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世傑：血淚澆心 一個女右派的悲慘實錄

一、社會第一站

「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

「共產黨像太陽，照到哪裡哪裡亮……」

一九五一年的春天，我們廣西省南寧市和全國一樣，到處傳唱著歌頌共產黨的歌曲，到處洋溢著喜氣洋洋的氣象。全國各族人民群眾為新生活歡欣鼓舞，為祖國繁榮富強放聲歌唱。

但是，翻身是屬於勞動人民的，歡樂也是屬於勞動人民的，我和我的家庭享受不到這種歡樂。

這時我才15歲，正值花季，本該無憂無慮地生活，本該報考高中，為美好的明天而繼續讀書，但是我卻因家庭出身是剝削階級，父親是國民黨政府的工作人員有歷史問題，因而受到連累不能升學，只好輟學在家。這時家庭生活靠我父親做苦力維持，收入微薄，要養活母親、弟弟和我，經濟非常拮据，我不能在家吃閒飯。我多想找到一份我能做的工作呀！我邀與我同時輟學在家的同學羅智祥，到處找工作。哪兒有報名的單位，我們都去試探：幹校、銀行、郵局、學校。招工單位見我們兩個小姑娘人長得太小，都予以婉言謝絕，勸我們去讀書。廣西人一般長得個頭矮小，加上我們也只有15歲，因此我們兩個小姑娘站到成年人面前，那是名副其實的小女孩，誰會瞧得上我們！

但是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我們的努力終於感動了上帝，51年4月份我倆找到了一份農村小學教員的工作。小學在鹿寨縣的鹿寨江口，雖然要離開南寧市，但還不算太遠。那時候，像我這樣的人，能找到這麼一份工作就很不容易了，哪裡還敢挑揀。這是我進入社會的第一站，雖然我在僻遠的農村工作，但是我還是喜歡這個職業。一個15歲的女孩子，家庭又有政治問題，能夠找到小學教師做，那還不滿足嗎？

記得到校第二天，早餐時，一個女教師的6歲兒子問我：「你來這裡幹什麼？」我高興的告訴他：「我來教書，做老師哦。」他嗤的一笑說：「你這么小來教書？你來吃飯喲！」我想，孩子問得有理。站在這個6歲的小孩面前，他該叫我姐姐，還是阿姨呢？我臉紅了，眼淚立即滲出，女教師不斷罵著她的兒子不懂事，而這時我在想：我能勝任這工作嗎？

為迎接5·1節的到來，我把孩子們組織了秧歌隊、腰鼓隊，訓練得有模有樣。我還協助鎮上的群眾組織宣傳隊，開展各種宣傳活動。隨著工作的開展，我與學生、老師、群眾打得火熱，大家不小看我了，慢慢大家不叫我小傅老師或小老師，直接叫我老師的人越來越多，有的時候我聽了都不好意思。

我這個出身不好的人，只有一門心事，就是用自己的努力，換得領導的信任。我的努力終於得到領導的承認，一九五三年，我被調往鹿寨縣城重點小學，一九五六年又被提為教導主任，並送往桂林師範進修，進修完成被調往洛埠小學任教導主任。我經過六七年的鍛鍊，在工作中克勤克儉，兢兢業業，努力學習，在同事的幫助下不斷進步，我成長起來了。我成了一個22歲的大姑娘，一個比較有經驗比較成熟的老師。我不斷聽到領導、同事、學生和家長的誇獎，心裡是美滋滋的。我覺得生活的大路上，充滿了陽光，栽滿了鮮花，我的前途是美好的！

二、難忘的一九五八年中秋節

一九五八年有個閏八月，兒時聽母親說過「閏七閏八百姓糟蹋」的俗語。這年的閏八月對於我果然是一個糟蹋透頂的八月。1957年一場「反右派」鬥爭大劫難席捲全國，牽連之廣，禍害之烈，使世人觸目驚心。多少家庭一夜之間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多少有識之士慘遭厄運。但是我怎麼也沒有夢想到，我，一個僅僅22歲的小學女教師，一個善良、心直、單純而無知的姑娘，也會遇禍遭難，從此，我被迫踏上了一條血淚澆心布滿荊棘的人生之路，永遠離開了我熱愛的教師工作。

五八年秋天，鹿寨縣小學教師「反右」運動進行補課。什麼叫「補課」？就是這之前，寒假學習期間已有幾十人被劃為「右派分子」，因為比例尚未達指標，為湊數，全縣小學教師再次開會，動員「鳴放」，以引蛇出洞，以便再打一批右派分子，完成任務，像我這個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也就成了首選的對象。隨後在一次批判會上，我被點名，要我交代「罪行」。我交代什麼呢？思想上一點準備沒有。此時我真害怕極了。想起了「春季反右」批判會的一幕幕：許多好同事在會上幾天幾夜被輪著批鬥，直到認罪為止……這時，口號聲四起，會議主持者嚴詞呵斥：「傅世傑，老實交代你的反黨罪行！」我只好硬著頭皮，顫驚驚地站到會場中央說：「寫大字報時，我曾寫過儲安平發表『黨天下』一文有正確之處。」我發言尚未盡，會場主持者制止我的發言。要我按他們的要求承認：寫過反動詩篇，與大右派分子來往密切，為大右派鳴冤叫屈……總之，要我承認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我沒有反黨，沒有反社會主義，沒有罪行，無法作出違心的交代。這時，我不知哪來的勇氣，什麼害怕的想法全消失了，我嚴詞拒絕了他們的要求。會上發出要我跪下的狂呼聲。「跪」對我來說是奇恥大辱，士可殺不可辱，我堅決不跪。幾個彪形大漢積極分子把我按倒在地，我就是不跪，按倒我又掙扎站起來多次，我寧死不跪，我用自己的頭顱猛撞水泥地板……會場一片混亂，僵持，沉默良久。文教科的一位幹事叫李家壽衝到我面前，野蠻地用雙手拽住我兩條兩尺多長的長辮子，把我拖出離會場足有幾十米遠的地方。此人外號叫「草包」，平時什麼也幹不了、不能幹，可是這個時候，他如狼似虎，窮凶極惡，成了反右的積極分子。我被拖得鼻青臉腫，滿身傷痕拒絕承認強加給自己的罪名。鬥爭我的大會擱淺，從此我再也不開口。他們找不到我的「反黨」言論之後，進而懷疑我有特務嫌疑，在沒有獲得任何證據的情況下，不經任何法定手續，中秋節的前夕把我抓進了鹿寨 「看守所」。我第一次進了監獄，我第一次在監獄度過中秋節。中秋再中國是一個團圓節，可是我卻被投進了監獄，和家人分開。想到父母在家裡為我提心弔膽，痛苦悲傷，我掉進恐怖的深淵中。關了我一個多月後，強行宣布我為右派分子，並送農村監督勞動。

三、在農業社被「監督勞動」的日子

1959年11月20日，我被編入洛埠農業社「五類分子」管制組參加勞動改造。當時中國農村普遍建立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簡稱農業社。一個農業社往往就是一個村。建立人民公社是稍後的事情。

管制組裡共有五類分子14人，每日早出晚歸參加體力勞動，都有民兵荷槍跟著，因為地、富、反、壞、右是人民的敵人，就這樣我進入了沒有圍牆的監獄，成了不是犯人的犯人。不久，趕上了大煉鋼鐵放衛星的運動。五類分子被派到離圩鎮廿多里深山挖土窯、挖鐵礦。

大煉鋼鐵運動如火如荼，轟轟烈烈，它本來就是一個政治任務，因此給五類分子分配的總是最繁重最吃力的勞動。春節前後，我們被民兵守著，不能睡覺，七天七夜不分晝夜的挖礦石、扛礦石……實在頂不住了，走在路上只要有一分鐘的停腳時間也打起瞌睡來。啊！在一群男犯人中間，夾雜了我這麼一個23歲的女孩子，我這才體會到勞動改造的滋味，身體的勞累還可以忍受，心靈的折磨人格的羞辱叫你無法活下去。

有道是，農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知道我本來是一個學生喜歡的好老師，何況還是一個大姑娘。他們同情我的不幸遭遇，不忍心讓我承受這麼沉重的勞動，後來背著上頭，把我抽調到蔬菜隊，這裡沒有五類分子，與農民同在一起勞動，勞動強度減輕了，我的心境寬鬆了許多。一天，我跟幾位農民上山割魯雞草回隊墊節瓜，我從沒做過這種勞動，被魯雞草刺得滿手鮮血，痛到心肺，我不敢聲張，人家能做，我為什麼不能，割、割、割，痛也不怕。社員們先割完任務收工回隊了，我因任務未完成，只好繼續埋頭割。

突然，雷鳴電閃，狂風暴雨無情襲來，一剎那，我渾身上下被雨水澆透，寒氣逼得我下意識的停下鐮刀，尋找同伴，啊！他們都回去了，我怎麼辦？山上的雨水匯成一股股瀑布似的急流往下猛衝，我的腳已不能立穩，只能讓水把我整個身軀沖掛在斜坡上的一棵樹幹上，我全身濕漉漉的，雙手抱著樹幹，以防被水流衝下。雨還下、電仍閃、雷在鳴，已近黃昏了，山上到處是股股的水流，我抓著一棵棵樹幹，慢慢地小心地往山下滑行，身子在水裡慢慢移步，移步……

摸到山下，天已漆黑，我分不清方向了，正在思忖，遠處傳來呼叫「付世傑」的聲音，我便趕忙答應。原來是一位好心的農民阿姨，提著馬燈找我來了。隨著呼喚聲，認出方向，我才得平安的回到村里。

至今，我一直沒有忘記這位好心人。

四、爭取開除工籍，返回柳州

在農業社勞動的數月，勞動強度過大，加上糧食多是紅薯，使我原來的胃病加重，胃出血了，體重顯著下降。母親看著我病到這個樣子，找到農業社領導請求，終於批准我回柳州治病。

治病，談何容易？我回到家裡，添了一張口要吃飯，治病更沒有錢。生產隊若不參加勞動，一個月2元錢的工資更不會發了，因此只好靠母親找些便宜的民間偏方給我止血。經過休養，胃出血病是減輕了。為了「改造好」早日摘帽，我掙扎著要回農業社勞動。母親心痛地流著淚反對我帶病回農業社勞動。五九年糧食很緊張，父母都年過六旬了，還要參加街道挖土方來維持生活，參加勞動一日工資只能得1.25元，怎能養我？痛定思痛，我拖著病軀去鹿寨縣裡找有關領導，而縣裡幾個有關單位竟找不到對我處理右派的決定。雖然我成了無頭冤案，但是赦免是不可能的。這時我只得請求開除我，讓我回家自謀生活。我說，回家也同樣可以接受群眾監督勞動改造。經多次請求，縣裡給我開了一張「開除工籍，回家監督勞動」的證明。

59年8月份我的戶口從洛埠遷回柳州。

我因家庭成份是剝削階級，父親又是有歷史問題的偽人員，父母只能參加街道勞動，弟弟只有11歲，家庭非常貧苦。住房是簡陋的木板房，面積只有10多平方米，床連著灶，我回家又要加個床位，房間裡就更加擁擠了，進出門都要側身而過。

像我這樣戴右派帽子的分子，回家自謀生活談何容易？任何單位部門也不敢錄用我為正式工作人員或非正式工作人員。胃病使我更加虛弱，為了能生活，我執意要去街道挑土方，母親堅決不同意。她幫我到多家服裝廠、手套廠聯繫，找了些手工活干，我每日早起晚睡，拼命地干，每天能掙6~8角錢，可以勉強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也就可以解除父母的負擔了。

60年全中國發生大饑荒，缺糧遍及全國，到處傳來餓死人的消息。我們在城裡供應的口糧只有21斤，在口糧里還要搭半數以上玉米之類的雜糧。家裡沒有一個人有固定收入，有時連購買這點口糧的錢都沒有，不用說吃其它什麼了。我們一家四口人都得了浮腫病。為了活命，母親帶著我和弟弟在半夜裡到郊外去挖草根、芭蕉兜回家伴餐。說也怪，我的胃病在「飢餓療法」中好了。

回柳州後，我到派出所管轄的五類分子組報了到，組長對我交待了各種規章制度，總的是讓自己明白：五類分子是人民的敵人，不能亂說亂動，外出要報告派出所請假。我每星期要參加集中學習一晚。

最可嘆的是，在我們家這間小小斗室里，全家4口人中，竟有兩個人民的敵人：我們父女二人。我們家庭終日籠罩在陰影當中，大家總是愁眉苦臉，沒有歡笑，沒有輕鬆，連太陽照也不進我們的家——因為我們的家沒有窗戶。

五、鹿寨三朵花變成了三女妖

鹿寨縣上千名小學教師隊伍中，我和羅智祥、溫梅君三個人都出生於一九三六年，又都於51年參加工作，是最年輕的姑娘。我們三個人的愛好性格相近，思想都很單純，在同事們眼裡，我們是三個活潑、可愛的姑娘。因為我們不在同一學校，所以每當聚集到一起的時候，我們就成了親密無間的姐妹，蹦蹦笑笑，嘻哈打鬧，快樂極了。
我們仨都是誠誠實實、激情向上、熱愛生活、熱愛教育工作的好青年好教師。

55年前後，商店裡大量出售蘇聯大花布，城市裡姑娘們流行穿布拉吉，就是用蘇聯大花布做的連衣裙。鹿寨雖說是個縣城，但是緊靠南寧，所以風氣傳得也很快。我們三個二十來歲的姑娘哪有不愛打扮的道理？我們仨都留著長辮子，也都穿上了布拉吉，頭髮上還系了朵蝴蝶結，當我們三人結伴在街上行走時，總是有人目不轉睛地盯著看，回頭率高極了。每當看到路人遞過來讚美、羨慕的眼光時，我們都驕傲極了，連蹦帶跳，大辮子拋來丟去，到了得意忘形的地步。我們被稱為鹿寨三朵花。

但是，對於女人，對於美，有的人，特別是男人，具有天生的偏狹的敵視。他們總是帶著陰暗的眼神，嫉妒的心理來看待我們這三朵花。因此在「反右派」鬥爭中，他們懷著莫可名狀的自私心，假借革命的說辭，對我們下了毒手。因此我們三個都被劃為「右派」分子，一夜之間，我們由三朵花變成了三個女妖。

中國傳統文化在妖魔化女人方面具有卓越的本領。從此在鹿寨縣城裡，不知有多少污水潑到了我們身上，叫你跳進鹿寨江里也洗不清。

羅智祥因丈夫是「右派」兼現行反革命分子而被送農場勞動教養。

溫梅君被遣回老家四排監督勞動。

從此為了自己可憐的生存，我們都各奔東西。

79年落實政策，我們才在柳州見面，梅君去西北十多年回來了，我們歡聚、歡樂、盡情傾訴各自的辛酸苦辣，花兒已經枯萎，昔日的大姑娘已經人過中年，好在大家都活著，沒有被大災大難壓垮，但願大家晚年健康幸福。

六、我的老師——李榕芳

李榕芳是56年從華中師院畢業的學生，是我在桂師學習的老師，58年春被劃為右派分子。

在糧食極困難的60年春，我收到了李老師一封信，得知他在柳州附近新興農場勞動改造，肚子餓得難以支撐，想起了在柳州還有我這個學生，求我在這危難時刻幫助他度過飢餓關。

收到這封求助信，我心痛如刀割。老師啊，你怎麼沒想到你的學生也被劃成「右派分子」了呀！

他被劃右派是因他家庭出身不好，也同我一樣是湊數的「冤鬼」，我很同情他。

雖然我們家很困難，畢竟全家在一起，但是他父母在廣東東莞，隔得太遠，沒一個親人探望過他，精神上極端的孤獨，處境就更難了，出於偉大的同情心，幾年中我堅持給他送食品，送物品。為了躲過眾人的耳目，我總是天沒亮偷偷出發，早去早回，不讓人知曉。農場盤問我們的關係時，我就說是他的學生。

66年他從農場釋放後，回到廣東後來信深情地感謝我說：「全靠你救我了。」

但是他回廣東仍在生產隊勞動，因自己是「右派分子」，找對象很難，後來與一個弱智女孩結了婚。

落實政策後，李老師在廣東石龍中學教書，生活雖有了改善，但因家庭負擔重，還是很苦，很累。看他寄來的照片，已蒼老得變形了，佝僂的身軀，皴皺的面容，茫然的眼神，叫人看了實在心酸。一個剛剛大學畢業的青年，一個充滿熱情的老師，他憑什麼要承受這樣大的人生災難？！難道共產黨像太陽，太陽所照之處就是這樣地把人燒焦燒糊？！

七、抽血賣錢幫助鹿寨的右派朋友

60年的饑荒，對於鹿寨集中在農科所勞教的「右派」更是雪上加霜了，飢餓中常有人喪命，聽說原與我同在一間學校教書的崔正斌老師在勞動當中，因飢餓跌倒就死了，我心裡真難過。我對在柳州的幾個「右派」蘇生、葉健，常千方百計從牙縫中節省些食物，給他們送去。其實，我們自己也是飢餓難忍，但因為有活動的自由，還可以想辦法減輕，他們是瓮中之鱉，只能坐以待斃。可是我們太缺錢了，為解決資金，我到醫院賣過300cc血，來支持困難的「右派」朋友。

但是，好心有時候反而得到惡報。楊祖方從古瓦農場保釋回鹿寨養病，我們也千方百計在柳州幫他尋醫找藥，誰知這位先生後來竟然狠心反咬了我一口，說我是他那個反革命組織「中國自由同盟」（其實根本沒有這個組織）的發展對象。

怎麼會這樣？我真百思不得其解啊！

八、「誰叫你們是五類分子」

憑著兩三年的艱苦努力，我逐漸適應了勞動謀生的生存方式，1961年後，我能掙些錢輔助家庭，使弟弟也念書了，多好！

夏天的晚上很熱，我們這間小屋子一個窗戶都沒有，像一個密封的悶罐，全家人個個滿身長著熱痱，實難入睡。不僅熱，屋子後面是第二中學的一大排公共廁所，晚上散發出強烈的惡臭，蚊子多得隨手一抓10多隻，真無法睡，只到門口馬路上用門板架作床睡覺。其實，其他鄰居早就這樣搬出來睡，一條街的路上成了露天旅社。
可是一家只有一付門板，我們讓父親和弟弟睡在門板上，我和母親只能倚在門邊打盹。儘管日子過得很苦，但一家人和睦相聚，苦中尋樂。

一天晚上父親搖著蒲扇高興地說：「世傑，你看我都60歲了，頭髮都白了，但還能與那些小伙子一塊挑土方賽跑，我還不服老啊！」我強笑著說：「是啊，爸爸你還滿有力氣的。」我一邊敷衍他，一邊轉過背去，眼淚就忍不住滾了出來。那時，街上路燈黯淡，躺在門板上的父親當然看不到我噙的淚珠。60歲的老人干一點力所能及的體力勞動不奇怪，問題是父親挑土方是為了掙錢養家，要拼上老命干，背駝得有70度角了，還要早出晚歸挑土方。我真恨自己無能，不能養活老人，還要老人為我擔心……

父母正在高興享受這天倫之樂的傾談時，突然，街道主任站在父親後面用腳狠力踢父親用磚支撐的門板，門板立即歪斜，父親滾跌在馬路上，街道主任厲聲呵斥：「誰叫你睡在外面，回去睡……。」父親急忙從地上爬起，連聲說：「我馬上進去。」

我當時不服氣，頂了一句：「全街人都這樣睡在門口，我們為什麼不能睡？」

這個50多歲的街道主任說：「誰叫你們是五類分子？」 啊！五類分子連睡自己門口的權利都不行！這位街道主任的指責和禁令，深深刺傷了我的心。幸好，那個時代，我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一個叫做「人權」的東西，所以我們的心裡也就平靜了許多。一個人一旦成了「五類分子」也就成了賤民，賤人，喪失了做人的任何一丁點尊嚴，只能卑微地屈辱地低賤地苟且求生。

九、我的五進宮

（一）二進鹿寨看守所

柳州市這麼大，就容不得我這個「女右派」。沒有一個能長時間給我做工的處所。為了吃飯，我只能到處做零工，三天五天一換，真難呀！

61 年春，我在和源華醬料廠做零工，鹿寨縣警局的兩個公安到工場找到我，要我跟他們走一趟，我詫異問：「什麼事？」我想，憑什麼要我跟你們走？我不理，直往家走。作為女孩，我還有點自我保護意識。半小時後，管我們這條街的片警上門通知我去派出所。我到派出所見到鹿寨警局的公安人員，他們說有些事要找我調查，要我去鹿寨縣警局。我估計情況不妙，回家撿了兩件換洗衣服，跟他們去到鹿寨，一到鹿寨警局，我就被關進看守所的一間小房裡。

這時，我左思右想，到底出了什麼事？……

這是我第二次了鹿寨監獄。

過了幾天，一個晚上，一位姓潘的公安對我進行訊問：

認識鹿寨農場的右派嗎？哪些人去找過你？我覺得這些問題不難回答。我據實承認我給了他們誰誰糧票、食品之類，除此之外並沒有什麼特殊關係。他們卻並不以此為滿足，繞來繞去地盤問，我終於明白，公安想要了解的不是這些事情。他們問農場有什麼組織，搞了什麼活動等等。啊！我明白了，原來是有人設計了一個「反革命組織的陷阱」想讓我掉進去，我予以堅決地否定。

第九天的晚上，午夜12時許，叫我回家。我根本沒有想這麼晚了，叫一個女孩子離開監獄，會出現什麼意外。我只聽說給我回家，立即收拾衣物，跨出牢門，飛奔向火車站，乘夜車回柳州。

（二）三進柳州看守所

事隔半月，一日午夜時分，派出所的民警拍門把我叫醒，要把我帶走。母親不依說：「她一個女孩家，半夜三更叫她去哪？」民警說：「派出所負責。」這時我很鎮靜的安慰母親說：「媽！放心，我不會有事的。」跟著民警到了浮橋頭，帶著我走的民警他用手電向側邊打了一個暗號，即出來兩個警局的人，我被這兩個公安帶進了柳州看守所，啊！我又被送進監獄。這是我第三次進牢房。

我被關進女牢三號房。

三號牢房裡有10多個犯人。因不認識，我從不說話。我是後進牢房的，因此須挨著馬桶睡，大小便都在牢內。牢房有十來平方米大，一排整齊的木板床，比鹿寨監獄寬敞明亮些，10多個犯人挨著睡，還是太擠。白天只能坐著，學習反省，牢門緊鎖，每天由男犯人送來兩餐似粥的飯，飯上有幾根豆芽菜。這飯大家不捨得一次吃完，總是分數頓吃，吃了幾口又加點水，給量多一點，慢慢吃，這樣少餓一點。然而在牢內的頭三天，我是顆粒沒有進肚啊！也不知餓，只是晚上睡覺時，我蒙頭偷偷的哭……

痛定思痛，我振作起來。既然是追問反革命組織那事，我就是不知道。我自己安慰自己：住在這牢裡比家還舒服，臭也沒家裡後面二中廁所那麼臭嘛！不管它，坐牢等於休息，在這裡還睡得香呢！

後來聽同牢說：「只要進了看守所，風吹進來都要坐幾個月才處理，啊！這麼久，我又躡住了。

第七天的下午，鹿寨又來人追問我：關於鹿寨右派反革命組織「中國自由同盟」的事，我還是告訴他們我不知道。

第八天的下午，看守所的管理員點我的名，叫我收拾行李出來，我犯難的想：又要把我弄到哪裡去？看守員把我帶到辦公室，算了算伙食，叫我回家，但要交來伙食費。

這第三次的監獄生涯告訴我，此後，難得安然，常從夢中警醒。說不定，明天又叫我進監獄。這以後，我天天洗頭、洗澡、收拾破衣爛衫、草鞋，準備再去坐牢。

（三）四進柳州監獄

果不出所料，一星期後，又把我送進柳州監獄。這是我第四次進監獄，第二次進柳州看守所，許多犯人都熟了，她們問我：「你怎麼又來了？」我當然無言以對。個別武警罵我「返頭婆」，聽見這污衊、謾罵，我真氣壞了肚皮，我總是用眼瞪著罵我的人。不屑一顧對待這些騾。反正我是堂堂正正的好人。

關了半個月，鹿寨又來人提審我，把我關在一間小審訊室里。來提審我的又是那位姓潘的股長（聽說他才真是參加了什麼反革命組織，80年被判15年）。這時他凶神惡煞，先把手銬用力拍打桌子嚇唬我，我的心震跳一下。他警告我說：「 這一次不同以往，你再不老實交代，就要你好看。」追問我參加反革命的事，我死也不承認，我的天吶，確實沒有這回事啊！

姓潘的惱火了，把一疊材料扔在我面前，我拾起細看時，熱淚直瀉而下。原來這是鹿寨一個曾經要我幫助的右派楊祖方勸我認罪的檢舉信，並硬說我是他發展的參加「中國自由同盟」反動組織的對象。還說他已坦白交待，組織上寬大他，沒有受處分，能自由地在鹿寨養病。

看完了信，我痛心極了，我理直氣壯，毫無畏懼的說：「楊祖方瞎說，他是陷害我，我可以同他對質。」我真希望見到這個無心肝的壞人，扇他幾個耳光方能解我的恨。

姓潘的想方設法哄騙我，說什麼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等等。我毫不猶豫地拒絕承認。他說我太頑固，後果自負。
又被關進牢房的我，我沒日沒夜地哭，我恨，氣憤中當晚我竟休克在牢房，看守所中不知什麼人抬我到工人醫院搶救，等我醒過來時，已是第二天了，他們又把我釋放回家。

這個楊祖方後來因亂承認，被判了15年徒刑。落實政策時證明，根本就沒有一個「中國自由同盟」的組織，不知他們是怎麼構陷出來的。

（四）五進柳州監獄

許多為鹿寨右派分子伸出援手的好人，先後都被牽連判刑，送勞改去了，我知道我也難逃「法網」，只有等著那天的到來。

61年春節前三天，父親和我被派出所叫去參加全市「五類分子」的集訓。當時說一個月。

柳州市的幾百名五類分子被押送到馬鹿山上挖石頭，這幾百個穿著破衣爛裳的人，招搖過市，本來就很惹人注目，其中卻只有我一個年青的女人。當時我想到魯迅的詩句「破帽遮顏過鬧市」，那真是恨不得鑽到地里去。
上頭交給的任務就是開山取石建水庫。馬鹿山離市里有近10公里，山上荒涼一片，野草都不生，除了大山就是禿溜溜的石頭，煮飯的水都是山凹里積攢的雨水，用瓢舀起沉澱後，還是黃泥水，但也得用。根本說不上洗面，洗澡。每天蒙蒙亮就開山搬石頭，中午只有15分鐘用餐，餐後接著採石頭挑石頭。下午伸手不見五指才收工，每天晚上開會，12點鐘後才能睡覺，勞動強度之大，真無法形容，加上幾十天不能洗臉、洗澡，我不由自主地說：

「這真是一天等於20 年。」這話馬上就被人匯報上去。這天晚上召集訓話時，指導員問：「誰說這真是一天等於20年？」我立即回答說：「是我。」這時幾個人拿了一根手指那麼粗的麻繩把我雙手死死捆勒，痛得我冷汗淋漓，情不自禁發出悽慘的嚎叫聲……然後對我進行嚴厲的批鬥。我手臂上的幾道血痕兩年後才消退。

來馬鹿山挖石頭的人，一個月後，先要坦白交待自己罪行，並書面寫好交給指導員，指導員根據各人情況，有的人交了伙食可以回家去。我父親總算得到恩典被點名叫回去。他駝著背，依依不捨的望著我，揩著眼淚下山去了。

而我和另五個男人從馬鹿山又被押送柳州監獄去了——這是我莫名其妙的第五次進監獄。

這一次一關就是四個多月，反正我來柳州監獄已是第三次了，無所謂，這次要準備去勞改了。

我作了最壞的準備。在牢房裡我把兩尺多長的辮子剪了，別了，我心愛的辮子，這是一個女孩子最驕傲最得意的尤物。我捧著我的辮子哭了，啊，8年的教書生涯的紀念物，即使打了右派以後，經歷了三年的風雨，我也捨不得把它剪了，現在我要含冤叫屈在牢房把我心愛的辮子扔掉，我的心多痛啊！

在牢房關了幾個月，人已瘦的一把骨頭了，全身無力。為了舒展筋骨，我拼命要求勞動。看管員有時讓我們出牢房外在院子幫伙房摘、掐青菜。

掐菜時，其他女犯拼命偷菜芯、菜葉吃，我因胃不好，只得餓也不敢吃那泥裸裸的菜芯、菜葉了。

有一天，幸運的被看管員叫到外面做工，同去的還有另外一個女右派，她叫謝玉華，是柳州五金公司技術員。

我倆在一巷道里做煤餅，沒人管我們，倆人說說講講，還合得來。她告訴我說，她有一次去幹部伙房做工，見到很多白蓬蓬的包子，大塊大塊的豬肉丟進飯桶里，多可惜，我們看都看不到……聽她講完，我下意識而不假思索的說了一句，這就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縮影了！她聽我說完，笑了笑，忙說她要去方便。我在做煤球，沒有介意。10分鐘後，預審科謝科長派人來傳我去。我進到預審科，謝科長板著面孔說：「你叫傅世傑嗎？看不出你小小年紀，思想如此反動，你說了些什麼？」啊！我恍然大悟，是那個女右派告了密。我馬上毫不思索的說：「我什麼也沒說，是謝玉華告訴我，她去小伙房做工，看見你們丟豬肉包子進飯桶，餵狗，我根本不知道。」謝科長怒了說：「全不是好東西，關起來，不給你們出來做工。」好不容易能出去做工，這下完了。回到牢房，牢房的人都說要打這個謝玉華，我想到她也是「右派分子」，我沒有讓打她，以後我再也沒理過她。這樣的事情在監獄裡已經習以為常。許多人就是以告密來討好獄官，希望依靠這種手段獲得減刑。這種改造制度的本質是把人性中的善消滅，把人性中的惡充分調動起來，以惡制善，所以共產黨的監獄其實是千方百計把善良的人改造成惡人，最後惡習難改，好人就變成了惡人。

61年7月21日，未經任何審訊，宣判我為：「抗拒改造判管制兩年」。（這是刑事處分，是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管制兩年？我不在乎，幾年來不都是被管制嗎？我什麼時候是不被「管制」？

十、滴血的心只留下最後一點「尊嚴」

五次的監獄生活，使我在精神上，人格上飽受踐踏，我常一個人跑到河邊沒人去的地方向蒼天狂呼亂叫：「為什麼這樣糟踐我？我前世作了什麼罪孽？這一次一次的污辱何時才了結？！」

我不甘心再作踐自己，絕不能自卑，自棄，我自己看重自己，我要發掘心底的「尊嚴」。面對現實，窮困是目前最大的難關，我要用我的體力勞動，擔起一家四口的生活重擔，要好好的活著。

61年冬，市場有了一點點開放。那時肥皂是憑票供應的緊缺物品。我翻閱了許多化工書籍，在家大膽的試驗，幾次，幾十次，上百次，終於用燒鹼把廢桐油或其他植物油製成水皂，經使用，去污垢效果還很好。

試製肥皂成功後，想供應市場需求，但自己是受管制的右派分子，又無本錢，怎麼做？花了許多精力找人合作，我負責技術生產，合伙人出面領執照和藉資金，終於在 62年春天辦起了小小化工作坊生產肥皂。那時銷售勢頭很好，每月可掙70多元。我很滿意，因這些錢可解決我一家人的生活費了。

父母親挑土方的勞動不能勝任了，但可領執照做點小買賣，母親得了賣小菜的執照，每天天未亮就到10多公里外的竹鵝壙去採購小菜，天亮了與父親到菜市場擺買，這樣收入比較多了，一家人和諧相處苦中也甜了。

好景不長，兩個月後，社會上出現許多像我們這樣的肥皂廠，生意在競爭中要失敗了。我在市場上碰碰撞撞又了解到市場上醬油、皮硝、蘇打之類日用品緊缺，我們又轉而生產醬油等物品供應市場。

生活困難的問題，靠自己勞動解決了，人的尊嚴在鼓勵著我，不管在什麼困難的環境裡，只要給我留一道縫，我都能鑽進去，打開它，爭取勝利的。

十一、苦澀與幸福混合的婚姻

俗話說，男大當婚，女大當嫁。64年我已是27、8的老姑娘了。「婚姻」從來不敢想，因為人家一聽見「右派分子」四個字躲都躲不及，誰敢娶個「敵人」做老婆？所以我這一輩子只能認定「獨身」了。

58年未劃成右派分子前，曾與一個比我年級高的初中同學有過短暫的書信往來，那時作為一個情竇初開的姑娘，怎麼會對「愛情」不產生真摯的憧憬和深深的自信呢？

這個同學叫陳宗輝，就是我現在的丈夫。他是58年才從部隊轉業回柳州分配在柳州飯店工作。柳州飯店是高級幹部招待所。我未被劃右派前，他向我求過婚，從外表看，他儀表堂堂，落落大方。我也有願許之意，只因接觸了解太少，尚未貿然應允。

58年秋我被劃為「右派分子」，為了不牽連影響他的前途，我在農場監督勞動時，就詳細的給了他一封信，說明了我的情況，表示我們關係從此斷絕，我已下定決心「獨身」一輩子。

我們之間關係斷了數年，62年，他知道我從監獄回來，很關心來看望我，安慰我，我非常感謝他，為了不影響他，勸他少來我家。他多次表示不怕，他說，他知道什麼是「右派」，他了解我，並再次向我求婚，願冒著丟掉工作的危險，不做幹部去拉板車都要與我在一起。

此時的我，矛盾極了，哪個女子不鍾情？我何嘗不願有個與我終生廝守，百年好合的伴侶！然而殘酷的現實該如何面對？我能和一個國家幹部結婚嗎？後果將怎樣？從長計議，我還是沒有勇氣答應。但是他的真誠熱情感動了我。確實在當時的情況下我沒有權利再挑選，怕人家不要還來不及啊！我再次表白說：「我是被管制的右派，沒有結婚的權利。」他直截了當地說：「刑場上還有舉行婚禮的。為什麼我們不能結婚？」。

啊！我還能說什麼呢？我答應我們結婚，由於我身份特殊，為免他受連累，我們不讓他單位知道，他搞了一張單位空白證明領了結婚證，在朋友的幫助下，於64年4月22日在江濱飯店邀了雙方親戚、朋友舉行了婚禮——我們偷偷結婚了。

為了不讓他單位知道，我們在遠離市區6公里的地方——箭盤山（原來是兵營，兵營走了，房子全空著）租了一間小房，每月房租只要二元錢。這間小房就是我的新婚房。新房內只有我父母買的一張雙人床，其他的家產就是舊被、舊蚊帳等。

為了保住宗輝的工作，避免單位人注意，他每個星期只回家一次。

新房這地方偏僻、荒涼，居住的人很少，晚上電燈也沒有，一個人孤伶伶真害怕呀！有時想著自己連結婚都要躲躲閃閃時，熱淚總是情不自禁的滾滾而下。

十二、我做了四個孩子的母親

我們雖結婚了，我知道宗輝是苦於找不到理想的對象，而我這個戴帽的「右派分子」又無選擇的權利。我知道，這婚姻，對於宗輝是莫大的委屈。

婚後，我早出晚歸參加化工勞動，每當黃昏後，獨自行走在沒路的水溝小道上，匆匆回到只有我一個人的家時，心裡悽然難受，但一想到這樣才能讓丈夫平安無事，我也就任勞任怨了。

靜寂的生活，激發我希望有孩子的迫切願望。我想：女人最神聖的使命是做母親了。

當我孕育第一個孩子時，我充滿希望，快樂極了。由於肚皮的凸起，又擔心見到丈夫的同事，怕人有泄露我們結婚的事實，偶爾與丈夫星期天在街上同行，碰上他單位的人，他會加快腳步，把我拋離很遠，我也習慣地放慢腳步，與他保持距離，越遠越陌生才好。

65 年我的朋友，鹿寨三朵花之一的羅智祥，還有張傳芬等人從勞教農場放回來後，也來到我的身邊。有了她們的照顧和陪伴我就不那麼孤獨寂寞了。一天收工很晚，她倆在月光照映下伴著我走水溝回家，妊娠七個多月的我，因白天要站立勞動十一、二個小時，晚上走在這水溝邊窄狹的羊腸道上，飄忽而艱難，不小心，我一趔趄翻下水溝，這水溝離路面足有一米多深，幸虧他們把我扶起，才安然無恙。

這樣危險的事，難免再有發生，她倆無論如何不忍心讓我再住下去了，幫我租了市區谷埠街一條小巷的破屋，一個板車把我全家的家私物品拉倒了新住處。

65 年化工執照要收回，不給單幹戶，要組織合作社。這時我在懷孕，勞動能力差了，加之自己是「右派分子」，好的合作社不能參加，我被安排到繩類社。這是勞動強度大的一個工種。72元的工資沒有了，要靠打繩子，計件工資每月最多只能拿30元，眼看就要分娩了，多虧母親丟下賣菜的工作來幫我，丈夫每月有59元工資，他要贍養他的祖母，母親，他沒有錢給我，我不怪他，我用我單薄的身軀在生活苦難中搏鬥，靠勞動還是活過來了。

65年10月我生下第一個女兒陳美，母親伴著我和女兒，我們祖孫三代相依為命地掙扎在一起。

丈夫仍然每星期回家一次，他什麼也不管，吃飯，睡覺又上他的班去了。

67年我又懷了第二個女兒陳悅，這時文化大革命進入武鬥狀態。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合作社工作不不正常，我這個在合作社獨有的右派分子又被叫去亮相，批鬥多次。我挺著大肚皮，站在台上，和一群「牛鬼蛇神」在一起，我最提心弔膽的就是怕挨打挨踢，造成流產。

為了第二個孩子出世，白天去合作社勞動，晚上領衣服在家車縫，丈夫每個月開始給我6元錢。

67年11月11日午夜，為多掙幾角錢，我忍著陣陣腹痛，還在幫人家車衣，直捱到叫媽的力氣都說不出時，才由母親攙著我穿過魚峰山下兩派的武鬥，冒著他們互相投擲的石頭，往工人醫院艱難的走去。

女兒出世已是半夜時分，只有母親守護在我的身旁，母女倆雙目相望，悽然的笑了。

我突然想起家裡還有個兩歲的女兒獨自一人睡著，怎麼辦？在這無奈的情況下，我只得哀求母親回去照顧大女兒。我知道母親一個人穿過魚峰山時，要冒著那雨點般的石頭，危險該有多大，但是為了家中那個孤獨的孩子，不得不回去……我對不起我的母親，她為我吃盡了苦頭，受夠了累呀！

69年因我又生了第三個孩子陳勁松，因是男孩，母親高興得在給孩子父親打電話，孩子的父親不是喜歡，而是在電話里恐懼的責備母親。「讓人家知道怎麼辦」？

丈夫的種種表現，使我有所戒備，我心裡納悶，加重了另一層壓力。

為了逃避沒完沒了的政治上的侮辱和欺凌，我又生了第四個男孩陳入春。

四個孩子母親的我，精神有了寄託，我要把全部生命的力量全部傾泄給他們，使他們茁壯成長。

由於我是戴著「右派分子」帽子的牛鬼蛇神，從來不敢想享受什麼產假，只要能坐起來就幫人家織毛衣，車縫衣服。只有一個願望：不要斷炊，因為有幾張嘴要靠我吃飯啊！

4個孩子都是在極端困難的年代出生，我在坐月子的日子裡沒有休息好，給我留下滿身難以言說的多種疾病。
我誰也不怨，堅持挺起胸站起來，我要活下去。

十三、文革武鬥的流彈，奪去了我弟弟的生命

66 年文化大革命洶湧澎湃的勢頭向我們「牛鬼蛇神」撲來，有事無事都要找麻煩。「階級鬥爭為綱」，「敵我分清」，合作社的「牛鬼蛇神」只有我一人，誰也不敢同我說話，我總老老實實埋頭苦幹。凡是髒的累的活社員不願干，我這個「非社員」總是搶著干，工資誰都比我高，我只能每月領30元，若請了假還要扣工資。

一天，快下班的時候，主任冷冷地對我說：「傅世傑，回去找一塊紙板，50公分見方的大小，寫上『右派分子傅世傑』，每天掛著牌子上下班。」聽完她的交代，我的心緊縮成了死灰。這樣的形象，在當時是常常可以看到的。當我看見一些掛著大牌子在街上匆匆行走的「牛鬼蛇神」時，我心裡還有幾分慶幸，覺得我這裡的領導還比較仁慈。現在要我也掛了大牌子，在街上招搖過市，我不掛！勞動中苦、累、工資低我都忍得，要我掛牌在大街上走，這是人格的侮辱，我受不了，我寧可餓死，不去做這份工。

為了掛牌事，我在家哭了三天。母親、弟弟都來安慰我。為了孩子，還是要堅強，面對現實，不上班，無米、無錢，其他工作不給做，怎麼辦？

工宣隊，紅衛兵，單位領導無止境的糾纏，逼我去做工，逼我掛牌子……痛定思痛，捫心自問：「右派分子」丑在哪裡？掛就掛，我在家時用小紙板做了一塊像學校符號一樣大小的牌子，寫上「右派分子付世傑」，用一小扣針別在胸前去上班了。中午，社裡在工地上召開鬥爭會。主任指著我胸口的牌子，氣勢洶洶地問：「傅世傑，你這牌子像什麼？你不是右派分子嗎？」他一把扯下了我自己做的牌子，換上了早已制好的一塊一米見方的牌子，硬掛在我的頸上。我把牌子除掉，從此，我堅決不去上工。社裡不發工資，我就不要，家裡僅有三斤米，一角錢買了豆腐花，我們祖孫仨熬粥頂了七天。

67年派性鬥爭矛盾激化，一切顯得紊亂，我不去上班也沒人找麻煩。為了生活，我頂著烈日到處找工作。幫土產公司車縫補火車上的舊帆蓬，這活又重又髒，我不怕，我想，只要是出力勞動的收入都是清清白白的。

68 年夏天，市裡的武鬥進入高潮，在街上走路的行人，常被嚇得東奔西跑。我的住處，正好是所謂一個造反派盤踞的據點，當時的「聯指」大批人員時常以此為目標開槍射擊，而我與母親帶著兩個年幼的女兒，為了求得最低生活的來源，每月付5元租金，向別人租了一架衣車，在住處不遠的路口替人縫補衣服，在槍聲的威脅下尋求生計。因為武鬥，街上已無行人，這時，我的住處被槍彈擊中，引起了火災。而孩子的父親在柳州飯店上班，不敢回住處，正在我元計可施時，我的弟弟汗流浹背地跑來看我，他見我們如此情景，馬上用兩個籮筐把兩個女兒挑起就朝安全地帶跑，我與母親才如夢初醒地收拾一些簡單的行李，跟著弟弟匆匆地向南站方向猛跑，總算命大，全家老小平安地度過了這次劫難。

我的弟弟為了救護我們，自己的行李尚未帶去，為了轉回要自己的衣物，不幸被爆炸的彈片擊中腰部，倒在了街上，血流不止，最後因流血過多而被奪去了他年輕的生命。

弟弟的死，實在是因為文化大革命暴發的武鬥所致，是一場飛來橫禍，全家人都悲痛欲絕，痛不欲生，弟弟啊！你才20歲啊！正是年少方剛，為國為家出力的時候。歷經多年，一想起弟弟英俊魁梧、誠實稚氣的青春笑貌，想起他機靈的神氣，想起他正直無私的品德……我的心就痛，就覺得心在流血。

因為家裡生活困難，弟弟從小就跟著我在鹿寨城鄉教書度日，儘管我的工資低，弟弟心明眼亮，從不鬧吃鬧穿，姐弟倆相依為命，過著清苦的生活。他總是穿著我改過的衣服過冬，在食堂搭夥食，二人吃著一個人的菜。記得有一次年除夕吃飯，食堂加菜，得了一盤雞肉，弟弟饞了，在領菜後，兩眼盯著菜盤雞肉，忍不住用手拈了雞肉就吃，在吃完自己盤裡的雞肉後，又一直望著我盤子裡的，一位好心的工友過來對他說：「你怎麼能這樣呢？你姐姐一點都未吃啊！」當我剛進飯堂聽到工友的批評後，心裡難過極了，感到十分愧疚，忍著酸楚的淚水，連忙向那位工友解釋說：「小孩不懂事，沒關係，讓他吃吧」。這時，略知人情世故的弟弟哭著對我說：「姐姐，我錯了……」此時此地，我們姐弟二人，相互擁抱著，不約而同地哭了起來，以淚洗面，度過了一個苦澀的除夕之夜。

弟弟自幼就跟著我，相依為命地過著這種清苦的生活，品嘗著人間辛酸苦辣，經歷著坎坷人生的艱難磨練，我怎麼能不時時想念他呢！

正當弟弟他準備考初中的時候，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件，導致了他終身受辱的厄運。

有一天，他在公共廁所里發現了一幅反動標語，告訴了同街的幾位同學，並帶著他們去觀看，晚飯後，派出所的人就找上門來，把弟弟帶到派出所去，問他那條反動標語是誰寫的，他說不知道。派出所的人又說：「別人說是你寫的。」他堅決地回答說：「不是我寫的，是我在廁所發現，告訴同學去看了。」

當晚，年僅12歲的弟弟，被派出所的人留在派出所繼續訊問，威脅他嚇唬他說：「你爸爸成份不好，你說是你寫的就算了，你如果抵賴不承認，我們就連你爸、媽一起抓起來。」年幼的弟弟被他們這樣一嚇唬，害怕連累爸爸、媽媽受辱，就懇求他們說：「我說了你們放我回去嗎？請你們不要抓我爸爸、媽媽，我說就是我寫的就行了嗎？」經過一夜的折磨，這位天真無邪的孩子，就被他們認定為一個「寫反動標語的罪人。」

由於這樣，弟弟不能進入公辦初中讀書，只好無可奈何地進了一間民辦初中，實在不公平啊。三年初中畢業後，由於上述原因，弟弟沒能進入高中讀書，只好呆在家裡，有時搞家務勞動，有時幫母親到市場賣小菜，有時幫父親去做零工。

弟弟十六歲時想幹活，想賺點錢替家裡分擔一些負擔，通過朋友介紹，他獨自一人到離家幾十里地的一個礦山打工去了。我的一位女朋友看到他一個人打著赤膊在野外篩礦，轉告訴了我，我說：「我有什麼辦法呢？」生活逼迫所致，使他過早地擔起了生活的重擔……

弟弟在這個世界上僅僅活了20年，多麼的短暫、匆匆，而留在我心裡的弟弟，卻是長久的，永恆的。我愧疚地雙膝跪在父母親面前，懺悔地，悲憤地說：「我沒有照顧好弟弟，他的死，我有責任，我對不起你們。但請你們放寬心，那怕是幹活累死，甚至討米要飯，我一定要把贍養你們的責任擔當起來，只要我有一口氣在，你們就不會挨餓受凍……」

我苦命的弟弟，我沒有背棄自己的諾言，我以自己的刻苦勞動，給父母過好了他們的晚年生活，九泉之下，在天之靈，你們都應該略以自慰吧。

一九六八年，武鬥的炮聲仍在隆隆，我仍然在武鬥的槍林彈雨中奔忙著——為了生活，有朋友約我做醬油生產的活計，我會技術，我傳授技術，每月工資100元，在當時是十分優厚了的。我冒著生活的危險，背上背著七個月大的二女兒陳悅，步行到市區購置原材料，穿行在武鬥最激烈的市中心用沙包壘成的防禦工事間，一次，槍林彈雨聲四起的關鍵時刻，五米外的一位行人被流彈擊中倒地身亡，面對這一情景，不由人心驚肉跳。我急忙彎腰迅速轉入商店的騎樓底下，稍避鋒芒後，我想著母親和大女兒還在家等著我，再次回到險境，繞過剛才倒地的無辜男屍，冒死離去。

十四、我遇到嚴重工傷，領導不管，同事不救，醫生不治

一九六八年十月後，武鬥之風趨於和緩，我重操舊業，向人租用一架舊衣車，到布店門前擺攤，每日清晨挑著擔子出去，向買得布料的吆喝：「車衣呵，馬上開工，立等可取。」每天可以賺得幾元錢，作為全家的生活之用。但每天都要很晚才能收工回家煮菜做飯，奶孩子和家務仍然繁重，壓得喘不過氣來。

這時，所在的合作社恢復生產了，但仍然還是高舉以階級鬥爭為綱這面大旗，每個單位必須要有鬥爭對象，我這個被鬥多次的活靶子，不回單位是不行的。如是，社裡的工宣隊立即將我的衣車、布料、衣服統統收走，命令我立即回社裡「抓革命，促生產」。為了將衣車，衣料討回還給物主，我只好硬著頭皮回社裡去上班了。

回到社裡後，別人「早請示晚匯報」時，我都被趕出隊列，去搞衛生。社裡搞學習或鬥爭會，照例我總是站在中央，做社員們的鬥爭靶子。在勞動方面，我都是分派勞動強度大的活計，頂著烈日在風雨露天勞動。每天勞動時間都在12小時以上，而工資我總是最低的，別人每月80元，我僅40元。我的心情常常抑鬱，苦惱，社員大多不與我接近、說話。有一次，一位同組的社員送了一個糍粑給我吃，馬上就被叫到辦公室，批評為「沒有階級立場」。為了不影響別人，我也頗有自知之明，從不主動與別人打招呼、講閒話、搭熱呼，幾乎成了一個活啞巴。我的健康狀況，也一天不如一天了。

一天中午下班時，忽然頭暈眼花，跌倒在一根鐵器上，鐵器的利鋒刺穿了我的大腦，立刻鮮血淋淋，我痛得幾乎休克，不能動彈。在這個人命關天的時刻，全社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做一下救死扶傷的事情，而領導競散布說， 是八小時以外的時間，與社裡無關，後果自負。

稍事休息，腦子漸漸消醒後，我開始意識到只有自救才是唯一的活命辦法。我如是咬緊牙關，拼命爬著行走了約五十米外，碰上一位好心的鄰居，她找到一輛三輪車，扶我上車趕去醫院救治，她則跑回我家告訴了我母親。
醫院見我傷情較重，就安排我住院，並叫我要單位補開一個證明給醫院。

當母親趕到單位拿來證明交給醫院後，醫生一看，證明上寫著：「我廠右派分子自傷，請醫院考慮治療。」主治醫生馬上把已經開好的住院手續要了回去，無奈地對我說：「你請去看門診吧。話音一落，醫生也不見了。
母親只好借了一架板車，淚流滿面地把我拉回了家。

十五、半夜跑貴州傳授制皂技術

隨著父母親的年紀的增長，他們都不能參加繁重的體力勞動了，我要用自己的毅力和勞動，養活一家七口人，用以證明自己不是一個懦弱的女人。如是我於一九七○年春節，背著半歲的兒子，到貴州的一個苗寨傳授製造肥皂的技術，為的是每月獲得150元的高薪報酬。儘管那時在市里仍然還戴著五類分子的帽子，受到嚴厲的管制，星期一集中學習，星期二義務勞動，其它五天才屬於自己。但我每星期就利用屬於自己的五天，往返柳州和貴州之間，去向貴州的苗族群眾傳授制肥皂技術，我都是在半夜背著孩子趕火車，以免引起別人的懷疑，惹來不必要的麻煩。

記得一次在去貴州的時候，時值早春二月，乍暖還寒的時節，山風呼呼，我摟著孩子坐在車廂里打盹，孩子尿濕了褲裙，怎麼辦呢？我只好把孩子摟得更緊，用我骨瘦如柴的體溫把它烘乾，孩子在我的懷中酣睡著，第二天凌晨四時，把孩子背上，跟隨苗族農民（社裡派來接應的社員），再爬60里的山路趕到一個叫三江的苗寨。
苗族群眾在我的培訓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掌握了生產操作技術，生產出了產品，拿到市場銷售一空，當即把150元的培訓費兌現給我，我欣喜若狂，要知道，那時150元值錢呵。我可以用它維持全家好久的生活費啊。
這項培訓工作，本來可以在貴州長期搞下去的，後來因為市裡面對我們的學習時間經常變動，我害怕被他們發現我擅離柳州而被批鬥，結果就不再外出搞這個業務了。

十六、最後一次批鬥會

從貴州回來後，我不敢坐吃山空，每天領得一些車衣的活路來干，日子剛剛平靜一些，肉體的創傷剛剛癒合，心靈的創傷尚未撫平，想不到的麻煩又來了。

社裡面工宣隊，革委會的領導們，跑到我家裡，說我開地下工廠，消極對抗，把替別人加工衣服的布料，全部拿走，並命令我立即回社裡參加生產。

在武士們的脅迫下，我只好背起幾個月大的三兒子跟著他們走。當我們走到社時，舉目一看，天吶，又是鬥爭大會。「批鬥傅世傑大會」的橫幅，標語口號，貼滿會場。主持人宣布大會開始後，就指名問我為什麼不參加社裡勞動，為什麼逃避勞動，為什麼消極對抗領導，我據理力爭地說：「我沒有一天離開過勞動，我有病、有傷，社裡不理我，社裡復工了為什麼不通知我？我在無人理會的情況下，自找活路保命，能保住活到今天就算不錯了。」一些所謂的積極分子，高呼口號，說我態度惡劣，竟喪心病狂地一擁而上，把我雙手抱著的三兒子搶過去丟在會場旁邊的工寮水泥地上，並且禁止我去照看還吃奶的三兒子，大會就這樣拖拖拉拉開到下午七點鐘。散會後，我趕緊跑去抱起三兒子，他完全浸泡在尿屎中了，哭聲嘶啞。我不顧屎尿的髒臭，趕緊餵孩子吃奶，孩子不哭了，而我的兩行熱淚卻奪眶而出，不斷地清理孩子的身上，唉，孩子是無辜的，可憐他幼小的童心，竟也遭此無情的打擊！

批鬥會結束後，我趕緊背著孩子往回家的路上趕。次日，孩子病了，我的胃病加重了，大便帶血，經醫生診斷為「4個+」，醫生動員我住院治療，我哪有錢住院。醫師說：「你這麼嚴重的病，不趕緊設法住院治療，恐怕是凶多吉少的。」聽到了醫師的忠告，我無可奈何地慢慢走出了醫院的大門。

說來也是「無毛的雞仔天照應。」當我一個人低頭走在四周無人的小道上時，猛然發現地上有一疊人民幣！我驚恐萬分地彎腰，雙手把那疊人民幣拾起仔細反覆端詳後，才肯定手中拿著的確實是一疊救命的人民幣時，又仔細認真地一張張反覆數起來，一共38元之多。我立即向四周掃視一眼，並未看到一個人的影子。我下意識地心想，這難道真的屬於我的嗎？當我忐忑不安地懷揣這38元錢回到家中時，把情形詳細告訴母親，把錢也同時交給了母親。

母親拿著這38元錢，也深思了片刻，然後開口說：「38元錢不少呵，可能是皇天大慈大悲吧，是天助你呀，快去治病購藥吧。」

十七、懷帶身孕挖白雲石礦

疾病無情地折磨著我，一家人生活的重擔仍然壓在我的肩上。但最可怕的還是怕社裡來找我的麻煩，為了逃避他們的糾纏，我又懷上了第四個小孩。今天說起這事來，實在好笑。當時人們忙於文鬥武鬥，對於一胎化政策反而無所謂，於是，懷孕、生產、哺乳成了我逃避管制、拯救自己的防空洞。無論如何，人總還是人，對孕婦、產婦、乳母能夠傷心病狂下得了毒手的人，還是極少數。

當我病情稍好轉時，我聽到別人說市玻璃廠需要大量的白雲石作原料，我扛著大肚子多次步行到離家十幾里的玻璃廠聯繫、選樣、化驗，終於達成了一個供需白雲石礦石的協議，我與母親邀約了幾位親友，到市郊的幾個山頭選礦石。開採石頭有一定的危險，但由於它的經濟效益可觀，每月可以得到150—200元的收入，所以哪怕是經常有小的工傷事故，我也在所不惜，懷著身孕，帶著母親一道去干，直到後來礦源稀缺，開採難度越來越大時，我們才停采。

不久，社裡擴充，廠社聯辦，由社改廠，規模大了，廠里因我較長時間沒去上班，怕我回廠後沾了他們的光，就再也不通知我回廠了，我也「就湯下麵」自由了。每天回到家，與四個兒女們在一起，嘻嘻哈哈，反而開心起來，精神也較之舒暢許多。

十八、我成了「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尾巴

一九七二年，社會形勢開始好轉，國家對搞好工農業生產開始給予重視了。

第四個兒子出生後，我又開始到處聯繫找工作了，很快就在郊區和柳江縣聯繫了生產醬油的業務，為了業務的需求，我花了180元買了一架自行車，早出晚歸，跑郊區的亞鵝，柳江縣的穿山，每次往返都是幾十里路程，每次都是身上背著不滿四周歲的兒子摸黑回到家裡，以每個月150元的工資報酬，又幹了一年多。

一九七三年起，我開始把自己幾年來的積蓄，與友人聯合開辦小型塑料廠，搞一些工藝簡單的產品，生活開始初步安定，每天晚上能與母親和子女們在一起，做家務，聊天，輔導子女們的學習，心情漸漸恢復了。

由於我的精打細算，刻苦勞動，到一九七五年時，開始有一千多元的存款，在當時，供子女們上學和家用，是完全無憂無慮了，我決心再苦再累，只要兒女們不因我的處境而影響他們的學習和生活，我就感到十分滿足了。
誰知道突然又接到人民公社的通知，要我去參加公社開辦的「割資會主義尾巴」的學習班，呵！問題又來了。我本能地意識到，可能我又要被捲入一場不輕鬆的是是非非的漩渦之中了。

因為我是右派分子，曾經在郊區和柳江縣辦過小型生產事業，被認為是幫助農業社復辟資本主義。這樣，亞鵝鄉人民公社理所當然地就通知我去參加他們舉辦的學習班。此一去，不准帶小孩，統一在公社吃住，又一次把我與幼小的兒女，年邁的母親分開了，幼小的四個娃娃，日夜眼望他們媽媽的遙遙歸期了。

這個學習班，是由市里「打擊資本主義復辟」領導小組召集的，共50人，女人只有我一個，白天勞動晚上學習，時間一個月，方法是坦白交待自己的資本主義非法行為，地下工廠非法收入，數量少的幾百元，多的幾千元。凡退了款的按時放回家。而我呢，認為是指導農業社辦醬油廠，每月領工資150元，加之兒女老母親生活需要全部承擔，我則堅持認為我沒有非法收入，也無款可退。結果多呆了半個月，工作組撤走時，我也被放回家了。

從學習班回來後，我又開始在駕鶴路、魚峰路板塑料廠，每月領定額工資56元，基本可以滿足全家人的生活開支。由於廠子是街道的，有效益的，街道幹部看到後，比較滿意，沒有把我當牛鬼蛇神經常亮相或批鬥，管制也稍松，另眼相看了。所以，我一方面把廠里的工作做好，一方面也在業餘時間找些力所能及的零工做，以彌補家用開支。大部分時間找的零工都拿回家裡做的，稍大的兩個孩子，也能常幫一些忙，如我領回繩草回家打草繩，孩子就輪流幫搖機子；我領白布回家車口袋，孩子們飯後就幫著翻袋子…… 經常與兒女們吃在一起，玩在一起，勞動在一起，這就是我唯一的樂趣。

十九、可愛的孩子們

我的四個兒女，就像路邊的小草一樣，儘管自出生之日起就任人踐踏，經受了嚴酷的考驗，經歷了風風雨雨的洗禮，慢慢的成長壯大起來了。栽什麼樹苗結什麼果，撒什麼種子開什麼花。一九七五年我代廠領導外出搞供銷業務幾天，當我一回家時，四個兒女一起擁抱著我，說是為我的勝利歸來舉辦一個歡迎會，由10歲和8歲的女兒把房間早就收拾得乾乾淨淨，把我的日常用品和上班用的物品放的整整齊齊，6歲的兒子用粉筆在小黑板上畫上花草，五顏六色，橫頭歪歪斜斜地寫著「熱烈歡迎媽媽歸來」的橫幅。眼見此一情景，真使我激動萬分，情不自禁地抱著孩子們狂吻不止，熱淚盈眶。

二十、美夢成真，實現在我的兒女們身上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全國平反冤假錯案，錯劃右派得到改正 。
當我接到「改正」通知書時，心裡頓時撥開了一層蒙蔽了二十年的烏雲。我想到孩子們的前途將會出現曙光，出現前程錦繡的新局面。

我的四個孩子，因為生長在文革中，倍受苦難，也因為生長在文革中，到他們上學讀書的時候，又逃脫了文革的枷鎖，可以不受歧視地進小學，升中學，考大學。孩子們先後跨進了大學的校門，呵！我真是興奮極了，我真的看到了偉大祖國的光輝普照，我興奮地不惜花費辛苦賺下來的資金，先後到北京——石家莊——廣州——桂林，跨進他們讀書求學的大學門檻，去探望他們，鼓勵他們。

回顧我的青年時代，何嘗又不是懷著小學——中學——大學的求學美夢呢？可惜的是，命運捉弄了我，殘酷的現實無辜懲罰了我，使我在短暫的人生旅途中，多次險些命喪黃泉，哪裡還能奢望跨進大學的門檻呢？所幸的是，兒女們為了爭回了這口氣，他們在陽光普照的春暉里，既實現了自己的大學夢，也多少彌補了我未能進大學校門的遺憾。兒女們給了我最大安慰，這就是我引以為慰，引以為榮的最大幸福。

落實政策後，我被分配到一個區辦的工廠擔任廠長職務，工作中我團結同志，克已奉公，與工人們把一個瀕臨倒閉的工廠，救活過來，使我在有生之年，為社會主義祖國做了一個普通公民應該做好的事情，盡到了自己一份應盡的義務。

由於操勞地度，我病倒了，好在得到了組織上的關懷照顧，先後到北京、南寧治療，挽救了我垂危的生命，穩定我的病情，由於我長期的勞累，體質較差，不能再繼續勝任現有的工作，一九八六年獲准病退，至今一直在家安享晚年之樂。

光陰易逝，歲月難留，人生如夢。曾幾何時？我們的祖國不是也經歷了不尋常的大變革，才邁開大步，跨進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洪流嗎？

歷史是公正的，也是無情的，但歸根結底還是公正的。二十年右派生活，鍛鍊了我。儘管我付出了多麼沉重的代價，歷史公正地恢復了我的善良誠實、刻苦奉獻的本來面目，使我在兒孫們的大家庭里，問心無愧，理直氣壯地生活於一個嶄新的時代里。

但願我所經歷過的歷史悲劇，從此劃上一個堅實的句號。

（按，本文選自廣西老右們的詩文集《百草情》。筆者在文字上作了較多的修飾添補，由於傅世傑已經移民加拿大，打聽不到她的郵箱，無法徵求她的意見，得到她的認可。僅說明於此。——李昌玉2006-7-3於山東大學附中）

多 倫 多 日 記

加拿大 傅世傑

三月，這被銀妝素裹的多倫多，冰雪覆蓋的世界，皚皚白雪漸漸消失，沉睡在雪叢中的院前庭後的草坪甦醒了，枯黃的草群冒出了嫩綠色的青草。寬敞、整潔的道旁，兩邊排列著高大、樹幹密似大傘般的楓樹，它們也盡情抖擻身上的殘雪，露出更光禿卻很美麗的身軀。現在，它們正為這馳名譽世的楓葉之國孕育紅楓葉的「苞蕾」。
避寒離去數月的大雁，又一群群一對對飛回來，時而在這湛蘭如洗的天空中自由翱翔；時而在湖邊、公園和我的住宅草坪上，成雙結對，嘎嘎漫步遊蕩，多快活、自在啊！誰也不會去干擾它們。

然而，這北國的遲到春天，仍是春寒料峭，那凜冽的寒風仍然刺骨。

三月，在我的家鄉——中國廣西，正值春光明媚，葉綠枝茂，百花爭艷，暖氣洋洋的南國季節。記起了去年三月二十日，是我移民加拿大多倫多的日子。啟程前，邀請了幾十位朋友，開了一次辭行聚會，這些朋友多是與我共患難幾十年，難以忘卻的苦難朋友（58年我們都被打成右派分子）。記得聚會這天，陸奇女士第一個到會，我們熱淚盈眶地擁抱著，我們許久未見面了。四十六年前，她與我年紀都是二十二歲，正值純潔無瑕的豆蔻年華，都是尚未成婚的少女，卻不幸被迫戴上了「右派分子」這頂沉重的「桂冠」。她當年活潑、美麗的身影至今我記憶猶新，可現在她已是個步履蹣跚，額頭爬滿歲月炎涼的龍鍾老婦了。最可嘆的是她在鄉間學校退休後，仍是未婚獨居在農村啊！

接踵而到的好朋友都來了，大多數年過古稀，頭髮蒼白的、背駝的、耳聾的、失明的都有了！想當年這批難友多是響噹噹的有識之士。二十多個春秋的「右派分子」生涯，歷盡滄桑，倍受屈辱。在那漫長昏暗的歷史時期，許多才華橫溢的志士，被無辜整死，我們這一群人是倖存者啊！

聚會中，大家噓寒問暖，洋溢著歡樂的氣氛。朋友們為我能遠渡重洋投奔彼岸，隨孫兒、子媳頤養天年而舉杯祝福，大家開懷的笑；又為垂暮之年的我們，別後何日再相逢，掉下了不舍之淚。為了不忘記過去的蹉跎歲月，大家將自己親身經歷、遭遇的血淚斑斑的歷史，匯集成了《百草情》這本小冊子。它將激勵我們有生之年高昂亢奮，這也是我們感情交流的結晶。雖然我們年已黃昏，但仍有著熱烈的渴望。

《百草情》隨伴著我，我珍惜它的每一篇。

光陰荏苒，一晃一年，我在加國隨兒孫飽覽了加國美麗的風光，深感自己在享受過去從未體驗過的新生活。然而，我的內心一直情系國內難友。我掛念著他們！

朋友們呀！我在這萬里之遙的北國，誠摯地祝願您們晚年健康！長壽！

加拿大多倫多
2005年3月20日

作者簡介：傅世傑，女，柳州市人，1936年生，15歲任小學教師。1958年被劃為右派，後改正。79年改行經濟工作。退休後自辦企業。2003年赴加拿大定居。

美 麗 的 加 拿 大

加拿大 陳宗輝

經過一年多的申請，我和老伴去加拿大的移民簽證終於批下來了。

2003年的春天，全球鬧著非典型肺類瘟疫「Sars」之際，冒著可能被傳染的危險，我們懷著惶恐不安的心情，從上海出境，乘坐了加航767型飛機，穿過日本，橫越太平洋，經加拿大溫哥華市，共飛行18小時，到達了目的地——多倫多市。

四月份的多倫多天氣仍寒冷剌骨。白雪堆積在道路的兩旁緩緩的融化，茂密的樹林光禿禿的閃綴著融化未完的冰花——這北國的春色，對我來說好不稀奇新鮮。

按加國規定在Sars疫症期間到達加國境內人員，務必自覺隔離一周，方能外出。

因旅行的長途跋涉，覺感疲累，加上倒時差（每日相差11小時），我們正需要休息，在獨生子的House（屋子）里一步未出的呆了7天才出門。

加國人少地闊，天高雲談，氣候自然調節，空氣新鮮宜人，給人一種極為舒適的感覺。

這裡（美洲各國）的鄉間和城市無大差異，依地勢、傍湖水的幢幢洋房別墅形狀各異，市街極為整潔，花木扶疏，顯的新奇美觀。

加國是個移民國家，每年都有二十多萬人口從世界各國移民進入。

加國的移民多數按國籍自發的群居，住宅區內小別墅形態美麗，如歐洲人、義大利人、印度人群……各有其特色，不管是哪國人的住處，屋面的前庭、後院極為寬敞，到了夏天到處碧草綠茵，百花爭妍，千姿百態，真令人陶醉。

但也有許多新移民和美國人家需要租住公寓，叫「帕門」（Parmen）或「康鬥」（Cander），這些公寓都是20多層以上的大廈，難怪西方人說，「窮人住高樓大廈」。這些高樓大廈的四周也少不了綠茵草坪和香氣四散的鮮花。租用這樣的公寓每月的房租要500元—1200元加幣不等（每100元加幣相當人民幣600元），雖不便宜，但屋內設備齊全，如電冰箱、洗衣機、炊具全備，水電費全包……。

不管什麼樣的住宅區域內，絕無商店、單位經營、辦公。辦事、購物都集中在市場區。

加國現在一般工作人員收入年薪3萬元加幣左右，白領層年薪4萬元至20萬元加幣不等，但稅負很重，僅收入所得稅要納30%—50%的稅款，但人們都一分不少的自覺繳納。

加國出入都是汽車，每戶都有1—3部汽車，70多歲的老爹老太都靠汽車代步。

加國的公路條條筆直寬闊，高速公路到處皆是，沒有收費亭，這些路筆直長達數十公里——數百公里，這真不可思議。

每天，公路上來往各邊都排列奔跑數百輛形狀各異的汽車。按規定，汽車行駛時，前後都得開燈；不管白天夜間每架車前燈白色晶亮，車尾車燈紅光耀眼。漂亮的汽車來往奔馳，聽不到一聲喇叭聲，見不到擠攘的超車，只有禮貌的謙讓。道路交錯很多，凡交叉路口都有紅綠燈自動管制，見不到一個交警，然而車輛行駛都很有秩序。這也看出了國家的富裕。難怪說：「要想富，先修路。」

加國交通極為方便，巴士、電車、地鐵、火車乘坐很方便，而且是一票通用，轉乘不須再購票。

加國的楓樹確為奇特，不管在道路旁、公園裡、屋前屋角到處是楓樹，它樹幹端直挺拔，在短暫的北國夏季，楓葉茂盛成蔭，把人行道遮得密密實實，覆蓋屋宇、道路，蔭涼庇人。

到了深秋，楓葉爭先變成金黃、醬色，淡黃色、鮮紅似玫瑰色，奇光異彩，美麗極了，難怪加國人都驅車外出欣賞楓葉。

冬季來臨，美麗的楓葉被秋殘勁風吹落一片無存時，那光潔的樹幹又把霜、冰擁抱，深冬時分奇枝異杆還綻開千姿百態的晶瑩冰花，就是凜冽朔風也吹不落那些冰花瑩葉，真可謂北國一大奇觀。

這奇強倔媚的楓樹，還能生產蜜汁，也是加國唯有的特產。楓樹對人類如此深情厚愛，難怪加國的國旗上就有一片鮮紅美麗的楓葉。

加國不論在鬧市和靜謐的大大小小公園裡及各個住宅區，到處都能見到成群的大雁、海鷗、鴿子、烏鴉和各種奇異的飛禽鳥類。牠們壯實可愛，時而在蔚藍的天空結隊自由展翅翱翔；時而攜帶族子族孫在公園裡、公路旁、湖邊、屋後的草坪上此唱彼和，真是一部天然交響樂章啊！只要你向牠們投去一些食品，牠們就會向你圍攏索食，對人只懷親切而無懼心。

北國的松鼠更是活躍可愛，有黑色的，灰色的，金黃色的，灰黃相間的，真美麗極了。不管炎熱和酷寒天氣，牠們都活躍在樹上、樹下，竄來竄去，追逐相戲，非常逗趣。

記得有一次在公園裡，給牠們投去幾粒花生，牠即兩腳立起，捧著花生給我們作揖後即把花生迅速埋藏在草坪里，再來向我們索取。我好奇地跟蹤追去，想檢閱牠埋藏的洞穴，可在草坪找了良久，也無法發現半點痕跡。我們不得不佩服牠那隱埋技能的高超，這也是本能吧！

這些可愛的小動物，無人餵養，任憑其自擇棲息之處，自由求其生存之道，自由繁衍子孫。牠們之所以對人只懷親切而無懼心，是因人們從未傷害過牠們。

在加國兩年，先後到了渥太華、蒙特婁、北約克和美國的紐約、費城、華盛頓遊玩，總覺他們很富裕，生活內容豐富，但我無能力一一述說，深感遺憾！

作者簡介：陳宗輝，傅世傑女士之先生。在傅蒙難的歲月里，夫婦倆同甘共苦，艱辛備嘗，始終不渝。

（以上兩篇選自《屈辱的歲月》——李昌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