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身份證號碼不是310開頭的在滬中國人都被納入"硬碟"的領域
「硬碟」
哪裡競爭激烈，哪裡生活壓力大，哪裡就會有「硬碟」這點事。
每天早晨開車去上班的路上，李欣都會和丈夫李莘聊起前一天在「寬頻山」上看到的各種帖子，這是他們打發路上這三刻鐘時間的一種方式。
寬頻山是一個以上海本地網民為主要活躍人群的論壇，對在東北出生、江西長大的李莘來說，「山上」那些根據上海話發音寫成的帖子實在是像天書一樣難以看懂。 「山上」的那些上海人在關注什麼話題、又發明了什麼新名詞，李莘都是從妻子那裡聽來的。在大概三年前，當「硬碟」這個詞剛剛出現在李欣的話題中時，李莘還不太明白它具體是指什麼。
李欣告訴他，這個詞是指在上海的外地人，如果你看到有人在帖子裡說「硬碟又如何如何」了，那麼多半是在指責外地人，當一個帖子和硬碟搭上關係，多半沒什麼好事兒。
李莘對李欣的解釋只能笑笑：「虧那些人想得出來。」
那些人的想像力其實遠在李莘的意料之外。廣義的硬碟並無褒貶，凡是身份證號碼不是以310開頭的在滬中國人都被歸納在內，但硬碟還有幾種變體：比如在春運時節，硬碟就變成了「移動硬碟」；而那些融入了上海生活，價值觀和生活方式都令人無可挑剔的「好硬碟」，就可以被稱為「隨身碟」；與隨身碟相對的則被稱作壞道的硬碟。
李莘22歲大學畢業後來上海工作，到現在已經十一年了，他仍然不會說上海話，並且沒有學說上海話的打算。但他並不認為自己是硬碟。他覺得這種標籤挺可笑的，應該直接被無視。但是，他的妻子李欣就沒法忽略這個詞了，因為和李莘結婚，這個上海姑娘曾經在「寬頻山」上被一大堆ID用難聽的話攻擊過。在幾乎是上海人地盤的「寬頻山」，像李欣這樣的「名匪」———「寬頻山」上人們自稱「上山為匪」—嫁給外地人足夠引起長時間的八卦興趣。她在論壇里是女神級的人物：資格老、發帖多；觀點犀利說話直接特別是身材高挑面孔漂亮。於是就有人質疑：你家那個硬碟很有錢吧，有房有車無貸款的那種對吧，所以你才嫁給他吧？李欣覺得這些帖子很可笑：「討厭『硬碟』 的人總是覺得自己比外地人高貴，如果上海女生願意嫁給外地人，只能是因為對方的經濟實力達到了你的心理價位。」
其實李莘算得上是「隨身碟」 ——他在一家規模不算小的法資公司有一份高管以下、中層以上的工作，學歷和薪水都不低，工作的專業性和競爭力也夠強，但遠遠沒到那些人當時所猜測的「很有錢」的地步。即使夫婦倆每個月的收入加起來超過兩萬元，在同齡人中不算低，卻還是保持著儉省的生活習慣。看看李欣在寬頻山上發的帖子就知道她是多會過日子，她甚至會告訴大家在製作結婚請柬時如何把成本從每張三塊五壓低到兩塊四。每個月除了最基本的開銷外，剩下的錢全都放在一起用來還貸，每還掉一筆就清空帳戶重頭攢起，因此，平時兩個人幾乎沒什麼業餘活動，距離現在最近的一次旅遊還是三年前的海南島蜜月之行，而每個月最大的支出也就是養車的那兩千來塊錢。
李欣一直慶幸自己當年及時買下這套60多萬的小房子，雖然地段在遠郊，距離市中心的車程有45分鐘，但當時兩家的積蓄加上跟親戚朋友借的錢可以把房款一次付清，還親戚的錢總比還商業貸款划算。去年李欣的母親還用她的定期存款幫女兒女婿還了一筆錢，他們才終於把買房子時借的錢都還清了。
至於上班太遠的問題，就靠那輛當時市價11萬、省油的日本車來解決了。「車對我們來說是必需品，不是奢侈品。」李欣算過，「如果我們每天坐地鐵和黑車去上班，兩個人加起來也得四十來塊錢一個來回，而且單程就需要兩個多小時，太費時間精力了。而且，那樣就趕不上回家和父母一起吃飯，還得增加做飯的開銷。」
現在他們沒有還貸壓力了，卻有了新計劃：李欣快要30歲了，他們正考慮要個孩子，到時候又會有新的開銷。
不能不省。這不僅僅是李莘和李欣的生活狀態。
上海越來越繁華，生活成本越來越高，衣食住行無一例外，對於每個普通的年輕人來說，日子都過得不那麼輕鬆。
上海人一直眼熱北京人，可以享受四毛錢的公共汽車票和兩塊錢全城隨便乘的地鐵票，但在上海居然就有「坐不起地鐵」的人—坐地鐵到稍為偏遠的住宅區，單程就可能耗費掉6塊錢甚至更多。今年夏天之後，計程車再次調價，計費表跳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歡快，對自己開車的人來說，汽油漲價自然也不是好消息。房價在 2009年依然沒有止住過上漲的速度，對於那些靠正常收入過日子、省下緊巴巴的購房預算的上海人來說，買房在最近兩三年終於徹底變成了一件可望不可及的事，與其買房，等待拆遷大概更現實一些。統計部門常常在媒體上解釋為什麼消費價格指數與百姓感受不同，可那些解釋顯然沒法讓人們真的放鬆。
開源比節流更難。根據上海市統計部門提供的數據，2009年上海市應屆本科畢業生的就業率達到了85%，看起來還不錯，但是人們從身邊親友或者從自己身上看到的現實，恐怕比數據更令人緊張：在六七年前，上海最普通的一本畢業生要找一份月薪3000左右的工作並不很難，現在這個標準恐怕要下降個1/3。前些年，50多歲的上海阿姨爺叔如果想要打份工，很容易就能找到，但現在那些沒什麼學歷要求的、比較低端的工作，也基本上被外地人包圓兒了，他們年輕力壯，要求的工資卻和上海中老年人一樣。
上海人感覺到不安全，不僅僅是因為工作難找和物價升高。每天走在市中心街道上的墮胎看起來就像十年前春節大採購時的樣子，如果在尖峰時間時間繞到人民廣場地鐵站看一看，洶湧的人潮讓人看著害怕。這種狀況在其他大城市，比如北京，也在發生，你或許可以用「城市本來就是在擴張和變化的」來描述，但新聞里的數字還是很驚人：12月24日，新聞里說上海的人口超過了2000萬，其中只有67%是戶籍人口—僅僅幾個月前，前面那個數字還是1900萬。而這還只是記錄在案的數據。並且在很多人看來，有戶籍人口中也有相當多的「硬碟」—在大城市中，上海的戶籍政策是比較寬鬆的。
如果僅僅是這樣也沒關係，當本地人把這個城市裡最糟糕的事情，比如刑事犯罪、車禍等與外地人聯繫起來的時候，就不難理解他們的緊張了。
到處都是外地人。
他們中的不少人願意以更低的價格來做同一份工，於是被認為搶走上海人的飯碗；他們中的一些人不那麼講究禮儀秩序和衛生，於是被指責為讓上海變得髒亂和缺乏規矩的原因。僅僅感覺到生存空間被侵犯—說「分享」也許稍微溫和些，還不足以讓寬頻山上的上海人那麼不滿意、那麼不耐煩。惹怒他們的是一部分外地人「詭異」 的思維方式：明明身在這個城市並且想要留下繼續生活，卻不遺餘力地在任何可以發表見解的地方指責上海和上海人的種種不是。這種指責是不容反駁的，不然就更體現了上海人的小氣。
「硬碟」這個詞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誕生的。
需要發泄不滿的上海網民不只是寬頻山上的那些，寬頻山只是其中看起來態度尤為激烈、意見尤為集中的一支。只是，起初他們的表達過於粗暴，於是「外地」和「外地人」這兩個詞被論壇管理方屏蔽了，可緊接著，「外地」的首字母「WD」，就被首字母同樣是WD的「西部數據」公司（Western Digitals）的產品「硬碟」取而代之。如果你願意的話，還可以用其拼音首字母「YP」來代替它。在開心網有了轉帖功能後，來自寬頻山的帖子被大量轉載，「硬碟」以及它的衍生詞「隨身碟」和「壞道硬碟」的流行速度變得更快，習慣用「硬碟」來代替「外地人」的上海人很快就不止是山上的TF（「土匪」的首字母）們了。對於那些不會講上海話並且對上海文化不感冒的外地人，這些人只需要用簡簡單單的兩個字就可以為他們貼上標籤了。
過去，24小時便利店的中年店員阿姨們總讓外地人覺得很不客氣，實際上她們未必針對誰，她們對誰都那樣，就像著名的北京公共交通售票員。可是現在，真正冰冷的目光來自於那些年輕人。那些「硬碟」影響了他們的生活品質，侵犯了他們的生存空間，搶奪了他們的生存資源。
來自年輕人的歧視讓問題顯得更加嚴重。年輕人本來不該是這樣。
上海人周文杰剛滿30歲，開著一家房產仲介，規模很小，一個月賣掉兩三套房子就夠生活。公司有全套合法的資質，所以他有時也幫別人做一些文書合同來賺些手續費。
兩年前他離開IT行業，轉行做了房產仲介。雖然賺不到大錢，但可以多點時間照顧家裡。2007年市場好的時候，他的公司有5個人，除了一兩位上海阿姨外，幾個年輕員工都是外地人，一個月都可以賺到將近兩萬塊。現在市場不好，就剩下他和上海阿姨兩個人了。阿姨在辦公室里守著，他在外面忙，「合同我來簽，交易中心我去跑。」一個月做兩套房子，差不多每套75萬左右成交額，1%提成就是1.5萬塊。去掉租金、水電費之類的固定費用大概4500塊，剩下的萬把塊他就和阿姨分一下，「收入也就剛夠過日子而已。」
周文杰相信公司的生意還會再火起來，但「就算生意又紅火了，我也不敢再找外地人了。在我這裡工作過的外地人中，有為人十分單純老實的，但那樣的人不會賣房子，對業務沒幫助；也有很會賣房子很精明的，但直到那個人跳槽了，我才從客戶那裡得知他『飛單子』，把我們公司的房源拿到別的公司去做，再跟別的公司分帳。」他還曾經被其它仲介的人跟蹤，當客戶想要在他的公司掛牌出售房產，競爭對手的業務員就會在他們談完之後跟蹤客戶，說服客戶把房子掛到他們家去賣。「這類事情太多了，防不勝防，能堵住多少算多少。」
「做那種事情的多數是外地業務員，上海人不大會那樣做的。」周文杰能理解—這些人的生存壓力太大了。
在小的仲介公司，業務員一個月底薪只有800元，在這個基礎上再拿提成。即使在大公司，底薪也只有1200元左右。要多拿提成，就要想一些「不上檯面」的辦法。「外地人在上海沒退路，他們對金錢的敏感度比本地人高。這既是他們工作更努力更拼命的原因，也是他們可能私下不擇手段的原因，」周文杰說，「說到底，誰不想多賺點外快啊，只不過外快對他們來說更重要。」
也因為自己是上海人，有退路，周文杰才會對客戶有所要求。
他的房屋買賣業務客戶中大部分雙方都是上海人，但租賃業務中的客戶中就有很多外地人：有些人工作體面、收入高，對價格並不敏感；但更多的是那些初來上海，或者工作了幾年仍然收入很低的、對價格很敏感的外地人。「這些人只肯出500塊跟人合租房子，但是對房間還要求不低，因為對他們來說，每一分錢都必須花得很值，一分錢恨不得拗成兩爿花，五百塊最好有一千塊的效果。所以帶這類客戶去看房子是最累的，最後賺是賺不到什麼錢，但是往往要跑很多次。」他現在儘量避免做這類仲介。
從兩年半之前開出這家公司、重新回到房產仲介行業開始，周文杰就對外地人小心翼翼。在做IT項目的時候，因為到處出差，交到的大部分朋友都是外地人，甚至和一些外地女生正經交往過。每個地方的人身上都有他喜歡的性格。但現在，他開始對身邊出現的外地人敬而遠之—那些人要麼是他的對手，要跟他爭資源搶財路；要麼試圖從他手中獲得比應得的更多的東西。
「像我這樣的小仲介在上海有幾千家，其中很多是沒有正規執照的。而這些沒有執照的仲介，絕大部分是外地人開的。」這些沒有執照的公司，就是周文杰最大的競爭對手，不僅僅因為它們的經營成本更低，更因為它們搶奪資源的手段往往更強勢。
他最擔心的是，在市場低迷的時候難得的房源又被別人搶走。每個月的房租和給員工的薪水是肯定要出的，如果房子一套也賣不掉，他和店裡的阿姨就都沒飯吃。好在這樣的事情目前還沒有發生。
「硬碟」生活壓力大，上海本地人壓力同樣也不小。
「博士」對「硬碟」的解讀和周文杰不一樣，他相信真正讓上海人感受危機的是外來者「拓展生存空間時的無規則競爭」。
從中科院拿到博士學位後，「博士」就一直在上海的一所理工科大學擔任講師。他語速很快，口頭表達會帶有一種大學老師特有的書面感：「所謂口碑不好的地區都是經濟上落後的。因為對生存資源的競爭太激烈了，地域文化就比較功利，在那種環境中長大的人可能為了爭取機會就能不擇手段。外地人本來就對上海人的生存空間和就業機會造成了擠壓，再加上其中一部分人的過分表現，上海人就會有反彈和抗議，所以本質上是經濟的原因。」
他的這番理論在寬頻山上得到了很多人的認同。在「山上」，「博士」是一個積極分子，甚至不少人覺得他可以算作「隱形版主」。他是這個論壇上少數幾個一呼百應的著名ID之一，常常組織寬頻山的線下聚會活動，見過的TF不下千人，且擁有大批擁躉—李欣也是其中之一。
「博士」用自己的閒暇時間做了很多和上海有關的事情，比如牽頭在寬頻山上做過一個以保護上海話為主題的網絡電台（後來因為管理制度上的問題而停掉了）；比如他做了一個叫做「愛看上海」的網站（iseesh.com），現在仍在運作，主題是提倡上海方言、光大海派文化。
他與寬頻山上的大批擁躉最大的不同是，他是一個「硬碟」。
2003年，他在大連拿到碩士學位後，可以在北京和上海之間選擇一處讀博，他選了上海：「這裡的人強調做人要 『拎得清』，很實惠。要說排外，上海可能是各個地方裡面最不厲害的。」
在中科院，他的導師和同學都是知識分子，客氣又周到。就連那些實驗室管理員阿姨，她們也顯得很友好很和氣。
他說：「我覺得，上海男人真的很 賢惠。這不是貶義詞，但我只能這麼形容，你要知道，這種境界是很高的。」
這個33歲的湖北人在上海已經呆了6年。他現在能完全聽懂上海話，但幾乎從不開口說。他覺得從嘴裡發出的音節總是和自己腦子裡想到的發音不一樣，是一口「洋涇浜」。他熱愛上海，為了上海，有些事他願意改變，比如聚會吃飯時不再用自己的筷子給人夾菜了，但有些事情他沒改，比如他始終不喜歡AA制。
雖然身為「硬碟」，可「博士」對上海文化的關注比多數上海人都多。他悲觀地認為滬語的生命力不強，就更覺得應該為之做點兒什麼。
很難相信的一個事實是，上海人如果在自己不熟悉的街區迷了路，都不太敢用上海話問路。還有很多外地人在學校里做老師，他們無論在課堂上還是下課後，都只說普通話，並且規定孩子們不許在學校里說上海話，以至於很多「00後」的小朋友都不會說正宗上海話了。
同樣憂心忡忡的是上海的年輕人。80後的上海小青年們相信自己擔負著傳承滬語的重任，還發起了保護上海話活動—其實也說不上多麼具體的行動，大部分人也就是在開心網或者群發郵件里貼上一張寫著「I Love Shanghai」大標題的海報，海報上宣誓要理直氣壯地在「上海」對「上海人」說「上海話」而已。實際上這也是對「那些囂張無理的硬碟」的一種反擊。曾經，有過許多次，在不同的公開媒體上，一些在滬外地人表達了他們的不滿：上海人不應該在公共場合說上海話，這是對外地人的不尊重。
這就叫「不尊重」？上海人一開始是憤怒，會認真地爭辯反駁—當《新民晚報》和電台「990評論」中也出現這種說法時，報社和電台的熱線就要迎來接連不斷的爭辯電話。
其實爭辯最多的無外是兩點：一是上海一向是以「海納百川」的胸懷吸納一代又一代的「外地人」在這裡生活和成功；二是不論從人才引進還是就業制度上，上海顯然是做得相當不錯的。
但僅僅是「難懂」的上海話一項，就可以使很多爭辯付諸東流。漸漸地，似乎雙方都放棄了溝通，與其爭辯，不如調侃。
12 月23日，在上海的動感101頻率「音樂早餐」節目中，兩位上海籍80後主持人像平時一樣在閒聊中插入一些上海話，在臨近節目尾聲時，他們收到了一位在滬外地聽眾的簡訊，說「求你們不要說上海話了，我討厭你們上海人」。於是有了主持人曉君那段著名的回應：「請你以團成一個團的姿勢，慢慢地、比較圓潤地離開這座令你討厭的城市和令你討厭的人。」
這位1987年出生的「小男生」在這一天成了寬頻山上保護上海話的英雄。這個幾乎觸及多個主持大忌的回應讓他在第五天做出書面道歉。但「團成團，圓潤地離開」不可避免地成了網絡上的流行語。
這事兒真的挺矛盾。那些覺得曉君是英雄的寬頻山TF（土匪）大部分都有交往得很好的外地同事和朋友，他們並不真的覺得自己身邊的這些外地人需要「抱成團，圓潤地離開」；那些在網上提起「硬碟」就不屑的上海人，即使是說話最刻薄的那些，也不能保證自己的朋友圈裡就沒有外地人，當他們在生活中和一個個的外地人打交道時，大部分人還是客客氣氣的。
可是，當「硬碟」作為一個整體出現時，在上海人的心裡，「我們」和「他們」之間的界限就立刻清晰起來。當資源需要花力氣去競爭—比如，要爭房子、要爭工作、要爭升職機會，甚至要爭地鐵上的一個座位的時候，「我們」和「他們」的關係就會變得很緊張。只要對資源的競爭還存在，這矛盾就會一直繼續下去。
其實，資源稀缺帶來的困惑在哪兒都差不多。如果按族裔分，印度人是英國平均收入排名最高的族裔，當白人們為失業愁苦時，看著那些來英國讀了PhD.又留下來占了份高薪職位的印度人，嘴裡也不會說好話；在法國的阿拉伯人，在德國的土耳其人，還有那些在西歐國家到處打工的波蘭人，甚至在美國拿了綠卡的來自中國各地的精英們，在北京的上海人們，也正在他們落地生根的那些國家或城市體會著「硬碟」身份。
哪裡競爭激烈，哪裡生活壓力大，哪裡就會有「硬碟」這點事。
「海納百川」，這是上海這座移民城市歷史上和現在所擁有的最重要的城市精神，它之所以能夠延續上百年，原因就在於上海的自信。如何能更自信起來，可能這才是「硬碟」難題的唯一正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