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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紫丹:《實踐論》為什麼是反科學的?

                                                                                        實踐論》為什麼是反科學的?(上)                                              
                                                                                            --評第一個「顯著特點」
                                                                                                                               
                                                                                                                    魏紫丹
 
  《實踐論(論認識和實踐的關係――知和行的關係)》和《矛盾論》,合稱「兩論」,一向被中共奉為中國革命的經典之作,直至今日仍被吹得神乎其神。人民日報剛一公開發表它們的時候,我正在高中讀書,像著了迷似的,抓緊課餘時間一遍遍地閱讀。今天,聯繫共產黨對大陸統治的60年,特別是我在反右派運動中被劃右派之後進行思考,我發現共產黨,特別是集中地表現在毛澤東身上,一樁樁、一件件陰險毒辣的陰謀、傷天害理的罪行,無不可以在「兩論」中找到哲學根源。特別是作為「兩論」的綜合發展、成為反右與文革的指導思想的《正處》(他們對《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的暱稱),更被當作當今制定方針、政策的理論基礎。這些黨內外的人們,是何等的健忘、荒謬、居心叵測啊!難道你們忘了殘酷迫害致死的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陶鑄。。。。。。甚至於把一個掏糞工時傳祥打成工賊,這都正是「正處」的範例嗎?更別說《正處》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從「四類分子」發展成「五類分子」、到文革時更壯大成「九類分子」--他們的遭遇了。現在看來,有許多對共產黨及以毛澤東為首的各代領導核心的批判,多是隔靴搔癢,即便涉及到這棵他們賴以安身立命、現在合稱「三論」的鬥爭哲學之樹,也只是在上面掠葉、折枝,都不是刨根究底,釜底抽薪。
 
《實踐論》中所指出的「兩個最顯著的特點」:「一個是它的階級性,公然申明辯證唯物論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再一個是它的實踐性,強調理論對於實踐的依賴關係,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第一個「顯著特點」讓我想起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一條毛氏原理:「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裡,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 第487頁)現在我來鸚鵡學舌:「為無產階級服務,不知道無產階級在哪裡,就在共產黨內,共產黨為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在做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里,毛之下的第二人,原本是工運領袖的劉少奇,現在成了資產階級司令部頭子,當然劉一夥的人全屬資產階級了。那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該屬於無產階級了吧?可是你看,正統帥以下第二人,在憲法、黨章上明文規定要接正統帥班的副統帥,都成「林彪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頭子了。林彪對毛認識到:「全黨是誰呢?現在成了毛澤東一個人了。一個人!他做事沒有限度,凡事做絕了。絕了就是一點論,必有大惡果。惡果大了,就顯露出來;惡果小了,還勉強壓得住。」(《林彪眼中的毛澤東》見林彪、葉群日記。)冠以「無產階級」頭銜的文化大革命,他的領導小組組長陳伯達該是鐵打的無產階級了吧?也不,他是「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再從最下層的卑賤者里去找,習慣上把手上有人屎的掏糞工當作是卑賤者(就是毛說「卑賤者最聰明」的卑賤者),如果他同時還是這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全國勞模,更可見他該是個「夠格」的無產階級了吧?這個人是時傳祥,工賊一名。資產階級司令部總司令劉少奇跟他握過手,所以他就成了世界上絕無僅有的資產階級掏糞工。這樣說來,在中國,別看有七、八億人口,卻只有「一個」無產階級,除他毛澤東之外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如果把「無產階級」四個字置換為「毛澤東」三個字,就見真精神了。毛一命嗚呼之後,「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也只是在毛死後才成了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死前給他定的階級屬性是:「鄧小平不懂馬列,代表資產階級」。有一種說法,就是把中國共產黨稱為「毛共」,這倒是反映了「全黨成了毛澤東一個人」的實際情況;據此,就該把中國無產階級也實至名歸為「毛無」。為什麼說《實踐論》是反科學的呢?因為它的由立場來決定是非的第一個顯著特點,就決定了它與科學是無法相容的, 它從根本上就是反科學的。這一點,國際知名的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先生,有深切的認知:「現代科學的實證精神和方法並非僅僅與中共一兩個政策相矛盾,而是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根基――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君臨一切之上是難於共存的,所以,一批傾向自由主義的青年知識分子與共產黨之間的離異,或遲或早是註定要發生的,反右運動只是加快了離異的進程。」(見「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發言綱要和作者簡歷》) 方先生之論,揭示了反右派運動的認識論原理。
 
毛澤東對「三論」的核心價值(為無產階級專政服務)別有用心地絕對化和走火入魔,和對核心概念(實踐和矛盾)的神化和異化,這就導致:一般共產黨人在認識和行動上寧左勿右;毛本人則以「階級鬥爭為綱」,以售其奸。讓我們先對第一個特點加以剖析:第一個「最顯著的特點」,是公然申明為無產階級服務,這是「三論」的靈魂。從客觀存在到主觀認識,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從認識到實踐,及其逆過程,都有階級性。階級性是貫穿全過程的紅線。把階級性的學說提高到「無產階級專政」,這是馬克思的發明;如只承認階級鬥爭,而不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仍然不是馬克思主義。認識和實踐如脫離階級性,就是不為無產階級服務,就會是「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於沒有靈魂」。魂附於體,則會得出「階級鬥爭為綱,其餘都是目」的結論。這就是其核心價值之所在。誰階級鬥爭的叫囂尖銳刺耳,誰便是階級覺悟高。例如在文革中,工宣隊要教師貫徹「階級鬥爭為綱」的最高指示;「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所以,要掃除一切非階級的修正主義觀點。要從『三角形內角和等於180度』中,分析出階級鬥爭來。」現在你覺得滑稽可笑,可那時候卻是鄭重其事的。荒唐嗎?如果說「荒唐」,荒唐不在工宣隊,工宣隊沒有說錯,只能說是《實踐論》荒唐。你總不能說數學理論不是「各種思想」中的一種思想吧?遵循《實踐論》,你總不能說數學思想可以免打階級烙印吧!其實呢,不僅數學,所有自然科學都沒有階級性。你說「萬有引力定律」的階級屬性是什麼?以毛本人為例,階級說在《實踐論》中就站不住腳,例如我所指出,並且還要繼續指出的它其中出現的錯誤,就不能說是由於他的富農階級出身,只能說,其中之一是由於他個人的科學素質太差。這個使他立於必敗之地的根本原因,在他的認識論中,是找不到答案的。而在皮亞傑(Jean Piaget 1896-1980)的「發生認知論」里卻能得到合理的解釋。因為毛上學的時候嚴重缺門,數理化知識一竅不通,這就形成他認知結構(皮氏術語叫做「圖式schema」)的嚴重缺陷,無法正確地納入此一新的命題(皮氏術語叫做「同化Assimilation」)以擴建圖式。這就需要主體改變動作,補上缺陷,改建圖式,以適應認知需要,這叫做「順應(accommodation )」 。由於先天不足而又後天失調,所以他就成了一個科盲,只要一接觸到自然科學的問題就出岔子。茲舉小例子,從細微處見精神。人們論說哪門學科的時候,總是要用那門學科的學術用語,如上的「圖式」、「同化」、「順應」等,一般人說是「行話」,如果不用或用錯,就算是說了「外行話」。他在《矛盾論》中有兩處說:「對於某一現象的領域所特有的某種矛盾,就構成某一門科學的對象。例如,。。。。。。化學中的化分和化合」。在化學教科書中,只有化合、分解、置換、複分解這樣的術語,沒有人把「化分」當作術語用的。而當時他在前面引用的列寧的原話,卻是這樣說的:「在化學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可見列寧比他內行。在文革中,那句有名的「吐故納新」語錄,說要吸進「新鮮氧氣」。這又是外行話,只能說新鮮空氣,「氧」是化學元素,不分新舊,就像不能說「新鮮氫氣」一樣。如果聯繫到他在大躍進中瞎指揮的深翻土地、密植、土法煉鋼,等等,就更能說明他對自然科學簡直不識之無、太外行了。可他卻硬說:「外行領導內行是個客觀規律。」這就既無知又無恥了;他把辯證法變成詭辯術,由著他來信口雌黃罷。
  廣為流傳,眾所周知:1958 年10 月,毛澤東來湖北視察,下榻在東湖客舍。李達求見蒙允後,便與毛談起了哲學。李問毛: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毛說:這個口號同世間一切事物一樣,也有兩重性。一重性是講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這是有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說想到的事都能做到,甚至馬上就能做到,那就不科學了。
  李認為這個口號現在不能談兩重性,談兩重性,在現在的形勢下就等於肯定這個口號。毛便問:肯定怎麼樣?否定又會怎麼樣?李說,肯定這個口號就是認為人的主觀能動性是無限大,就是錯誤。他認為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離不開一定的條件。一個人要拚命,「以一當十」可以,最後總有個限制、總有寡不敵眾的時候。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是要有地形做條件,人的主觀能動性不是無限大的。他繼續問毛:主觀能動性是不是無限大?毛直截回答:在一定條件下無限大。在場的梅白見李達慷慨激昂,對主席多有冒犯,就用自己的腿悄悄地碰了一下李達的腿,示意他適可而止。毛澤東看見了,衝著梅白說:「小梅,你不要搞小動作,你讓他說,不劃右派。」這裡表現出毛的一個條件反射,只要你說實話,他就想到要劃右派。
  爭論到後來,梅白說:我們打電話讓他們取消這個口號。可是李仍然說:口號取消,思想不取消還是不解決問題。現在人們不是膽子太小,而是太大了,頭腦發燒。你腦子發熱,達到39度高燒,下面就會發燒到40度、41度、42度,這樣中國人民就要遭受大災大難了。毛說: 你說我發燒,我看你也有些發燒了,也有華氏百把度的。還是我在成都會議說過的那句話,頭腦要熱又要冷。
  在返珞珈山的汽車上,李還對梅白說:《實踐論》、《矛盾論》講得多好呀!客觀,主觀,實踐,理論,講得多好呀!現在連「一黨之主、一國之首」的毛主席也認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是講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我們國家要大禍臨頭了!
由著頭腦發燒的毛澤東為所欲為,瞎指揮一氣,終於釀成餓死4600萬人亘古大慘劇;被李達言中了。而李達也為自己的逆龍鱗的一次忠言最終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他臨死也沒弄清《實踐論》、《矛盾論》既然那麼「好」,它們的作者怎麼竟能用如此荒謬絕倫而又不可理喻的「實踐」來體現它們呢?
這就說明,除了科學素質的缺陷以外,毛的道德素質也太成問題。正如他自己說的:「知識的問題是一個科學的問題,來不得半點的虛偽和驕傲,決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誠實和謙遜的態度。」他對李達的態度固然是不謙虛,但是由於另有政治野心的原因,所以也就不簡單是個不謙虛的問題了。至於說「誠實」,他把自己跟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和科學家歸為老實人,把托洛斯基、布哈林、陳獨秀、張國燾、王明、李立三歸為大不老實的人。以一個數學得零分的人,毛竟敢膽大包天地奢談基本粒子!難道在這個領域他不做任何調查研究就有發言權嗎?簡直是瞎胡鬧,亂彈琴。這是把哲學當玩意兒來玩弄,以哲學的泛泛而論,代替科學的具體實證。學他的樣,我可以全面地天才地對毛澤東的胡充八當加以發揚光大,對現有的和未來的任何自然科學的、社會科學的最新成果(包括諾獎獲得者),閉起眼睛、裝腔作勢地說:「裡面仍有不完善、不正確之處。你們信不信?你們不信,我信。」我相信或遲或早,我的這句廢話就可能應驗;當然啦,即便應驗了,也不能說不是廢話。林彪就對他兒子說毛:「他不應當裝作什麼都懂得,好象萬能的上帝。他不懂得國計民生,不懂得經濟規律,所以想法古怪,亂彈琴。」 (《林彪眼中的毛澤東》見林彪、葉群日記。)他總是不懂裝懂,不能裝能;以一知充多知,以一能充多能;甚至以無知充無所不知,以無能充無所不能、充萬能。科學是科學知識和科學態度的產物,毛所缺乏的正好是此二者。所以在毛面前,如果你要當老實人,如哲學家李達,說老實話說,不為「毛無」服務,他就叫你滅亡。自然科學家錢學森,三次寫文章曲意奉迎,為「毛無」服務,鼓吹大躍進,所以能夠飛黃騰達。第一次是在1958年4月29日在《人民日報》第七版頭條以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的名義發表《發揮集體智慧是唯一好辦法》的文章,說:「最近我算過這麼一個粗淺的帳,就是地球上一個單位面積上,受太陽的能有多少。假設我們說,一天太陽光照在地面上,只照八小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八小時太陽光照上去,如果我們只計算1%的能用來轉變為植物有效利用的能,這個能把水和二氧化碳轉變為澱粉,那麼就可以在一畝面積上年產約八千市斤的澱粉。」第二次是在1958年6月16日的《中國青年報》上發表《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上前引用民歌:「前年賣糧用蘿挑,去年賣糧用船搖,今年汽車裝不了,明年火車還嫌小!」。 然後就著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繼小麥畝產2105斤以後,又有2畝9分地平均每畝打下了3530斤小麥的消息, 經過科學推算得出結論:「那麼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 第三次是在1959年第5期《知識就是力量》雜誌發表的《農業中的力學問題》,文中說:「我們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畝地上的陽光,一共折合約94萬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陽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麼單位面積乾物質年產量就應該是這個數字,94萬斤!自然,高等植物葉子利用太陽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計最高也不過是1/6,這就是說,單位面積乾物質的年產量大約是15.6萬斤。但是植物生長中所積累的物質,只有一部分糧食,像稻、麥這一類作物的穀粒重量,約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這樣算來,單位面積的糧食的年產量應該是7.8萬斤。這是說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為陰天而損失25%,那麼糧食的畝產量應該是5.85萬斤。這是說,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長,如果僅在暖季才長,也許要再打一個2/3的折扣,那麼平均畝產量是3.9萬斤了。」科學家為大躍進提供「科學依據」,之就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範例。看看錢學森在文章開頭是怎麼說的?他說:「這幾年來,中國人民在黨的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精神振奮,意氣風發,無論在工業戰線、農業戰線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別是1958年大躍進以來在同一設備條件和土地上,生產量提高了許多倍。由於這種生產上飛躍的發展,也就出現了一連串新的科學技術問題,要求科學工作者去解決。我在這裡想提出其中一個問題,就是農業高額豐產技術中的力學問題。」這樣地為無產階級服務的態度可以說是忠心耿耿之至了。當然不止一個錢學森。再如,醫學家可以用生理解剖學來論證人身上具有巨大的大躍進潛力。報紙上這樣宣傳:人的器官,比如腎,一個就夠用了,另一個是備用,所以即便毀了一個也不會危及生命。這一些理論,要是比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有命不革命,要命有何用?」來,還稱不起是徹底的唯物辯證論者。這還有什麼科學可談!反右派運動中,法學界凡是主張尊重法律的科學性的,就以「反對法律為革命的政治服務」的罪名,統統打成右派。這便是《實踐論》的社會效應。以民諺為證:「表揚了指鹿為馬的,提拔了溜須拍馬的,坑害了當牛做馬的」。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我們民族的災難深重極了(是毛澤東造成的――引者注,下同),唯有科學的態度和負責的精神(這不僅是毛所最缺乏,而且是他直接違反的),能夠引導我們民族到解放之路(他對中華民族的奴役,不論是飢餓、迫害、死傷,也不論是恐怖、欺騙、精神施虐,都有甚於異族侵略,和有甚於希特勒之對待猶太民族)。真理只有一個,而究竟誰發現了真理,不依靠主觀的誇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遠了不說,且看中國人,包括共產黨人,怎樣挨過了這60年的「客觀實踐」。)」(《毛澤東選集》一卷本,頁623)讓我繼續舉出事實來論證: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第一個特點,公然申明為無產階級服務,決定了它和科學的絕對不相容。所引材料論述,主要來自《炎黃春秋》1999年第11期上王若水的一篇文章:《毛澤東時代的兩樁哲學公案》
這兩樁公案,一樁發生在與史達林之間對「矛盾的同一性」問題的岐見;一樁發生在「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之間。
 
蘇聯著名哲學家羅森塔爾起初顯然對毛肯定「矛盾的同一性」感到高興,他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中肯定了這個原理。可是不久,在1953年第一期的《哲學問題》上,出現了一篇批評他的文章。這篇文章來自史達林的授意 。文中說:「我們認為羅森塔爾教授所使用的『對立的統一』及『對方的統一和鬥爭』等名詞是不妥的。史達林同志在其經典著作《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中已規定『發展是對立面的鬥爭」,這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的最新成就」,而「對立的『同一』或統一是黑格爾表達方式的殘餘」。

同年《哲學問題》第四期,羅森塔爾發表了自我批評。

以後,在尤金和羅森塔爾合編的《簡明哲學詞典》的1954年第四版的「同一性」這一條中,加進了如下的話:

有時,有些人錯誤地把馬克思主義的同一性原理應用於一些根本對立的現象。例如:一些人說,和平和戰爭是同一的;另一些人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是同一的,等等。這樣簡單的理解同一性其實就是濫用黑格爾的術語。孟什維克式的唯心主義格外熱衷於這種做法。像戰爭與和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生和死等等現象不能是同一的,因為它們是根本對立和相互排斥的。

這裡面談到的「戰爭與和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生和死」這三個例子都是《矛盾論》中用來說明「矛盾的同一性」的。很顯然,這是不指名地批評《矛盾論》。羅森塔爾這樣做,當然是要表示他的「改邪歸正」;但是,批評毛澤東這樣的事,如果沒有史達林的授意,羅森塔爾是不敢的。

生與死的同一性是黑格爾首先提出來的。恩格斯也不止一次講到這一點;例如他在《自然辯證法》中說:「今天,不把死亡看作生命的本質因素,不了解生命的否定本質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中的生理學,已經不被認為是科學了,因此,生命總是和它的必然結局,即總是以萌芽狀態存在於生命之中的死亡聯繫起來加以考慮的。辯證的生命觀無非就是如此。……生就意味著死。(《馬恩選集》4卷370頁)

《簡明哲學詞典》的第四版在1955年譯成中文出版,「同一性」那一條一字未改地發表了出來。毛澤東當然不會不把這個批評放在心上,但在當時,蘇聯的「斯無」是領導中國的「毛無」的,「毛無」也只能忍耐。

1953年蘇聯「斯無」逝世。三年以後,在1956年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赫魯雪夫作了批判個人崇拜的報告,揭露了史達林的錯誤和罪行。這個報告震動了全世界。毛澤東覺得可以在這個哲學問題上對史達林進行反批評了。

在1957年1月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批評了史達林「只講對立的鬥爭,不講對立面的統一」,說《簡明哲學詞典》反映了史達林的觀點,是根本錯誤的。毛澤東再次闡述了戰爭與和平、生與死、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同一性,然後說,「對立面的這種鬥爭和統一,史達林就聯繫不起來。」(《毛選》第五卷第347?348頁)
 
可見為無產階級服務也是一分為二的。為「毛無」服務與為「斯無」服務就大相逕庭、大異其趣,就會得出兩種迥異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這樣的認識論能科學嗎?先別說他反科學,就算他想科學--「斯無」活著「毛無」敢科學嗎?在中國除極個別人之外,大都不敢科學;小心翼翼為「毛無」服務而仍在劫難逃者,蓋因下錯寶之故也。實踐論規定的第一個顯著特點,把認識論變成了下寶術。看楊獻珍是如何大難臨頭的吧!

從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關於「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的爭論情況來看,楊獻珍一派似乎是處於劣勢,至少在哲學界同意他們的觀點的人不多。到1963年底,楊獻珍想擺脫被動局面,表示自己並不是如對方所說的只講唯物論不講辯證法,他開始在中央黨校講授辯證法,講「對立面的同一」了。楊獻珍在講課中引用了明代哲學家方以智的「合二而一」這個話來解釋對立的統一;又說,「所謂統一,就是不可分地聯繫著的」。

毛澤東抓住了楊獻珍的「合二而一」這句話,認為這是和自己講的「一分為二」唱對台戲。其實,楊獻珍並沒有否定「一分為二」。「一分為二」和「合二而一」並不是非此即彼地對立的。事物之所以能「一分為二」,正因為這個「一」裡面已經潛在地包含了「二」,這個「一」是「合二而一」的「一」。這就好像一枚硬幣的兩面,從這面看是「一分為二」,從另一面看是「合二而一」。

「合二而一」的觀點本來和毛在《矛盾論》裡的觀點是一致的。《矛盾論》曾說矛盾雙方「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這不就是「合二而一」嗎?為什麼毛澤東改變了自己本來正確的觀點呢?

這個原因不能從理論本身去找,而要從當時的政治背景中去找。

這個時期毛正致力於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而在他眼中,楊獻珍並不是他的忠實信徒。楊是一個正統的共產黨員,他為何觸怒了毛?楊獻珍不會故意提出「合二而一」來和毛澤東唱對台戲。真實的原因有兩件事:一是楊獻珍在中央黨校講哲學課,只是抱著列寧的一本《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不講毛澤東的哲學著作;仿佛讀通了列寧這本書,弄懂了「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之後,別的書就不用讀了(楊獻珍被撤職以後,他的繼任者林楓吸取教訓,把讀毛著列為中央黨校的首要任務);另一個原因是楊獻珍在1958年直率地批評了「大躍進」中的主觀主義,說「衛星田」是「唯心田」等等。因此,毛不喜歡楊獻珍。


不過毛的轉變的最重要的原因,還要到國際背景中去找。

60年代初,蘇聯哲學界提出了對立面可以「融合」的論點(米丁、費多謝也夫),這是為赫魯雪夫的「全民國家」、「和平共處」的概念作辯護。共產黨對意識形態的重視,使得他們的領袖在提出一條路線和一項基本政策時,一定要證明它的背後有一條普遍的規律。這樣,赫魯雪夫為了肯定新路線的合理性,就需要從哲學上來論證並不是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調和的;而毛澤東也需要通過批駁矛盾「融合」的觀點來證明赫魯雪夫背叛了馬列主義。

其實,蘇聯哲學界使用的「融合」這個術語是來自馬克思。馬克思在敘述黑格爾的辯證法觀點時說:「兩個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鬥爭以及融合成一個新範疇,就是辯證運動。」(〈馬恩選集〉1卷144頁)採用這個概念,是同史達林的觀點背離而向馬克思的靠近;從理論上說,這是一個進步。但毛澤東是從政治需要來評價這種轉變的。

這個時期,毛澤東正在加緊進行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部署。1963年,中蘇兩黨的論爭進一步公開化。從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人民日報》和《紅旗》兩個編輯部陸續發表了九篇批評蘇共的文章(「九評」)。在國內農村,從1963年到1964年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文化領域,1963年毛作了對文藝界進行嚴厲批評的批示。在外事領域,毛批評了對外聯絡部的所謂「三和一少」路線(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各國反動派要和,對各國人民革命支援要少)。中共已和蘇共分道揚鑣。毛需要宣傳中蘇分裂的必然性。

正好這時楊獻珍提出了「合二而一」,毛認為這可以抓住這個機會從哲學上來論證矛盾的不可調和,反對妥協與合作,反對聯合。

毛囑咐《紅旗》對正在進行的關於「合二而一」的討論發表一篇評述。這篇題為《哲學戰線上的新論戰》的評述經過陳伯達的審閱和修改,在該刊1964年的16期發表。於是一場大規模的批判運動開始了。

  這篇文章說:「一分為二」和「合二而一」是「兩種根本對立的世界觀」。現在,國際上反帝反修的鬥爭正在蓬勃發展,國內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正走向一個新的階段。面對這種形勢,毛澤東強調要用「一分為二」的觀點來進行鬥爭。楊獻珍在這時宣揚「合二而一」論,就是適應修正主義和敵對階級的需要,宣傳階級合作和矛盾調和,對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這頂帽子是很大的。楊獻珍是不是真有這個目的,這對毛澤東並不重要。不管是不是,毛澤東也要這樣說。這是政治的需要,這才是真正重要的。
 
1965年3月1日,中央黨校校務委員會向中共中央作了<<關於楊獻珍問題的報告>>。報告列舉了楊獻珍的十大罪狀:(1)反對毛澤東思想;(2)製造反對社會主義的理論;(3)攻擊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4)鼓吹資本主義復辟`大刮單幹風;(5)攻擊歷次的政治運動,大鬧翻案風;(6)同彭德懷一道反黨;(7)站在赫魯雪夫一邊;(8)包庇`安插惡霸`地主反革命分子;(9)把高級黨校變成獨立王國;(10)企圖抓全國黨校領導權,並且伸手到許多方面去。給楊獻珍的結論是; 「他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言人,是彭德懷的一夥,是個小赫魯雪夫。」9月24日,中共中央批准了這個報告,作為中共中央文件批發全黨.並批准撤消了楊獻珍的中央黨校副校長職務。文革開始後,楊獻珍已經是 「死老虎」了,但還是在劫難逃,被戴上了 「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裡通外國分子」`、「大叛徒」等政治帽子,受盡了各種各樣的凌辱和折磨。1967年5月,楊獻珍被囚禁起來,9月康生親自下令將其正式逮捕,在監獄裡關了八年之久。直到1980年才得到了徹底平反,此時的楊獻珍已是84歲的老人了。楊獻珍劫後餘生,悲憤地對一位訪問記者說: 「歷史上有過株連十族的例子,那就是明朝的方效儒的故事。所謂十族,就是九族加上他的學生。而 『合二而一』受株連的卻遠遠超過十族,而那些受株連的人中,很多人同我毫無關係,我也根本不認識他們,不過僅僅因為寫過贊成 『合二而一』的文章,竟也遭到各種各樣的迫害。」 這種人數多、時間長的大規模株連,可以說是 「史無前例」的。(以上參見《毛澤東和康生》第52頁)
 
毛說:「像托洛斯基那種人,像中國的陳獨秀、張國燾、高崗那種人,對他們無法採取幫助態度,因為他們不可救藥。還有像希特勒、蔣介石、沙皇,也都是無可救藥,只能打倒,因為他們對於我們說來,是絕對地互相排斥的。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毛澤東選集》五卷,頁497)毛澤東強調的「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在中國是無人不曉的,怎麼能「他們沒有兩重性,只有一重性」呢?就算「他們」是壞蛋,難道只有好蛋才是一分為二的嗎?若果說對好蛋才能一分為二,那麼,為什麼許多人只是說了一句「對毛主席也要一分為二」的話,就立即給投進監獄了呢?所以,人們在《實踐論》指導下進行認識和實踐,對科學不科學、真理不真理,就都無所謂樂,別說「指鹿為馬」,即便你「指太陽為煤球」,大家也會高呼英明:「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錢學森們也會發表最新科研成果,算出煤球發出的光和熱會使畝產達到幾萬斤。事實擺在面前,僅僅在「一分為二」這個學術問題上,株連了多少人住監獄,家破人亡!如果說,認識是批判的武器,那麼,實踐就是武器的批判;《實踐論》就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和對真理的規定權)」的哲學表達。所謂「槍桿子」,現實的含義就是他掌握的國家機器。政治運動不就是對人身進行迫害以至肉體消滅,即用國家機器參與思想認識、學術觀點或政治路線的大批判嗎?一連串的槍聲,人頭落地,這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單說反右,數以百萬計的右派,由於受殺害和殘酷折磨而死和當時雖未死、但因身心嚴重受損而提前死亡的是絕大部分,而「自然」死亡所占比例微乎其微,據統計,現在也僅剩下幾千個老右派在苟延殘喘。要是量化《實踐論》的第一個特點,前前後後算下來,那會是以「人命」作單位而上億的。
涉及到第二個特點的問題,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說:「思想等等是主觀的東西,做或行動是主觀見之於客觀的東西,都是人類特殊的能動性。這種能動性,我們名之曰『自覺的能動性,是人之所以區別於物的特點。」(同上,頁445)就是,首先得有主觀。要明白,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唯一的主體。「主觀」是主體之魂,是一種精神,見之於客觀就是實踐。實踐就是精神變物質。在這裡,不證自明的結論是,主觀在先、客觀在後,精神在先、物質在後,認識在先、實踐在後。如果不是主觀、精神、認識在先,那麼,還談什麼「自覺」、什麼「能動性」、什麼「人之所以區別於物的特點」?人就與物無別了,人的活動就成為物的「被動的受動性」了。可是,這樣來認識問題,就動搖了馬列主義的基本教條。到此暫停,我現在還不想多談第二個特點的問題,隨後在「下篇」我將會專門對此詳加論證。現在我們來把毛的言行和馬克思的話相印證:「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並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於離開實踐的思維是否具有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6頁)《實踐論》雖然言必稱「實踐」,但它本身並不是實踐,而是認識,也必須受實踐來檢驗。《實踐論》是由它的主體創造的一個精神客體,如果我們首先由它的主體的實踐來檢驗它,那麼,這正好是論證了它的副標題:「知和行的關係」。這就是,我們有必要認真看看毛澤東思想----毛的精神究竟變出了什麼物質?以前的不說,但看他從延安時期確立毛澤東思想以來的所作所為,諸如:對受騙前來投奔「民主、抗日聖地」的青年男女「搶救」得死去又活來;不抗日,讓日本多占地;誘發「皖南事變」,消滅黨內異己項英的勢力;開展種鴉片、亡國滅種的大生產運動;政府達到「抗戰必勝」,要繼續實現「建國必成」的時候,毛在黨內批判「和平民主新階段」,對外,利用在深山背後養精蓄銳的八路軍,去奪城市、搶地盤,把人民又投入到內亂的血海之中;為了驅使貧農當炮灰,用流血的方式鬥地主、分田地。篡政後,把國家機器變成絞殺機,機聲隆隆,日夜不停,數以百萬、千萬地屠殺。這已經是現存老、中、青年人所經歷或部分經歷過的,無需詳述了。恐怕這就是令哲學家李達大惑不解處:是毛說明白話、拉糊塗屎呢,還是「兩論」根本就是兩堆糊塗屎?有一位毛的信徒,網上的名字是「直方大」,他秉著為無產階級服務的信條,寫道:「判斷其是對是錯,則取決於評判主體的階級立場,評判的標準實際上早就由主體的階級立場先驗的決定了,而不需要通過什麼『實踐』來『檢驗』。如果非要『檢驗』,那就一定會各說各話,而絕不可能得出一個大家都一致同意的『真理』,因為大家的 『標準』根本就不同。毛澤東思想是窮人的真理,是被剝削階級的真理,是一切愛國者的真理,豈容一小撮不自量力的走資派檢驗!」 如果你認為這個說法太蠻橫、 太荒唐,太讓人啼笑皆非, 那毛所指出的「一個是它的階級性,公然申明辯證唯物論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這個特點,就只能合乎邏輯地導出這種荒唐性質的結論。可以名副其實地稱作「毛派分子」的郭傳志,在其長篇大論中說:「而社會實踐包涵著階級鬥爭,因此,真理的具體標準具有階級性。社會主義的標準,就是無產階級工農大眾的標準,反過來就是資產階級、走資派、修正主義者、官僚買辦力求打擊扼殺的標準。尤其是社會實踐,離開階級鬥爭談真理標準是荒謬不經的。」 ( 《遲到的批判——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烏有之鄉網站)那就是說,真理是各個階級自立標準。
按常理說:「科學無禁區」。如果要為「為無產階級服務」,那麼,對科學就必然要設禁區。這也就是為什麼為共產黨的決議所明文規定的「徹底否定」或不完全徹底否定的文革和反右等,至今仍不許大家公開研究的緣故。所以在這樣的認識論強行指導下,所有的科學成果都只能胎死腹中。我是教師,我只知道60年來除了詮釋語錄之外,沒有產生一部稱得起科學的教育理論著作,也沒有產生過一位教育家。而對所有此前的教育家,從孔老夫子到陶老夫子,無一不是遭到掘墓鞭屍,以便讓「毛澤東教育思想」橫行無阻。而他的教育思想,認真地說,是毀滅教育的思想,這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的「命」是 同樣的,只是文化的外延大於教育的外延而已。
  因為毛數學得零分(倒不要求他成為數學家),就使他失去了接受嚴格的邏輯思維的訓練的機會,造成他說話顛三倒四,逢說東就說西。就以他號召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來說,是他信誓旦旦,一再強調 「言者無罪」,這樣費盡心機,經過千呼萬喚, 「黨外朋友」才出來講話的。可他一翻臉,上百萬人就成了向黨猖狂進攻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而他卻厚顏無恥地強詞奪理,說:「這種人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他們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 」先不說他說的「行者」,也只是男盜女娼式的欲加之罪的說詞;權且硬著頭皮接著往下讀,接下去便是::「。。。。。。另一種右派,有言論,無行動。。。。。。」( 《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438)我倒要責問後來發表過名詩句 「不許放屁」的毛大詩人:怎麼 「無行動」、不是 「行者」,「言者無罪」按說該對他們完全適用,他們卻也成「另有一種右派」 了呢?這不是自打嘴巴嗎?又如,他前面說知識分子最無知識;又後面說知識越多越蠢,越反動。這是什麼意思?――是說知識分子最無知識所以最不蠢,最不反動呢?還是說知識分子知識很多,所以越蠢,越反動?反正是前言不照後語。還是讓我們回到《實踐論》的例子上,他說:「有些外面的人們到延安來考察,頭一二天,他們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觸了許多的人,參加了宴會、晚會和群眾大會……。這叫做認識的感性階段,就是感覺和印像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人們還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論理(即合乎邏輯)的結論。外來考察團先生們在他們集合了各種材料,加上他們『想一想』之後,他們就能夠作出『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是徹底的、誠懇的和真實的』這樣一個判斷了。在他們作出這個判斷之後,如果他們對於團結救國也是真實的的話,那麼他們就能夠進一步作出這樣的結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能夠成功的。』」這一論斷,就是不合邏輯(先不說他這話是撒謊、居心騙人)的。談「統一戰線」,至少也必須是國、共兩方;「有些外面的人們」――這種說法可證,「外面的人們」絕不是指國民黨的正式代表團, 那麼,『如果他們對於團結救國也是真實的的話』,怎麼「他們就能夠進一步作出這樣的結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能夠成功的。』」呢?合乎邏輯的說法應該是:「他們確知國民黨對團結抗日的態度是徹底的、誠懇的和真實的」,現在看到共產黨也是如此,既然雙方都是如此,那麼,「他們就能夠進一步作出這樣的結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能夠成功的』。」
  
  他的說話邏輯混亂,連他的著名秘書、黨的權威理論家胡喬木都看不過去了。毛澤東提出「中國有八億人口,不鬥行嗎?」對此,胡喬木說道:「這是什麼邏輯?中國有八億人口,怎麼就接下來不鬥行嗎?假如中國只有八百萬人口,是否不鬥還可以?因為有了八億人口,一定要抖掉它一批才行,是不是這樣?這種話完全是一種武斷。用三段論式也不完全,大前提在什麼地方?小前提在什麼地方?」(尚定:《胡喬木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20年》,頁304)這麼外行的領袖來奢談認識論,還要用「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驅趕著人們去「實踐」,可憐的中國人只好 「下定決心,不怕犧牲」了。其中遭到犧牲的就有上述那位為他寫了《〈實踐論〉解說》和《〈矛盾論〉解說》、被他贊為「極好」的大哲學家李達。

  其實,不僅自然科學,而且所有的科學,只要稱得起科學,就都是沒有階級性的。因為科學是研究和揭示「規律」的,規律對各階級一視同仁,是「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的。如,作為內隱的 「各種思想」之外顯的語言及其規律――語法,連史達林都明確地承認它沒有階級性。可是,用《實踐論》的邏輯,將會大驚小怪:「什麼種子開什麼花,什麼階級說什麼話嘛!」其實,即如《實踐論》中揭示的所謂「人類的認識秩序」,也是只有正誤、深淺、偏全之分,而絕無姓資、姓社之別。至於說「為無產階級服務」,這和「為人民服務」、「群眾路線」云云一樣,統統都是鬼話、都是滑天下之大稽!林昭說:「人民在公廁里!」林彪說:「主席就是最大的群眾,他一個人頂億萬人,所以和他的關係搞好了,就等於對群眾搞好了,這是最大的選票。」([史海鉤沉] 《林彪日記言論毛澤東》)蔣介石早說過:「我們深信中國不需要無產階級專政,我們更信中國如有無產階級專政,必是『流氓無產階級專政』。」(轉引自[黃花崗]總十期第117頁)中共只能建成流氓無產階級專政。這話能否成立?那就完全取決於毛及其嘍囉們是否一鍋煮、全是流氓?跟他南征北戰的老革命在公開的會議場合,就大罵他是「政治流氓」;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摸他生活糜爛的底細,說他是道德流氓;最大的右派章伯鈞說:「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流氓。」(《人民日報》1957年7月3日)一般的右派、資深記者戴煌接受媒體採訪,說「毛澤東是大流氓,大騙子」。他的親密戰友、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光輝榜樣林彪說:「至於獨裁,那是肯定的。毛自己也承認。你們不覺得他象個痞子嗎?太象了!如果我將來輸給他,只會輸在我痞子勁不夠上。」 (《林彪眼中的毛澤東》見林彪、葉群日記。)甚至早在井岡山上,朱德和毛澤東就當面對罵,「毛罵朱是軍閥,朱罵毛是痞子」(司馬璐《中共歷史的見證》,頁439)。至於他的嘍囉們,從早年湖南農民運動中在太太小姐牙床上打滾的「革命先鋒」,到史無前例的文革中打、砸、搶、抓、抄、奸、淫、燒、殺,最壞的那部分紅衛兵,無一不是滅絕人性、充斥獸性的大小流氓。這不僅從事實上確證蔣先生論斷的正確性,而且也符合毛《矛盾論》的原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事物的性質。這就決定了所有運動的性質都是痞子運動,毛專政的性質是流氓無產階級專政。林彪根據自己緊跟毛澤東的一生,最後醒悟到:「中國的禍害是毛。他是主要矛盾。他不掌權了,什麼都好說了。」(《林彪眼中的毛澤東》見林彪、葉群日記。)

 
按毛澤東的說法:「什麼叫哲學?哲學就是認識論,別的沒有。」(轉引自郭建寧主編《當代中國哲學綱要》,頁100)所以,從《實踐論》到「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便是一部「為流氓無產階級服務」的「痞子認識論」,也即當代中國大陸 「鬥爭哲學的發展史」,所有的政治運動都可以從這裡找到理論根據。批《武訓傳》,是因為武訓這個貧下中農違反毛澤東思想,不搞「造反有理」。批胡適,是因他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死對頭。批胡風,是因他反對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當圖騰,而不是把小冊子吹捧為無產階級的文藝綱領。反右派,是因為他們要獨立思考,要反對「黨天下」。批「反冒進」,是因為「冒進」才是馬克思主義。批楊獻珍,是因為「一分為二」是辯證法,「合二而一」是修正主義。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毛澤東批自己的文化二奶郭沫若,警告他不要再罵秦始皇;其實郭是秉承第一個「最顯著的特點」,才把史學搞成影射史學的;開始是用秦始皇影射蔣介石才對之潑婦罵街的。這本是一筆功勞;即便不提,也應該算作一筆舊帳讓它爛掉。因為,一旦我們唯一的「無產階級=毛澤東」自比秦始皇時,郭二奶迅即改口稱頌「千古一帝」了:「秦始皇是中國歷史上有數的傑出人物,古代中國歸於一統是由秦始皇收其果,而卻由殷紂王開其端。」鸚鵡學舌,已經夠意思了,連暴虐無道的殷紂王也給「遵旨」平反了。誰知我們唯一的"無產階級=毛澤東"竟能是一個「老狗不忘千年食」的算舊帳狂!這時,毛已把中國史,在貫徹「最顯著的特點」下,歸結為一部「儒法鬥爭」史了。治史如此,反映現實更是削足適履。還有什麼真理可言?為無產階級服務而已矣。我記得看蘇聯電影,一個鄉下人向列寧尋問農民的真理,列寧說:「你把糧食交出來!如果不交,我們就消滅你!這就是我告訴你的真理。」(大意)鬥爭哲學的真髓就是「消滅」,包括消滅人的獨立思考,消滅真理,消滅真理的載體(肉體),造成毛澤東思想之外,再也無任何真理存在之餘地。這就是《實踐論》告訴你說的真理。
根本問題不在於《實踐論》的基本精神是反科學的,而在於毛澤東根本就沒有打算通過科學研究而獲得真理。他翻雲覆雨,三天說「東」、兩天說「西」,你聽他哪句話?其實他腦子裡想的根本不是真理;充斥於他腦子的是「權力」。張顯揚先生在<<毛發動文革,生前防篡權,死後防鞭屍>>一文的結尾說:「我說了那麼多,中心的意思,就是決不要用理想主義的眼光去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要掉進人家的思維模式。這裡沒有任何理想主義的東西,有的只是赤裸裸的、血腥的權力鬥爭」(<<開放>>雜誌2006年5月號)。
《實踐論》公然申明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為無產階級什麼服務的?為「奪權」。所以它是奪權的「棍子」和「刀子」,這次是要打殺王明等教條主義者和周恩來等經驗主義者。《鄭振鐸「反右」日記:感嘆毛澤東「陽謀」用得妙》,其中說:「大家,包括正被批鬥和將被批鬥的「右派」們,第一次看到『陽謀』這個詞,無不感到新奇,嘆其舊詞翻新之妙,同時深感這個詞內含的肅殺之氣。然而早在1949年4月13日所作的《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總結》的報告中,毛澤東在批判王明的教條主義時,已使用了『陽謀』一詞。他說:『整風運動提高了同志們的嗅覺,縮小了教條主義的市場。有人說,這是陰謀,是要取而代之的。其實,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也是要取而代之。』」這篇『取而代之』的奪權鬥爭哲學,作為棍子、刀子,一路打殺而來,徒子徒孫們視為傳家法寶,愛不釋手,連呼:「寶刀!寶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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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踐論》為什麼是反科學的?(下)

                                                                                           --評第二個「顯著特點」
 
                                                                                                                      魏紫丹
                                                                                                                                                                                                                                                            
 
對《實踐論》跟對整個毛澤東思想一樣,你剖析它、批判它是需要做好多層次的工作的。比如上篇批判它關於抗日統一戰線的論述,上前的的第一個層次是要揭露他不抗日、假抗日,假日滅蔣,惡性發展準備打內戰的軍事實力,等等,他說統一戰線,全是騙人,全是陰謀,而且你剝了這一層,見到的仍非真相,他搞的是一個謊言、假相環環相扣的連環套,光這就夠你寫一本書;其次才能談到這個論述本身正確與否。如果正確,你再聽其言而觀其行,就會證明他是說一套、做一套;如果錯誤,就需指出錯在何處、根在何處。在這方面有人(特別是原教旨主義者)把他的錯誤歸結為不合馬列主義,但是,如果合馬列主義就正確嗎?有人是對照事實,從學理上或邏輯上批判它,也有人揭露其動機、目的。第三,他這樣做,正如他說的「達到預想的結果」,即:結果陰謀得逞,篡奪了政權,是否用此實踐來檢驗,就證明他占有真理,是站在歷史發展的正確方面、而不是倒行逆施、拉歷史的倒車呢?現在,我們正是這樣從認識到實踐、從辨真偽到明是非、別善惡,在一層層剝《實踐論》這頭洋蔥。
                           
實踐也好,認識也好,它們的主體是人。它們都是主體的功能,這是中國傳統哲學上講的「體」、「用」的關係。認識和實踐都是主體情況如何的函數,一切以主體情況而定。主體情況首先是由主體的遺傳素質而定,在此基礎上,隨後由環境(主導因素是教育)而定。如果一個人生下來就是個瞎子,那麼,什麼樣的實踐也不能讓他對顏色產生認識。我記得有人問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記不清是否李遠哲先生了):「是不是你特別勤奮、努力?」「努力,不用說了,我們這些人誰會不努力!」「那你為什麼能夠得此殊榮?」「可能也與遺傳有關。」(大意)一個特別優秀的小說家、詩人、畫家、音樂家,並不一定通過努力就能成為非常優秀的文藝理論家;反過來說也然。因為,小說、詩歌、繪畫、音樂,乃藝術也;文藝理論,乃科學也。前者雖有優秀的藝術實踐,但他們是屬於藝術型,如不擅長於邏輯思維,就很難創造出特別優秀的文藝理論;同理,後者屬於科學型,如不擅長形象思維,就很難產生特別優秀的藝術作品。因此,實踐往往有無能為力的地方。如果神化實踐,認為實踐萬能,把所謂的「實踐的決定作用」 說過了頭,那就會造成過猶不及。讓我們先來嘗試著對「神化實踐」,隨後再接著對「異化實踐」做一次反向思維,從另一種思維角度,來考察認識和實踐的關係。據我大半生的考察,二者誰也不決定誰,只是互補、互助, 「狼狽為奸」 (去掉貶義)而已。
 
論證這一問題,首先需要弄清「實踐」這個概念。按現行哲學專著上的定義,實踐是「人能動的改造客觀世界的物質活動,是人所特有的對象性的感性活動」(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編:《辯證唯物主義原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頁)。實踐一定是活動,但活動不一定是實踐。它不是隨便的一種活動,而是特定的具有能動性、改造性、客觀性、物質性的感性活動。明確了概念,消除了歧義紛爭,就可以避免各講各話或雞同鴨講,把精力集中在實質性問題上。
 
一,要重視實踐,但勿神化實踐;實踐有大能,但不是萬能
 
毛澤東神化實踐表現在五個方面,我們也從五個方面來唱對台戲,把它從神壇上拉下來。

第一,從「蛋生雞、雞生蛋」,推論出「實踐來源於認識」,可與毛說的「認識來源於實踐」相剋相生,相反相成 。「蛋生雞、雞生蛋」,好像是個糾纏不清的問題。其實很清楚,先是「蛋生雞」,下一步才是「雞生雞蛋」。先一步的這個「蛋」,並非指雞蛋,而是鳥蛋。當鳥演化成雞的時候,從蛋上看不出,只有孵化出來了,才看出這個變態,遂起名曰:「雞」。「雞」再生出蛋,當然就是雞蛋了。如果表述為:「蛋生雞,雞生雞蛋」,這樣就明確無誤了。胎兒在母腹內,四個多月就會吮手指,出生後會吮吸乳汁--皮亞傑的研究指出,這個吮吸、摸索等活動,建構出第一個認知圖式,這是認知的起點。我剛才有言在先,活動不一定是實踐,如同蛋不一定是雞蛋。所以,說「認識起源於活動」,或如毛說:「認識開始於經驗」,這是對的,但他說「只有社會實踐才能使人的認識開始發生」,這就不對了。因為,人在沒有達到實踐的年齡,早已開始了認識。甚至可以說,肉體的胚胎,同時也是精神的、認識的胚胎。
 
如果說,實踐是認識的來源 ,那麼,實踐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所有人的實踐,都是主觀動機、目的、能力的外化,所有實踐的結果都是主觀動機、目的、能力的物(哲學上的「物」)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就作過形象而又深刻的闡述:「蜜蜂建造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築師感到慚愧。但最蹩腳的建築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築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3卷,第202頁)如果有人追問「勞動者的表象」又是從哪裡來的呢?當然,回答「從勞動中得來」是順理成章的,同時也證明認識來源於實踐。但在勞動之前,表象已經觀念地存在。這裡就犯了一個最犯忌諱的邏輯錯誤:循環論證。不犯此病,而又合乎事實的答案,我倒想到一個,比如仿生學,造飛機的表象並不是在實踐中產生的,而是從觀察鳥飛中得出。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曾引用了毛澤東在《論持久戰》講能動性時,對這個道理作的闡述:「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須先有人根據客觀事實(並不一定是實踐,如鳥飛的事實――引者),引出思想、道理、意見,提出計劃、方針、政策、戰略、戰術,方能做好。思想等等是主觀的東西,做或行動是主觀見之於客觀的東西,都是人類特殊的能動性。」(《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卷,第477頁)既然是主觀見之於客觀,必然是,先有「主觀」;不然,怎能和是什麼「見之於客觀」呢?這和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一樣,都是認識在先。即便說其中的「理論」是經過實踐檢驗過的,但這個理論對於這個革命運動,只有在用以指導革命之後才見出成敗,因此,由於實踐檢驗的滯後性,所以總是理論在先、檢驗在後。所以理論總是具有事實上的和邏輯上的先在性。原子彈產生之前,人類是沒有「原子彈實踐」的,是在沒有原子彈實踐之前的理論指導下,才產生了原子彈。更何況實踐的最基本含義是改造世界;人類認識和研究太陽總有幾千年了,但至今何曾改造過太陽呢?

第二,由於人的知、情、意、行所有一切活動都是產生於需要,認為必需,有此興會,才能引起動機、決定目的,說明「被認識到的需要才是實踐的根本動力」 ――戰士打仗這種「實踐」,並不是對打仗這種「認識」的動力;恰恰相反,戰前鼓動士氣,是通過讓士兵認清打仗是為了保衛勝利果實。即便是欺騙,終究是用認識來驅動實踐,增強實踐的動力。林彪提出「四個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後來受到毛澤東稱讚:「解放軍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軍事工作(等於說是全部工作,包括認識和實踐--引者),經林彪同志提出四個第一、三八作風之後,比較過去有了一個很大的發展,更具體化又更理論化了,因而更便於工業部門採用和學習了。」這就說明了在全部工作中,歸根結底還是認識第一。政治掛帥,思想領先,不就是證明「認識是實踐的動力」嗎?

第三,認識才是實踐的最終目的 。好象說「實踐是認識的最終目的」是無可置疑的,因為誰也經不起反問:「認識到底何所為?難道是為認識而認識嗎?」我們也可以以問答問:「人們為了什麼去實踐?例如,為什麼去進行科學實驗?」科學實驗的目的就是明確無誤地,為了得出和證實某個認識的結論(假說,猜想等)而做的。科學實驗就是為認識服務的。有人說這是直接目的;間接目的或說最終目的,仍是為實踐服務的。要說「最終」,九九歸一,無論是認識還是實踐,本身都不是目的,都是為主體服務的手段。實踐是主體客體化,即精神變物質;變出的物質還是為人所用,而且從中可以直觀主體的本質:自我認識、自我實現。認識是客體在精神上主體化,如同吃飯把客體在物質上主體化一樣,吃飯不是目的,營養身體才是目的。人的所有實踐活動,最終目的都是為了自我認識、自我實現。從這個意義上說,主體客體化不是最終目的,客體主體化才是最終目的。主體的靈魂是主觀,包括認識,所以,說「實踐是最終目的」說不通,因為「最終」之後還有「最終」。說「(包括在主觀里的)認識是最終目的」倒是能夠站得住腳的。因為,「自覺能動性是人之所以區別於物的特點。」(見《論持久戰》,同上)「自覺能動性」是人的主體性的基本內涵,有時也說成是主觀能動性。當然,沒有「認識」就無所謂「主觀」了,也無所謂「世界觀」了。從人作為生物體的意義上說是養活生命,從人作為社會體的意義上說是建立科學的世界觀,這二者才是人類一切活動的最終目的。比如大躍進(其他也是,文革更是)的倒行逆施,不僅不值得,而且是大錯而特錯,甚至是禍國殃民。可林彪追隨毛澤東,說「值得」,是「交學費」。何其昂貴的「學費」!浪費了人民幣幾千億元、餓死了幾千萬條人命。林彪是「常勝將軍」,很聰明的人,就算拍毛的馬屁,也不至於如此荒唐呀!你說荒唐,但還真有人信這一套。他的欺騙性就在於以「認識可以是實踐的目的」這個道理,作為思想基礎,來推銷他的「學費論」的歪理。作為思想方法論,毛澤東的許多歪理都是打著正理的旗號而實行偽劣假冒的。我在農村被監督勞動時,一位貧農說:「共產黨光講道理。」我淡然置之。他接著說:「光講理,不講正理。所有理都是倒著講的。」這是合乎毛澤東思想的,他要「把被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也就是說,要顛倒是非。《實踐論》就是顛倒是非之論。在全世界上,所有論述這一主題的哲學理論,都叫做「認識論」,唯毛叫做「實踐論」,無他,意在神化「實踐」也。

第四,對「實踐」最大的神化是毛說的「實踐才是檢驗認識正確與否的唯一標準」,「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如果這樣說,那麼,用什麼來檢驗實踐的正確性呢?你總不能把「實踐」神化為「正確」的同義詞。 實踐本身沒有自明性,只有用認識對實踐的結果進行鑑定,才能判明是否正確。這就是說,只能另立標準。聲嘶力竭地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鄧小平,對此是心知肚明的,否則他為什麼要立個「三個有利於」的標準,讓它凌駕於實踐之上,為實踐立法呢?他說:「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鄧小平文選》三卷,頁372)。毛澤東也是這樣的,它為劃右派,定出了六條標準。這些標準,從思想上說是荒謬的,從政治上說是反動的,剝這層洋蔥皮的早已大有人在,我們就直接就事論事了:這個事例的實質,就是毛澤東用自己的「認識(心目中的標準)」來檢驗右派的「實踐」。標準之於人就是行為的準則,毛、鄧用自己的認識所確立的標準,對實踐來進行規範、檢驗、判決。他們用自己的實踐表明:「認識才是判斷實踐的標準」。難道中國還會有人不知道,判斷每個人、每件事的正確與否的標準是毛澤東思想嗎?在國際上打勝一場球這樣小小的實踐,也說成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文革後毛澤東思想聲名狼藉、一敗塗地,鄧小平把這面破爛的旗幟加以修補,另立名號曰:「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用它來奪華國鋒的權,批「兩個凡是」,打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其實他也是「凡是」。他提出「毛澤東思想體系」是自捏佛、自燒香。最滑稽的是,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是否正確,都不是用實踐檢驗,而是用《實踐論》來檢驗的。也就是用鄧小平的毛澤東思想來檢驗華國鋒的毛澤東思想。這和文革中打語錄仗如出一轍,相映成趣。如此這般,「實踐」就成為了共產黨這群政客們的啞巴婢女。
 
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實際情形是這樣的,只有在社會實踐過程中(物質生產過程中,階級鬥爭過程中,科學實驗過程中),人們達到了思想中所預想的結果時,人們的認識才被證實了。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勝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於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在這裡,上前就又犯了個邏輯錯誤!立論時是說實踐是認識的唯一真理性標準;展開論證時,卻把「真理」偷換成「成功」與「勝利」了。在處理人和自然的關係中可以由預想的成敗來判定大部分的真理性,少部分則不能判定,例子之一,如向自然開展,毀林造田,毀草造田,圍湖造田,一系列造田運動,自以為人定勝天,達到了預想的目標,成功了,但破壞了生態,造成的沙漠化,水旱災難,連空氣都惡質化了;成功帶來災難、勝利受到懲罰,這樣的事實說明:成功、勝利,絕不等於真理,反而是謬誤性的確證。毛把成功等同於真理之後,怎樣解釋無產階級的失敗呢?他在《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一文中曾這樣論證:「在社會鬥爭中,代表先進階級的勢力,有時候有些失敗,並不是因為思想不正確,而是因為在鬥爭力量的對比上,先進勢力這一方,暫時還不如反動勢力那一方,所以暫時失敗了,但是以後總有一天會要成功的。」那就是說,無產階級勝亦正確、敗亦正確,實踐標準先暫時不生效,只能耐心等待到「以後總有一天」,再生效了。這裡的副產品,即:在無產階級「暫時失敗」的今天,已經認識到「以後總有一天會要成功的。」說這種話,不管正確與否,都等於不打自招,證明認識在今天、實踐在「以後總有一天」。
 
在人與人的社會關係中,真理就更不能等同於勝敗了。國際間侵略戰爭的得逞;在國內,中共極權對人民暴虐無道,鎮壓人民、欺騙人民都成功了,以致所有歷次政治運動帶來的浩劫,都達到統治者思想的預想;以及現行的官僚貪污腐化,歹民偷盜姦淫、為非作歹,小人行險以僥倖;這一類壞的預想不管達成與否,都不能算是真理。這樣說來,實踐只是在檢驗成敗上,才是有效的;對檢驗真理,它只是方式、方法和途徑,對其結果的鑑定,則需再加一個人文標準。因為不管政治、經濟、文化。。。。。。所有人類創造文明的活動,終極關懷就是維護人權。所謂「人權」,就是尊重人,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之為人的生存意義。所以真理性的標準應定為兩個,而不要「唯一」:在實踐基礎上,再加上一個人權標準。把實然性評價和應然性評價結合起來。其實毛澤東正是這樣做的,不過他是站在「無產階級」(=毛澤東)的立場上這樣做的。例如對右派言論,錯誤的要反擊,但他明確承認:「右派的批評也有一些是對的」(《毛澤東選集》五卷,頁426)。這樣一來,反右的理由就經歷了三步大跨越:第一步是因為右派猖狂進攻的言論就算是行動,所以可以強詞奪理說成是「行者有罪」;第二步,對於只有言論的,也劃右派,也治罪,這是無可爭辯的由「言者無罪」到「言者有罪」;第三步,批評正確的也不行,正確的也要劃右派。何也?意見正確,但用意惡毒也不行。毛澤東具有火眼金睛:「善意,惡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來的。」(《毛澤東選集》五卷,頁427)可見,說「實踐」只是虛晃一槍,根根本本,完完全全是以他隨心所欲的認識為標準的。
 
第五,認識的秩序:「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這個表述的缺點是,在「實踐」之前和「再認識」之後,兩處都遺漏了刪節號(。。。。。。)。有和沒有這兩處的刪節號,意義可就大不相同了:1,有了刪節號,才能表明是「循環往復以至無窮」,沒有刪節號就成有窮了;2,這樣就成了在「實踐」之前自然是「認識」、在「再認識」之後自然是「再 實踐」,這些包含在刪節號里就成為不說自明的了。3,如果取「認識、實踐」作為一個循環節,這個秩序就成為認識在先、實踐在後了。本來就是這樣的,我已在前面解決了這個「雞生蛋、蛋生雞」 的問題了。在這裡,還可以再加以邏輯論證: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無限的。無限發展的事物是無始無終的,之前還有前,之後還有後。有始有終就成為有限的了。所謂「始」、「終」,只是相對於特定階段才存在的。例如,毛在抗日結束後總結他陰謀得逞的經驗時,自然是實施假抗日這個陰謀的「實踐」在先、對此成果的「認識」在後;可是,下面他接著要決心打內戰,即便史達林加以阻撓,也不聽。他後來曾半自誇、半牢騷地說:「史達林對中國作了一些錯事。」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286)做了什麼錯事呢?一是,毛破壞抗戰不符合蘇聯的利益,蘇聯需要中國真抗日,才能減輕自己的壓力,就派王明來阻止他;二是毛居心要打內戰,史達林又來阻止他。毛是這樣說的:「抗日戰爭初期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都是從史達林那裡來的。解放戰爭時期,先是不准革命,說是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仗打起來,對我們半信半疑。仗打勝了,又懷疑我們是狄托式的勝利,一九四九、一九五零兩年對我們的壓力很大。」(同上)既然你不管中華民族毀滅不毀滅,執意要「革命」(打內戰),那你就得設計如何嫁禍於人,大造輿論,說蔣介石發動內戰,唆使頭腦單純的學生「要民主、要自由,反飢餓、反內戰」,鬧得地覆天翻,等等,這時候就用得著列寧的那句話:「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理論就在實踐之前、成為實踐的必要條件了。這也正好是人之所以為人(不管好人、壞人),異於物之點。但這樣論證,絕無輕視實踐的意思,實踐是必須予以重視的,人類的實踐是造福人類的必由之路。這是民生史觀的實踐觀。但毛澤東的唯物史觀卻不這樣認為,他說:「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 」(《毛澤東選集》一卷本,頁1376)他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實踐不是造福,而是苦頭,是遭殃,是浩劫!這就是共產極權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當代的「文明史」。越是苦頭,越是遭殃,越是浩劫,《東方紅》唱得越起勁:「呼兒咳呀!他是人民大救星。」這點心眼兒,全民皆有,連我的弱智的妹妹都有。我愛憐她,我的四弟脾氣壞,動不動就打她,打得她夢影害怕。有可憐她的人問:「誰最見你親?」「四哥最見俺親。」「他見你親?他打你最厲害!」「我不說他見親,他會打得更厲害。」說罷,跳著、唱著:「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走開了。說到這裡,已經不是僅僅神化,而是異化實踐的問題了。接下去我們來分析,毛是如何和為何要異化實踐?
 
二 評毛澤東「殺豬」的實踐觀
 
我是從毛澤東規定的《實踐論》的兩個最基本的特點著手進行批判的。「上篇」從他把「為無產階級(=毛)服務」凌駕於科學之上,來論證它為什麼是反科學的?大科學家錢學森泯滅自己的良知為畝產萬斤、十幾萬斤提供「科學論證」,使實證科學「為無產階級(=毛)服務」,從而讓世界科學家都嗤之以鼻,笑之以牙,笑掉了牙齒。「下篇」評毛澤東的實踐觀,批判他的第二個基本特點即「實踐性」,剛才我們指出他割裂了實踐與認識的有機聯繫,相對地輕視了認識,神化了實踐,把實踐強調到不適當的高度。好像實踐可以僅是肢體動作,殊不知,只要你「實踐」,不管是自覺的還是自發的,正確的或是錯誤的,實踐總是伴隨著認識進行的。當人的神經系統正常的時候,實踐和認識總是不可須臾離也。接下去,我們著重評他歪曲了實踐,把實踐異化成「殺豬」式的實踐。這和神化實踐的目的相同,醉翁之意不在酒,都是為了把實踐當成整人的緊箍咒給戴在黨內外的知識分子頭上;又同時當成了倒行逆施的特許通行證,他自己拿在手上為所欲為、無法無天。工農是響噹噹的「大老粗」,中華民族一時成了古今無二,中外唯一,空前絕後的、以榮幸自己是「大老粗」而自鳴得意的民族。我在被監督勞動的生產大隊,有一位知識青年給我說:「我雖然是貧下中農,但我上過幾天學,所以也是改造對象。」我的一位同事告訴工宣隊:「我讓孩子輟學了。」「為什麼?」「我告訴兒子,如果你不上學,憑著你爺爺是老貧農,你自己又是大老粗,你就可以當工宣隊。不像你爸爸僅僅因為上過大學,就要接受工宣隊數鼻子數臉地改造。」工宣隊聽得發呆,啼笑皆非。按人們的觀念分類,中國人可以分為工農分子和知識分子。毛澤東可以不拿實踐跟工農分子說事,因為他們一舉一動都是實踐,而知識分子卻是一不會做工,二不會種田,在延安的說法是「不會殺豬」,只會啃兩句「狗屎不如」的教條。毛在延安說,世界上只有兩門知識,生產鬥爭的知識和階級鬥爭的知識,而哲學則是二者的總結。並且據此得出結論:「知識分子最無知識。」所以他的實踐觀就表現為:蔑視科學、「殺豬」(也可稱作「反智主義」)的實踐觀;違反科學、「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也可稱作「外行領導內行」)的實踐觀;傷天害理、「八億人口不鬥行嗎?」(也可稱作「鬥爭哲學」)的實踐觀。後二者可歸結為「其樂無窮」的實踐觀。這裡先說「殺豬」的實踐觀。對「其樂無窮」的實踐觀,將在《批判〈矛盾論〉》中展開論證。
 
1942年2月,毛澤東在《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的報告中,就曾把知識分子讀書說成「這是世界上最容易辦的事情」。他說:「象大司父煮飯就不容易,西北社和我們家的大司父比較起來,就有很大的區別。火大了要焦,鹽多了發苦,煮飯做菜真正是一門藝術。書本上的知識呢?如果只是讀死書,那麼,只要你識得三五千字,學會了翻字典,手中有一本什麼書,公家又給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搖頭擺腦地讀起來。書是不會走路的,也可以隨便把它打開或關起,這是世界上最容易辦的事情,這比大司父煮飯容易得多,比他殺豬更容易,你要捉豬,豬會跑,殺它,它會叫,一本書擺在桌上既不會跑,又不會叫,隨你怎麼擺布都可以。世界上那有這樣容易辦的事呀!」(見《整風文獻》第13頁,1950年4月解放社出版)
 
他也是讀書人,難道他不知道讀書是需要嘔心瀝血的嗎?除非別有用心、閉起眼睛說瞎話,誰也不能否認腦力勞動是世界上最複雜、最艱苦的勞動!當然,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燦爛也自有其可愛之處。農村姑娘楊美玲以《用毛澤東思想指導殺豬》為題,講了自己的殺豬實踐。現照抄後半部分如下:
 
十七、八的姑娘家當了屠宰員,這件事引起的議論可夠大了。鄉親們說:自古以來那有女人能殺了豬的……。師傅們說:「在舊社會我用三、四年學不到的本事,美玲不用一年的時候就學到了,真快啊!」我能用較快的時間學會了屠宰技術,我能把人們認為女人辦不到的事情辦到,這是因為什麼呢?是憑我天生的聰明嗎?不是的,完全不是,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威力,如果說我有點聰明的話,也是毛澤東思想給了我智慧,給了我聰明。如果說我勇敢的話,這完全是毛澤東思想給了我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膽略。(山西省原平縣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材料之一)
 
她用同一題目發表於1966.10.01 《人民日報》上的文章,就上綱上線到階級鬥爭了:「那些反對我、諷刺我的人,是想用資產階級思想腐蝕我。這辦不到!我下決心要把屠宰場當作戰場。我要在這個陣地上,為革命而戰鬥;用毛澤東思想鬥倒一切舊思想,學好殺豬技術,做好工作。」
 
「把屠宰場當作戰場」。好一個屠宰場!好一個「戰場」!這才真正道出了毛澤東實踐觀的妙諦。在文革期間,我曾讀到清華大學的領導人遲群的一篇文章,其中很譏笑了錢偉長一番,說他這個萬能力學家在工廠出足了洋相。我估計他擰螺絲一定會比大老粗工人來得笨拙。對比之下,一個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一個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一個殺豬遊刃有餘,一個做工捉襟見肘;兩個分子,實至名歸,相映成趣。知識分子最蠢、最無知識,只配當「臭老九」,被鐵的事實所證明。陳景潤向文盲皆知的「1+1」進軍,被說成是「白痴、寄生蟲」,當然也是實至名歸了。
 
你覺得這種實踐觀荒唐嗎?那是你年齡太嫩了一點,其實當時豈止荒唐,已到了慘絕人寰的地步。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頭版以大字標題刊登《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的報導文章,同時在「編者按」中發表了毛澤東的「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
 
真是不可思議:一,「不在城裡吃閒飯」,到什麼地方去吃閒飯呢?二,如果意思是說「不吃閒飯」,那麼,「在城裡」與「吃閒飯」有什麼必然聯繫嗎?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是什麼意思?貧下中農受沒文化的苦已夠慘了,為什麼不讓他們提高文化水平,先接受起碼的「初始」教育當作當務之急,而要讓他們保持愚昧狀態,卻讓已經「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接受「再」教育而愚昧化呢?四,接受什麼樣的愚昧化教育?當然是走毛澤東的道路:「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乾淨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見《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不僅僅是個講不講究衛生的問題(毛的本性是不講衛生的),而是文明與反文明的問題。對毛來說,是要實施他一向的愚民政策的問題。從小處說也是,向衛生學習還是向腌臢看齊?身上有虱子儘量消滅,沒條件消滅,也不能把它叫做「光榮蟲」(列寧語), 來愚弄工農兵。工農做工、種田,也是少給身上滾泥巴,少給腳上沾牛屎,少給衣服上蹭油膩為好。哪能像科學院院長郭沫若跟著毛主子鸚鵡學舌,不講一點科學文明,聲嘶力竭地提倡焚自己的書,滾一身泥巴、蹭一身油膩,由文明向愚昧「復辟」呢?當然這也不是郭沫若的首創。頭打解放,我一位同學從南京來信,說他們在革命大學,學過「從猿到人」,明白了「勞動創造了人」的道理,為了表明改造決心,他們幫助農民施肥,都是用雙手捧著人糞向地里撒。「毛主席說農民腳上有牛屎,我們是雙手沾滿臭烘烘的人屎。這樣就起了感情上的變化,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乾淨了。」五,錢偉長們搞「科學實驗」,不是毛澤東明確界定的三大社會實踐之一嗎?為什麼偏偏要他們去干粗活、出盡洋相呢?須知,他們到工廠絕對抵不上一個八級工,可製造起原子彈來,卻能超過成千上萬的八級工。毛澤東連這個算盤也不會打嗎?據說,這裡面有一條革命的大道理:「不能光算經濟帳,要算政治帳。」再說,我為什麼在錢偉長後面加個「們」字呢?因為這不只是某個人或某件事如此,而幾乎是一網打盡,成了「毛澤東殺豬實踐論的一條定律」。這也就是毛「重實踐」而不同樣重認識的邏輯必然性。他不僅用不會殺豬來譏笑腦力勞動,而且對體力勞動也不一視同仁,而是特別「重」 笨重的體力勞動,如讓科學家到工廠出洋相;有甚於此者是「重」原始的農業勞動,例如用鋤頭。試想,如果當時的市民或知青要求:「讓我們到工廠勞動不行嗎?」結果恐怕至少也免不了挨鬥爭。毛的辯護士會說:「城市裡、工廠里,哪能容得了那麼多人呢!」可是,一則,這個人多為患是誰造成的呢?不是因為《新人口論》作者馬寅初被撤銷北大校長、內定為右派,「批了一個人,多生了兩億人」嗎?再則,在情況並未有什麼根本改變下,鄧小平、胡耀邦為什麼又允許他們「返城」了呢?說來說去,還是個政治需要、政治動機的問題,毛澤東從來不會強調:「我們的國家,國力的強弱,經濟發展後勁的大小,越來越取決於勞動者的素質,取決於知識分子的數量和質量。」(《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20頁)像毛這樣倒行逆施,如果不出如下的「怪事」,那才「真是怪事」!鄧小平說:「有位科學家反映,現在在農業科學院種莊稼不算勞動,要到農村種莊稼才算勞動。這真是怪事。好多農業院校自己培育品種,自己種田,怎麼不是勞動?科學實驗也是勞動。一定要用鋤頭才算勞動?一定要開車床才算勞動?」(《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47頁)這就等於質問:「一定要殺豬才算實踐嗎?」問題是,毛為什麼要堅持殺豬實踐論?
 
魯迅之子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中提到:「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羅稷南先生抽個空隙,向毛主席提一個大膽的設想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這是一個懸浮在半空中的大膽的假設題,具有潛在的威脅性。不料毛主席對此卻十分認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的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裡還要寫,要麼是識大體不做聲。一個近乎懸念的尋問,得到的竟是如此嚴峻的回答。羅稷南先生頓時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聲。」黃宗英在《炎黃春秋》2002年第12期以《我親聆毛澤東羅稷南對話》撰文證實,她就是現場見證人,「我永遠忘不了當時『對話』給我的震顫,提起這件事,我血液循環也要失常」。黃文簡摘如下:「這段『羅毛對話』,我是現場見證人,但我也想不起有哪一位還活著的人也聽到這段對話。我打電話給我熟悉的律師,簡要地敘述了當時的情況後,問他:『如果我寫出自己聽到這段對話,將與海嬰所說的份量不同,因為我在現場;如果沒有第二個人說他也當場聽到,那我豈非成了孤證?若有人提出異議,我又拿不出任何旁證,那麼在法律上……』那位律師說:『正因為當時在場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就更有責任寫出來,留下來。你又不是在法庭上,你先把你看到聽到的事實寫出來再說。』於是我就到處求助,希望有更多的文字數據校正我的遠記憶,以期儘可能準確地表述這場短暫又撼人心魄的『對話』。」
 
「。。。。。。羅稷南答:『現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樣?』我的心猛一激靈,啊,若閃電馳過,我感覺空氣彷佛頓時凝固了。這問題,文藝人二三知己談心時早就嘀咕過,『反胡風』時就嘀咕過;可又有哪個人公開提出?還當著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節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曉得將會發生什麼,我尖起耳朵傾聽:
 
「『魯迅麼——』毛主席不過微微動了動身子,爽朗地答道:『要麼被關在牢裡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呀,不發脾氣的脾氣,真彷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見羅稷南和趙丹對了對默契的眼神,他倆倒坦然理解了,我卻嚇得肚裡娃娃兒險些蹦出來……」
 
魯迅是何等樣的人物啊!「而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658頁)即便在此次談話前,3月8日,接見文藝界代表時也還說: 「我看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小說恐怕寫不動了,大概是文聯主席,。。。。。。他一定有話講,他一定會講的,而且是很勇敢的。」3月10日,接見新聞出版界代表時談到:「有人問,魯迅現在活著會怎麼樣?我看魯迅活著,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會不寫的,但更多的可能是會寫。俗話說得好:『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所以他會寫。」
 
說穿了,問的意思是「劃不劃右派?」答的含義是「照劃不誤」 --這四個字是李銳先生對此含義所作理解的原話。李先生言之有理。一個骨頭最硬,一個心狠手辣;他會一句話也不說嗎?他會手下留情嗎?只有「照劃不誤」,別無選擇了。我們現在研究的是毛澤東思想,而不是毛澤東嘴臉,所以可以對他的翻雲覆雨、厚顏無恥、流氓成性,存而不論。但論他的實踐觀。
 
魯迅雖然也是知識分子。但毛澤東封他是旗手,是主將,是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是民族英雄,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他用了九個「最」字,說明魯迅的偉大、英勇、正確、勇敢、堅決、忠實、熱忱、骨頭硬、可寶貴的性格。後來又屢次奉之為「聖人」;與他的心是相通的,等等。依我之孤陋寡聞,深信頭上能頂有這樣多、這樣高的桂冠的知識分子,古今中外絕無僅有!尤其是出自毛澤東之口,我將更斷之為空前絕後!我要向讀者指出:即便是對這樣的(!)知識分子,他要活著,毛澤東仍可把他關進牢獄。這就最徹底地揭示一個明確無誤的事實:看正面,他是把知識分子當作敵人的;看背面,他的作為表明,他是知識分子最兇惡的敵人。遠的不說,從他在延安掌握黨權,就開始了對知識分子殘酷迫害,大家一提就要說王實味,其實不止王實味,你去看看《思痛錄》、《一個革命的倖存者》、《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等實錄吧!奪取全國政權後,任何一個運動知識分子都是在劫難逃;不過,專門地、大規模地把鋼刀直插知識分子胸膛的要數反胡風和反右派運動了。這時候,毛把數以百萬計的知識分子「法」定為敵人,剩下的就都是仍處於潛在狀態的敵人了。只用指出反右運動中的極左派大知識分子、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的遭遇,就足以表明,「潛在」不了幾天就成為現實的敵人了。他遭受了等同於右派的迫害,臨死咬破舌頭,寫下四個血字:「悔不當初」。任何一個知識分子都要對得起自己所受的血淚慘痛,都不應該忘記這麼慘痛的歷史教訓啊!
說這些與毛澤東的「殺豬的實踐觀」有什麼關係呢?關係在於楊美玲說的「把屠宰場當作戰場」和我說的「好一個屠宰場!好一個戰場!」我想說明,實踐對他來說就是改造、對你來說就是被改造,既然你是他的敵人,他就要把你調至你最不具優勢(最具劣勢)的「戰場」把你俘虜或消滅。就像決定出兵朝鮮之前,有人(據說是林彪)曾建議「解放台灣」,既師出有名,又解救了朝鮮。而毛考慮到台灣海峽不是具有海空劣勢的解放軍的屍體所能填滿的,而朝鮮的山嶽丘陵之地又使敵人現代化武器所具有的海空優勢變為劣勢。在我們不怕死、「美國少爺兵」怕死的朝鮮戰場上,我們的優勢發揮得是如何地酣暢淋漓呀!君不見魏巍《誰是最可愛的人》中志願軍烈士死後口中還銜著敵人的耳朵乎!這樣一說,你就會明白:他並不是要你學會殺豬、學會做工、學會種田,而是要你走「四個S」之路:--中國最著名的社會學家,右派分子潘光旦,「在最後的日子裡,潘光旦的一位老友葉篤義來看望他。早年他們都曾經留學外國,取得學位,然後回到中國工作。潘光旦告訴老友,他自己的生活,從前一直實行三個S的政策,這三個S是指三個以S開頭的英文詞,SURRENDER,SUBMIT,SURVIVE,意思是:投降、屈服與活命。葉篤義說,那就繼續實行吧,繼續投降,繼續屈服,繼續活命。潘光旦說,現在我病重(被迫害、折磨得--引注)快要死了,我會有第四個S。我的三個S政策要變成四個S了。這第四個S就是是SUCCUMB。 SUCCUMB這個詞的意思是『滅亡』。在文革時代,這樣的臨終談話不可能流傳出來讓人知道,因為這肯定會被當作『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和文化大革命』的『反動言論』被追究,連他的老友也會被牽連進去,陷入牢獄之災甚至死刑。只是在文革以後,他的老友才把這段對話說了出來。後來筆者從潘的家人處得到證實,其時潘光旦已經去世近三十年了。」(王友琴《中國知識分子的四個S》,《黃花崗》總第3期)文革時,「潘光旦是『摘帽右派分子』,又是『反動學術權威』,是必入『勞改隊』的人物。潘光旦是個殘廢人,他的一條腿早年因為受傷而截去,平時走路要撐雙拐。而且,當時潘光旦已是67歲的老人。1966年夏天,校園裡『勞改隊』的『牛鬼蛇神』們常常被命令在校園裡拔草。這是為了對他們作體力懲罰。因為拔草雖然不是重活,但是在夏天的毒日頭下暴曬就很難忍受。更重要的是:這是為了把他們示眾,讓來來往往進行『革命串聯』的人可以恣意侮辱他們。『勞改隊』由學生紅衛兵負責看管。拔草需要蹲下,潘光旦只有一條腿不能蹲。他要求用一個小板凳,看管他們的紅衛兵不准許。他只能坐在地上或者趴在地上幹活。----一個曾經目睹此情景的人告訴筆者這樣一個殘腿老人被折磨的畫面。」(同上,總第4期)這就是一個頂尖學者、在中國屈指可數的大知識分子潘光旦的偉大實踐!拔草是實踐,草地是戰場,當勝利者打掃戰場的時候,到處都是走完四個S的知識分子敵人的屍體狼藉,尤其是在夾皮溝、北大荒等專為他們安身立命的勞教、勞改場所,更是赤血白骨,堆積如山。這就把楊美玲的話翻了過來:「把戰場變成了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屠宰場」。
 
                                                                     
 
 
 
 
 

責任編輯: 鄭浩中  來源:來稿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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