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8年深秋11月初的一天，我戴著沉重的右派帽子，黯然離開北京，前往河北唐山柏各莊農場接受改造。車站上只有我的弟弟谷斯涌冒著政治風險前來給我送行，帶來了親人的一絲溫暖。
和我同行的還有三人，人民日報國際部西方部副主任胡騎，攝影記者高糧，文藝部編輯楊建中（藍翎）。藍翎是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事件中受到最高領導人表揚的「兩個小人物」之一，如今也淪為右派。在胡騎之前，報社國際部東方部主任蔣元椿也劃為右派，已先期來到四分場。國際部主任黃操良在劃為右派後自殺。反右鬥爭使人民日報國際部受到重創。
在反右鬥爭中，人民日報共打出右派32人，先後分兩批送往柏各莊農場。第一批人數多，已分到四分場。我們4人是第二批，被分送到三分場。
柏各莊農場（現為唐海縣所在地），是在渤海灣邊一大片鹽鹼荒地上開闢出來的一個大國營農場，主要種植水稻，工人大都是附近的農民。反右派鬥爭後，這兒成了一個收容右派改造的場所。三分場共有右派28人，大體上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中央直屬單位的，如中央辦公廳、中央事務管理局、中央監察委員會、中蘇友協、人民日報社等。另一部分是文藝界人士，他們人數較多，其中很有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如所謂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二號人物陳企霞，因《電影的鑼鼓》一文獲罪的著名電影評論家鍾惦棐（他也是《文藝報》副主編），著名翻譯家與作家蕭乾。另外還有《文藝報》支部書記楊犁，《文藝報》總編室主任唐因，《文藝報》總編室副主任唐達成，《文藝報》編輯組組長侯敏澤。看來《文藝報》的頭頭們是一鍋端了。其他還有些文藝圈裡的人，如《人民文學》小說組組長杜黎均，《文藝學習》編輯李興華，中國作協《文學遺產》編輯何壽亭，《新觀察》雜誌編輯黃沙等。文藝部門顯然是反右重點。陳企霞是兄弟倆雙雙被劃為右派，他的胞弟陳適五是新華社駐國外記者，他被分配在四分場。兄弟倆同在柏各莊農場，卻見不到面。
我來到三分場以後，見到的第一個熟人是《中蘇友好報》總編輯廖經天。他原是人民日報的副總編輯，後來調到中蘇友協。他矮矮的個子，圓圓的臉，一副忠厚相，為人隨和親切，年紀比我大。我們在報社就相識，兩人一見面，都感到有些意外。一次，背地裡我倆聊了起來。他問我是怎麼被打成右派的？我簡略告訴他，我的主要「罪行」是「為右派鳴不平」。那是1957年反右高潮時，我在新華社一本「內參」上看到一篇報導，揭露南京大學講師劉敬坤的右派嘴臉，上面說的大多不是事實。劉曾在南京市委和我一起工作過，是個老實厚道的知識分子，一心啃書本做學問，南京地下黨黨員。怎麼把他說得不像個人樣呢？我對邊上幾個人說：「我們要吸取肅反時整錯人的教訓，在反右中再不能整錯人，一定要實事求是。」還說：「我要找熟人去了解一下這件事。」說者無意，聽者有心，旁邊的一位記者悄悄地把我的話記在小本子上，在1958年反右派「補課」的關鍵時刻，他拿出小本子當眾檢舉。為右派說話不也是右派嗎？於是我被戴上了帽子。
廖經天聽了我的介紹，深深嘆了口氣：「真是不可思議！」
「老廖，你是怎麼回事呀？」我問廖經天。
他連連搖頭：「不說它了，還不是說我反蘇嗎！」原來他無意中對人說了蘇聯紅軍1945年進入東北後拆走我國工廠機器設備等一些事。其實這些全系事實。我聽了他的話，也感到難過。廖經天是個老同志，抗日戰爭年代就在晉察冀敵後做新聞工作。一句真話，就犯了「反蘇」大罪。《中蘇友好報》還有三個中層領導幹部李林、歐陽惠和趙洛生，也因類似的罪名，劃為右派，來到三分場改造。
二
到三分場沒幾天，我就脫下鞋襪，走進一片茫茫無際的水稻田。
農場主要是大面積種植水稻，這是一項很累的重活，從翻地開始，播種，插秧，放水，收割，外加還要不斷挖水渠，這活在農村都是青壯年乾的。我從小沒幹過農活，笨手笨腳，幹了一天活，傍晚收工回宿舍，倒在床上不能動彈，連飯也不想吃。蕭乾、廖經天這些歲數較大的人，他們在勞動中更是狼狽，特別是蕭乾，更是多次出洋相。有一回，我們下地割稻子，幹這活兒要手腳麻利，不停地彎腰。蕭乾已年過五旬，身體又胖，幹了沒多久實在支持不住，他乾脆就跪在地里，一把一把地割，邊上的工人看了既好笑，又同情。
幹完活回到隊上，緊急集合，開會批判蕭乾。少數幾個積極分子指著蕭乾大聲斥責：「你瞧，邊上的工人哪一個像你這樣幹活的？你是醜化工人階級的形象！」
農場幹部大概也看出，我們有些人不是偷懶，而是實在幹不了重活。於是，他們抽調了一些體弱的人，到割完稻子後的地里去拾散落在地上的稻穗。按說這是一項輕活，在農村里是婦女們幹的。其實，輕活真幹起來並不輕鬆，整天不斷地彎腰，一天下來，腰仿佛斷了似的，收工時一拐一拐地勉強走回住地。
我不但干農活不熟練，還有個致命弱點，就是幹活動作緩慢，不麻利，這使我吃了不少苦頭。有一次，農場的隊長把我們帶到一大片剛割完稻子的地里，讓我們拾稻穗。隊長說，今天拾稻穗要開展一次競賽，每人拾一整塊地，看誰拾得又快又乾淨。在農場改造期間，誰不想在競賽中奪取優勝？這可是關係改造前途的。於是，人們都爭著往前趕。同伴高糧拾得最快，他簡直像小跑似的往前沖，把大夥遠遠甩在後面，拾的稻穗堆起了一大堆。我使出了吃奶的力氣向前追，腰酸腿疼難以忍受，好像要斷了似的，也不敢喘口氣，可是這樣依然趕不上，眼看距離越拉越大，遠遠地掉到了後邊。同伴中多數人都已經把自己那塊地的稻穗拾完了，正坐在地頭擦汗休息，我還呼哧呼哧地在那裡拾個不停，足足比他們晚了好幾分鐘才算拾完。走到地頭，人都不能動彈了。隊長走來逐塊地驗收，我原以為冠軍肯定是拾得最快最多、手腳麻利的高糧，不料隊長指出，最先拾完稻穗的人，快固然快，可是拾得不乾淨，地里丟下了許多稻穗，光圖快不顧質量，不能表揚，還要受批評。我拾的這塊地，慢是慢了些，但拾得乾淨，沒有發現丟棄的稻穗，應當受到表揚。這使我感到意外。
秋收結束，農場進入農閒時期。右派是來改造的，當然不能休息。一天，隊長派我和藍翎去海邊抓螃蟹。這渤海灣邊的鹽鹼地溝里盛產螃蟹，秋風起，蟹兒肥，正是捕蟹的黃金季節。來到一個水塘邊，我倆脫光衣服，跳進冰冷的水裡，我在水塘里瞎摸了半天，一隻也沒摸到，只弄得渾身泥水。心靈手巧的藍翎，卻不斷把摸到的活螃蟹往岸上扔。他告訴我，抓螃蟹不必用手去摸，只要用腳踩就行，一踩到腳下有硬硬的一團，就把它抓起來扔到岸上，準是只大螃蟹，這傢伙在泥水裡不會蜇人，不用害怕。我照著藍翎說的去做，果然靈驗。約莫幹了兩三個小時，我倆各背了一麻袋螃蟹，回到了場部。
我在農場還種過菜，飼養過牲口，以及其他各種農活。在飼養牲口的日子裡，一個人整日與騾馬為伍，倒也清靜，擺脫了人與人之間整日相互監督的緊張感。
三
體力勞動固然很辛苦，但流汗不流血。殘酷無情的思想鬥爭，卻讓人從心底里流血。
農場分工管理我們的幹部，在會上宣布：「你們到農場來是改造思想的，要脫胎換骨，重新做人，對罪行必須心服口服。」他給我們規定了幾項制度，一個星期開幾次學習會，匯報思想，向組織交心。月末要作改造小結。到年終作改造總結。要相互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對反改造的言行要展開毫不留情的鬥爭。這樣，幹了一天活，已經勞累不堪，工人們都呼呼地睡了，我們還得硬撐著開會，儘管眼皮子打架，也不敢打瞌睡。後來，為了開會方便，農場乾脆把右派集中住在一起。
三分場28個右派，被編成一個大組，設一個大組長，由《文藝報》的侯敏澤擔任。下邊又分成幾個小組。從此，我們在勞動之餘，就沒完沒了地開會，在會上翻來覆去地交代自己的「罪行」，挖掘思想根源，務必做到對「罪行」心服口服，大徹大悟，以便脫胎換骨，重新做人。其實，這是在演戲，誰都心裡明白，對硬扣子頭上的帽子，要做到心服口服，是根本辦不到的。可是面對無理可講的現實，誰敢當面頂撞？於是，不得不做出沉痛狀，拐彎抹角地進行自我批評。也有少數幾個表現積極的人，把自己罵得狗血噴頭，仿佛他從娘肚子裡生出來就姓「右」。我聽了心中大不以為然，這分明說的是假話。但繼而一想，覺得這些人也情有可原，在那種政治高壓下，為了早日跳出右派苦海，說幾句假話可以理解。
我是屬於口服心不服一類。我家裡老小一大家人，都在眼巴巴地盼望我能早日改造好回家，我在這裡硬頂能行嗎？可是要我承認自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心裡實在痛苦。我打從16歲入黨以來，何曾有過一絲反黨之心？每次寫個人改造總結，我就拐彎抹角地做文章，左一個「錯誤」，右一個「錯誤」，就是繞開了「右派」這個刺人的字眼，我打從心眼裡不願意自己給自己扣上這頂帽子。我的文字遊戲瞞不過明眼人，農場幹部對我說：「你在勞動中表現還不錯，比較老實，思想改造進步不大。」
藍翎和我是心相通的。他因一篇未曾發表的短雜文，被人揭發，打成右派，他怎麼也想不通。有一次他偷偷塞給我一張紙條，上面寫著：
拋卻壯志，面對蒿萊。
「洗心革面，脫骨換胎」。
夾緊尾巴，頭顱莫抬。
忍辱負重，早求輪迴。
我看了趕緊塞進口袋，對他說：「別胡來，這東西給人拿走，你又得挨批。」他笑笑。這個文學青年在苦難日子裡，還留著幾分幽默。他說得對，面對現實，只能「夾緊尾巴做人」。
農場幹部說，我們中間有三類人，一類是對罪行口服心服，第二類是口服心不服，第三類是口不服心也不服。大概是聽了積極分子的匯報，指出陳企霞、鍾惦棐、蕭乾三個人在改造中表現最差。他嚴厲地宣布，對右派的改造不能和平地進行，對反改造言行一定要堅決批判和鬥爭。
於是，激烈的思想鬥爭展開了。會議一個接著一個，批鬥對象主要是陳企霞、鍾惦棐、蕭乾三人。
陳企霞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大帽子堅決不接受，拒絕作任何檢查。寫思想匯報之類草草交卷。看來他是橫下一條心，對粗暴的批判頂到底了。開會時，批判別人他很少發言，只是一味地抽葉子煙。當批判到他時，他的態度很微妙，楊犁、唐達成、唐因等這些老部下發言，雖然對方嗓門很大，他大都沉默，聽得出來，對方說的儘是些不痛不癢的空話，是應付而已。當聽到積極分子發言揭批，他就火冒三丈，一一痛加駁斥。有一次，他嘲諷積極分子：「同是右派，相煎何太急！」公然抗拒改造，這還了得！暴風雨般的批判又掀起了。他又抽起葉子煙，不作回答。
鍾惦棐對反右時指責他《電影的鑼鼓》一文是大毒草，也堅決不同意，他在寫改造小結一類文字時，從不提這件事。他是陝北魯藝的高材生，寫得一手漂亮的美術字，農場常調他去寫宣傳大躍進和三面紅旗一類的大標語，因此參加勞動較少。積極分子就抓住這件事大肆批判，說他利用寫標語逃避勞動，實質是抗拒改造。鍾惦棐反駁道：「那讓你們去寫標語吧，我不怕勞動。」批判歸批判，後來農場還是調他去寫標語。
陳企霞和鍾惦棐都是來自延安的老同志，他們在原則問題面前寸步不讓的硬骨頭精神，著實使我佩服，我自愧自己不能做到他們那樣。
對蕭乾的批判是另一回事。其實，蕭乾並沒有像陳企霞那樣硬頂，相反，他在會上一再表示「服罪」。平時寡言少語，小心謹慎，唯恐出錯。比如有時我們在閒聊天，他卻捧著一本英語大詞典，坐在炕頭啃書本，一言不發。沒有什麼尖端材料可以批判蕭乾，積極分子就抓住些雞毛蒜皮的事，上綱上線，大加撻伐。蕭乾在他的回憶錄《我這兩輩子》的一篇文章里，回憶了他在農場裡受到的一次批判：他的夫人文潔若十分關心老伴在農場的健康，有一次在信里附了一小包灰錳氧藥粉，要蕭乾在吃生果菜時用來消毒，免得生病。蕭乾在拆信時不小心，小紙包掉到了地上，被一個積極分子拾到，報告了隊部。於是又招來一場批判，農場幹部痛斥他「是資產階級劣根性的表現」。蕭乾在文章里說：「當時我心裡一點也不服，難道無產階級就該讓蛔蟲在體內自由繁殖？在批鬥時，能保持緘默，或說上幾句不痛不癢的話來敷衍，就需要很大的勇氣，但是季音在發言時卻說：我看灰錳氧本身並沒有階級性，在勞動中避免生病，也是為了省得給組織上添麻煩。一席話說得那位復員軍人組長（即農場幹部）也啞口無言了。」
還有一次批判蕭乾勞動中怕苦怕累，貪生怕死，也與我有關。那時，農場裡建起了一個菜園子，把幾個體力弱的人調到菜園勞動。菜園裡的菜，經常在夜間被附近的農民偷割光。為此，場裡搭起了一個草棚子，派專人守夜看管。場部決定派蕭乾去干。老蕭年歲大，在漫漫黑夜裡一個人蹲在野外草棚中，萬一遇到情況，叫他如何對付？為此他緊張得整夜睡不著，他來找我說，自己委實幹不了這活。我當時是管菜園小組副組長，覺得他說得在理，就同意他不去，另派了一個年輕些的人。
不料，這件事傳到隊部，隊長十分惱火，就對蕭乾組織了一場批鬥。我這個小組副組長，也因此被撤了職。不過最後還是沒有讓蕭乾去菜園值夜班。
蕭乾是個老實厚道人，他不會投機鑽營、見風使舵那一套，也許是被整怕了，有時候他表現得過分軟弱與自卑。有的積極分子也就「雷公打豆腐」，撿軟的欺，在欺侮別人中顯示自己改造得好，由此使蕭乾憑空多吃了不少苦頭。我們睡的是一個大通鋪，老蕭夜間起來小便，黑暗中摸索，不小心摸到了一個積極分子的頭，那人破口大罵，蕭乾連連說「對不起」，從此蕭老晚上不喝水，得了腎病。我有時勸蕭老，不要凡事過於軟弱，該爭的還得爭，他聽了只是苦笑。
蕭乾得到改正後，送給我幾本新著作，在一本書上寫了這樣一段熱情的話：「感謝您在柏各莊給我的溫暖——在北極得到的溫暖，特別難忘，特別可貴。」其實，我在農場裡只是對這位長輩表示了一點力所能及的同情，談不上什麼溫暖。況且，我那時自己也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豈能有助於他？我只是覺得，在那個人性被扭曲的年代，作為一個正常人，總不能丟棄了應有的一點人性，別人要把你打倒，你怎麼能自己打倒自己？
四
三分場有些右派的所謂「罪行」，聽了真讓人哭笑不得。有個姓姜的女青年，二十歲左右年紀，長得清秀，她丈夫是個小軍官，新婚不久即長期分居兩地。一天，某報上刊登出一幅漫畫，畫的是牛郎和織女天各一方，中間隔著一條天河，不能相聚。這畫得到許多人稱讚。小姜看了連連說好，對人說：「兩地分居問題就該解決嘛。」有人匯報到領導那裡。一個軍屬，居然攻擊部隊製造兩地分居！這不是反軍嗎？就此打成右派。在會上，讓小姜交代「罪行」，小姜竟嗚嗚地抽泣起來，會再也開不下去。
天天無休止地開會，你批我，我批你，大夥其實心裡都明白，強加在頭上的罪名都是「莫須有」。那時，農場裡要我們唱一支歌《社會主義好》，歌里有一句詞：「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唱到這裡，心不覺往下沉，難道我們永遠沒有出頭之日了嗎？
1959年9月，北京傳來消息。為慶祝國慶10周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了對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特赦的建議。9月17日，第二屆人大常委會第9次會議，討論並通過了中共中央的建議。接著，國家主席劉少奇頒布了特赦令。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開會的同一天，即9月17日，中共中央又發出了《關於摘掉確實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決定》。《決定》說：「黨中央根據毛澤東同志的建議，決定在慶祝國慶10周年的時候，摘掉一批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決定》規定：「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的數目，以控制在全國右派分子的10%左右為好。」
聽到了上述兩個消息，我的心情是複雜的。摘帽子有了希望，固然可喜。可是把摘帽子與特赦戰犯並列，作為慶祝國慶10周年實施寬大政策的一項內容，心中實在不是滋味。
令人費解的是，反右派鬥爭的時候，劃右派、處理右派，都沒有經過任何法律程序，也沒有一份由毛澤東署名的黨的正式文件，為何右派摘帽子不但黨發出正式《決定》，而且特別指出，是「根據毛澤東同志的建議」，這是怎麼一回事？也許是想告訴人們，偉大領袖對右派還是寬大為懷的。
柏各莊農場很快落實了中共中央的《決定》，國慶節後不久，在農場的大禮堂召開大會，傳達黨中央指示的精神，宣布給第一批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帽子。農場領導在主席台上滔滔不絕地訓話，大意是說右派只要改造好了就有前途。我坐在台下的一角，聆聽高論，心情平靜。對「罪行」口服心不服，這正是黨中央文件中指出的不能摘帽的規定之一，何況又在農場思想鬥爭中同情重點批判對象，因此我早料到摘帽與我無緣，我不抱任何奢望。
大會最後宣布全農場10人摘帽子，其中三分場2人。在宣讀名單時，都在摘帽者名字後邊加上了「同志」二字，說明他們已回到人民行列。摘帽的代表最後上台發言，表示衷心感謝黨的寬大，今後一定要繼續努力改造，不辜負黨和人民的期望。
也許是三分場摘帽的人太少，幾個月後，三分場又單獨召開了一次大會，宣布再給兩個右派分子摘帽子。三分場共有右派28人，這樣摘帽子的就有4人，正好七分之一，符合中央規定的比例。
摘帽依然沒有我的份。藍翎苦笑著對我說：「咱們慢慢熬吧，反面教員總還得有人當。」
我原以為將在農場無限期地改造下去。事出我的意料，1961年6月的一天，報社突然發來通知，調我回北京。在柏各莊農場改造了兩年半，接到回去的通知，心中既高興，又不免惆悵，因為右派帽子依然戴在頭上，頗有「無顏見江東父老」之感，但能回到家中和妻兒團聚，畢竟讓人興奮。
我背著簡單的行囊，來到唐山火車站，只見車站內外空蕩蕩的，什麼食品都買不到，連開水也喝不上，幸虧我從農場帶來幾個饅頭，只好啃著干饅頭充飢。周圍一派蕭瑟的景象告訴我，祖國處在嚴重的困難中。
回到報社後，黨委告訴我，仍回編輯部工作，分配到工商部做編輯。大約一個月後，工商部主任張沛給我打電話說：「季音同志，組織上要我通知你，你從即日起摘掉右派帽子。」一下聽到了久違的「同志」二字，心頭不知道是高興還是辛酸。
1978年5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55號文件，批准統戰部、公安部的報告，同意對錯劃右派複查改正。9月17日，黨中央又作出批示，指出「對於過去錯劃的人，儘管時隔多年，也要堅持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原則，做好改正工作。」人民日報黨委很快落實中央的批示，全社32個右派全部改正。我是1958年8月被劃為右派的，1978年11月得到改正，正好20年。20年前，劃我為右派的主要「罪行」是：「站在右派分子劉敬坤立場上，不信任黨對劉的揭發和批判。」人民日報農村部黨支部這次在我的改正決議里，對此予以徹底否定，說：「季音同志對新華社內參刊登劉敬坤的材料，認為其中有些情況與事實不符，想到南大黨委了解情況，向華東局負責人反映有關情況，是黨紀所允許的，也是符合黨的組織原則的，不能說這樣做是不信任黨組織。」一個道理極其簡單的問題，反右積極分子們卻揪住不放，上綱上線，把我打倒在地，整整折磨了我20年，還使我全家受牽連。今日回顧這段往事，真是百感交集。（劉敬坤的冤案也於1978年得到改正）
歲月流逝，五十五年過去了。當年共患難的陳企霞、廖經天、蕭乾、鍾惦棐、唐達成、楊犁、藍翎……都已先後仙逝。我深深懷念他們。
《炎黃春秋》201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