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想錄》可以看成巴金晚年的一部回憶錄，但這本回憶錄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他把回憶的重心放在記錄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命運上，同時懺悔自己在特殊歷史時期對朋友造成的傷害。
《隨想錄》所以在二十年前能夠感動中國人，原因就在於他把自己真實的內心坦誠交給讀者。這本書當之無愧可以稱得上是中國文學的經典，因為這是一部為弱者寫的書。我們讀這本書，會發現巴金對 1949 年以後中國文壇上那些居於重要地位的大人物，極少有回憶。其實他和那些人物的交往並不少，因為當時他們可以說居於大體相同的地位。但在《隨想錄》中，我們看到的是巴金把更多的眼淚和熱情給了那些受迫害的中國知識分子。
我理解這是巴金有意為之，或者說，他自己的良知讓他直覺地這樣做。寫這本書的時候，巴金在思想上已和權勢決裂，他要保持自己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隨想錄》中談論最多的一個話題是「講真話」和反思「文革」。但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在巴金筆下，那麼多文章中，無一處提到毛澤東。巴金因為早期在中國文壇上的地位，他和毛澤東是有交往的。1966年夏天，他還和部分亞非作家在武漢見過毛澤東。
《隨想錄》中無一處提到毛澤東，我以為不是巴金因為文章的關係不需要提到這個人，而是在內心有他自己的理解和評價，這是研究巴金時需要注意到的一個現象，至少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角度更深入觀察巴金的內心世界，從不願意提及，從創作心理的角度分析，可能是對其有強烈的不滿。
1982年 9 月。巴金接受美國《新聞周刊》記者採訪時，當記者問到他：「毛澤東去世已有六年，現在你是怎樣看待他的？」
那時一般的出國接受記者採訪，很可能會作出一些官樣的回答，巴金也不是不懂這個，他過去有過這樣的經歷。但這次巴金的回答是：「這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我確實還沒有想過這個問題」。由此可見他內心對毛澤東的印象。
《隨想錄》中有一篇《思路》，曾談及「四人幫」的「能量」何以會那樣大，其中就暗示了這些人背後的力量。巴金借談杭州岳廟的一部電視片，發出了這樣的感嘆：「解說人介紹岳廟提到風波獄的罪人時，在秦檜的前面加了宋高宗的名字。這就是正確的回答。」巴金不願意在自己的文章中直接提到毛澤東，可能確實有他自己的思考。
（今年12月9日，人民文學出版社、江南文學會館、上海文學發展基金會、上海巴金文學研究會在杭州舉行「巴金精神遺產探討暨《隨想錄》出版二十周年座談會」。感謝陳思和、周立民先生邀請我參加，以上是我的發言提綱）2006-1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