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貽春[現在監獄]：統治中國的十大制度性謊言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每一個字都不真實。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向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他這是在宣布：人類歷史上一個最偉大的謊言已經製造成功了，一個叫做社會主義的紅色王朝終於在二十八年的血腥征戰之後於世界的東方誕生了。這也就意味著：中華民族從此陷入了一場暴烈而殘忍的社會主義制度所造成的無窮無盡的內耗之中。封建制加奴隸制的社會主義制度，從此將把人變成非人。中國人民將與自已的本質發生慘不忍睹的異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以肆意割裂民主自由的方式，全面而深入地取締人權，無所不用其極地誹謗並毀滅中華民族五千年來所積聚而成的一切優秀的文明成果。從此以後，中國大陸將沉淪到以皇權壓迫人權，以共產黨君主的意志統領整個社會全部資源的狀態，並中國人民成為被極權專制政體隨心所欲地役使的奴隸和工具。

中華人民共和國，每一個字都不真實，都是令人扼腕興嘆的謊言。每一個字都包含著至少一千萬個中國人被肆意宰割的頭顱，每一個字都充滿著鮮血淋漓的累累白骨和啼飢號寒的無盡哀嘆，每一個字都滲透著無產階級專政的殘暴和共產黨一黨專制的草菅人命的反人類、反文明、反現代化的腐朽沒落的本性。

中國人民共和國從成立到如今的半個多世紀以來，遍及於神州大地的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的中華優良傳統幾乎是蕩然無存。由中國共產黨一手策劃的大規模的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肅清反革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砸爛封、資、修以及半個多世紀每時每刻變本加厲地搞成的大大小小的無比慘烈的文字獄 ，幾乎把中國傳統文化完全徹底地圍剿並毀滅殆盡了。用外來的馬列邪教實行全方位的極權統治，使得中國大地上根本見不到任何鮮活的思想。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從根本上遭受到全面的洗劫，老祖宗留下來的文明傳統都已統統地蕩然無存。在紅色王朝肆虐橫行的這片悽慘的大陸上，何有中華文明之蹤影？難道說，中華就是通過共產革命而進行自我毀滅的巨大的可恥證明嗎？

關於人民。毛澤東把人民分成三、六、九等，更用階級鬥爭的敵友來涇謂分明。凡是卑躬屈膝於聽命於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就被稱為人民；凡是具有獨立思想的直言進諫者，就被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稱之為人民的敵人。在毛澤東看來，反對共產極權的人都不是人民，都沒有資格被稱為人民。而這些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既然不能被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認定為人民而只能被認定為敵人，那麼，這些人就必不可免地和順理成章地受到共產屠刀肆意妄為地迫害、肆意妄為地宰殺。他們的命運，何其悲慘！？據不完全統計，在毛澤東登基為紅朝皇帝的二十七年裡，非正常死亡的人數竟達八千萬之多。可見，這八千萬業已化為冤魂的人民，就是紅朝國里的豐功偉績！須之，這是多麼無恥之犬的共產暴行啊！以人民的名義鎮壓人民，以為人民服務的名義把人民斬盡殺絕，這就是紅色王朝半個多世紀以來欺世盜名、妖言惑眾、屢試不爽的拿手好戲！

是到了為人民正名的時候了！人民應該落實到每一個人的身上。只有落實到每一個人身上的人民，才是真實的而不是虛假的。像毛澤東所說的人民，不過是代表了他自已以及他的那幫共產權力者而已，只不過是代表了中國共產黨的小集團利益而已。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根本就不能代表任何中國人民的利益。

人民不過是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用來欺詐整個社會的冠冕堂皇的幌子。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自我標榜的剝奪少數人權利而為絕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的說辭，純粹是一種不值一駁的狡辯、是造成人類悲劇的胡說八道。

須知，少數人哪怕是極少數人，哪怕是一個人，當他們或他的利益被肆意剝奪時，那就意味著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也同樣不保，也同樣處在被肆意剝奪的危險之中。當一個人的權利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時，那麼整個人類的基本人權就都被統統地加以藐視、加以忽略，甚至被同樣地加以剝奪。

人民只有以每一個人為基礎、為前提，為內容，為本質，才不是毛澤東之流、鄧小平之流、江澤民之流的胡言亂語，信口呲黃。人民才能夠真正地落到實處，人民才決不是一種被極權專制主義者用來肆意強姦民意的御用工具。

再說共和國。共和國是現代化的政治制度，是與以往的封建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乃至完全相反的政治制度，是與封建制加奴隸制的社會主義制度截然不同的乃至完全相反的政治制度。它以分權為特色，從而排除了獨裁的極權專制；它以尊重人權和實現人權為宗旨，從而實行權力之間的相互制衡。在取締封建君主制的基礎上，共和制政權來源於人民的同意，即通過全民的大選而為投票箱裡統計學意義的絕對多數所贊同，從而使政權來源非法的密室政治消解於無形。

共和制是中華民族仁人志士千百年來夢寐以求的崇高目標。但直到現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還沒有見到共和國的一絲蹤影，但卻不乏冠以共和名稱的各種各樣的王朝制。變換著花樣地、循環不已地以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作君主的紅色王朝，是與共和國風馬牛不相及的極權專制政體。

要實現共和，就必須打破任何形式的極權專制政體，就必須推翻耀武揚威於神州大地幾千年之久的極權架構，就必須破除現行的官爵分封制而確立人民競選制，就必須實行已為二百多年來（例如美國）人類文明的實踐所證明為行之有效的三權分立制，就必須實行文化多源、思想繽紛、輿論民營等現代化的良性機制。

以此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乃是個貨真價實的彌天大謊。對於這個人類文明的巨大災難——共產王朝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作以有力的揭露和批判。只有這樣，才能使十三億紅朝奴隸得到應有的自由解放。

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真實名稱應該是：共產君主專制國。

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其組織結構而言，乃是遍布於中國大陸的各級相應的組織機構。各縣、各市、各省均設立人民代表大會，一直到北京所謂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各縣開完縣一級人大會議之後，推選出一定名額的代表參加各市的人大會議；各市在召開市一級人大代表會議之後，組成一定數額的人大代表參加各省的人大會議；各省在召開省一級人大會議之後，推選一定數額的人大代表，參加每年三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各級人民代表及全國人大代表都是經過怎樣的程序，才能成為所謂的代表呢？這些代表是否能夠代表他所處地區人民的利益，並切實地反映當地人民的普遍訴求呢？換言之，這些所謂的人民代表，是不是為人民所認定、贊同並支持的呢？如果他們並沒有被人民所認同，那麼他們又如何成為決不真實的虛假的人民代表？

須知，沒有經過人民選舉的所謂人民代表，只能是不知道代表誰的利益而行詐騙人民之實的理所當然的騙子。進一步說，人民代表騙人民，人民代表只能是赤裸裸的謊言。

從程序上看，人民代表也像模像樣地經過等額選舉或差額選舉而煞有介事地榮登人民代表的會議之中。其實這些代表一沒提出獨立自主的、頗有見地的代表方案，也沒有經過競選的爭辯。既沒有提出自已反映民意的綱領，更沒有把自已的綱領交由選民們進行眾說紛紜的評判，他們只是秉承中國共產黨主席或總書記的指示，千人一腔、萬人一腔地做出獻媚邀寵的表態。在毫無獨立見解、更談不上任何思想的情況下，這些代表就被各縣、市、省黨委圈定為代表當地人民的木偶式的工具了。

這些木偶式的工具所組成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也同樣是毫無思想、更沒有任何獨立見解的一幫烏合之眾，哪怕有個別的獨立見解者，也早已被淹沒在一片歌舞昇平的亦步亦趨的鸚鵡學舌中，也終於難以成就什麼像模像樣的氣侯。這幫烏合之眾，即參加一年一度的通常在三月份召開大約半個月之久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木偶們，除了捧一捧昏庸無道的中國共產黨君主的臭腳之外，再不就是激動萬分地表決心：「一定要緊跟XXX領導」、「堅決要落實XXX重要講話」，等等。除了帶著一雙木榆疙瘩式的耳朵之外，就是帶來一張鸚鵡似的極盡誇耀的玲瓏小巧的嘴巴。

每年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人數達三千之眾。這三千之眾的所謂的人民代表幾乎異口同聲地說著極其無聊的思想與言詞都雙重貧乏的假大空充斥、油嘴滑舌的同一腔調。他們除了舉手贊同之外，是不會發出任何不同聲音的，更談不上什麼反對的意見和建議了。他們頭腦當中的人民，就是紅朝皇帝的最高指示和共產王朝的紅頭文件。他們根本就代表不了任何人民，而只能代表他們自已使出渾身解數極力獻媚邀寵的可恥嘴臉。他們只能代表他們的一己私利，而決然不能代表中華民族的普遍訴求。

這些代表只是各級黨委的派生物和任命物，因而他們只能代表中國共產黨君主的利益，他們只能代表由紅色王朝這個封建小朝廷——中央政治局的紅頭文件所頒發的統治指令，他們只能代表紅色王朝來欺騙倍受壓榨的十三億紅朝奴隸。

在沒有任何代表方案的情況下，由各級黨委所指定和派出的各級人民代表是由哪些人組成的呢？是由下列人員組成的：1）、各級官員，尤其是黨委一把手，他們通常自動地成為人民代表。中國共產黨的權力者向來是代表人民無商量，他們由於擁有了統治人民的權力，也就自然地擁有了被統治人民的代表資格。對此，他們毫無廉恥地自我感覺良好，他們代表得理直氣壯、氣壯得如虎似牛。2)、由所謂典型人物或勞動模範乃至出名的精英所組成，有時所謂英雄的母親也能充當人民代表。那麼，這些人真的能夠代表人民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由於這些典型、英雄或英雄的母親或出名的精英根本沒有或匱乏思想，因而只能人云亦云地充當舉手機器和贊同工具，他們是不可能為人民提出應有的良好建議和意見的。3、根據中國共產黨的一時一地的政治需要，對代表的推選也採取所謂與時俱進的政策。由黨政機關的頭頭們這樣選拔出來的人民代表毫無人民的氣味，而只能是中國共產黨的御用工具。

由此看來，遍及神州大地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不過是中國共產黨的權力派生物而已，也只能唯中國共產黨各級黨委的意志馬首是瞻。這是打著人民代表的旗號欺詐人民的另一類黨的外圍組織。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派出組織，根本就不是全中國人民意志的外延，而是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意志的外延。因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本就不能代表全體中國人民的意志，恰恰相反，它卻常常是中華民族實現自我意願和美好理想的重大阻力。因此，必須對這個非人權的反中華民族的所謂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從根本上進行徹底的改造，並堅決取締其欺詐全國各族人民的現行名稱。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應該實事求是地改為：偽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簡稱政協，也是個彌天大謊。

建國初期，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類似於紅朝政府的職能。它通過了由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制定的所謂的共同綱領。它推舉了所謂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劉少奇、朱德、宋慶齡等，它推舉了政務院總理周恩來以及各政府部門的重要成員。總的來說，它起到了中國共產黨利用一些民主黨派對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所抱有的幻想而欺騙全中國人民實行社會主義獨裁專制的罪惡作用。

第一屆中國人民協商會議確立了在中國大陸範圍內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紅色王朝。在第一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之後不久，它的部分權力便移交到五十年代中期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並使自身蛻化為所謂的參議和諮詢的花瓶角色。換言之，它逐步演變成一個中國共產黨實行專制獨裁的冠冕堂皇的陪襯。

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基本上從來都是一個唯唯喏喏的大氣不敢出，小氣不敢喘的婢女，它從來都受到中國共產黨的頤指氣使和居高臨下的訓訴與指揮，它無可逃脫地成為中國共產黨黨魁和紅朝君主們玩弄於股掌之上的玩物。作為結果，它以為中國共產黨君主們歌功頌德為職業，以吹捧極權專制為特色。它既是中國共產黨為攏絡人心而設置的統一戰線的牌位，同時又成為欺詐整個社會決不光彩的但卻十分可恥的幌子。

在每一次政協會議上，到處都是無恥吹捧的頌歌，而沒有或匱乏建設國家、提升民族素質的真知灼見。如果確有真知灼見者，也將被攆出政協。因為這樣的真知灼見，對中國共產黨而言，乃是一個毫無疑異的、或大或小的威脅。

各級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都必須經過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通常是黨委一把手的認定。其代表主要是社會名流，包括歌星、演員、經常出頭露面的電視播音員、各部門黨政軍負責人等，一言一蔽之曰，這些政協代表都不過是各級黨委所任命的、為中國共產黨作裝飾物的門面而已。

由縣級政協推舉市政協代表，由市級政協代表推舉省政協代表，由各省政協代表推舉出來的人員參加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全國政治協商會議通常也是在三月份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同期召開。雖然從縣到市到省到全國的各級代表也寫提案，也發表這樣或那樣的意見和建議，但大都是純粹技術性的，即涉及一些行業和部門的問題或與國家前途與民族命運無關痛癢的一些問題，而通常不涉及有關中國大陸社會發展的根本問題。例如：它不研究國家社會制度的改造，對於極權專制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對中華民族所造成的各種災難之原因的探究等等，也不可能，更不敢提出任何獨立自主的見解。因此，哪怕有一千個、一萬個提案、意見和建議，都不可能對中國現代化的建設事業造成深遠而廣泛的良好影響。

作為參政議政的機構，政協半個多世紀以來所發揮的作用是極其有限的。當中國共產黨需要它來為自已搖旗吶喊、搖唇鼓舌時，政協就被極其有限地重視一下；當感到這個花瓶沒有什麼用處時，共產黨竟把它一腳給踢開。比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政協就被紅衛兵小將和革命造反派徹底地摧毀並掃進了歷史垃圾堆。只有到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已經癱瘓了十年之久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才從垃圾堆里爬出來並逐漸恢復了體力。

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都必定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常委擔當其職務一樣，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主席也是由中國共產黨政治局常委擔任的。從周恩來、李先念、李瑞環到現在的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都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常委擔任的。

現任的政協主席賈慶林是政權上海幫的主要干將，是江家幫的重要成員。他之所以當上全國政協主席，僅僅是因為他與江澤民個人之間的關係甚好，他受到所謂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的庇護和重視。賈慶林是中國共產黨黨內的巨貪，雖然他的任職招來了政協內外廣大幹部的強烈反對，但由於紅朝聖上江澤民大力保護，賈慶林也仍然力排全中國人民的眾議而恬不知恥地穩坐政協主席的鐵交椅。

可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多麼地反人民，它根本就不可能與人民搞所謂的協商。各級政協會議直到全國的政治協商會議的真實名稱應該是：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或偽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四，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國共產黨欺騙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已達半個多世紀的謊言。

中國大陸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國共產黨控制整個社會的紅色政權。這個紅色政權來源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及其首腦，通常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席、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五十年代初的政務院到後來更名的國務院，無論是周恩來還是華國鋒，無論是趙紫陽還是李鵬、無論是朱熔基還是現在的溫家寶，他們都分別擔當中共中央副主席，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等要職。

政府總理不是來源於人民的認同，不是來源於投票箱裡的統計學意義上的多數，不是來源於施政綱領的競爭，不是來源於管理社會的有準備的努力，與之相反地，是來源於中國共產黨政治局內幾個熟人之間的相互吹捧，甚至來源於中國共產黨首腦的一句話，一個批示或一個命令。從這種意義來看，國家政權的來源實在是荒繆絕倫的，是沒有任何人民性可言的，是完全徹底地非法的。這是中央一級所謂人民政府產生的基本模式。

省一級所謂的人民政府，例如：省長（相當於古代王朝的巡撫、督撫），通常都是中央政府的委派。委派的方式是既根據紅色王朝的統一部署，又或者根據各省黨委的提名而由中央予以認定。各省省長只要效忠紅色王朝並依賴於朝里有人好做官的基本原則，就可以頂戴花翎、走馬上任。各省政府的組成完全是自上而下的任命方式，也同樣沒有經過投票箱裡出政權的競選。各市市長也按著同樣的方式成為各市人民政府的市長，各縣也是如此、各鎮也是如此。

由此觀之，所謂的人民政府完全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內部操控的密室政治和宮維政治的陰謀活動之產物，是自上而下的官爵分封制的產物，是中國共產黨君主制個人的小集團的意志和利益的產物，因此是不可能代表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的，是與人民的利益相異化、相反對的，是根本不符合現代社會發展要求的。是反人類、反文明、反現代化的卑鄙齷齪的政治架構，是專制極權野蠻的政治制度。

中國大陸所謂的人民政府本質上是個軍政府。雖然現在的政府首腦已經脫下了軍裝，換上了西服領帶，有點人模狗樣，但軍政府的本質卻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當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剛剛建立時，領兵打仗的軍事首腦都紛紛擔當這個新生紅色政權的首腦。周恩來擔當政務院總理，他以前是紅軍總政委、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曾歷任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後來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的陳毅曾擔任新四軍政委，在解放戰爭時期曾指揮淮海戰役並在建國後被欽定為十大元帥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部長由原中國人民自願軍總司令彭德懷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由賀龍擔任，賀龍是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義的指揮者之一，歷任紅軍軍團長、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師長，解放戰爭時期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指揮員，也是後來被欽定的十大元帥之一，等等。如上所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基本上是由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指揮官組成的，因此是理所當然的和不容置疑的徹頭徹尾的軍政府。

各省政府的組建通常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各軍長擔任省長，省政府由軍人組成；各市市長通常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師級幹部（師長）出任；各縣縣長通常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各團長出任。故此有縣（團）級、市、地（師級）、省（軍）級之說。

軍政府對整個社會實行軍事化管制，以高度命令體制把整個社會的全部資源，包括政治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等等，甚至把每一個人的私生活，都統統地納入到大一統的兵營式的軍事戰車上，而向著獨裁專制的社會主義方向開足馬力地狂奔而去。請問，軍政府究竟是以什麼方式代表人民的？它除了代表赤裸裸的暴力和自上而下的格殺勿論的命令體制之外，真的能夠代表全社會的人心之所向嗎？這種具有史達林主義真傳的兵營式的戰時共產主義體制，除了代表中國共產黨小農經濟的暴力革命的落後思想，除了代表毛澤東、鄧小平等所謂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個人的和小集團的利益之外，是根本不可能代表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儘管它口號上喊的是為人民服務，儘管它名義上是什麼人民政府，但它根本上卻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反人民的軍政府，是個地地道道的偽政府。

這個騎著毛驢打天下，也騎著毛驢坐天下的偽政府，又採取宮帷政治的密室方式把屬於全體人民的國家政權私與相授，又形成了變換著花樣的但在本質上卻沒有任何變化的遺旨相傳的政權交接方式，也就是說，打天下者通過十分詭秘的內部交易和分配，竟把國家權力交給了他們的子孫或親信。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太子黨現在把持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國家權力的政治現實。

除了太子黨把持權力之外，秘書幫也開始登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舞台。這與兩千多年來的封建王朝重視並提拔秘書等近臣或仆臣的傳統是一脈相承的，是保持其骯髒無恥的專制主義一致性的；

除了太子黨和秘書幫執掌國家政權之外，團派也構成了一股不可忽視的繼承權力的強大力量。這幾股非人民、反人民的勢力糾集在一起，對於整個中國大陸的政治資源實行了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的超壟斷態勢。

由中國共產黨的太子黨、秘書幫和團派這三股勢力所組成的所謂的人民政府，又哪裡有一點點人民的氣味，又哪裡有一點點人民的影子？這樣的政府是人民的嗎？這樣的不是人民的、非人民的、反人民的政府為什麼叫人民政府？這難道不是欺世盜名的赤裸裸的謊言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只能叫：偽人民政府。

五，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個大謊言。

中國人民解放軍每年都以八月一日作為自已的建軍節。在一九二七年的同一天，在江西省會南昌發生了舉世震驚的軍事叛亂。這次叛亂是以周恩來作前敵總書記，以朱德、葉劍英、賀龍等人為前敵總指揮，舉行了以推翻國民革命政府為目的的武裝起義。

這支起義部隊在被大部殲滅之後，所剩餘部逃竄成寇。在第二年與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合於羅霄山脈的井崗山，史稱朱毛會師。這支公然與國民政府對抗的叛軍，即朱毛會師後所改編的中國工農紅軍，被當時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政府稱之為朱毛共匪。

國民政府隨後對朱毛共匪展開了連續五次的大圍剿。由於山高地遠，環境險峻，國民政府軍在前四次戰役中或遭埋伏或受阻擊，均以潰敗而撤。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國民政府軍對朱毛紅軍所統治的所謂的蘇維埃紅色根據地展開了第五次戰役，史稱第五次圍剿，國民政府軍採取了國民政府軍總司令蔣介石的戰略方針，穩抓穩打、步步為營，終於收拾了大片紅色根據地。

紅軍由於採取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政策而不是採取毛澤東所一貫倡導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的逃跑主義加游擊主義的戰略方針，在與政府軍力量懸殊，即國軍勢力強大、武器精良，共軍人困馬乏、沒有迴旋餘地的情況下，國民政府軍以勝利而朱毛紅軍以失敗而告結束。一九三五年秋，從中央蘇區瑞金等地出發，共軍及中共首腦機關開始了四處流竄，東一榔頭西一掃帚、像無頭蒼蠅一樣地四處亂撞，撞著南牆回北牆，撞著北牆到西牆，千方百計地要殺出一條生路來。在國民政府軍後有追兵、前有堵截的情況下，中央紅軍幾乎處於全軍覆沒的狀態。僅湘江一戰，共軍就血流成河，損折兵將達三萬之眾。中國黨史記載，血戰湘江之後，所余殘部繼續向荒無人煙的大西北進發，這實際上是毫無目的地逃竄。當時指揮整個紅軍的首腦為三人團，周恩來為三人團之一，是中央紅軍的主要負責人。打來打去、逃來逃去，紅軍傷亡慘重，差不多都快要混不下去了，即將死路一條了，所以才有後來史家們所說的紅軍要逃往蘇聯一說。

紅軍來到遵義這個小縣城時，開了個會，研究如何與國民政府軍周旋的問題。由於毛澤東一路上裝病，在擔架上與王家祥、博古等當時黨的負責人進行了秘密的協商並獲得了他們的認同之後，就在這次會議上作了攤牌，最後遵義會議確立了讓毛澤東參與紅軍作戰的指揮與調動，史書上稱之為確立毛澤東地位的遵義會議。

自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老大之後，中國工農紅軍才逃過了一劫又一劫，按毛澤東的說法，就是用小米加步槍打敗了龐大的國民政府正規軍，那麼真實的情況究竟是怎樣的呢？作為與合法的國民政府作違法鬥爭的所謂的工農紅軍，既不代表工人，也不代表農民，而只是代表與國民政府對立的破壞性力量。雖然打出的口號是為了解放勞苦大眾，但實際情況卻是到處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就象歷代王朝的農民起義一樣。對當時的社會生產力構成了極大的破壞。

僅僅一個偶然的機會，毛澤東從一堆收繳的舊報紙中的一個角落裡發現了一則消息，說是全國人民都要求抗日。毛澤東大喜過望，終於找到了一棵救命稻草，於是便毅然決然地命令正在南下或西逃的紅軍，調整部署，立即北上抗日。這個時間已經超過了紅軍出發之時的五、六個月，由此看來，紅軍北上抗日決不是它的初衷，而是它半路上殺出的一個程咬金，後來黨史所云，共軍長征為抗日，這純系胡編亂造，乃無影之說。這是中國共產黨給自已臉上貼金的一個令人不齒的貽笑大方。

紅軍長征準確地說，是因失敗而做出的逃亡，而紅軍北上抗日只是個子虛烏有的、天方夜潭的故事。北上抗日這個大方針的謊言確定之後，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就把目標瞄準了當時劉志丹、高崗所部活躍著的陝北高原。

紅軍到達陝北之後，仍然採取毛澤東在第一次國內戰爭中的戰略方針，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殲滅敵人。毛澤東把延安作為中國共產黨自我擴張的大本營，但為適應抗日戰爭的需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就被收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這個八路軍，吃的是國民政府發的糧餉，辦的卻是壯大共產武裝力量的私事。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整個抗日戰爭中，一直實行游而不擊的戰略方針，對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極盡虛與委蛇之能事。因為毛澤東給自已的部隊——工農紅軍所發的內部指示稱，在抗日戰爭中，共軍要「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毛澤東及其所率領的工農紅軍，即八路軍基本上是見了日寇就撒丫子逃跑，立即逃之夭夭、不見蹤影，但在宣傳上卻不遺餘力，把自已打扮成無比堅定的抗日力量，對正面戰場上英勇抗日的國民政府軍和國民政府，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卻從來就不合作，一心一意地謀求自已的發展。

為什麼共產黨能夠如此地置中華民族的利益於不顧，而大力發展自已的武裝？

一九三六年末，出了個兵諫蔣介石的西安事變。主謀是中國共產黨，受蒙蔽者為張學良、楊虎成，深受其害者是當時的和之後的全體中國人民。

西安事變，千古之罪！它給中華民族所帶來的災難是極其巨大的，是罄竹難書的。因為有了西安事變，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就可以實行合法化的武裝割據了，並在此基礎上，中國人民從此就陷入了永恆內戰的悲慘的境遇之中。

利用抗日戰爭，中國共產黨深入到沒有任何日寇侵略的大後方，放手發動群眾，招兵買馬地擴大根據地，建立所謂的抗日武裝和聽命於共產黨的統一戰線。

國民政府軍在正面戰場英勇抗日之時，中國共產黨的武裝力量，即八路軍和新四軍基本上是袖手旁觀，坐山觀虎鬥，其目的就是要按著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所要求的那樣，在日本侵略軍和國民政府軍激烈戰鬥之時，要漁蚌相爭，漁翁得利。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就是要做這個得利的漁翁。

抗日戰爭勝利之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包括民兵在內，已達到三百萬之眾。整個國土已有半壁江山劃入共產黨的紅色勢力範圍，這些勢力於是就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後，與國民政府相抗衡的強大資本和與國軍勢均力敵的基本力量。為了顯示自已的獨立性，也由於抗日戰爭的勝利結束，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就把抗日戰爭時第十八路軍集團軍和流竄於江南一帶的新四軍更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武器落後的情況下，從當時為蘇軍所占據的東北四省獲得了大量的軍需物質，並用這些現代化的武器裝備武裝了各解放區的軍隊，從而為贏得全面內戰的勝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一林彪為統率的第四野戰軍共有九個縱隊，裝備精良，武器先進，是毛澤東、共產黨打內戰的最佳資本。所謂的三大戰役中的第一仗，就是打錦洲。死的是人山人海、血流成河，幾日內就攻克了錦洲，俘獲了城防司令范漢傑，致使整個東北都陷入共產軍的手中，亦即史稱的東北全境解放。時值一九四八年秋季。

緊接著，四野揮師南下，以共軍精銳之師的名義過五關、斬六將，一路橫掃過去，直到拿下海南島。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三年內戰中今天殲滅一個旅，明天殲滅三個團，但回想一下，抗日戰爭中八路軍的表現又是如何？兩相比較，就可以得出基本正確的結論，即，共產黨內戰內行，外戰外行。殺自已的兄弟來勁，抗擊外侮日寇無能。

中國人民解放軍建國前的歷史不過是從叛亂而來的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流寇歷史。說的不客氣一點，基本上是個土匪加流氓的歷史。

中國人民解放軍為什麼是個謊言？因為經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到今天的歷史，通過回顧，我們應該了解到，無論紅軍也好，八路軍也罷，無論叫解放軍也好，還是叫中國人民自願軍也罷，這個軍隊主要是或完全是中國共產黨的軍隊，是中國共產黨動員人民當炮盔、作替死鬼的軍隊，是損害人民利益的軍隊。它既不是中國人民的，也不是以解放中國人民為目的的。它是貨真價實的共產軍。

作為共產黨的暴力集團，在建立紅色王朝之前，它是奪取合法政權的非法工具。從合法的國民政府那裡把權力奪過來之後交給中國共產黨的君主，即紅朝皇帝毛澤東大帝或主席。在奪取政權之後，它就是保衛極權專制政府，即紅色王朝的有力工具，是刺刀。

它是中國共產黨黨魁的而根本不是中國人民的。要說它是殺害中國人民的暴力工具，這還差不了多少。它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的黨衛軍，它跟希特勒的納粹黨黨衛軍具有毋庸置疑的一脈相承之處。舉例來說，建國初期的鎮反，各地共產黨的軍政府以無比殘暴的殺戮而令人膽戰心驚並造成整個社會的巨大恐怖。比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中的三支兩軍直接進入內戰，明目張胆地殺人。再比如，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三十萬大軍用坦克、軍車、旋飛的子彈蕩平了整個北京市，搞了個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即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永誌不忘的震驚世界的屠城。

中國人民解放軍也確實是解放了人民，即把活人解放成死人，把幾千年的古城解放成了一個無比黑暗的地獄。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準確名稱應該是：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黨衛軍、奉紅朝君王之命鎮壓人民的私家軍。

六、人民公安、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即俗稱的公、檢、法，是共產極權專制的刀把子而不是保護人權的工具。因此其自我標榜的所謂人民，乃是可恥的謊言。

(1)人民公安，即紅朝警察體制。有一句話說的好，警匪一家。在紅朝的極權體制下，被賦予絕大權力的警察，既是極權專制政體的鷹犬，又是與各種犯罪集團相互勾結的准黑社會組織。這個准黑社會組織，按照大陸民間的說法就是，披著警皮（制服）的狼。

既然是狼，顯然它就是與人民相敵對的殘暴貪婪的形象。公安內部的腐敗且不用說，它對外欺壓百姓、執法枉法的胡作非為，簡直就是罄竹難書、一言難盡，尤其是公安系統內的有一個專門掌控並鎮壓人民的思想與言論的類似於前蘇聯臭名昭著的克格勃秘密警察組織的政治保衛處，即俗稱的政保部，就更是一個殘民以逞且草菅人命的黑社會組織。

政保處是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秘密警察組織，是由周恩來、潘漢年等中共早期的特務頭子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一手創建起來的。它以黑暗而陰險的謀殺手段，以殺人不眨眼的暴烈和黑社會的運行方式肆意妄為地草菅人命。政保部從來就沒有幹過一件好事，但卻是壞事做絕。它就像狐狸一樣狡猾地辨認任何真實的聲音，任何鮮活的文字以及任何真實的思想和行動，然後就必然地大搞恐怖主義殺人活動並美其名曰地標榜為「紅色恐怖」。

半個多世紀以來，包括政保部在內的人民公安從來都是堅定不移地聽命於中國共產黨君主的命令而干盡了傷天害理的勾當。紅色政權所依賴的所謂的人民公安，乃是中國共產黨一小撮陰謀家威脅全體中國人民的明晃晃的刀把子，是懸掛著千百萬顆頭顱的鮮血淋漓的刀把子，是殲滅人權、屠殺人民、保衛紅朝皇帝的殘忍暴虐的刀把子。直到現在，這個刀把子的形象也還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刀把子始終懸掛在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的頭上。說是人民公安，實際上卻是紅色君主的公安，是壓迫人民並巧取豪奪民脂民膏的公安。

（2）檢察院是監督並負責國家公職人員職務犯罪的專門機構，它並且是對法院判決實行監管的重要部門。

在中國歷史上，歷代王朝都有相應的監察部門，用以控制和監督龐大的官僚體系。

在社會主義社會的紅色王朝里，其所發揮的作用與古代的封建王朝所設立的相關部門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只不過現行的紅色監察機構更加人浮於事，規模更加龐大而臃腫罷了。監察機關在改革開放以後為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增設了反貪污受賄局，即所謂的反貪局。然而，這個反貪污受賄局卻常常發生監守自盜的職務犯罪，甚至可以說，整個監察機關由於其所處的司法權力中心地位本身，竟變成了一個貪污腐敗的集散地，甚至連一個小小的縣、區檢察長所擁有的職務權力，每一年少說也能在工資之外摟它個幾十萬，甚至把上百萬揣進兜里，也幾乎不成什麼問題。

貪污腐敗盛行與掌握著司法權的檢察機關脫離不開干係，其所導致的不良後果是極其嚴重的。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不公的重要內容和重要標誌。俗話說的好，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這個清，代表了清正廉明。連清正廉明的小小知府，一年都能貪污個十萬雪花銀，那麼不那麼清廉的知府一年又能夠貪污多少？那就可以盡情地想像了，恐怕怎麼想像也不為過。

現在中國大陸的各級檢察機關，差不多也就是這麼個情況。污穢一片的司法不公，導致了整個社會根本就沒有正義可言，至少很難見到正義的真正實現。邪惡占據了法治和正義所應占據的位置。如果要恢復人人嚮往的公正與正義，檢察機關首先要進行大規模的改組，即它自身首先要進行改革或革命。不這麼做，那是無法形成清正廉明的檢察機關應有形象的。

(3)法院。中國大陸的法院是從鎮壓反革命，肅清舊社會一切腐朽勢力的革命法庭演變過來的，是無往而不勝的血淋淋的刀把子，也是毛式革命政權為了與國民黨作鬥爭、鎮壓一切所謂反動勢力的尖銳武器，經歷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砸爛公、檢、法的毛式運動，法院幾乎陷於癱瘓。但經過改革開放，法庭才逐步地發展起來，並形成現在這樣龐大的機構。

法院與公安部門、檢察機關一樣，也是明目張胆的賄賂公行，甚至可以說，中國大陸一半以上的審判都出現這樣或那樣的不公正、不正義。

法庭審判仍然按照建國初期軍事化的方式來進行，即審判長上面還有審判長，法官根本就沒有獨立的審判權，另外，法庭審判還受到各級黨、政、軍領導的各種干預，同時也受到新聞輿論的干預。簡言之，法庭幾乎一點也沒有適合於現代法治社會所要求的必需的獨立性。

相應級別的法庭受制於同級政府的政治領導。吃的也是地方政府的財政飯，請問，法院又焉能不聽命於同級政府的命令與指揮？由於喪失了自身的獨立性，所謂人民法院就不可能按照社會正義的要求實行公正、合理、客觀的判斷，即不能進行獨立自主的判案。於是出現了打官司不是打誰有理，而是打誰有關係，打後門硬不硬，打有沒有金錢或其它方面的實力。這樣一來，法院就不能站在公正的立場上，作出符合人性的正確判斷。換言之，作為社會道德底線維護者的法院，它自身就常常衝破普遍正義的原則而使蒙冤受害者走投無路地告不了狀，喊不了冤，那麼倒霉，並且是普遍的倒霉，就是整個中華民族必然面臨的悲劇景觀。

另外，目前法官的素質也很成問題，基本上算是不及格，大部分人都應該重新回爐，都應該得到全面而徹底的培訓。像現在這樣的低水平、低素質的法官狀態，像現在這樣極不理想的法院領導組成以及辦案方式，像現在這樣毫無判案的獨立性、自主性等等，都是可恥的，都是應該按照法治社會的嚴格要求加以迅速而根本的改變的。

要創造一個沒有任何冤屈或者有冤屈而可以得到申斥、可以得到寬慰、可以得到補償的人權保障機制，這既是法治社會所要求的目標，也是各級法院義不容辭的任務。

現在的人民法院畢竟是一個虛詞，要把人民這個詞給去掉，單提法院就可以了。中國大陸的各級法院及其運行方式、包括司法程序等等，都要向世界各國的法律制度學習，要大膽地吸取他們幾百年來業已成形的司法制度的一切優秀成果。

上述的公、檢、法三家，都歸中國共產黨政法委部門的直接領導，因而中國大陸的司法就不可能獨立自主地按照普遍民意的反映，對案件進行公正的判斷。司法由於受到各級黨、政領導的肆意干預和頤指氣使，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冤、假、錯、罪案的大行其道而充分地無能為力、無所作為、莫衷一是。此之謂，黑雲壓城城欲摧，無可奈何花落去！

司法與黨政一體並常常受制於後者，就必然形成冤獄叢生的政治現實，就必然造成整個社會普遍的無望乃至絕望的悽慘景象。這既是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所遺留下來的專制主義後遺症，同時又是深受馬列主義邪教，尤其是史達林主義所搞的政法一體到處揮舞屠刀所進行的殘忍的殺戮等罪惡行徑。

黨法必須分離。一部人所組成的黨是不可能指導並統領普遍民意反映的法律的。現行的黨規代替法律的現象，是對法治社會的固有內容所造成的威力巨大的破壞。中國共產黨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的違法犯罪，卻要用黨票或用其職務、地位等來減刑或抵罪，這是破壞法律公正的可恥現象，這也為整個社會樹起了極其惡劣的範例。

警察就是警察，而不是所謂的人民警察；檢察官就是檢察官，而不是所謂的人民檢察官；法官就是法官，而不是所謂的人民法官。難道說，用人民的毛式虛詞來形容某個警察、某個檢察或某個法官，他或她就可以有什麼虛了套冒的光彩了嗎？當某個警察大搞鎮壓人民的活動時，請問，這是不是一個流氓警察？當一個大搞權錢交易的檢察官或法官胡亂判案而導致司法不公時，請問，這樣的檢察官或法官該是多麼無恥？

由此看來，毛澤東式的這也人民、那也人民的痞子學說，純粹是胡謅八扯、信口呲黃的詐騙活動。按照毛澤東的說法一路推下去，搞搶劫活動的就是人民搶劫犯，竊國大盜者就是人民大盜，肆意強姦民意者就是人民大救星。這也許有其社會主義極端無恥、胡作非為的道理，然而這種人民的騙子學說不過是愚弄全體中國人民的貨真價實的幌子，是毫無意義的而只能有其負面意義的強盜邏輯。因此，應該把人民從所謂的公安中摘出去，人民檢察院也要恢復其原本的名稱，直接叫檢察院，法院也應如此這般地把人民這個虛假的草帽扔進歷史垃圾箱。

對毛澤東式的流氓加痞子的人民，必須加以徹底否定，以恢復並實現以每一個人的應有地位為標誌的人權全面保障的現代化制度。這樣，而且只有這樣，中國大陸才能夠從專制主義的謊言中掙脫出來，從無窮無盡的欺騙中驚醒過來，從絕望的深淵中爬將出來，並在此基礎上踏上一條走向人類普世價值的充滿希望的康莊大道。

政法必須分離。司法吃政府的財政飯，就必不可免地聽從政府的擺布，就沒有辦法復歸於自身，就必然喪失自身的獨立地位而趨炎附勢。一句話，就肯定沒好。由司法不獨立所導致的司法不公，由司法不公所導致的社會災難，就必然成為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不希望看到的慘不忍睹的社會現實。因此，司法必須從與政府糾纏不清的關係中解放出來。中國大陸未來的議會應該為司法制度的獨立花銷做出客觀的決算，從而徹底根除司法依賴於行政並與黨政機關勾打連環的令人可怕的恐怖局面。

檢察官、法官要獨立判案，要從根本上改造法院、檢察院和公安部門的兵營式的組織架構。要根據現代化社會發展的要求對於各級司法部門進行逐漸的和全面的清理與整頓，以使現行的司法系統逐漸地轉入純技術性的司法軌道。這將有利於中國大陸實行真正的人權保障。這將是合現代化發展需要的巨大的歷史變遷和社會轉型。

檢察官、法官可以採取終身制。這是使司法系統走向純粹的司法技術之路的重要步驟。中國大陸現代化有賴於獨立檢察官、獨立法官的智慧、能力和水平，也需要他們沒有任何阻礙、沒有任何干擾地為建立法治社會，推進法治社會並真正地實現中國司法體系的全面現代化而做出不懈的努力。

七，中華全國總工會是不能代表中國大陸工人階級利益的組織。

據說這個機構是工人階級的正宗組織，因為它自稱為工會。按照字面的理解，工會是工人們自發組織的一個為自已說話的地方，但實際上，中華全國總工會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彌天大謊。

(1)它從來沒有聆聽過它所代表的工人階級的意見和建議，它也不屑於去聽那些無權無勢的工人們的申訴。這個自命為工會的黨的外圍組織只聽從於它的主子——中國共產黨並奉後者的一切指示為馬首是瞻。首先，這個中華全國總工會的領導人從來都不是被全國工人所推舉的，而是由中國共產黨直接任命的。你說它能代表誰的利益？誰給他戴的烏紗帽，他就代表誰，他就為誰負責、為誰說話。結論是：他就只能為共產黨說話而不可能為工人說話。（2）官辦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從根本上漠視工人階級的利益，工人兄弟有了難處找工會，除了徒作無用之功以外，除了耗費寶貴的時間和精力之外，是不可能獲得任何實質性幫助的，是不會從這裡獲得任何回報的。中華全國總工會，說的客氣一點，它不過只是一個牌位而已；說的實事求是一點，它也就是一個十足騙人的幌子。（3）中華全國總工會從來沒有關心過工人階級的實際利益。在毛澤東時代，它強行代表工人階級為無恥的毛式政治流氓運動推波助瀾、搖旗吶喊；在鄧小平時代，它也不過是一條違逆工人階級意志並代表工人階級無商量地向鄧小平獻媚邀寵的哈巴狗；到了江澤民時代，哈巴狗的身份仍然沒有改變，而且還變成了一條惡狗，由於江澤民的無能，由於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破產而導致了幾千萬工人下崗，中華全國總工會為什麼一聲也不吭？它為什麼像死人一樣地不能發出一點點聲音，不能做出一次或兩次深呼吸或淺呼吸？（4）工會難道僅僅是個收收會費、發個電影票、組織個什麼歌詠活動，就算是完成它的本職工作了嗎？中國大陸的各級工會乃至中華全國總工會，都不過是組織娛樂活動的意義十分渺小的類似活動組織者而已，根本就沒有起到保看護人利益，維護職工政治權益、經濟權益、文化權益等等的應盡責任。

如上所述，中華全國總工會及其領導下的各級、各部門、各單位的工會組織，都是黨政權力的一條哈巴狗。不但毫無自主權可言，而且也更談不上什麼代表工人階級的任何利益。這個組織應該叫：偽中華全國總工會。

八，中華婦女聯合會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幌子，因為它實際上也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外圍組織，是為了實現共產黨君主的意志而設置的欺騙中國大陸全體婦女的一個決不真實的婦女聯合會。

婦女的權益在紅朝建立之時，名義上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實際上政治地位仍然處在十分可憐的狀態中，經濟地位也不能說是提高了多少，文化地位也不能說是達到了理想的程度。對於婦女權益的保護，中華婦女聯合會並沒起到它的名稱所賦予的應有作用。換言之，中華婦女聯合會只是共產黨用來拴狗的一條繩子，目的是把中國大陸的所有婦女，即沒有多少自主權的全體婦女緊緊地給拴在一起，讓她們聽命於黨的領導，讓她們在社會主義的羊腸小道上一條道跑到黑。

婦聯既不是廣大婦女選舉的結果，又沒有經過定期的淘汰而更換其領導。它是中國共產黨授權的產物，因此它就不一定能夠為廣大的婦女提供應有的保護，這當然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無數的蒙冤受屈的婦女到婦聯去投斥，常常吃的是閉門羹或者被弄得個一推六二五，有很多交給婦聯的申訴信原封不動地給退回到被控訴的權力者手中。可見，婦聯乃是一個欺騙廣大婦女，損害廣大婦女權益的毫無意義的組織。

九，信訪辦，招搖撞騙的謊言機構。

由於中國共產黨的紅朝政府大搞極權專制，在沒有經過人民同意的情況下就實行殘酷暴烈的無產階級專政，並且以種種胡作非為的非法手段肆無忌憚地收刮人民的利益，因而造成了基本上無可調和的官民對立。作為必然結果，廣大人民的怨聲載道、無邊無際的憤怒滾滾而來，不可遏制的上訪大軍，幾十萬、上百萬地湧向各級黨、政機關、檢察機關等。

為了窮於應付這種鋪天蓋地的強大民怨，於是乎，就在各地的黨、政機關外面或附近設立了大小不同的信訪辦。從縣到市到省乃至到北京，信訪辦以其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消解民怨的方式，每一天都接待無數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等社會各階層的蒙冤受屈者。信訪辦儼然是解決上訪人所反映問題的正宗的辦案機關。但實際情況到底是怎麼樣的呢？信訪辦到底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各級黨、政機關花費了大量的民脂民膏又建信訪辦公樓，又安排一定級別的領導負責處理信訪辦的相關事宜。

(1)信訪辦起到了為黨、政機關所面對的強大民怨分洪或泄洪的作用。要是上訪的民眾找到某一級黨政領導要求解決問題的時候，黨政領導不好直接否定民眾正常合理的訴求，常常是不屑一顧也極不耐煩地用手一指，極盡推脫責任地說：找信訪辦去。

於是，有冤屈的上訪人員就不得不到信訪辦哭訴一通，信訪辦里的工作人員聽完了上訪者的申訴之後，幾乎是千篇一律地用這樣的話來打發：好了，知道了，你把材料留下來，我們把你的情況向上級領導反映反映，你現在可以回去了。

如果上訪人員聽信了信訪辦，把材料留了下來，就好象找到了主心骨似地滿懷希望地回家了，那麼，慢長的、永無盡頭的等待就是上訪人員別無選擇的悽慘命運了。泥牛入海無消息，這還是比較理想的結果；把上訪人員所控訴的某位領導的材料直接轉到被告的手裡，那可就有很多好瞧的了：雪上加霜的悲劇命運，遭到各種各樣打擊報復的例子，簡直就是層出不窮。

信訪辦就是如此這般地以無所作為的方式成為各級黨政領導機關阻擋民眾申訴和控告的擋箭牌，也每時每刻分擔著強大民怨的泄洪的可恥責任。

(2)信訪辦是詐騙人民群眾的虛假部門，準確地說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行騙機關。它本身毫無處理問題的能力，但卻又要裝出一把大權獨攬的樣子，煞有介事地接待層出不窮的上訪人員，它實際上是一點作用也不起的、完全是徒有其表的機構。向這個所謂人民的信訪辦去申訴或控告，純粹是一種浪費吐沫星子的毫無意義的舉動。有這個工夫，還不如走向大街或廣場舉一下或兩下拳頭或胳膊為好。

(3)信訪辦是人浮於事的機關。遇到棘手的事情，它就給你來個不管三七二十一，三下五除二，它就說它不能越權處理這件事，它就讓你自已想你永遠也想不出來的轍。小來小去的問題，它聽一聽，然後就當成耳旁風，甚至隨後就忘得個一乾二淨。對於信訪辦來說，這麼做都是十分正常的胡作非為。上訪人員還有什麼希望可以寄託於它的呢？與其對信訪辦有信心，還不如對自已的絕望有信心，還不如對自已的淚水有信心，還不如對自已所面臨的極權專制政體接近於完蛋加零蛋的命運有信心。

除了毫不吝嗇地浪費人民的血汗錢並肆意妄為地大肆揮霍民脂民膏之外，信訪辦只不過是紅色王朝為了遮掩自已的罪惡累累而給自已渾身上下貼滿了的花里胡哨的狗皮膏藥而已，這是中國共產黨哄小孩一樣地欺騙十三億人民的大大小小的鬼把戲。

所謂的人民信訪辦應該叫做：反人民的信訪辦或偽人民信訪辦。

十，以單位所有制為特色的公有制，是一種產權不明、職責不分、內耗不斷、胡攪蠻纏的非人性的公有制，是徹頭徹尾的彌天大謊。

在中國大陸的單位，長期以來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什麼國營的、集體的，什麼幹部、工人，就像在社會上把廣大的農民打入了另類一樣。大集體的不如國營的，只能淪落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二等公民；個體的不如大集體的，是名副其實的三等公民。

各單位的建制都是以軍事建制進行劃分的，例如，縣團級單位、營級單位、連級單位等，而各個單位的領導也都按相應的森嚴的軍事級別進行劃分。在各個單位，一切以單位一把手的意志為意志，單位里所有的人都必須聽命於這個一把手。沒有經過人們選舉的一把手，竟可以擁有絕對的權力。這就形成了單位所有制的極權專制，而整個社會的極權專制正是建立在千千萬萬個具有大一統特徵的、密不透風的、大包大攬的單位所有制的基礎之上。這是與現代化的歷史要求背道而馳的社會制度模式。

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單位所有制等公有制形式。必須經過適合於人權的現代化改造，方能夠產生繼續存活的可能，否則，走向窮途末路的死亡，可能就是單位所有制必然面臨的別無選擇。

上述的十項制度性謊言，業已對生活於中國大陸的中國人民造成了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無比深刻的、也是一言難盡的危害，並以其程度不同的乃至極大程度的墮力，極其嚴重地阻礙了中華民族的社會發展和歷史進步，從而使中國遠遠地落在世界文明的後面。中國不僅僅是面臨著被開除地球球藉的危險，而且在相當程度上已經被開除了球藉。這就是：我們前所未有地落後，我們前所未有地貧困，我們前所未有地可悲，我們前所未有地可憐。我們之所以有如此的蒼茫的悲哀與浩嘆，是因為我們有全部社會主義制度的劣根性，即中國共產黨自吹自擂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如上所述的十項劣根性的總根子，就在於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根據全國服從全黨，全黨服從中央，中央服從政治局，政治局服從常委會或書記處，常委會或書記處服從中國共產黨黨魁的意志或君主的聖旨這一雷打不動的極權專制的嚴格規定，因而就形成了如下的狀態：一個紅朝帝王腦袋發昏，全國就必定陷入不可救藥的迷迷糊糊狀態；一個核心流氓，整個中國大陸的山山水水、溝溝叉叉、每一個男人和女人都必須聞風而動地流氓起來。這種毫無制約的不流氓不行的極權專制，以其無孔不入的制度性謊言，把中國大陸十三億人民的聰明頭腦牢牢地捆死了，捆成了普遍愚民的狀態。

如上所述的制度性謊言，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君主制一以貫之的和與時俱進的無恥號令與領導批示以及各種各樣的胡謅八扯的紅頭文件，致使普天之下被逼無奈地形成了謊言社會化，這，正是造成中華民族卑躬屈膝奴隸地位的根源之所在。

如果中華民族要實現自身心嚮往之的全面現代化，就必須對上述十項的制度性謊言及其總根子——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寡頭體制實行全面而徹底的改革乃至於革命，必要時要採取外科手術式的斬首行動和精確打擊。無論漸進似改革還是激進似革命，目的就是要使所有反人類、反文明、反現代化的腐朽制度向著合人權的政治文明的現代化制度進行大規模的遷移。

這是人心所向的大趨勢，這是中華民族自我解放的希望之所在。非此，我們又如何面對順之則昌、逆之則亡的自由民主的歷史狂瀾？

二零零三年七月下旬書成於中國大陸民主自由戰略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