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曾是毛澤東的5大秘書之一。他才學深厚,為人坦誠,當過毛澤東長子毛岸英的老師,為毛澤東起草了許多膾炙人口的文稿。但是,廬山會議上的政治風暴差點把他推入深淵,史無前例的「文革」浩劫終於使這位正直的書生蒙冤自盡……
厭惡江青、陳伯達
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田家英由於同情彭德懷的「萬言書」,差點被捲入那場政治風暴中。儘管他依然在毛澤東身邊工作著,但彼此之間產生了分歧。1962年夏日,在北戴河,中共中央舉行工作會議。毛澤東又一次點名批評田家英「右傾」,成為那次會議上四個被點名的「右傾分子」之一。
由於「離得近、看得清」,長年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他,很早就察覺江青的政治野心。
田家英最初看不慣江青還只是限於她的生活作風。他對她採取「不敬」而「遠之」的態度。漸漸地,江青「偶爾露崢嶸」,染指於中國的政治。江青也意識到田家英剛直不阿,欲除之而無機會。正因為這樣,當她聽說毛澤東批評田家英「右傾」,不由得興高采烈起來,罵他是「資產階級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老右」。
在毛澤東的「左右」之中,常常跟田家英發生正面衝突的是陳伯達。
在延安,在中央政治研究室,陳伯達曾是田家英的頂頭上司。他倆先後成為毛澤東的秘書之後,陳也總是在他之上———「陳、胡、田、葉、江」。
進京之後,雖說陳伯達也住在中南海,但他所住的「迎春堂」離毛澤東所住勤政殿有一段路。除了毛澤東打電話要他前來之外,平時他不在毛澤東身邊。為投毛澤東所好,這位「理論家」常常向田家英打探:「主席最近在看些什麼書?在注意什麼問題?」
田家英深惡痛絕「理論家」這種「刺探」行為,先是敷衍,後來乾脆當面拒絕。
田家英對江青避而遠之,而對「老夫子」倒是常常當面頂撞。他和陳伯達都愛字畫。田家英把自己剛買到的字畫,先掛在毛澤東那裡,有時給陳伯達看見了,於是,「老夫子」常常到田家英那裡看字畫,甚至向田家英借去。
「田家英,你有那麼多的字畫,可得當心點,別讓小偷偷了!」有一回,「老夫子」一邊看字畫,一邊揶揄道。
「我的字畫如果被偷,第一個賊就是你!」田家英巧妙地諷刺道。
隨著時代的車輪轔轔作響,日漸向「文化大革命」逼近,江青日趨活躍,與「老夫子」的聯繫日益密切。江、陳聯合,逐漸成為中國政治舞台上一股崛起的「左」派勢力。
就在這時,在毛澤東的「左右」之中,又冒出了一個原本排不上號的人物,加入「左」派陣營。此人便是戚本禹。戚本禹比田家英小10歲,原先在田家英手下幫助處理人民來信,後來成為信訪局的一個科長。
某個夏日,當田家英夫人董邊午睡醒來,發覺從書房裡傳出談話聲。董邊一看,是田家英跟戚本禹在那裡談話。待戚本禹走後,董邊問田家英,幹嗎在中午跟他談話?
田家英嘆道:「人家已經成了江青那裡的紅人,得罪不起。他在寫關於李秀成的文章,找我要資料。我有什麼辦法?只好馬上照辦,在中午跟他談話,幫他找資料……」
被安上「篡改毛著」罪名
整人要有口實。1965年12月,田家英終於被江青和陳伯達抓住了「大把柄」!
那些日子裡,田家英隨毛澤東住在杭州。毛澤東正在思索著在中國做一篇大文章———發動「文革」。從12月8日起,田家英隨毛澤東從杭州來到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上海舉行。這次會議的主題是解決羅瑞卿問題,打響了批判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的第一炮。
當毛澤東回到杭州,在12月21日上午,召集5位「秀才」開會。這5位「秀才」是陳伯達、田家英、胡繩、艾思奇、關鋒。
1965年4月底,毛澤東曾在長沙召見過這5位「秀才」,開過一次會。那是因為毛澤東要全黨學習6本馬列經典著作,找這5位「秀才」連同他自己每人為一本馬列經典著作寫序。毛澤東跟5位「秀才」在長沙討論了一通。時隔半年多,又在杭州繼續談論長沙的話題。
那天上午毛澤東情緒很好,海闊天空地聊了起來。艾思奇和關鋒往筆電上仔仔細細記錄著毛澤東的話。田家英也打開筆電,記下毛澤東的重要的話。
毛澤東談著談著,忽然提及了不久前轟動中國的兩篇文章———1965年11月10日《文匯報》所載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和12月8日第13期《紅旗》所載戚本禹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歷史》。
毛澤東說:「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對戲劇界、歷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毛澤東的談話剛一結束,陳伯達就飛快地把「喜訊」告訴江青———因為江青組織張春橋、姚文元寫了那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之後受到以彭真、鄧拓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的堅決反對,而毛澤東的話無疑是對她的極有力的支持。
於是,原本只作為毛澤東隨口而說的話,卻要整理出談話紀要。整理紀要的任務,落到了田家英頭上。由於艾思奇、關鋒的記錄最詳細,田家英轉請他倆整理記錄。
關鋒和艾思奇連夜整理,幹了一通宵,就寫出了紀要。他倆把紀要交給了田家英。
田家英看後,刪去了毛澤東對姚文元、戚本禹的評論那段話。這是因為田家英不僅對1959年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有看法,而且對姚文元的文章也不以為然———毛澤東曾要田家英看吳晗的《海瑞罷官》劇本,田家英看後對毛澤東說:「看不出《海瑞罷官》有什麼問題」!
艾思奇知道了,曾好意地提醒他:「主席的談話,恐怕不便於刪。」
田家英答道:「那幾句話是談文藝問題的,與整個談話關係不大,所以我把它刪去了。」
田家英心懷正氣、豪氣,刪去了毛澤東那段「最高指示」,江青便給田家英安了一個在當時足以置之死地的「罪名」,曰:「篡改毛主席著作」!
山雨欲來,風滿華夏。1966年5月16日,標誌著「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的《五?一六通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5月17日,「文革」的第一個受害者———鄧拓,在子夜寫下遺書,然後服下大量安眠藥,於18日凌晨離開人世。
緊緊跟著鄧拓而去的,便是田家英——「文革」的第二個屈死者。
5月22日,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家門口,忽然來了一輛轎車,下來三個人———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王力以及那個正在走紅的戚本禹。
他們進屋,不巧,田家英和秘書逄先知外出。董邊在家,告訴他們,田家英很快就會回來的。於是,安子文、王力並排在長沙發上坐定,戚本禹坐在旁邊的單人沙發上。
在沉悶的氣氛中等了一會兒,田家英和逄先知回來了。看樣子他們要談重要的問題,董邊站了起來,打算迴避。這時,安子文對她說:「董邊,你也是高級幹部,坐下來一起聽聽。」逢先知也留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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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認為你和楊尚昆關係不正常(當時楊尚昆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田家英任副主任,在工作上有許多聯繫),楊尚昆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你要檢查;第二,中央認為你一貫右傾。
「現在,我們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職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書室的工作。你要搬出中南海!」
田家英幾乎摒著呼吸,聽完安子文的話。他的眉間皺起深深的「川」字紋。他竭力克制自己內心的激憤,冷靜地問道:「關於編輯『毛選』的稿件是不是也要交?」
「統統交。」安子文答道。
這時,戚本禹問道:「毛主席關於《海瑞罷官》的講話記錄,在你那裡嗎?」
戚本禹所說的記錄,當然就是指毛澤東那次杭州談話的記錄———他是非常關心那份原始記錄,想知道內中的究竟。
「沒有。」田家英很乾脆地回答道。
田家英把手邊的文件,一份份移交給戚本禹,戚本禹逐份登記。到了下午5點多,安子文和王力走了。戚本禹仍留在那裡,一直點交到天黑才走。
戚本禹走後,田家英像塑像一般,一動不動坐在那裡。董邊勸他吃晚飯,他也不吃。看得出,他陷入了極度的痛苦和憤懣之中。夜深,電話鈴聲響了。是誰來電話?戚本禹!
「你到秘書室來一趟,在文件清單上簽字。」戚本禹仿佛一下子成了他的上司似的,對他頤指氣使。啪的一聲,田家英掛斷了電話。
他滿臉怒色,對董邊說:「戚本禹是什麼東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我不去簽字!」
過了一會兒,田家英咬牙切齒道:「我的問題是江青、陳伯達陷害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我不相信這些人有好下場!」
深夜12點,田家英要董邊先去休息。董邊因為翌日一早還要去上班,回正房先睡了。
她迷迷糊糊一覺醒來,一看手錶,已是清晨5時,圖書室里還亮著燈。董邊趕緊下床,到那裡去看田家英。他竟一夜未眠,未吃,仍呆呆地坐著。
董邊知道他心裡難受,可是沒有往壞處想。她要他趕緊去休息。
董邊沒有意識到事態的嚴重。她以為,這一回大約是要他檢查「右傾錯誤」,離開中南海下鄉勞動。她去找逄先知,要逄先知幫助他作檢查,如果要下鄉的話,就跟他一起下去。
吃過早飯,快到7時了,她像往日一樣,跟丈夫打個招呼,上班去了。
5月23日上午,掛著清朝乾隆皇帝手書的「永福堂」小院,格外的安靜:逄先知寫材料去了,勤務員陳義國也有事外出了。
直到中午,小院外才響起了腳步聲,打破了這裡的沉寂。那是勤務員陳義國回來了,找田家英吃中飯。正房裡沒有人影。圖書室的門緊閉著。他在門外大聲地喊了幾下,沒人答應。
咦,田家英到哪裡去了呢?他試著推了推圖書室的門,那門反鎖著,推不開。
陳義國覺得有點異常,找人拿鑰匙開了門。他朝裡面看了看,見不到人。他走了進去。走過幾排書架,他頓時像觸電似的尖叫起來:「啊喲———!」
原來,他在兩排書架之間,看到田家英吊死在那裡!
陳義國急急抓起電話,向上報告……下午3時光景,正在上班的董邊,忽然接到了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的電話:「你馬上到少奇同志西樓辦公室來一下!」
董邊急急趕回中南海,來到劉少奇西樓辦公室。她一走進去,安子文已在裡面等她了,旁邊坐著汪東興。當時,汪東興主管毛澤東的警衛工作。
等董邊坐定,安子文這才直截了當地把不幸的消息告訴她:「田家英同志自殺了!」
董邊頓時懵了,腦袋仿佛在一剎那間劇烈地膨脹,全身發冷,兩行熱淚湧出了眼眶!
等董邊的情緒稍稍安定,安子文問道:「他臨死前跟你說過些什麼話?」
「我一點也不知道他會去死。如果我稍微察覺他有死的念頭,我就不會去上班了!」
安子文長嘆了一口氣,他也非常沉重,對董邊說道:「我陪你一起去看一看他。」
在安子文、汪東興的陪同下,董邊一腳高、一腳低地朝「永福堂」走去。那裡跟劉少奇西樓辦公室只一箭之遙。董邊一走進家門,便看到院子裡站著三、四名解放軍。
董邊走進圖書室,田家英已被放下來了,躺在兩排書架之間的地上,身上蓋著他平時用的灰色的被單。董邊彎下身子,看見他雙眼緊閉,但舌尖伸出嘴外。
「你立刻離開中南海!」董邊正處於心靈的巨創劇痛之際,接到了這樣命令式的通知。
董邊無法在丈夫的遺體旁再多看幾眼,便只好來到正房。一走進去,就看見桌子上放著丈夫的手錶———他在離開這個世界前,從手腕上取下,留給妻子的。
他留下了遺言。他寫下振聾發聵的話:「相信黨會把問題搞清楚,相信不會冤沉海底!」
田家英離世之際,不過44歲,正值年富力強、生命之花最為茂盛的時候!
歷史終於還他以公道
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整整一年———1977年10月,董邊結束了那苦難的生活,得以平反,重新出任全國婦聯書記處書記。後來,擔任全國婦聯黨組書記。她被選為中共十二大代表,並被大會選為主席團成員。從1983年至1988年,她擔任全國政協常委……
誠如田家英的遺言所預見的那樣:「相信黨會把問題搞清楚,相信不會冤沉海底。」田家英的冤案,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關懷下,在1980年初終於得以平反昭雪。
1980年3月28日,田家英追悼會在北京八寶山公墓禮堂隆重舉行。
鄧力群代表中央致悼詞。悼詞熱情地稱頌了田家英的品格和業績:「家英同志是一位經過長期革命鍛鍊,忠於黨、忠於人民,有才學的優秀共產黨員。他為共產主義事業努力奮鬥,做了大量的工作。」「幾十年的實際行動證明,家英同志確實是一個誠實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氣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隨聲附和,很少講違心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