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香港會展中心。曾蔭權就任第三屆香港特首，曾舉起右手向國家主席胡錦濤宣誓：「本人曾蔭權謹此宣誓，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盡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
曾蔭權的誓詞滿含玄機。在最後一句誓詞中，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前者是政府，後者是行政區，並不是對等概念。筆者理解，曾蔭權對整個中國國家而言，他只對中共負責，而對香港而言他願意為香港人民負責。這合乎他被任命的身分。但是，曾蔭權的真實意願，究竟是本意表達還是借後者暗示自己的立場，很難解讀清楚，恐怕只有他自己明白。在這個社會自由、法治昌明的「自由飛地」，特首權力的正當性源自中共任命，如果追根溯源，中共權力無正當性來源，那麼特首的權力就顯得可疑；特首權力的合法性來自香港基本法，而基本法有許多瑕疵。因此，香港特首的角色很尷尬，權力正當性和合法性雙重缺失，他相當於中共就地任命的一個省長，當特首難免心虛。
香港基本法的定位是「港人治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沒錯。特首權力的合法性來源於基本法，先暫且不論香港基本法的缺陷。基本法規定：特首由香港社會38個界別的800名代表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每個特首任職不能超過兩屆（每屆5年）。但是，基本法剝奪了香港人的普選權利。可見，特首權力有「合法性」而無正當性。香港社會的自由和法治，舉世公認，但是，在全民普選沒有落實前，還不能說香港就是一個民主社會。尚需要中立軍隊和獨立外交等制度配套。香港回歸前，是一個 「香蕉」社會。外皮是黃色種族的文化特色，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外交、軍事、司法和新聞自由，基本上是按照英國的制度方式運作的。無論是殖民地的港督，還是回歸後的特首，都是由政府任命的。香港人始終沒能選舉一個首領並託付其管理香港，這不能不說是香港的宿命。
香港（包括澳門）就是這樣一個非常怪誕、奇特的社會，她施行的即不是民主制度，也不是共產專制制度，更不是民主社會主義制度，而是三種制度的混合體。世界上再沒有一個國家和地區，從制度層面可以跟她們比擬的。儘管香港呈現給世界的面目模糊不清，但是，社會和個人卻葆有充分的自由。她的怪誕在於：自由對政治的命名是無能和無力的。其反面的擔憂在於：香港的自由能否長久？我的出發點是，只有制度保障的自由才是長久和全面的。對民主制度一個普遍的看法是：民主是手段，自由是目的。當然，自由可以促使民主的完善，但是，假如沒有民主制度的基本架構，那麼，自由訴求的效果就顯得非常可疑。香港的自由——民主單向度倒置，不是能用政治制度學解釋通的。
香港的現實困擾在於：在一個圍欄里放養的老虎，儘管圍欄的面積足夠的廣袤，野生食物和水源足夠的豐富，畢竟圍欄是存在的，終究有一天老虎會發現，圍欄妨礙了它馳騁的自由。圍欄造成的心理陰影是無法抹殺的，不能迴避也不能視為無物。是選擇圈養獲得局部自由，還是衝破圍欄掌握自己的命運。今天和未來的香港，都不能迴避和要破解這個難題。
必須清楚，今日香港的自由，是在原有的西方制度慣性下運行。香港的繁榮，我們寧可相信是舊制度的結果，不可全賴中共在亞洲金融危機和薩斯暴虐的幾次臨時救急。香港未來是走向內地化，特區不特，還是走向全民普選，成為中國名副其實的「民主飛地」。回歸僅僅10年，下結論還太早。
一個香港人對於回歸前後的香港，有一個美妙的比喻，這或許表明了香港人的普遍心理困窘。殖民地背景的香港是香港人的「一夜情」，那裡有言論自由，清廉政府，完善法制，反對黨，獨立司法和自由經濟。 「一夜情」難免要揣度家中「黃臉婆」的心思，但是長久守在「黃臉婆」身邊，心有不甘。自由的核心是自決。香港不能將自身的利益託付給一個自己選舉的首領來管理，終歸前景堪憂。香港政治與自由對立明顯，造就了矛盾的香港人。一方面難以認同大陸的專制，一方面割捨不掉與大陸的臍帶關係。他們始終難以找到身分認同和心理歸屬。但是，現實香港的存在，至少給予了中國大陸在同一片天空下看得見的自由。
中國，中國人，真該為香港曾經遭逢的「一夜情」慶幸。
2007年7月2日
《自由聖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