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曾是毛澤東的5大秘書之一。他才學深厚，為人坦誠，當過毛澤東長子毛岸英的老師，為毛澤東起草了許多膾炙人口的文稿。但是，廬山會議上的政治風暴差點把他推入深淵，史無前例的「文革」浩劫終於使這位正直的書生蒙冤自盡……
厭惡江青、陳伯達
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田家英由於同情彭德懷的「萬言書」，差點被捲入那場政治風暴中。儘管他依然在毛澤東身邊工作著，但彼此之間產生了分歧。1962年夏日，在北戴河，中共中央舉行工作會議。毛澤東又一次點名批評田家英「右傾」，成為那次會議上四個被點名的「右傾分子」之一。
由於「離得近、看得清」，長年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他，很早就察覺江青的政治野心。
田家英最初看不慣江青還只是限於她的生活作風。他對她採取「不敬」而「遠之」的態度。漸漸地，江青「偶爾露崢嶸」，染指於中國的政治。江青也意識到田家英剛直不阿，欲除之而無機會。正因為這樣，當她聽說毛澤東批評田家英「右傾」，不由得興高采烈起來，罵他是「資產階級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老右」。
在毛澤東的「左右」之中，常常跟田家英發生正面衝突的是陳伯達。
在延安，在中央政治研究室，陳伯達曾是田家英的頂頭上司。他倆先後成為毛澤東的秘書之後，陳也總是在他之上———「陳、胡、田、葉、江」。
進京之後，雖說陳伯達也住在中南海，但他所住的「迎春堂」離毛澤東所住勤政殿有一段路。除了毛澤東打電話要他前來之外，平時他不在毛澤東身邊。為投毛澤東所好，這位「理論家」常常向田家英打探：「主席最近在看些什麼書？在注意什麼問題？」
田家英深惡痛絕「理論家」這種「刺探」行為，先是敷衍，後來乾脆當面拒絕。
田家英對江青避而遠之，而對「老夫子」倒是常常當面頂撞。他和陳伯達都愛字畫。田家英把自己剛買到的字畫，先掛在毛澤東那裡，有時給陳伯達看見了，於是，「老夫子」常常到田家英那裡看字畫，甚至向田家英借去。
「田家英，你有那麼多的字畫，可得當心點，別讓小偷偷了！」有一回，「老夫子」一邊看字畫，一邊揶揄道。
「我的字畫如果被偷，第一個賊就是你！」田家英巧妙地諷刺道。
隨著時代的車輪轔轔作響，日漸向「文化大革命」逼近，江青日趨活躍，與「老夫子」的聯繫日益密切。江、陳聯合，逐漸成為中國政治舞台上一股崛起的「左」派勢力。
就在這時，在毛澤東的「左右」之中，又冒出了一個原本排不上號的人物，加入「左」派陣營。此人便是戚本禹。戚本禹比田家英小10歲，原先在田家英手下幫助處理人民來信，後來成為信訪局的一個科長。
某個夏日，當田家英夫人董邊午睡醒來，發覺從書房裡傳出談話聲。董邊一看，是田家英跟戚本禹在那裡談話。待戚本禹走後，董邊問田家英，幹嗎在中午跟他談話？
田家英嘆道：「人家已經成了江青那裡的紅人，得罪不起。他在寫關於李秀成的文章，找我要資料。我有什麼辦法？只好馬上照辦，在中午跟他談話，幫他找資料……」
被安上「篡改毛著」罪名
整人要有口實。1965年12月，田家英終於被江青和陳伯達抓住了「大把柄」！
那些日子裡，田家英隨毛澤東住在杭州。毛澤東正在思索著在中國做一篇大文章———發動「文革」。從12月8日起，田家英隨毛澤東從杭州來到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上海舉行。這次會議的主題是解決羅瑞卿問題，打響了批判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的第一炮。
當毛澤東回到杭州，在12月21日上午，召集5位「秀才」開會。這5位「秀才」是陳伯達、田家英、胡繩、艾思奇、關鋒。
1965年4月底，毛澤東曾在長沙召見過這5位「秀才」，開過一次會。那是因為毛澤東要全黨學習6本馬列經典著作，找這5位「秀才」連同他自己每人為一本馬列經典著作寫序。毛澤東跟5位「秀才」在長沙討論了一通。時隔半年多，又在杭州繼續談論長沙的話題。
那天上午毛澤東情緒很好，海闊天空地聊了起來。艾思奇和關鋒往筆電上仔仔細細記錄著毛澤東的話。田家英也打開筆電，記下毛澤東的重要的話。
毛澤東談著談著，忽然提及了不久前轟動中國的兩篇文章———1965年11月10日《文匯報》所載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和12月8日第13期《紅旗》所載戚本禹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歷史》。
毛澤東說：「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對戲劇界、歷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毛澤東的談話剛一結束，陳伯達就飛快地把「喜訊」告訴江青———因為江青組織張春橋、姚文元寫了那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之後受到以彭真、鄧拓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的堅決反對，而毛澤東的話無疑是對她的極有力的支持。
於是，原本只作為毛澤東隨口而說的話，卻要整理出談話紀要。整理紀要的任務，落到了田家英頭上。由於艾思奇、關鋒的記錄最詳細，田家英轉請他倆整理記錄。
關鋒和艾思奇連夜整理，幹了一通宵，就寫出了紀要。他倆把紀要交給了田家英。
田家英看後，刪去了毛澤東對姚文元、戚本禹的評論那段話。這是因為田家英不僅對1959年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有看法，而且對姚文元的文章也不以為然———毛澤東曾要田家英看吳晗的《海瑞罷官》劇本，田家英看後對毛澤東說：「看不出《海瑞罷官》有什麼問題」！
艾思奇知道了，曾好意地提醒他：「主席的談話，恐怕不便於刪。」
田家英答道：「那幾句話是談文藝問題的，與整個談話關係不大，所以我把它刪去了。」
田家英心懷正氣、豪氣，刪去了毛澤東那段「最高指示」，江青便給田家英安了一個在當時足以置之死地的「罪名」，曰：「篡改毛主席著作」！
山雨欲來，風滿華夏。1966年5月16日，標誌著「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的《五？一六通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5月17日，「文革」的第一個受害者———鄧拓，在子夜寫下遺書，然後服下大量安眠藥，於18日凌晨離開人世。
緊緊跟著鄧拓而去的，便是田家英——「文革」的第二個屈死者。
5月22日，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家門口，忽然來了一輛轎車，下來三個人———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王力以及那個正在走紅的戚本禹。
他們進屋，不巧，田家英和秘書逄先知外出。董邊在家，告訴他們，田家英很快就會回來的。於是，安子文、王力並排在長沙發上坐定，戚本禹坐在旁邊的單人沙發上。
在沉悶的氣氛中等了一會兒，田家英和逄先知回來了。看樣子他們要談重要的問題，董邊站了起來，打算迴避。這時，安子文對她說：「董邊，你也是高級幹部，坐下來一起聽聽。」逢先知也留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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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認為你和楊尚昆關係不正常（當時楊尚昆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田家英任副主任，在工作上有許多聯繫），楊尚昆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你要檢查；第二，中央認為你一貫右傾。
「現在，我們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職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書室的工作。你要搬出中南海！」
田家英幾乎摒著呼吸，聽完安子文的話。他的眉間皺起深深的「川」字紋。他竭力克制自己內心的激憤，冷靜地問道：「關於編輯『毛選』的稿件是不是也要交？」
「統統交。」安子文答道。
這時，戚本禹問道：「毛主席關於《海瑞罷官》的講話記錄，在你那裡嗎？」
戚本禹所說的記錄，當然就是指毛澤東那次杭州談話的記錄———他是非常關心那份原始記錄，想知道內中的究竟。
「沒有。」田家英很乾脆地回答道。
田家英把手邊的文件，一份份移交給戚本禹，戚本禹逐份登記。到了下午5點多，安子文和王力走了。戚本禹仍留在那裡，一直點交到天黑才走。
戚本禹走後，田家英像塑像一般，一動不動坐在那裡。董邊勸他吃晚飯，他也不吃。看得出，他陷入了極度的痛苦和憤懣之中。夜深，電話鈴聲響了。是誰來電話？戚本禹！
「你到秘書室來一趟，在文件清單上簽字。」戚本禹仿佛一下子成了他的上司似的，對他頤指氣使。啪的一聲，田家英掛斷了電話。
他滿臉怒色，對董邊說：「戚本禹是什麼東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我不去簽字！」
過了一會兒，田家英咬牙切齒道：「我的問題是江青、陳伯達陷害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我不相信這些人有好下場！」
深夜12點，田家英要董邊先去休息。董邊因為翌日一早還要去上班，回正房先睡了。
她迷迷糊糊一覺醒來，一看手錶，已是清晨5時，圖書室里還亮著燈。董邊趕緊下床，到那裡去看田家英。他竟一夜未眠，未吃，仍呆呆地坐著。
董邊知道他心裡難受，可是沒有往壞處想。她要他趕緊去休息。
董邊沒有意識到事態的嚴重。她以為，這一回大約是要他檢查「右傾錯誤」，離開中南海下鄉勞動。她去找逄先知，要逄先知幫助他作檢查，如果要下鄉的話，就跟他一起下去。
吃過早飯，快到7時了，她像往日一樣，跟丈夫打個招呼，上班去了。
5月23日上午，掛著清朝乾隆皇帝手書的「永福堂」小院，格外的安靜：逄先知寫材料去了，勤務員陳義國也有事外出了。
直到中午，小院外才響起了腳步聲，打破了這裡的沉寂。那是勤務員陳義國回來了，找田家英吃中飯。正房裡沒有人影。圖書室的門緊閉著。他在門外大聲地喊了幾下，沒人答應。
咦，田家英到哪裡去了呢？他試著推了推圖書室的門，那門反鎖著，推不開。
陳義國覺得有點異常，找人拿鑰匙開了門。他朝裡面看了看，見不到人。他走了進去。走過幾排書架，他頓時像觸電似的尖叫起來：「啊喲———！」
原來，他在兩排書架之間，看到田家英吊死在那裡！
陳義國急急抓起電話，向上報告……下午3時光景，正在上班的董邊，忽然接到了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的電話：「你馬上到少奇同志西樓辦公室來一下！」
董邊急急趕回中南海，來到劉少奇西樓辦公室。她一走進去，安子文已在裡面等她了，旁邊坐著汪東興。當時，汪東興主管毛澤東的警衛工作。
等董邊坐定，安子文這才直截了當地把不幸的消息告訴她：「田家英同志自殺了！」
董邊頓時懵了，腦袋仿佛在一剎那間劇烈地膨脹，全身發冷，兩行熱淚湧出了眼眶！
等董邊的情緒稍稍安定，安子文問道：「他臨死前跟你說過些什麼話？」
「我一點也不知道他會去死。如果我稍微察覺他有死的念頭，我就不會去上班了！」
安子文長嘆了一口氣，他也非常沉重，對董邊說道：「我陪你一起去看一看他。」
在安子文、汪東興的陪同下，董邊一腳高、一腳低地朝「永福堂」走去。那裡跟劉少奇西樓辦公室只一箭之遙。董邊一走進家門，便看到院子裡站著三、四名解放軍。
董邊走進圖書室，田家英已被放下來了，躺在兩排書架之間的地上，身上蓋著他平時用的灰色的被單。董邊彎下身子，看見他雙眼緊閉，但舌尖伸出嘴外。
「你立刻離開中南海！」董邊正處於心靈的巨創劇痛之際，接到了這樣命令式的通知。
董邊無法在丈夫的遺體旁再多看幾眼，便只好來到正房。一走進去，就看見桌子上放著丈夫的手錶———他在離開這個世界前，從手腕上取下，留給妻子的。
他留下了遺言。他寫下振聾發聵的話：「相信黨會把問題搞清楚，相信不會冤沉海底！」
田家英離世之際，不過44歲，正值年富力強、生命之花最為茂盛的時候！
歷史終於還他以公道
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整整一年———1977年10月，董邊結束了那苦難的生活，得以平反，重新出任全國婦聯書記處書記。後來，擔任全國婦聯黨組書記。她被選為中共十二大代表，並被大會選為主席團成員。從1983年至1988年，她擔任全國政協常委……
誠如田家英的遺言所預見的那樣：「相信黨會把問題搞清楚，相信不會冤沉海底。」田家英的冤案，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關懷下，在1980年初終於得以平反昭雪。
1980年3月28日，田家英追悼會在北京八寶山公墓禮堂隆重舉行。
鄧力群代表中央致悼詞。悼詞熱情地稱頌了田家英的品格和業績：「家英同志是一位經過長期革命鍛鍊，忠於黨、忠於人民，有才學的優秀共產黨員。他為共產主義事業努力奮鬥，做了大量的工作。」「幾十年的實際行動證明，家英同志確實是一個誠實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氣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隨聲附和，很少講違心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