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一：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學說，李慎之卻把以「仁義禮智信」為核心的中國文化傳統簡單定位為「專制主義」的核心。如果用這種兩分法的簡單思維方式來判斷，根據謝韜例舉的三句「君臣」之說就可以把文化傳統定為「專制文化」（先不說他們拋開歷史背景和「義禮」前提對這些話的簡單理解是否正確）。那麼在兩萬餘字的《論語》中，孔子講「仁」的地方有109次，講「禮」的地方有75次，這又作何解釋？照這種簡單思維和劃分，我們是不是也可以根據中國文化中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古訓和儒教學說，把中國的文化傳統簡單定位為 「反專制主義」的自由主義文化？可見，在文化思想研究中，這種簡單化、專斷化的方法是最不可取的一種方法。 

  

歷史事實是，正如歷史不可能一步達到今天的民主制度、君權制度是歷史的必然一樣，具體到儒學或文化傳統中的一些思維和說辭，也不可能突破專制統治皇權制度的框架。但是，儒家對政治專權的批判和限制不可謂不烈，大臣如何限制皇帝，皇帝在中國歷史上不能為所欲為，史書上多有記載。 


在儒學和中國文化傳統的價值原則的位階上，「權力或權變」是不能超越「義禮」原則的，《論語》對此多有論述。雖然儒家不能突破歷史局限性達到今天的自由民主的追求，雖然儒家的抗議專權的傳統無法改變專制政體，但是它建立的道統理念卻長久地支撐著中國的文化傳統，這與有人簡單地把它說成是向政權提供合法性的權宜和妥協之道有很大差別和不同。在對專權的批判上，儒家對歷史是有進步作用的。更何況儒家提倡的「仁義禮智信」的文化傳統更對維持社會道德起到了長久的正面作用。所以，李慎之把中國文化簡單地分為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又把文化傳統簡單地定位為「專制主義」的核心，這種思維方式是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兩分法簡單思維方式。這種判斷既不是事實，也流於片面。這也多少表明，李慎之謝韜們仍無法擺脫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的思維困境。 


困境二：極權主義是西來的，不是中國文化傳統產生的。可是李慎之卻把西來的極權主義歸結到中國文化傳統上，把中共極權幾十年的統治和洗腦導致的一系列民眾的思維問題和社會問題都歸結為根源是中國文化傳統。這就造成他不能解釋的困境：那些東歐共產極權國家並沒有中國文化傳統，為什麼東歐極權統治下的人民的思維和社會諸多問題卻與中共極權統治下的問題相同？連黨文化語彙和洗腦方法都相同？ 

  

當李慎之謝韜們把中國文化傳統說成是「專制主義」 的核心時，他們所崇拜的「5．4先賢」的代表人物如胡適等卻對當初五四的反文化傳統的過激行為和思想均有反思。反思的五四一代人物中後來在學術上都很有建樹，後來做了大學校長的五四一代有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北京大學校長傅斯年，青島大學校長楊振聲等。這些參與五四運動的人物都受過良好的傳統教育，他們不但沒有反掉傳統，後來還非常好地傳承了他們早年就浸染其中的中國文化傳統中美好的一面。中國文化傳統並沒有在五四那代人中斷裂，他們不僅有很深的中國文化的造詣，受到「禮義」文化傳統的薰陶，還受到西方文化中自由主義精神的影響，真正算得上「學貫中西」的一代。而李慎之這一代和以後的兩代中國人卻與中國文化傳統斷裂了，這個斷代是中共極權統治長年反傳統反文化的結果。遺憾的是，李慎之謝韜們沒有看到這幾代人思想和文化的斷代和空白的根源，卻繼續反傳統，把西來的極權主義的罪惡一味歸結到中國文化傳統上。 

  

困境三：李慎之對民主制度的認識也只停留在膚淺的認識上，看不到民主制度也有其局限性。雖然民主政府受新聞和言論自由、多黨制衡等制衡工具的限制而不能像極權制度那樣為所欲為，但是，民主制度只是權力制衡的工具（民主的核心是權力制衡），她並不是十全十美的，她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人性貪婪和自私的問題，民主政府也是腐敗等問題的根源。在民主制度需要不斷地完善的同時，信仰和文化傳統之精髓則能夠彌補民主制度的不足。所以，飽含「仁義禮智信」的中國文化傳統與民主制度不但沒有絲毫的違背和衝突，還互為補充。民主台灣和其他信奉儒教傳統的東南亞民主國家在實施民主的同時保留了中國的文化傳統就證明了此點。另外也證明了，李慎之對中國文化傳統的負面斷言與台灣民主實踐的事實不符，台灣民主的實踐是與中國文化傳統兼容並進的，民主台灣並沒有如李慎之那樣將中國文化傳統看成「專制主義」的核心。 

  

困境四：李慎之最大的認識問題是，他認為啟蒙的對象是民眾，他從沒有想到，最應該被啟蒙的是李慎之、謝韜們這些知識分子和國家機器本身。我們建立民主制度，就是要改造和教育（啟蒙）國家機器。因為，國家機器中的官員，以及知識分子群體對社會道德、思想具有導向作用，如果他們本身的觀念和思維都錯亂不堪，則會對社會道德、文化和民眾的思維造成不可估量的負面影響。而中國的現實正是如此的嚴酷，中國當今如李慎之這樣的知識分子仍不能徹底否定共產黨和共產極權，卻全盤否定了中國文化傳統，這種錯亂的認識又怎能去啟蒙民眾？因此，啟蒙的對象首先應該是這些知識分子群體和國家機器本身。 


由於李慎之的名聲和影響，人們對他的觀點會不加思索地簡單接受。所以，我不得不對我的家庭世交、我尊敬的前輩李慎之先生提出如上的質疑，以引發對這些問題感興趣的人們的深思和討論。 

三妹 
二0一0年九月九日 
  

  

附：謝韜：《李慎之和我60年的交往以及對歷史與現實的反思（3之3）(節選)》 

  

李慎之和我60年的交往以及 
對歷史與現實的反思（3之3）(節選) 

謝韜 

重新點燃啟蒙的火炬 

為紀念「5．4」，李慎之「肝膽陳詞」，寫了一篇大文章，題目是 
《重新點燃啟蒙的火炬》，最後大聲疾呼：「當務之急就是要把啟蒙 
的火炬重新點燃起來！」這可以說是這十幾年他做的大量工作的主 
旨。由於種種緣故，「5．4」啟蒙運動80年間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 
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專制主義和蒙昧主義的遺毒仍然根深蒂固，這是中 
國人民多年來遭受的一切災難的總根源。啟蒙，主要是揭開專制主義 
對人們的蒙蔽。 

到了20世紀，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已經實現民主化，為什麼中國還是專 
制社會？李慎之認為，這與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發展，幾千年的文化傳 
統有密切關係。他漸漸形成了一種看法：「傳統文化」和「文化傳 
統」是不同的概念。「傳統文化」是指中國自古以來形形色色的文化 
現象之總和，比如：詩、詞、曲、賦，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學 
說，政治、宗教、禮儀、風俗等。傳統文化的表現形式是豐富的、復 
雜的，是不斷產生又不斷消亡的。「文化傳統」則不然。它是滲透在 
各種傳統文化中的思想、精神或靈魂，它是基本不變的、相對穩定 
的、單一的，貫穿在上述各種形式的傳統文化之中，支配著中國人的 
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言以蔽之曰：「專制主義」。它的核心就 
是： 

◆「九五之尊，至高無上″， 
◆「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 
　　孝；夫雖不賢，妻不可以不順。」 

在皇帝被推翻以後的100多年裡，專制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仍然 
長盛不衰。 

中國專制主義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李慎之把公元前221年秦始皇 
稱帝，算作中國專制主義的起源。中國專制主義的國家體制持續了大 
約2,200多年，在世界歷史上是最悠久的了。從1840年算起，中國向 
現代文明的過渡，已經有160多年的歷史。在這160年中，各代在物質 
文明方面都有所成就。但政治文化傳統變化很少。中國專制主義的一 
個特點，就是特別頑強，不但為兩千多年間歷代皇帝所實行和發展， 
而且在帝制被推翻以後，還為一代又一代的當權者所死守，視為鞏固 
自己的特權的無可代替的法寶。 

1999年國慶之夜，慎之在《風雨蒼黃五十年》這篇血淚文字中寫道： 

　　「50年前，為了向天下宣告新中國建立後的大政方針，毛澤東寫 
　　了著名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其中最重要的一段說：『「你們 
　　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說對了，我們正是這樣。』最讀到 
　　的時候，心頭不免一震。但馬上就想，這不過是毛主席他老人家 
　　以其特有的宏大氣派表達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原理而已。直到1956 
　　年蘇共二十大以後，我才看到義大利社會黨總書記南尼提出的共 
　　識：『一個階級的專政必然導致一黨專政，而一黨專政必然導致 
　　個人專政（獨裁）。』後若干年，再回想在西柏坡的時候，聽到 
　　傳達毛主席的指示：『要敢於勝利』，『要打到北平去，打掃龍 
　　庭坐天下』；又再過若干年，聽到毛主席說『我就是馬克思加秦 
　　始皇』。這才憬悟到其中有一個貫通的東西，有一個規律，那就 
　　是阿克頓勳爵所說的『權力使人腐敗，而絕對的權力絕對地使人 
　　腐敗』，而那是我在開國的時候不但理解不了，而且想像不到 
　　的。」 

李慎之揭示：實行言論管制，愚民政策，這是中國專制主義最可惡、 
最黑暗的一個特點，從秦始皇「焚書坑儒」開始，在中國以言獲罪， 
以文字賈禍的，代不絕書。毛澤東時代，幾乎每次政治運動，都抓住 
人們的言論來批鬥、定罪。不只是政論，還有詩歌、小說，不僅是公 
開發表的文字，甚至搜羅人們的私人通信、日記、筆記。到今天，報 
紙、書刊、甚至網際網路上發表與「主流意識形態」不同的意見，就會 
被列入中宣部的「黑名單」，從此禁言，或者以「顛覆國家安全」的 
罪名，判言者有罪。 

中國專制文化傳統之一是把專制主義虛偽地倫理化、人情化，老百姓 
是「子民」，歷代統治者都「愛民如子」，而兒子必須絕對服從老 
子。直到現在「父母官」還掛在人們嘴上。「文革」期間更是大唱 
「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中國近代的許多思想家，都批判過專制主義，倡導過民主主義，李慎 
之的創見是把傳統文化與文化傳統區別開來（也有其他一些學者持相 
同或相近的觀點），從而比較深刻地揭露出來毛澤東推行的階級鬥 
爭、政治運動、無產階級專政，實質上是中國專制文化傳統在新的歷 
史條件下的延續。毛澤東建立起來的政治體制，是打著革命旗號的專 
制政治體制。 

從秦始皇到毛澤東，從「焚書坑儒」到「文化大革命」，中國社會一 
直在專制主義的文化傳統的桎梏下。如何才能拔除專制主義這個毒根 
呢？李慎之呼籲：首先要進行政治制度改革和民主啟蒙教育，而且只 
有先實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才能完成大眾的民主啟蒙教育。 

究竟什麼是民主？ 

我們這一代人從年輕時候參加民主運動，但是許多人並不真正懂得什 
麼是民主。李慎之說：我曾問一個我同時代的同學和戰友「什麼是民 
主？」他的回答是「民主就是反獨裁」。這也許可以代表我們當時大 
部分人的認識。甚至我們的師長，如馬寅初、聞一多等人亦是如此。 
在「5．4」運動中高舉民主旗幟的陳獨秀，當時也不十分清楚民主的 
含義，曾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民主。當他晚年病在四川江津 
時才醒悟到根本沒有無產階級民主與資產階級民主之分，無產階級專 
政必然導致個人獨裁。但這時他已不能對中國思想界產生影響了。由 
於中國人對民主完全沒有經驗，他們反獨裁的時候根本沒有考慮到， 
如果國家不建立民主體制，民眾不具有民主意識，那麼把老的獨裁者 
打倒了以後，極可能會被新的獨裁者取而代之，正如中國傳統的王朝 
輪迴一樣。在中國，似乎誰打下江山誰就該永遠坐江山。結果是「以 
暴易暴」，獨裁者一個接一個，「你方唱罷我登台」，專制主義香火 
不斷。 

爭民主必須反獨裁，但是反掉獨裁之後如果不建立民主的國家體制， 
如果不對民眾進行民主啟蒙教育，保證公民學會行使手中的民主權 
利，即「在游泳中學會游泳」，那麼新的獨裁者就會應運而生。這就 
是毛澤東時代留給我們的深刻教訓，實際上當年的民主國家部有類似 
的教訓，如英國的克倫威爾、法國的拿波侖一世和三世，都曾是反對 
專制獨裁鬥爭的領導人，他們一旦取得政權，就利用自巳的威望，重 
新走上專制獨裁之路。在蘇聯和中國出現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 
是一種新的專制主義，打著最革命的旗號復辟專制主義，具有迷惑群 
眾的特徵。不斷揭露這種新的專制主義，還民主的真實面貌，這是我 
們早年爭民主爭自由反專制反獨裁的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李慎 
之對中國人民的重要貢獻。 

在中國，許多人是不懂什麼叫民主的，突出表現在「民主」這個詞在 
中國用得泛化已極。慎之說：「就我個人經驗所及，沒有哪－個國家 
如此濫用這個詞兒的。」常有人說：某某人作風民主，某某人作風不 
民主。或者說：這種做法不民主，那種做法真民主。這類說詞，在國 
內幾乎處處可以聽到。對外簡直無法翻譯。這些年，李慎之特別求索 
了民主的確切內涵。他追究了民主這個概念的產生與發展的歷史，根 
據世界上大多數政治家和學者的共識，確認民主應當嚴格地歸於政治 
範疇，它由互相聯繫的兩項內容組成：第一，民主是用來表示一個國 
家的政治制度的，即國家政權的組織、管理和運作機制。第二，民主 
是用來表示公民擁有管理國家的政治權利的，即公民擁有選舉、監 
督、罷免國家領導人和決定國家重大事情的權力。而且這種權利是普 
適的、不可剝奪的。「爭民主」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國家的民主體 
制，保證全體公民擁有普適的不可剝奪的民主權利。 

李慎之認為政治改革必然有一定的風險，但付出的代價是最小的。他 
在接受記者的採訪時說：中國大陸在民主的發展上，不但遠遠落後於 
俄羅斯，而且落後於印度。俄國行，印度行，中國為什麼不行？如果 
不及時啟動政治改革，中國將來的經濟改革可能象飛機在空中失速一 
樣，造成慘劇。 

李慎之「發明」了「大民主」這個詞兒，這個詞兒後來卻在全中國甚 
至幾個民主國家裡，鬧得雞犬不寧。這怪不著李慎之，是毛澤東接過 
這個詞兒賦予它以「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內容。毛在1956年批評 
了李慎之提出的大民主，到了「文化大革命」卻又提倡「大民主」， 
甚至把體現他的「大民主」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塞進了 
「憲法」。他心目中的大民主，其實同李慎之心目中的大民主截然相 
反。當時新華社有幾個造反派頭頭對李慎之說：「你這個右派分子也 
該翻翻身了。毛主席也主張大民主，你說大民主有什麼錯？」李慎之 
說：對這，我只能木然以對，漸漸在心裡湊成這麼四句： 

　　十年前事已成塵，不向天花悟昨因。 
　　洗盡狂名銷盡想，笑他多事解鈴人。 

他說：在「文革」中我己經悟到，毛澤東心目中的「大民主」，其實 
與他心目中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回事，至少是用以鞏固專政的一 
種手段。反右派鬥爭，反右傾鬥爭與「文化大革命」其實都是他所說 
的「大民主」。只不過，相對而言，反右派與反右傾是比較小一點的 
「大民主」，而「文化大革命」則是特大的「大民主」。奇妙的是， 
「十年風水輪流轉」！又過了十年，鄧小平又否定了毛的「大民 
主」，取消了「四大」。慎之說，他小時候受過一些孔孟之道的教 
育，長大了又受過一些西方老派自由主義的影響，一貫警惕群氓心理 
，痛恨暴民政治，從心眼裡反對「四大」。 

削肉還母，剔骨還父 

李慎之從個人迷信中開始覺醒的時候，說要「削肉還母，剔骨還 
父」。這不僅是要把受之於自己長期崇拜的那個人的幾乎成為自己的 
血肉的那些思想，拋還給那個人。經過以後反思再反思，這句話的含 
義，也包括了曾經長期支配我們的一切的所謂「紅色經典」──實際 
上是毛澤東所說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那些東西。 

前邊在「思想發展的起點」那一部分已經提及，我們這些人當初傾向 
共產黨和參加革命的一個因素是受到書報上所介紹的蘇聯的美好景象 
的影響。自然，連帶著也就很容易地接受了蘇聯化、教條化（經過斯 
大林炮製）的「馬列主義」的某些概念。中共又把這些概念神聖化， 
使之成為支持我們的理想的骨架。 

蘇共二十大以後世界上接連發生的許多震撼人心的事件，早已引起李 
慎之的思考。1957年夏天「反右派」運動開始的信號，是《人民日 
報》社論《這是為什麼？》後來，在李慎之的腦子裡，不知道出現過 
多少個「這是為什麼？」世界上一年又一年出現的很多實際情況，看 
來看去，與「10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那些理論，總是對不上茬。  
這是為什麼？這是為什麼？……1989年夏天北京發生「政治風波」以 
後，同年冬天到次年年初74年前「一聲炮響」出現的那個龐然大物突 
然崩解以後，人們都在更加深入地反思。是脫胎換骨的時候了。 

李慎之是這場大反思中的佼佼者。他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在新華通 
訊社擔任國際部副主任時，主持過《參考資料》的選材、翻譯、編輯 
工作；先後擔任過周恩來、鄧小平、趙紫陽的外交顧問、出訪助手， 
熟悉世界各國的發展情況；在擔任社科院副院長期間，主管美國、日 
本和西歐等研究所的學術工作；經常出國訪問、交流及從事學術研究 
工作。因此，他能及時地獲得未經歪曲的國外真實信息。他本人有很 
高的外語和中文水平，不僅能直接閱讀和使用外文資料，還能發現過 
去「經典」翻譯中的錯誤，這些錯誤往往與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 
理有密切關係。他主觀上有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進行反思的強烈 
願望，客觀上又有如此有利的條件，因此在20世紀末，他成為中國思 
想界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不足為奇的。 

在反思中，認識到自已早年特別信奉的關於社會發展分為五個階段的 
理論並不正確，而關於人類社會分為三個經濟發展階段的理論是符合 
世界各國歷史情況的，也是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這三個發展階段 
是：原始（狩獵）經濟、農業經濟、工業經濟，與此相應的發展階段 
是：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也叫現代文明）。世界現代化 
進程是從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和法國政治革命開始的。雖然發達工業 
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現代化過程具有不同特點，但具有共同規律。傳 
統社會有很多不同的類別，現代社會卻基本是相似的：雖然在現代化 
過程中某些方面可能出現暫時的挫折和偶然的倒退，但在整體上是一 
個不可逆轉的過程。 

從30年代開始，我和慎之就領略了當代共產黨人觀察分析世界的方 
法：即將世界分為兩大營壘：一個是資本主義的營壘，另一個是社會 
主義的營壘。前者是黑暗的、沒落的，後者是光明的、欣欣向榮的。 
無論發生什麼天災人禍，國內形勢任何時候都是一片「大好」。對大 
多數中國人來說，這種認識和分析世界的觀點和方法，大概維持了40 
年。到毛澤東晚年：曾提倡「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 
風」的他，才又別出心裁地提出「三個世界的理論」，取代「東風」 
與「西風」。過了十來年，柏林圍牆被推倒，蘇聯解體：「三個世界」 
理論隨之失效。就象走夜路的人曾經需要拿—盞燈籠或者拿一個手電 
筒一樣，否則就無法邁步，那麼中國人在失去「馬列」這盞燈籠或手 
電筒之後，應如何認識當今世界的發展呢？ 

李慎之處於世紀之交，回顧過去的100年，展望今後的100年，肯定無 
疑地預測：對於21世紀來說，現代文明即工業文明帶來的「全球化」 
的進程必然會繼續下去。 

在中國，李慎之第一個提出了「全球化」理論。我認為，全球化理論 
是他的思想的又—精華，是他經過多年反思，拋棄社會發展五階段的 
理論，認識到「英特納雄納爾」不可能實現之後，對人類社會和中國 
未來發展趨勢的高度概括。 

他清醒地看到，中國從傳承了幾千年的中國文化──包括經濟、政治 
與生活習慣在內的廣義的文化，要向一種全新的文化轉變（不僅要向 
工業化時代的文化轉變，還要向資訊時代的文化轉變），這是一個激 
烈而痛苦的過程，交織著光明與黑暗，前進與後退，成功與失敗…… 
當務之急就是要發掘出我國各民族的民族文化與其他各民族文化共同 
的價值觀念，加速漢民族文化與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和，從而促使 
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逐步融入全人類文化的普遍性之中。他特別警 
惕，中國經濟和文化的振興，如果走上沙文主義道路，那就一定是中 
國之禍：如果走上全球主義的道路，那就一定是中國之福。 

李慎之特別期望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發展出一個「全球價值」來，這也 
是自古以來賢哲的理想。人類早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民 
主、自由、平等、博愛、人權」這類比較抽象的概念，漸成「全球倫 
理」，各個國際組織所制定的各種公約，如聯合國《人權宣言》等 
「遊戲規則」將會更加規範。在21世記，專制主義、權威主義、暴力 
理論必然要消失於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全球價值之中。個人主義、民主 
政治與市場經濟同屬現代化的三要素，而在中國傳統中壓根兒沒有個 
人主義，「5．4」之後剛介紹進來，不久就被批倒、批臭。沒有大批 
富有進取心和創造性的自由的個人，現代化的經濟、文化、科學、技 
術是搞不起來的。當然，分散的個人並不能形成最有效的力量，要把 
有進取心、創造性的自由的個人組織到真民主真法治的社會中來。也 
可以說，只有實實在在的民主法治社會才能培養出這樣的個人來。 

晚年的企盼──做個啟蒙的公民教員 

李慎之重溫了世界史，確知所有現代化的國家，從農業文明轉軌到現 
代文明，都經歷了反對專制主義與蒙昧主義的思想解放運動，即啟蒙 
運動。而且，啟蒙的過程中都進行了長期堅持不懈的艱苦工作。歐洲 
的啟蒙運動繼承了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反對中世紀以神本主義為基礎 
的專制主義與蒙昧主義的成果，儘管如此，仍然經歷了近一個世紀的 
時間，經歷了種種風刀霜劍。在這過程中難免有反覆，曾經信誓旦旦 
為民主而奮鬥的某些人，一旦掌握了統治權，過不多久就會重新專制 
獨裁起來，或明或暗地登上皇帝的寶座。這在歷史上並不罕見。 

李慎之回顧了中國民主啟蒙運動的歷史：中國歷史上實行高度集權的 
專制制度的時間特別長，啟蒙運動更不是可以短時間完成的。從19世 
紀末的戊戌維新算起，經歷了一百多年，曲曲折折，至今離完成還很 
遙遠。「5．4」運動，樹起了民主與科學兩桿大旗，是中國歷史上最 
具進步意義的思想解放運動，國民革命軍北伐把「5．4」精神最粗淺 
的觀念推廣到了全國各地，在勝利進軍中蔣介石一變臉，又成了專制 
獨裁。抗戰時期，共產黨高舉民族解放人民民主的大旗，反專制爭民 
主的運動風起雲湧，自由民主的新中國的理想，在愛國青年中廣泛流 
傳。抗戰勝利以後，人們認為實行憲政民主己經伸手可及了，出現了 
又一次民主運動的高潮。這場運動持續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召開人 
民政治協商會議，制定了《共同綱領》，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告 
停頓。而啟蒙的任務遠未完成。人們完全沒有料到，這次啟蒙運動的 
停止，也是19世紀末以來80年間中國民主啟蒙運動的最後結束。但 
是，「5．4」的火炬在人們心中長存不滅。 

李慎之經過細研深思，弄明白了：「五四」先賢的思想傾向就是300 
年來早已成為世界思想的主流正脈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民主的價 
值歸根到底是個人的價值，所以民主主義者必須要以自由主義和個人 
主義為出發點。在人類社會由現代文明向信息文明前進時，重大的科 
學發明都是從個人開始，然後通過信息共享成為全人類的財富。這些 
事實說明：當人類社會向信息文明邁進時，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民 
主與人權，將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巨大動力。億萬中國人都從奴隸主義 
和蒙昧主義中解放出來，成為現代文明需要的富有個性的充滿創造力 
的思想解放的自由人，中國才能有真正的現代化。 

李慎之分析了毛澤東批判的所謂「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認定 
兩者與真正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毫不相干，是把具有正面意義和精 
確內涵的學說庸俗化了，敗壞了在啟蒙運動史上有積極作用的自由主 
義和個人主義的名譽。毛的批判，實際上是提倡專制主義、蒙昧主義 
和奴隸主義，在五、六○年代生活過的人，都還記得在反右鬥爭後開 
展的批判個人主義運動，提倡做共產黨的「馴服工具」，做「小小螺 
絲釘」。雖然這個「比奴隸主義還奴隸主義」的工具說與螺釘說，在 
今天已經無人提及，但將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視作洪水猛獸者，還大 
有人在。李慎之特別希望重新回到「5．4」，為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 
正名，真正做到「解放思想，撥亂反正」。 

在李慎之生命的最後幾年裡，他象個孩子一樣，經常突發奇想。他想 
得最多的是兩件事： 

第一，望能做個大學校長，為國家培養具有現代公民意識的高水平的 
與世界接軌的現代化人才。他批評我：你當過大學校長，但不能實行 
你的辦學思想，學校成了黨化和政治化的工具。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 
悲哀。大學本來應該是進行啟蒙的最好的場所。 

第二，如果有「來生」願意當一輩子中小學「公民」課教員。希望能 
夠為中小學生編一套12冊的《公民》課本。要讓新一代中國青少年從 
小就知道民主、自由是每個公民應有的權力；從小就知道批評和監督 
國家和地方領導人是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從小就知道如何保衛自己 
的權利不受侵犯，如何完成自己應盡的批評和監督領導人的義務。這 
是最起碼的啟蒙。 

我們企盼著那一天早些到來，那時候，每個公民都成為懂得並且切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