這一時期，魯迅的那些被官方選擇出來的「思想」，與上述意識形態基本一致，只有個別之處有所差異。例如，魯迅的「改造國民劣根性」的想法，被官方的意識形態視為魯迅思想的「局限性」，或是他尚未成為「共產主義戰士」之前的思想。但總的來說，魯迅在文學和文化領域是居於「領袖」地位的。其作品和文章雖經意識形態選擇和詮釋，仍然保持著自己的獨立色彩，沒有被完全整合為官方的意識形態。
第二個階段是從1957年「反右」到「文革」時期。之所以從「反右」運動劃開，是因為自「反右」運動後，「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開始在官方的意識形態宣傳上逐漸突出出來。其間(1961年前後)經歷了一個小小的曲折，到1962年以後，則變本加厲，直到整個「文革」時期進入了毛澤東的「神權」時代。這期間，先是「戰天鬥地的大躍進」和「反右傾」，1962年下半年起在全社會開展「階級教育」、「向雷鋒同志學習」、批判「現代修正主義」、「大學毛主席著作」和開展「意識形態領域裡的階級鬥爭」，再接下來就進入了「文革」。此時，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不但被完全神化，而且形成了具體、固定的表述：即毛澤東思想主要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學說」，是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到了「文革」初期，全國惟一的書店新華書店裡，除了《毛澤東選集》、毛澤東著作的單行本和各種選編本、《毛主席語錄》、毛澤東像之外，只有少量馬、恩、列、斯的書，連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魯迅全集》和魯迅作品的選編本都不見了。
此時，「天是毛澤東思想的天，地是毛澤東思想的地」，魯迅思想則從1957年「反右」運動前的相對獨立意義被納入毛澤東思想範疇，成了「毛澤東的魯迅」。有意思的是，這時的魯迅仍被高高地舉著，他幾乎成了惟一一個未被打倒和取締的現代作家。在《毛主席語錄》之外，未正式出版的《魯迅語錄》(大抵由一些「造反派」自己編選印製)合法地在社會上流行。在「牛鬼蛇神」的批鬥會上、大批判文章里、打「派仗」的辯論場面上，除了「最高指示」，人們也廣泛引用魯迅的一些話。有此殊榮的，除了馬、恩、列、斯之外，也就是他了。1972年後，經過官方嚴格編選的魯迅的各種文集，配合「批林批孔」、「批儒評法」的鬥爭，開始陸續出版。這時的毛澤東是地道的「聖人」，而魯迅則是「亞聖」，以「輔佐」毛澤東思想的形式，與毛共同統治著中國的文化和思想。例如，1974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魯迅批孔反儒文輯》的「出版說明」寫道：「偉大的共產主義者魯迅在他戰鬥的一生中，對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進行了堅決的不妥協的鬥爭。他的許多文章，深刻地剖析了孔子學說的反動性和虛偽性，揭露了從袁世凱到蔣介石等反動派和帝國主義者尊孔讀經的反動實質，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給儒家思想以有力的批判和打擊。學習魯迅的這些文章，對於當前深入批林批孔，進行上層建築包括文化領域的階級鬥爭，都有重大意義。」顯然，魯迅的精神和思想是被毛澤東思想和文革的意識形態籠罩著的，他對傳統文化專制性的批判，被解釋成了「批孔反儒」。
不管魯迅的思想是處於「相對的獨立意義」狀態，還是在毛澤東思想的「籠罩」之下，它都是中國的意識形態嚴密統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要說有什麼人敢公開挑戰他的思想，就是在一些問題上表現出與他們思想的不同，也會受到嚴厲的懲罰，這種懲罰有時甚至要以生命為代價。毛澤東的名字高高聳立於上，魯迅的名字列於其側的第二階，共同構成了一種思想和話語的絕對霸權。當然，其時魯迅早已去世多年，毛澤東拉出魯迅來作為意識形態專政的工具，與魯迅本人並無關係。但是，我們仍然應當思考這樣幾個學界無法迴避的問題：魯迅被毛澤東特別選中，是否源於魯迅的精神和思想中某些方面與毛澤東特別契合?這種從精神到思想的絕對霸權和長時間的嚴密統治，對中國整整一代人的思想、心理和治學方面到底會有什麼影響?不管一個人是肯定魯迅還是否定魯迅，魯迅都與毛澤東一樣，在中國當代文化中成為一個巨大的存在，這一無法迴避的存在之文化意義究竟為何，難道不是一個重要而長期被迴避的課題嗎?
二、「文革」一代對魯迅的熱愛和崇拜：變態的文化現象
人的諸多需求當中，對知識、文化、思想的追求，維繫著他的精神生命，否則他可能會感到生命的茫然，精神的虛空。若這種尋求答案的精神需求不能得到滿足，就成為「精神饑渴」。人的「求知」的欲望還與另一種欲望，即實現自己本真生命的欲望，結合在一起。也就是說，人不會心甘情願地總在欺騙和謊言中生活，否則他一定會有一種心靈、思想與生命脫節的茫然和恐懼感。祥林嫂到生命要終結時還在追問靈魂的有無，阿Q臨槍斃時還在想「過20年又是一個」，這些文學表達都說明，再愚昧的人在潛意識裡也會通過他特有的方式，追求靈魂在生命中的統一，試圖努力把握自己的生命形態。丹麥哲學家克爾凱郭爾早就說過，最令人絕望的是「他不得不選擇做一個並非自己本身的人」，「與絕望相反的則是一個人能夠自由地成為他自己」。真實地面對自己的生命，真實地面對生命活動著的整個外部世界，在自己所實際經歷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精神的落腳點，對人是極為重要的事。
然而，這一切對於60、70年代的中國人特別是青少年一代來說，都成了「奢侈」。當他們落入巨大的恐懼或政治熱狂中時，可能暫時意識不到這些;可是一旦稍微平靜下來，作為人的這些基本欲望就要復甦。於是這些復甦的欲望就碰到了毛澤東思想及其意識形態專政的銅牆鐵壁。毛澤東思想是高度政治化的意識形態，它的概念和說教無比權威、無比神聖。但是，它們高高在上，並不能與人們的個體生命發生多少聯繫。即便人們「鬥爭」了，「造反」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了，「鬥私批修」了，可是，這些政治行動最終並不能幫助個體的生命解決精神需求，更無法通過這些行動使他們「成為自己」。相反，越是深入這些閃著耀眼光圈、摸不著、碰不得的「意識形態」，他們仿佛離自己的生命越來越遠，更無法看到生命的實在意義了，更感到人生旅途的困惑和茫然了。另一方面，這一切無比權威、無比神聖的意識形態統治又如鐵桶般禁錮著他們，使他們接觸不到一點外部世界，馬、恩、列、斯的書不但相隔，又似乎太過「深奧」。正是在這種隔絕了一切知識信息和精神源泉的恐慌和饑渴中，人們與魯迅相遇了。不少人都有這樣的體驗。下面引幾位作家、學者的回憶。
「1968年冬天，一場政治災難突然襲擊我時，我幾乎不知所措。……我獨自在一間簡陋的農舍里，忍受著憤激、無望和孤寂的折磨。我需要精神支柱。……當時我的手頭上還有一本群眾組織編輯出版的《魯迅語錄》，很厚，達500多頁。我是那樣珍愛這本小書，竟然剪下了一個筆電的硬紙封面，把它改裝成『精裝本』，使它免受損害。每天，當『革命群眾』到農田幹活去的時候，我便從褥子底下拿出它來，通過它，去拜謁那個偉大的、睿智的、雄強的靈魂。……當我讀到先生一些精闢透徹、酣暢淋漓的論述時，多想用筆把這些段落畫下來，可是在當時我的家信也已受檢的情況下，我不能這樣做，我擔心他們會從中知道我『頑固不化』的『活思想』。不能標記下來，又惦念著，尋味著，這種隱蔽的欣喜，在我悒鬱的感情中，算是難得的一點亮色。」[4]
「1969年，我去了北大荒農場。在我能帶走的不多書籍中，魯迅先生的作品幾乎占了一半。在那周圍沒有更多書籍，也不允許讀其他書籍的荒蕪的原野上，在寒冷而漫長的冬季的火爐邊，魯迅先生是一個倖存者，在身邊陪伴我們渡過了那麼艱難的歲月。我有一本紅皮的《魯迅語錄》，是『文革』中不知哪一派摘錄下來作為戰鬥武器的，這時也成了我的寶貝，其中那些警句我至今都能背誦下來。『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忠厚是無用的別名』，『在生活的路上，將血一滴一滴地流過去，以飼別人，雖自覺漸漸瘦弱，也以為快活』，『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在鏟地休息的時候，在麥田管小麥，在顛簸的爬犁上，在水利工地……我心中默念著這些警句，翻來覆去，滾瓜爛熟，卻從來不覺得乏味，好像其中有無數道看不見的放射線，透視到我的靈魂里去了。有的後來成了我的人生宗旨和信條。」[5]
「有些篇章無法連續讀下去，因為讀一句就有各種思想湧來。有些話一經接觸便像砸進大腦的釘子，再也無法忘記。……今天的年輕人已經很難設想，當一種建立在自己人生體驗基礎上的思想因為意識到它的『危險』而自我壓抑的時候，當某種想法得不到陽光下的語言表達而又迫切地想要表達的時候，如果發現一些能夠表達自己思想的現成語句，那將是一種什麼樣的興奮!這一切，我從魯迅的作品中得到了，是他促使我進一步用自己的頭腦思考現實、思考歷史、思考人、思考自我和思想本身。……我喜歡思想，同時也害怕思想。而魯迅把我從恐懼中部分地解救了出來。……因為作為抽象存在的魯迅是被權威認可的，而他的思想竟然與我的想法如此貼近!在魯迅那裡，我找到了自己的聲音，面對魯迅，我不再徹底地處於孤獨當中，是他使我在暗地裡對自己的思想感到理直氣壯。」「讀魯迅著作的感覺之所以特別好，還在於我可以公開地閱讀它。我再也不必像地下黨一樣讀書，而是可以公開地把它擺在枕頭旁邊，把它帶到實驗隊的屋子裡，而且可以高聲朗讀而不必害怕讓什麼人聽到。……」[6]
「在我閱讀的全部歷史中，差不多有22年，這兩位大師(另一位指曹雪芹)的書籍，總是與我的行李，背囊，吃飯的搪瓷盆，糧票，菜金在一起。那些日子裡，我發配到修建鐵路新線的工程單位勞動改造，差不多走遍大半個中國。幸好，即使在最為嚴峻的『文革』歲月里，這兩位大師也不在禁絕之列，於無奈的孤獨中，只有閱讀他們，是惟一的慰藉。」[7]
這一類的回憶性文字非常之多，本文自然不必一一列舉。這些回憶清楚地告訴我們：第一，魯迅的書在當時是除了毛澤東的書(當然也包括馬、恩、列、斯的書)之外，幾乎惟一可以合法接觸的讀物。在「不允許讀其他書籍的荒蕪的原野上」，人們在魯迅那裡得到了精神寄託。第二，顯然，毛澤東思想的一統天下並不能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反而加重了那種「精神荒原」之感。這時，與魯迅的相遇正好幫助他們解決了可怕的精神饑渴、貧瘠和孤獨。於是魯迅的作品和思想就成了他們「精神的支柱」，他們的靈魂也迅速為魯迅所占有。第三，這些回憶文字的作者有的是「知青」(其前身是「紅衛兵」)，有的是過去政治運動的罹難者(例如「右派」)，這原本存在著巨大思想隔膜的兩代人卻通過魯迅緊緊地聯繫到了一起，各自都在魯迅那裡找到了精神的慰藉。
由此可以發現，當時人們選擇魯迅，並不是在大量圖書、資料、知識和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有各種參照情況下的自由選擇。在鐵桶般封閉的文化環境下，他們除了閱讀毛澤東的文字，就只能選擇魯迅了。這其實是別無選擇下的「選擇」。另一方面，這確實又是一種帶有主動性的選擇。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他們不能不讀一些毛澤東的文字，但不讀魯迅是可以的(不選擇不等於可以懷疑);然而，他們根據自己的精神需要選擇了魯迅，這其實也意味著對毛澤東的某種精神「逃離」。
為什麼他們會選擇魯迅?我以為，與毛澤東相比，魯迅至少有以下幾個特點：
首先，魯迅所講的都是人生，是如何做人，所面對的都是具體的社會和人生現象，體現了難能可貴的「真實」。讀魯迅的書，你時時可以感受到魯迅說的每一句話都發自肺腑，是屬於一個活生生的個體生命。無論是他的思想還是感情，是冷辟、決絕、激進的理性分析，還是無奈、孤憤、絕望、多疑、虛無的情感抒發，都源於他生命的真實感悟。只有這種「真實」才能讓人們看得見，摸得到，獲得具體的感知——感受到一個真實的生命與讀者的生命的呼應和接通。這絕對是人們無法從毛澤東的文字那裡可以得到的，甚至也是從他們正經歷著的現實社會、人生里無法體驗到的——因為那現實的人生早已被「革命」虛飾和板結了。
其次，魯迅的書(哪怕僅僅是些「文輯」、「語錄」)，在毛澤東思想之外給他們提供了另類思想和思維方式。例如，他要人們「直面慘澹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反對「瞞和騙」;他憎惡奴性、卑怯、麻木、虛偽、健忘、圓滑、自欺欺人，等等。他認為，中國的希望在於「改造」這些國民的「壞根性」。從他的書中，可以感受到一種強大的自我、自主和寧折不彎的人格力量。這一切在毛澤東思想的天地里是找不到的，卻隱隱同人們的生命感受有所呼應，這無疑會讓他們感到格外美好、親切，並激發對自身的某種信念。
第三，魯迅無論談論什麼問題都有特屬於他的深刻而獨到的見解，準確、冷峻、一針見血的剖析，嘻笑怒罵，說古論今，既有豐富的知識和意象，文字更是如投槍、匕首，精煉潑辣，凌厲無比，富於殺傷力，讀來十分痛快淋漓。拋開其思想內容不說，就是這種知識的豐富性，這種深刻、獨到和「表述方式」的個人性本身，就極富藝術魅力，讓人於意識形態統治所造就的極其板結的思想之外，感到耳目一新，感受到情感和思想的巨大衝擊力量。
最後，魯迅對傳統文化的專制性和「國民劣根性」的批判，總使人對當下的人情世態產生諸多感受、聯想和共鳴。比如，自欺欺人、卑怯、麻木、妄自尊大、諱疾忌醫、奴隸式的順從等等，這些「劣根性」可以說觸目皆是。而最有意思的是，過去這些「劣根性」被魯迅深惡痛絕，不斷由此嘆息中國人的「不幸」和「不爭」，而今卻被披上「革命」的華袞，成了「最美好」的「無產階級品質」加以宣揚。而另一方面，魯迅式的人格和精神在實際生活中又遭遇到壓抑和控制，這種強烈的對比，不能不使許多人從中有所憬悟，並對他們所處的社會和時代產生置疑。
總之，魯迅給他們提供了毛澤東話語世界之外的許多另類知識和思想、另類思維和價值理念，以及另類的表述方式。魯迅的文字包含著超越政治意識形態的、屬於一個獨特生命的真實和真誠，有富於魅力的真思想，有同人們的生命感悟相呼應、相對接的東西，正是這些喚起了人們的自我意識、對生活的感知力和信念，讓他們未泯的良知不再受孤獨和絕望的折磨，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支撐了他們渴望用思想和情愫慰藉的心靈。所以，他們對魯迅有著由衷的敬愛、感激和親近之情。這一點也不奇怪，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都知道這確實是那個時代的特殊文化現象。
然而，也正是由此讓我們同時產生了一種複雜的悲憫之情，甚至某種疑慮。應該說，這並不是一種正常的文化現象。在20世紀的60、70年代，在人類早已經確立了現代人文體系的時代，當時的人們只能接觸到毛澤東話語世界外的魯迅，不要說中國之外的現代文明接觸不到，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和中國現代已經有過的文明訴求、學術研究也與他們隔絕。這樣的坐井觀天，這樣荒蕪的文化沙漠，不會讓他們的視閾過於狹隘、偏枯嗎?而尤為嚴重的是，由於精神的過度飢餓、思想的過度貧窮和他們對精神支柱病態性的強烈追求，使他們對魯迅產生的那種幾乎近於神靈般的崇拜和生死相依的精神依戀，本身就是一種變態的文化現象。沒有以知性為準的探索、懷疑精神，只有高山仰止和對「心靈哺育者」的感恩之情，只是以魯迅的思想印證自己思想的真理性，把魯迅的思想看成了對自己生命的「救贖」和「靈魂的超度」[8]。於是，他們還沒有從毛澤東的話語世界中徹底走出，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魯迅的話語世界。這兩個「話語世界」都「不容置疑」，如此，他們能從信仰的世界走進知性世界嗎?此種卑微的心理和可憐的精神狀態，不是又預示了另一個危機嗎?[9]更何況，那些「哺育」他們的「魯迅思想」，還大都是根據意識形態需要選編的「語錄」和文章，其中突出的都是魯迅對「敵人」不講任何寬容的「鬥爭精神」。這樣一種學習和片言隻語式的掌握，到底能給他們帶來多少真正有益的營養，值得懷疑。當然，這不能怪他們，這是那個病態的時代造就的病態文化現象。然而，病態畢竟是病態。這個事實首先需要正視。
三、當年人們從魯迅那裡學到了什麼？
那麼，在這種對魯迅的熱愛和崇拜當中，人們究竟學到了什麼呢?
一位學者曾這樣回憶「文革」中魯迅對他的影響：「當文革期間，沒有什麼更多的書可讀的時候，魯迅的雜文卻成了文化大革命中除了《毛澤東選集》之外的最有力的戰鬥武器，那時的魯迅在我們心中則是一個尖銳犀利、充滿戰鬥激情的鬥士形象。當然，他的老到、尖刻和冷峻，也成為那個時代的一種深刻戰法。這個其貌不揚但又高大偉岸的小老頭成為我們一代人的精神偶像。在那個瀰漫著戰鬥硝煙的嚴峻階級鬥爭的年代裡，讀『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這樣的文章，對於一個十幾歲的少年來說，無疑是太深奧了一些。但是，那『痛打落水狗』的戰斗主旨，也還是略通一二的，儘管這種誤讀扭曲過我們的靈魂，但它畢竟為我們以後更深刻地認識魯迅提供了一個參照系。」[10]「文革」期間這位學者只是個「十幾歲的少年」，還沒有產生上面說的那些青年的「精神追求」。他也並未說那「最有力的戰鬥武器」和「一種深刻戰法」在「文革」中是怎麼發揮作用的。
但是，我們可以從另一篇回憶中看到當時魯迅精神的影響：「1966年8月18日，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北京101中學的紅衛兵從天安門遊行歸來，激情滿懷地要干一番驚天動地的革命大事業!怎麼幹呢?鬥壞人!於是，一群紅衛兵狂叫著，把出身於舊軍閥家庭，因畫過裸體像，又因有『侮辱女同學』等罪名判過刑的老師陳寶坤揪了出來，從腰上解開牛皮武裝帶，劈頭蓋臉地抽了上去，打得半死之後，又將他扔進學校蓮花噴泉池裡。遍體鱗傷的陳老師在污泥中掙扎著，全校紅衛兵與師生里三層外三層地圍觀著，一群十多歲的孩子圍著池邊狂喜地笑著，一邊叫嚷著『造反有理』、『痛打落水狗』，一邊扔石塊。就在陳老師拼命地躲開水花，咬著牙抓住荷花池欄杆的剎那間，『通——』一塊大石頭砸在他身上，『通』——又一塊大石頭重重地正好落在了他的腰部，他剛剛觸到欄杆的手鬆開了，『通』——像一塊大石頭，一下扎到了水中，當他沉於水底時，水花息了。這正是下午4時14分(請永遠記住這歷史的一刻)，他死在圍觀的人群心滿意足的目光下，死在一片歡樂的狂呼聲中。……」[11]
這些「少年屠夫」們興高采烈地虐殺他們老師時狂呼的口號，一句是毛澤東的「造反有理」，另一句就是魯迅的「痛打落水狗」。魯迅的「痛打落水狗」正是「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這篇文章的主旨。按這篇文章的精神來看，似乎不能說「少年屠夫」們是「誤讀」。可以這樣說，魯迅的「『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的想法和「痛打落水狗」的精神，與毛澤東的「造反有理」、「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話，以及毛寫過的，把階級敵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以及「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的思想，是緊緊地結合在一起的。這些主張就成了「文革」期間「紅衛兵」肆意作惡的重要精神資源和思想依據。也許有人會說，魯迅是對「敵人」說的，可是「造反派」們卻把「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指向了群眾。確實，魯迅是對「敵人」說的，然而，只要「造反派」認定了一個「敵人」，然後遵循魯迅的邏輯，凡是「敵人」就要無情打落水裡，「又從而打之」，這樣的「魯迅精神」本身不正是魯迅所提倡的嗎?於是，誰被判定為「敵人」(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以及所有被稱為「牛鬼蛇神」的，都是「文革」中被指定的「敵人」)，「革命造反派」就有權利、也有義務以「革命的名義」對他們進行肆無忌憚的虐殺。毫無疑問，這一邏輯是相當可怕的。任何人只要被任意地判為「敵人」，誰都有合法和道義上的依據加以摧殘，而這樣的舉動居然都成了「革命行為」。無論是魯迅的年代，還是「文革」前、「文革」中，都有無數這樣被判成「敵人」的無辜者成了「革命」的刀下冤魂。
當然，人們從魯迅的思想中還領悟到另外一些精神。王富仁回憶說：「在那個時候，我屬於所謂『根紅苗正』的少年。我出生貧農。父親1938年入黨。……我也『紅』過，初小時，當少先隊小隊長，初中時當中隊長、大隊長。但到讀了魯迅作品，不知為什麼竟變了，政治上是越搞越糟。在那時入團入黨是要找支部書記談話的，那叫匯報思想，靠攏組織。……我覺得這有點滑稽。……《魯迅全集》裡沒有找領導談話時說的那套語言，中國書我讀得少，見了領導不知說什麼好。……當時我就知道《魯迅全集》沒有給我帶來什麼好處，反而把我可能有的『錦繡前程』給毀了。但我沒有後悔過，因為我覺得有些人活得怪沒有意思，活得巴巴結結的，唯唯諾諾的。魯迅雖然一生不那麼順，但活得卻像個人樣子。……我喜歡魯迅，就喜歡他說的不是假話大話，說的不是專門討人歡心的話，雖然當時年齡還小，懂得的事理不多，但這點感覺還是有的。」[12]王富仁更多感受到的，是魯迅「不說假話大話，說的不是專門討人喜歡的話」的品格。這品格使他抵禦了當時慣說「假話大話」、「討人歡心的話」的惡劣社會風氣。這惡劣的社會風氣當然都是毛澤東的意識形態專政造成的。
張長弓回憶過自己當年讀魯迅著作時的情況：因為沉迷於魯迅著作，經常把魯迅這樣一些話話掛上嘴邊，「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罵，敢打」。結果被周圍人匯報上去，「領導就說，這個同志很成問題了，總愛提一些不同的主張，唱相反的調子，這都是看那種書所致。再這樣下去政治不展開，學習不進步，就變成民主人士了。」[13]這是魯迅強烈的自我意識和獨立自主精神給他的影響。毫無疑問，這是與當時的意識形態專政、徹底消滅自我和個體人格的整個社會主義革命運動根本對立的。
另有一些青年也談到自己從魯迅那裡所受到的啟發：「即使他不是文學家，不是思想家，不是一切以『家』為後綴的各種各樣的乾巴巴的怪物;即使他是市井無賴，是小偷強盜，是呼呼入睡於旮旯牆角的滿身癩瘡的乞丐，只要他能那樣坦蕩而無所顧忌地走著自己生命的行程，便是一條我可以為之傾心結交的好漢子，這樣的人，少極了。所以魯迅更少了。這便是魯迅在我心目中異常異常珍貴的原因。人的本性應該張揚到一種無所不在、天馬行空的境界，應該張揚到一種極限，……在中國，與舊勢力的抗爭，實際上是在與幾千年的舊傳統、舊觀念宣戰，也就是與整個社會宣戰。作為一名鬥士，他理應得到的是全社會的詛咒，不必指望別人的理解，更要警惕別人的布施，包括親人的愛，便應該這樣孤獨地，一往無前地走向拼殺之地，走向死亡。——如果你打定主意，與你身邊包圍著的黑暗的一切鬥爭到底。」[14]這當然也不是對魯迅的「誤讀」。這思想不但突出地體現在魯迅早年的文章「摩羅詩力說」和「文化偏至論」中，也體現在他深層的人格結構中。
無疑，這些都與毛澤東思想背道而馳。毛澤東雖然不只一次地說，他同魯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他也不會不清楚魯迅在「摩羅詩力說」和「文化偏至論」中表達的思想，但作為意識形態的毛澤東思想所張揚的，卻是革命的集體主義精神，「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無我」精神，和建立在革命功利性基礎上的倫理原則。毫無疑問，上文提到的「天馬行空」、「無所顧忌」，要把個人的「意力」發揮到「極限」，做同「身邊包圍著的黑暗的一切鬥爭到底」的孤獨的絕望的「社會鬥士」，甚至認為不管是強盜小偷、市井無賴，只要表現出「無所顧忌」的「生命意志」，就是「可以為之傾心結交的好漢子」，把「生命意志」看成最具倫理精神的價值，屬於完全抵製革命、抹殺階級鬥爭思想的價值觀，正是幾十年「興無滅資」的社會主義革命所極力剷除的「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思想」。這些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的「極端個人主義」，當然也與現代人文理念沒有多少聯繫，然而，它們又確確實實與魯迅的思想緊密相通。
於是我們看到，魯迅的「革命」思想、徹底鬥爭的思想和對「敵人」無情打擊、決不寬容的思想，與毛澤東思想是「同構」的，就這樣他與毛澤東一起打造著「文革」人格;但魯迅的另外一些思想和人格，如不阿諛、不奉承，不卑屈，不說假話、大話，到什麼時代都守護著獨立自我人格的精神，以及極端個人主義、尼采式的「強人」、「超人」哲學等，又與政治意識形態對「馴服工具」的要求形成了突出的矛盾，也無疑是對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神權的「解構」，並從相反方面做出破壞性的回應。
如果是在一個思想多元的時代，各種思想的相互激盪自然是再正常不過的文化現象。但在高度集權的意識形態統治中，出現這種既統一又衝突，表面是一元化、實質是二元化，既同構又解構的情況，卻是相當耐人尋味的。而尤其是上面談到的魯迅帶給人們思考的幾個不同於毛澤東的特點，以及一代青年是在怎樣一種精神饑渴狀態下與魯迅相遇的，不但使魯迅更具影響力(由於毛澤東思想的反人性，倘若沒有強大的極權主義統治，可以說對普通人幾乎不會有任何影響力)，也對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意識形態統治形成很大的衝擊，這也許是毛澤東所始料未及的。
現在再回到本文開頭所提到的毛澤東的感慨。很難說毛澤東關於魯迅是「第一等聖人」的感嘆是因何而發;他是不是痛感於魯迅對中國知識人的影響力超過他而「感慨系之」呢?不過，魯迅可是經由他的「御批」「恩准」的，本是要魯迅為自己的政治服務，然而魯迅卻不是「單面人」，而是一個複雜的多面體。毛澤東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他也收穫了他不想收穫的。這也算是歷史的弔詭吧!
四、後毛澤東時代的「魯迅文化」
「毛澤東時代」結束後，一代青少年也長大了，他們中相當一部分成了中國新一代的知識分子。「文革」的一個重要後果，是讓一代從「文革」中覺醒的青少年迅速地逃離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但是，他們逃離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卻並未逃離魯迅;相反，他們與魯迅更加親近了。剝離了「毛澤東時代」意識形態塗到魯迅身上的政治釉彩，他們終於可以還原一個真實的魯迅了，這就是「立人」的魯迅，「啟蒙」的魯迅，威武不屈、特立獨行、始終保持自己人格尊嚴的魯迅。想到「文革」時中國人的整體失落，想到在意識形態恐怖籠罩下的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所表現的怯懦和卑屈，他們更感受到魯迅的「立人」思想與「改造國民劣根性」思想的價值，以及魯迅作為一個「精神鬥士」的偉大道德力量。於是，魯迅更成了他們心目中的一面光輝旗幟，一個中國知識分子惟一值得驕傲和珍惜的精神源泉。拜倒在魯迅腳下，活在魯迅的「精神譜系」中，守護魯迅「聖人」和「精神之父」的地位，也就是守護「文革」後重新凝聚起來的知識分子的價值理想、人格尊嚴和倫理精神。保衛魯迅的聲名和榮譽，不允許任何人對他有任何污損乃至懷疑，似乎已經成了這些學人莊嚴的政治使命、學術使命和倫理責任。他們也把自己這種莊嚴的使命感賦予了時代和歷史的意義。他們也許沒有意識到，他們這樣想和這樣做，不但已經遠遠離開了學人應有的知性和懷疑精神，也將有意無意地把魯迅設置為一道學術屏障，自己則成了「衛道者」和一種話語霸權。
事實上，魯迅作為中國社會和文化由傳統向現代轉型期的人物，本身就交織著傳統和現代文化的複雜糾葛。無論他的思想、思維方式，還是他的追求、選擇、精神困惑和種種迷茫，包括革命對他的利用和改寫，以及他與一代學人的關係，都包蘊著深邃的歷史內容。可以這樣說，「魯迅」——這個引號中的「魯迅」不只是魯迅本人的情況，還包含著纏繞在他身上的政治、社會、文化等複雜內容，在中國現當代史上，已經構成一種牽連深廣、盤根錯節的文化。如果用今天中國學人已經可以基本認同的現代人文理念來關照「魯迅」，可能會提出大量饒有意義的思想史問題。
上一世紀末，謝泳曾在一篇文章中，就魯迅與胡適的對照提出了自己的「困惑」：「為什麼魯迅以反專制為基本追求而卻總是被專制利用?」「魯迅一直得到官方的首肯，而胡適卻從來都是挨罵的。為什麼新時代願意用一貫反專制的魯迅來作為自己的旗幟，卻不用一直想做政府諍友的胡適呢?」「『文革』時期魯迅的書是他同時代作家中惟一沒有被禁止的，也就是說我們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人是讀魯迅的書長大的，可為什麼在中國最黑暗的年代裡，那些讀過魯迅書的紅衛兵戰士連最起碼的人道主義都不懂，學生打死老師的事幾乎天天都在發生，這一切是從何而來的呢?」[15]這的確都是些重大的「困惑」，破解這些「困惑」，其實就是要破解筆者上文所說的「文化」。然而，謝泳這些「困惑」，在大多數學人、包括一些著名學者和「魯迅研究」專家那裡是不以為然的。他們或「顧左右而言它」，或以魯迅被官方「歪曲」、「改寫」來迴避問題，或充滿了「精神戰士」般的義憤。在胡與魯的對比中，則以簡單的「補台」與「拆台」為標準加以褒貶。有人更把揚胡抑魯看成(政治)「傾向性」問題，言外之意就是要政治出面加以干預。
《收穫》2000年第2期開闢了「走近魯迅」專欄，並刊登了3篇文章，馮驥才的「魯迅的『功』與『過』」、王朔的「我看魯迅」、林語堂的「悼魯迅」(這是林語堂1936年11月客居紐約時寫的，次年發表於《宇宙風》雜誌)。3篇文章分別從不同角度對魯迅和圍繞著魯迅所形成的文化現象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文章發表後，首先在魯迅故鄉紹興引起軒然大波。該市作協主席以公開信質問中國作家協會：「這次《收穫》討伐魯迅，到底是出於怎樣的考慮?作為我們協會主席和刊物主編的巴金知不知道這事?如果不知道，那麼，這次『倒魯』是誰策劃又代表了誰的旨意?用意何在?」他還要求中國作協機關報《文藝報》刊出這封公開信並作出答覆。公開信首先刊登在《紹興日報》，新華社就此事發了消息。紹興市魯迅研究會、紹興市作協、紹興市文聯、紹興市社科聯幾個單位還召開了「反對貶損魯迅」座談會。與會者表示：「作為魯迅故鄉的文學和社科工作者，我們有職責、有義務捍衛魯迅精神，讓魯迅永遠活在人民的心中。」中國作協雖未對公開信直接表態，但此後《文藝報》在「魯迅是中國現代進步文化的代表」的大標題下發表了題為「魯迅的革命精神不容褻瀆」的「北京召開魯迅研究熱點問題討論會」消息。至此，這一事件算是告一段落。
顯然，這種「神聖的捍衛」與學人應有的「為學」精神相悖謬。然而，這「悖謬」恰恰是「魯迅」作為一種文化的組成部分。如果我們把屬於魯迅的思想加以拆解，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既是反專制的，又是專制的;他追求個性的解放、獨立和自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專制性深惡痛絕，但同時他也把自己和自己的思想絕對化為一種神聖的價值;他站在「社會精英」立場，以「啟蒙」意識(這「啟蒙」意識與歐洲18世紀的啟蒙精神並無共同之處)「改造國民劣根性」;他對異見、異端的決不寬容，他對民主、法治的堅決抵制，就源於此種思想。由此，他成了一個「徹底革命」的「精神鬥士」。正是這種骨子裡的專制性讓他與共產黨的社會大革命結下了不解之緣。重要的不是這種專制性指向誰，而在於這種絕對化思維。英國著名思想家伯林是這樣評價這種思維的：「沒有什麼東西比這種信念更有害：某些個體或群體(或者部落、國家、民族、教會)認為，只有他、她或他們惟一擁有真理，特別是那些關於怎樣生活、成為什麼與做什麼的真理;而與他們不同的人，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邪惡與瘋狂的，因此需要抑制與鎮壓。相信只有自己正確，這是一種可怕而危險的自大：擁有看到惟一真理的靈眼，而如果別人不同意，錯的只能是他們。這使得一個人相信對於他的民族、教會或全人世人類，存在著一個目標而且是惟一一個目標，只要這個目標能夠實現，無論遭到多大的不幸(特別是就別人而言)都是值得的。……」[16]的確，有這種思維在，就不會有自由、民主、人權、平等、多元、法治這樣一些人類的普適性價值，當然也不會尊重任何學術自由。
魯迅與包括胡適在內的自由知識分子在這些問題上的戰鬥，貫穿了他整個後半生。他的這些思想也直接表露在他早年的重要文章「文化偏至論」和「摩羅詩力說」中。非常遺憾，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內，中國都籠罩在這種思維中。胡適們只是作為「另類」與這種主流思維進行著無望的鬥爭。那些「神聖的捍衛者」扮演的正是魯迅式「精神戰士」的角色。不過稍有區別的是，魯迅作為「精神戰士」，是特立獨行、面向統治的權力，如今這些「精神戰士」卻是託庇於權勢。仔細想來，「思想鬥士」、「精神戰士」這一類美麗的冠名，是挺可怕的。在人類的精神世界、思想世界，其實是不必「鬥」也勿需「鬥」的，它需要的是理性、研究、探討、辯析，是鍥而不捨、知難而進的知性精神。誰也不具有絕對真理性，誰也不應壓服誰，誰也不神聖，惟一神聖的是我們每一個人對任何「神聖之物」發表自己意見的權利。
中國的希望也許就在於我們徹底走出那種絕對化思維。
【注釋】
[1]引自陳晉，《文人毛澤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658頁。
[2]例如，北京大學學者錢理群就承認，在50、60年代，毛澤東和魯迅就是他的兩個「精神之父」(見錢理群的《壓在心上的墳》，第39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
[3]「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四卷合訂本)，第658頁。
[4]母國政，「小草仰望大樹」，《當代作家談魯迅》，西北大學出版社，1984年出版。
[5]張抗抗，「心靈的哺育者魯迅」，載西北大學魯迅研究室編，《當代作家談魯迅》。西北大學出版社，1984年出版。
[6]李新宇，《〈魯迅的選擇〉自序》，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7]李國文，「我的閱讀主張」，見《文學自由談》，2004年第6期。這裡有一點需要指出，《紅樓夢》在「文革」的很長一段時間並未享受到如作者說的那種「特權」，只是到了「文革」後期，有了毛澤東「《紅樓夢》也要作為一本政治小說來讀」這樣的話，始才開禁。
[8]錢理群，「我與魯迅」，《壓在心上的墳》，第39頁。
[9]錢理群，「我與魯迅」，《壓在心上的墳》第48頁。
[10]丁帆，「『費厄潑賴』的背後」，《21世紀：魯迅和我們》，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
[11]轉引自錢理群「青春是可怕的」，見《壓在心頭的墳》。
[12]王富仁，「我和魯迅研究」，一土編，《21世紀：魯迅和我們》，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出版。
[13]張長弓，「魯迅使我敢於面對人生」，見《當代作家談魯迅》，西北大學出版社，1984年出版。
[14]以上均見錢理群在「七、八十年代青年眼裡的魯迅」，《走近當代的魯迅》，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
[15]謝泳，「魯迅研究之謎」，《胡適還是魯迅》，中國工人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第19頁。
[16]「關於偏見的筆記」，《自由論》，譯林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第393頁。
《當代中國研究》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