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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一凡:中國產毒餃子與西藏鎮壓是什麼關係?

—毒餃子與西藏屠殺/夏一凡

夏一凡
    3月10 日,中共副外長武大偉在回答記者關於毒餃子的提問時,一方面承認良好的中日關係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卻又「輕鬆」地說:「幾個餃子能夠阻擋中日關係的進程嗎?!」。很明顯,中共官方對於毒餃子事件頗不以為然。

無獨有偶,幾天前,在北京的西藏自治區主席向巴平措面對國際媒體時,無視自己的同胞剛剛被槍殺的事實,公然否認中共軍隊開槍。
    
    表面上看,以上兩個事情沒有什麼共同點,不過是中共延續一貫的做法——訴諸暴力,蔑視輿論。但是,細細想來,這背後卻反映出了專制制度視生命如草芥的實質。
    
    按道理說,武氏曾經長期工作與生活在民主社會,應該知道人類主流文明的基本內容。那就是:對於生命的尊重,既是國家存在的基礎,也是社會發展的手段和目的。換言之,尊重生命作為人類活動的手段和目的,它貫穿在社會的各個層面和各個深度。只要生命——無論是族群或者個體,無論是多數或者少數受到傷害,那有關的政府、組織和行動就既沒有存在的合法性,也沒有文明發展的合理性。
    
    而那位西藏自治區主席向巴平措據說出身藏族,想來也該有基本的宗教情懷,或者說,理應對於宗教尤其是藏傳佛教有基本的了解。在藏傳佛教的教義 中,殺生、妄言者都不可能為藏人所接受,更不用說擔任自治區主席了。如果他不能保護藏族,甚至公然與屠殺者同流合污,那他就必然失去在西藏從政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讓我們再往前追溯,5、60年代的反右和餓死人到天安門事件、SARS等等,可以清楚地看到,與上述情況類似的事情在中國大陸已經延續了60年。那麼,是什麼原因使得這些中共的官員們不顧公眾的譴責,不顧良心的煎熬,前赴後繼地去進行違反國家民族利益和背離公序良俗的行為,毫無愧疚之心地去對自己的同胞下手呢? 又是什麼原因使很多本來在親友眼中的好人成了萬人唾罵的屠夫,成為千夫所指的民賊呢?
    
    這裡的答案就是一個,就是專制制度。在這個制度里,人權、道德和法律沒有哪怕最低的地位,人性中殘暴、愚蠢的一面被不斷的激勵而膨脹。劣勝優汰之下,這個制度就越來越具備絞肉機的血腥功能,它甚至連自己人都不放過。在這個制度中討生活的人,包括像武大偉和向巴平措這樣的高級幹部,不但要具備指鹿為馬、顛倒黑白的口才,也得有滅親友、烹走狗的冷酷心腸。不然的話,自己也就可能被這個機器絞進去。像陳獨秀、張國燾、彭德懷、劉少奇、胡耀邦、趙紫陽就是明證。歷史清楚的告訴我們,中共的倒行逆施將「惠及」每一個人,而且不因國家、民族、信仰、貧富等等差異而有所不同。例如,中國農民曾經支持中共奪得政權,得到的報答卻是財產被奪走,數千萬人被餓死;中國工人一直是寫入憲法的領導階級,但今天卻擁有最大的「下崗」群體;中國的「民主黨派」曾經夥同中共顛覆了民國政府,但是今天卻連自己立黨立派的章程都得由中共「欽定」;而日本也曾數次挽救中共的命運,但是今天卻連認真對待毒餃子事件的基本要求都不被滿足…。總之,中共是以專制的需要而不是人民利益作為自己的行動依據,甚至殺人、流血也在所不惜。在他們眼中,什麼戰略夥伴,什麼民族大家庭,什麼和諧社會,統統都是騙人的幌子!
    
    表面看來,正如大陸媒體所不斷明里暗裡強調的那樣,毒餃子和西藏屠殺都發生在中原之外,似乎中原是例外。但在實質上,這兩個問題的最大受害者還是中原人。例如,毒餃子引發的貿易後果大多要內地承擔;西藏屠殺損壞的國際形象也大多要內地承擔;而且,如果沒有強大的反對勢力,同樣的專制思維方式和專制統治手段更將會加諸於中原人民。土改、反右、文革、天安門事件、SARS 事件,哪一次不是內地受害最大?!殷鑑其實真的不遠啊!
    
     2008年3月18日於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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