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傳，知識分子是社會良心的象徵，但是這在中國卻成了例外。
上世紀50年代末期的「引蛇出洞」的「陽謀運動」敲斷了中國士人的脊梁骨，之後更是漫長的政治高壓和精神恐怖年代，美其名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大革命本該是無產階級大革「資產階級當權派」（就是現在的腐敗分子）的命的，結果卻成了無產階級「大革文化命」。
於是，彼時的知識分子的社會良心不象此時的「被狗吃了」，而是被鐐銬枷死了。
但是，雖然他們被殺，被打，然而他們對真理、良知、正義與社會公正的追求，畢竟是先賢傳下來的精神道統，儘管氣若遊絲，卻不絕如縷，仍有林昭、顧准、遇羅克、張志新等思想志士穿透鐵幕的吶喊……
「後文革時代」，在新型集權政治的裂縫裡，長出了一片蔥綠的思想苗芽。殊想不到，在「後文革時期」看上去已日趨馴良的專制巨獸，竟以最兇殘的暴力方式猝然終結了這個時代。至今，鋼鐵履帶依然輾壓著中國人的中樞神經。
於是，中國進入了一個冗長而沉悶的「後極權時代」，中國士人的精神狀態出現了迥然不同的變化，幾乎所有體制內的知識分子都染上「集體失語症」，他們普遍迴避了批判社會，針砭現實的道德責任。這種人文景觀，便成了後極權時期的特徵。更有甚者，一些「知識分子人渣」迅速泛起。「知識奴才」一抓一大把，如大學教授韓德強，為集權體制鳴鑼開道之餘，更呵斥批判專制、追求民住的異見人士：「做人要講良心，我們不能吃著人家的，用著人家的，住著人家的，卻一天到晚咒罵人家的十八代祖宗，恨不得把人家從墳墓里刨出來鞭屍。」類似人物在知識界還有一些。他們有的是極權統治者的家臣，有的則是食客。
其實，後極權時代知識分子的失語症，歸根到底來自對專制主義的原始恐懼。「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這首在全世界範圍內成為公共知識分子一生的奮鬥目標的著名詩歌，雖然在中國也家喻戶曉。但是，中國知識分子有幾人讀懂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