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去世以後，牟傳珩寫了一篇《透視「林牧現象」》。他把「從中國體制內分化出來的一大批背負著『紅色記憶』和中共沉重歷史的官員和知識分子群體轉變為民主派的時代現象」概括為「林牧現象」。他說「『林牧』這個特定的名字，內涵的經典意義正在於，他在黨內受到長達13年的殘酷打擊。其中包括兩次入獄、兩次群眾專政、兩次開除黨籍、多次自殺和8年半勞動改造、直到『六四』之後，林牧才徹底與極左勢力決裂，轉化成為一個徹底的民主主義者。」凡是對當前中國思想界和知識界的情況有所了解的人，（由於當權者的嚴密封殺及其幫凶、御用文人製造謊言，大多數人一直被蒙蔽。對此很少了解，甚至毫無所知或存在成見和誤解）都會同意牟傳珩的這一見解，認為他概括得很正確，很恰當。事實正像林牧自己所說的：「統治集團內部也決不是鐵板一塊，我和鮑彤一類的人正是從統治集團分化出來的一個『堅持理性、公開、非暴力原則』的民主主義者」。（見林牧、牟傳珩「新文明理論通信」）除了林牧，這一類人中的代表人物還有何家棟（恰巧是在林牧去世的次日他也去世了，他一生也是遭到多次嚴重迫害，打擊）以及在前幾年去世的王若水、吳祖光、李慎之、王若望、金堯如、劉賓雁等人。儘管他們作為知識分子有的屬於官員型，有的屬於學者型的不同，從中共意識形態迷惑中覺醒並與之分裂出來的有早有晚，他們的共性是在意識形態上終於告別社會主義，向自由主義復歸。
正如牟傳珩所指出的：「『林牧現象』之所以產生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與時代性原因。」剛才過去不久的二十世紀的最突出的時代標誌，毫無疑問的應是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範圍內的興起和衰落。我國在二十世紀初由陳獨秀、胡適等人興起的五四運動，倡導科學與民主，個性解放，自由主義成為當時知識界的思想主流。不久，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包括陳、胡、李大釗、魯迅等領袖人物在內，中國思想界發生了分裂。中共黨人和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高於民主主義、自由主義的發展階段，提出要「超越五四」。陳獨秀不但在後期的《新青年》轉而宣傳社會主義，而且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並且當了首任總書記。魯迅在三十年代初思想轉變為左傾，加入左聯，成為名義上的領袖。胡適等人則一直堅持其自由主義立場。
最早講到這一分裂的是瞿秋白。他在《魯迅雜感選集》序言說道：「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的思想界就不可避免的完成了第一次的『偉大的分裂』，中國計程車大夫式的知識階層就顯然地劃分了兩個陣營：國故派和歐化派。……『五四』到『五卅』前後，中國思想界是逐步的準備著第二次的『偉大的分裂』。一方面是工農民眾的陣營，另一方面是依附封建殘餘的資產階級。」「五四之後不久，《新青年》之中的胡適之派，也就投降了；反動派說一味理想不行，胡適之也趕著大叫「少研究主義，多研究問題」。這種美國市儈式的實用主義，是要預防新興階級的偉大理想取得思想界的威權。而魯迅對於這個問題——革命主義和改良主義的分水嶺問題——是站在革命主義方面。」（《瞿秋白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出版，第532—536頁）
中國知識界在「六四」屠殺的「秋後算帳」的高壓下，一度思想麻木，噤若寒蟬，到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才逐漸甦醒過來。對胡適和魯迅的重新評價問題，展開熱烈討論。這一討論的實質，仍然是中國走什麼路的問題：自由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直白說來，就是走美國人之路還是走俄國人之路？在意見紛紜中，我以為李慎之的意見比較深刻而中肯：「魯迅傾心革命，胡適鍾情改良，」「魯迅和胡適的身世背景其實可以說是差不多的，他們在近代史上初露頭角的時候更是如此。他們的最大不同也許在於：魯迅是明治維新後建立了極不成熟的『民主制度』的日本留學生，他在那裡接受的現代化思想天然是有殘缺的，後來又接受半西方半東方的俄國的社會革命思想。而胡適則是在被馬克思稱做『現代國家最完善的例子』的美國的留學生，又一貫關心政治和法律，因此他天然地站在歷史的制高點上。」。「胡適是一個啟蒙思想家，……他真正價值還是在他畢生掛懷，一貫堅持的中國的民主、法治、憲政上。他獨特的貢獻是中國文化傳統中很少的寬容精神。與之相反，魯迅則從認為『費厄潑賴應當緩刑』到主張『打落水狗』，到臨終遺言：『一個都不寬恕』，不管他說這些話的時候有多麼充分的理由，然而以立言大體而言，我們只能說一句『不免為先生盛德之累。』」（見《回歸『五四』，學習民主——給舒蕪談魯迅、胡適和啟蒙的信》）。李慎之後來又在這篇文章中指出：「魯迅的悲劇，其實也就是超越『五四』的悲劇」。並且提出了「尼采與傑佛遜，到底誰對人類文明的貢獻更大呢？」這一問題真可說是意味深長。
至於陳獨秀一生走過的道路，尤其值得我們的重視。1927年蔣介石進行清黨以後，中共於8月7日召開全會（所謂「八七會議」）清算陳的「右傾錯誤」，又因他堅持在中國民主革命中主要應依靠資產階級，而與主張工農革命的主流派發生衝突，因路線分歧被解除總書記並開除出黨。後來他一度加入托派又退出，被國民黨逮捕坐牢，在抗日戰爭開始後獲釋，晚年窮困潦倒，蜇居四川江津，1942年死在那裡。在死前他從對史達林的暴政的觀察、研究中大徹大悟，認識到民主就是民主，並沒有東西方之分。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是人類的一場大禍害。他憬悟今是昨非，從而迷途知返，重回故我，從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退回到五四時期的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他的覺醒與林牧、李慎之等人（大部分在文革後的八十年代，甚至「六四」後的九十年代）的大夢方醒相比，在時間上早了四、五十年。有人說他和普列哈諾夫乃是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兩位先知，他是當之無愧的。還有人把所謂「林牧現象」或「李慎之現象」放大開來，概括為「陳獨秀現象」，也是順理成章，不無道理的。
上面說林牧、李慎之等這一批自由知識分子較之陳獨秀的覺醒與復歸，從時間上說晚了四、五十年，但他們在同時代人中仍然是先知先覺者。他們之所以做到這一點，當然絕非偶然。
一是與他們的家庭出身和社會環境有關。例如,從「林牧自傳」可知，林牧出身地主資本家的家庭。祖父是富商。父親是小老闆，為人好客，外號小孟嘗。結交三教九流。曾保釋中共地下黨縣委書記出獄，說「主義之爭，不能殺頭。」對林牧的教育基本上放任，養成他自由的天性。他十七歲加入民主同盟，要走「第三條道路」，遭國民黨逮捕後逃到南京、上海，還曾找過儲安平和巴金。1947年民盟被宣布非法，他開始讀馬列著作。為逃避國民黨對民盟骨幹的審判，他逃往延安，後又擔任民主人士楊明軒的秘書。從林牧這些經歷看來，他後來的覺醒與向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的回歸絕非偶然，而是早有其思想基礎的。而李慎之曾就學於美國教會的燕京大學，並在新華社工作，有條件獲得外來信息，與他被打成右派其後的思想轉變顯然有極大關係。
其次，他們這批先進知識分子所以能做到這一點，與他們堅持獨立思考，從不迷信和盲從是分不開的。胡適在五四時期即曾提出對一切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麼，不應被任何人牽著鼻子走。他們始終把陳寅恪揭示的「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做為自己的座右銘。
三是，他們一生追求真理，勇於探索，而不自我封閉，自命正統，固執己見，拒絕一切新的見解；而是擇善而從，不怕別人斥為邪說異端。他們敢於承認錯誤，修正錯誤，從不在一棵樹上吊死，從不一條道走到黑。
林牧做為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高風亮節和優異品格，在讀了他的自傳和文集以後，我們將會有更深刻的認知和了解，從而學到更多的東西。
在林牧去世以後，他的女兒林紅將他的自傳和文集整理出版並要我給《林牧自傳》寫一序言（文集已由前輩胡績偉老人寫序），作為老友之一，我感到義不容辭。因而不揣淺陋，寫序如上，錯誤欠妥之處，還請高明人士不吝批評指教。
2008-01-10
寫於北京新綠書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