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獵殺的候鳥。偷獵者把天鵝稱為「白貨」，大雁稱為「黑貨」。 （CFP/圖）
陷入天網的候鳥，越掙扎網越緊，只能坐以待斃。 （南方周末記者 呂明合/圖）
漲水時坐船布下天網，枯水季的深夜或凌晨撿拾候鳥，獵殺者在鄱陽湖中儼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南方周末記者 呂明合/圖）
人鳥爭食——中國候鳥命運之痛
作為亞洲最大的越冬候鳥棲息地，中國最大的淡水湖鄱陽湖棲息著大量的白鶴、鴻雁、小天鵝等保護動物，卻遭到虐殺。獵殺手段除了「天網」，還有毒餌、地鉤等多種名目，從天上到湖面密布，不留候鳥一絲生的縫隙。
鄱陽湖人鳥爭食，候鳥的出路在哪裡？
「天網」驚動直升機
獵鳥者在鄱陽湖中儼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天網」已廣為人知，這種當地捕殺候鳥的工具，由絲網製成，高達四五米，通過用竹竿豎立在候鳥的棲息地中。
漲水時坐船布下天網，枯水季的深夜或凌晨撿拾候鳥，獵殺者在鄱陽湖中儼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多次深入湖區的江西省新建縣野保站護鳥員黃先銀痛陳，就他所見，在新建縣及周邊地區，天網最多時有一百多張，深入湖心。
此言不虛，本報記者在鄱陽湖的沼澤地一路行來，湖中隨處可見「天網」，短則數百米，長達二三公里。
「新建縣不過是鄱陽湖很小的一塊，永修、星子、都昌、餘干等沿湖各縣的候鳥更多。」中國林科院鳥類專家錢法文說，他從上世紀90年代初便開始研究鄱陽湖候鳥，天網總是禁之不絕，闖入視線。
多位當地知情者證實，捕鳥者選擇下線的時間，多為霧天或月光黯淡的時間，由於能見度不高，小天鵝等候鳥在飛行中，往往迎頭觸網，「頭先入網，然後是翅膀被纏住，越掙扎越緊，坐以待斃。」「其中大雁、天鵝值錢，不管死活都會被撿走，剩下的小鳥則任其自生自滅。」12月2日，黃先銀指著湖中一堆業已死亡的小鳥解釋說。「我們已經開始行動。」12月3日，江西省林業廳辦公室副主任謝玉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採訪時稱。說話當口，由江西省森林警局、省野保局和鄱陽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領導帶隊組織的3個督導組，已經奔赴沿湖的上饒、九江、南昌三市的鄱陽湖區，清除湖區捕鳥的天網。
新華社的消息還說，為清除天網不留死角，一旦天氣條件成熟，江西省還將動用直升機巡航排查天網。
被獵殺的候鳥。偷獵者把天鵝稱為「白貨」，大雁稱為「黑貨」。 （CFP/圖）
陷入天網的候鳥，越掙扎網越緊，只能坐以待斃。 （南方周末記者 呂明合/圖）
致命獵殺
從天上到湖面密布，不留候鳥一絲生的縫隙
作為亞洲最大的越冬候鳥棲息地，中國最大的淡水湖鄱陽湖棲息著大量的白鶴、鴻雁、小天鵝等保護動物。「候鳥每年都從俄羅斯西伯利亞、蒙古、日本、朝鮮以及中國東北、西北等地飛來。」中國林科院鳥類專家錢法文說。
「天鵝成為鄱陽湖候鳥中遭遇捕獵最嚴重的受害者。」黃先銀說。鄱陽湖的天鵝正式學名為小天鵝，出生於夏天，初秋10月一過羽翼初成，就要跟隨父母開始數千公里的長途遷徙，最終抵達鄱陽湖。
9月末10月初的鄱陽湖開始進入枯水期，退水后豐富的水生植物，湖中的蠕蟲、螺類和小魚成為小天鵝獵殺者免費的誘餌。
而致命的獵殺手段，除了「天網」，還有毒餌、地鉤等多種名目，從天上到湖面密布，不留候鳥一絲生的縫隙。
毒餌，通常是將劇毒農藥「呋喃丹」拌進稻穀，然後拌上沙子而成，撒落在候鳥棲息地里。黃先銀指著腳下死亡的豆雁說，「吃了肯定死，天鵝要是吃下，頭就會直接栽進泥里。」
傳說中的「地鉤」，則更為駭人。這是根系有多隻鐵鉤的長繩，懸浮於水面之下。游弋的天鵝一旦觸及，就會觸發機關，越掙扎鉤子越多，最終被利刃穿身而亡。
黃先銀還介紹了一種用強光照射的捕鳥辦法，「強光燈光線很強烈，天鵝被照傻了，只能束手就擒。」
家在鄱陽湖邊上的王海平，曾回憶過捕鳥最瘋狂時的見聞：就一個晚上，捕鳥者打下了四五百隻候鳥，「一晚上通宵不停地叫，聲音很悽慘，跟平時的叫聲完全不一樣。」
隱秘買賣
天鵝被稱為「白貨」，而大雁則用「黑貨」代稱
在沿鄱陽湖各地，內訂、捕捉、運輸、販賣、售食，一條有關天鵝肉的產業鏈形成已久。「在2005年，（南昌）酒店都有得賣，原來都是半公開。」新建縣昌邑鄉綜治辦主任陶緒鏡承認。2005年之後，因國家對候鳥保護的關注度提高，這條產業鏈從此隱入地下，最終成為外界難以觸摸的秘密。
根據記者多方驗證，二道販子從獵鳥者手中收購的活天鵝價格約在每隻六七百元，二道販子轉手價格約1000到1500元之間，「死天鵝的價格大概要便宜兩三百」。待到食客嘴中價格再度攀升，一位南昌食客向南方周末記者證實，兩年前，他們通過酒店預訂吃到一隻活天鵝，價格已是2200元一隻。
知情者說，鄱陽湖邊的南昌是最大的集散地，通過南昌向東或向南，天鵝等野味流入廣東、浙江、上海、福建等地，一隻活天鵝最末端的價格，甚至可高達近萬元。
一名曾多次報導獵捕天鵝現象並探訪過野味酒店的當地記者說，這條產業鏈如今極其隱秘，非熟人不談，「要想買到天鵝，就要找熟人通過做這生意的酒店預訂。酒店再聯繫捕鳥的人。有貨了直接拉來。買賣比買毒品還神秘。」
由於風險過大，黃先銀證實，整個交易過程中亦用江湖暗語交流，天鵝被稱為「白貨」，而大雁則用「黑貨」代稱。
暴利鼓勵了人們鋌而走險，即便在高壓時也毫無退縮。2009年，經媒體曝光後，江西一度大規模偵辦捕殺天鵝的案件。南昌市森林警局甚至還查獲了一起販賣21隻活天鵝的案件，處以重刑。但捕殺天鵝的「天網」依然屹立不倒。
漲水時坐船布下天網，枯水季的深夜或凌晨撿拾候鳥，獵殺者在鄱陽湖中儼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南方周末記者 呂明合/圖）
人鳥爭食
「4月出門打工，10月追隨著候鳥的軌跡回來布置機關。」
外鄉者被地方官員指責為罪魁禍首，昌邑鄉黨委副書記羅水根就不斷強調，「盜獵者主要來自江蘇，也有都昌、餘干、永修等縣」，卻又不得不承認，「不能百分百說本地人不存在。」
鄱陽湖湖區獵鳥傳統由來已久，當地人一度堂而皇之地定性為「靠山吃山，靠湖吃湖」。江西鄱陽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一位官員坦言，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鄱陽湖畔，就曾有過村村組建「捕雁隊」的歷史，「那時候，打鳥打多了還是英雄，進城走親戚送個野鴨、天鵝更是正常。」直到1988年野生動物保護法出台，天鵝被列為國家二級保護動物，這一狀況才稍有改變。「但昌邑、聯圩這兩個鄉的人一直都有在捕鳥。」黃先銀向南方周末記者指認說，在昌邑鄉，盜獵最嚴重的就是曹門村，「他們村里蓋的許多新房，就是靠捕鳥賺的。」
刷著「保護候鳥人人有責」標語的曹門村確實仍在蓋新房，但村民們紛紛否認，有村民甚至咬牙切齒，「恨不得打死誣告者黃先銀」。
但隱情顯然存在，一位村裡的小學生天真地說，他家就曾在過節時送過天鵝給老師。而另一位家庭婦女，在相信了記者為收購天鵝而來後，進屋打了電話，幾番詢問後才無奈拒絕，「現在沒有」。
昌邑鄉黨委書記楊開文則公開言說湖區百姓的生活艱苦，被列為獵鳥重災區的昌邑鄉農民依然以種水稻為主，上一年度人均收入不過4800元。而如果刨除打工收入，土地帶來的收益一年甚至不足2000元。「湖區老百姓的窮，很容易形成人向鳥爭食的困境。」一位業已離職的鄱陽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的官員說，候鳥保護難，源於經濟原因。2003年後，江西省為保護候鳥棲息地，曾大面積將魚類養殖場退湖，許多依此為生的湖邊百姓失業後重拾捕鳥傳統，加劇了盜獵的盛行。
一些村民，「每年4月出門打工，10月枯水期一來，就追隨著候鳥的軌跡回來布置機關。」黃先銀說。面對保護者，曹門村村民曾掀翻過警車。而黃先銀則自稱被多次追打，而他家的稻田也一度被噴上除草劑導致顆粒無收。「為了保護候鳥，我被鄱陽縣雙港鎮某某村楊某某致傷，兇手至今未抓獲。」黃向記者現場出示江西省都昌縣一名鄱陽湖候鳥保護的官員簡訊。
失效監管
「湖區這麼大，我們只能通過播音喇叭多宣傳」
「先期的監管無力是盜獵盛行的最主要原因。」中國林科院鳥類專家錢法文認為。鄱陽湖區犬牙交錯，如果缺乏從全省的角度對候鳥保護採取統一行動，加之執法成本過高等問題，鄱陽湖的候鳥保護很難得到改善。「鄱陽湖區浩淼無邊，有很多公共湖的界址，根本分不清。」新建縣野生動植物保護管理站站長張勇輝說，這給保看護作帶來了難度。而省、市、縣多頭管理的模式則加劇了這一困難。以新建縣為例，除了其所在的野保站和省一級的大汊湖保護站外，還有設在南磯鄉、隸屬南昌林業局的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職責不清，有時很難分清責任」。
在11月16日，江西省林業廳召開的鄱陽湖區越冬候鳥和濕地聯合保看護作會議上，鄱陽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局長朱奇承認，雖然全鄱陽湖有各級保護區近20個，但真正在湖區日夜開展巡護的人少之又少；各部門之間各自為政，很少聯合執法，更難以形成打擊合力。
而黃先銀則指責說，反盜獵不力還源於基層巡查站與盜獵者過熟。他舉例說，昌邑鄉一半姓陶，由於宗族關係的影響，設在昌邑鄉的巡查站與捕獵者幾乎都沾親帶故，「他們平時就是看到，你說會抓他們嗎？」
但張勇輝更願意強調現實執法的艱難，他舉例說，在湖中巡邏實在太過困難。每次都要先坐拖拉機到湖區的草洲，隨後穿連帶水褲在沼澤中跋涉數小時，巡邏二三個小時就要回頭，筋疲力盡。
更何況，「本地人地形熟，真要幹這事，也很難抓住。」昌邑鄉綜治辦主任陶緒鏡承認自己力不從心，「大堤那麼長，繞開執法太容易。」
楊開文說，即使鄉里組織了力量，但盜獵者來往自由，在船上行走，在湖區中的機動性太強，很難抓到。「湖區這麼大，我們只能通過播音喇叭多宣傳，儘可能讓昌邑的老百姓從利益的驅使中走出來。」陶緒鏡說。
作為亞洲最大的越冬候鳥棲息地，中國最大的淡水湖鄱陽湖棲息著大量的白鶴、鴻雁、小天鵝等保護動物，卻遭到虐殺。獵殺手段除了「天網」，還有毒餌、地鉤等多種名目，從天上到湖面密布，不留候鳥一絲生的縫隙。
鄱陽湖人鳥爭食，候鳥的出路在哪裡？
「天網」驚動直升機
獵鳥者在鄱陽湖中儼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天網」已廣為人知，這種當地捕殺候鳥的工具，由絲網製成，高達四五米，通過用竹竿豎立在候鳥的棲息地中。
漲水時坐船布下天網，枯水季的深夜或凌晨撿拾候鳥，獵殺者在鄱陽湖中儼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多次深入湖區的江西省新建縣野保站護鳥員黃先銀痛陳，就他所見，在新建縣及周邊地區，天網最多時有一百多張，深入湖心。
此言不虛，本報記者在鄱陽湖的沼澤地一路行來，湖中隨處可見「天網」，短則數百米，長達二三公里。
「新建縣不過是鄱陽湖很小的一塊，永修、星子、都昌、餘干等沿湖各縣的候鳥更多。」中國林科院鳥類專家錢法文說，他從上世紀90年代初便開始研究鄱陽湖候鳥，天網總是禁之不絕，闖入視線。
多位當地知情者證實，捕鳥者選擇下線的時間，多為霧天或月光黯淡的時間，由於能見度不高，小天鵝等候鳥在飛行中，往往迎頭觸網，「頭先入網，然後是翅膀被纏住，越掙扎越緊，坐以待斃。」「其中大雁、天鵝值錢，不管死活都會被撿走，剩下的小鳥則任其自生自滅。」12月2日，黃先銀指著湖中一堆業已死亡的小鳥解釋說。「我們已經開始行動。」12月3日，江西省林業廳辦公室副主任謝玉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採訪時稱。說話當口，由江西省森林警局、省野保局和鄱陽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領導帶隊組織的3個督導組，已經奔赴沿湖的上饒、九江、南昌三市的鄱陽湖區，清除湖區捕鳥的天網。
新華社的消息還說，為清除天網不留死角，一旦天氣條件成熟，江西省還將動用直升機巡航排查天網。
被獵殺的候鳥。偷獵者把天鵝稱為「白貨」，大雁稱為「黑貨」。 （CFP/圖）
陷入天網的候鳥，越掙扎網越緊，只能坐以待斃。 （南方周末記者 呂明合/圖）
致命獵殺
從天上到湖面密布，不留候鳥一絲生的縫隙
作為亞洲最大的越冬候鳥棲息地，中國最大的淡水湖鄱陽湖棲息著大量的白鶴、鴻雁、小天鵝等保護動物。「候鳥每年都從俄羅斯西伯利亞、蒙古、日本、朝鮮以及中國東北、西北等地飛來。」中國林科院鳥類專家錢法文說。
「天鵝成為鄱陽湖候鳥中遭遇捕獵最嚴重的受害者。」黃先銀說。鄱陽湖的天鵝正式學名為小天鵝，出生於夏天，初秋10月一過羽翼初成，就要跟隨父母開始數千公里的長途遷徙，最終抵達鄱陽湖。
9月末10月初的鄱陽湖開始進入枯水期，退水后豐富的水生植物，湖中的蠕蟲、螺類和小魚成為小天鵝獵殺者免費的誘餌。
而致命的獵殺手段，除了「天網」，還有毒餌、地鉤等多種名目，從天上到湖面密布，不留候鳥一絲生的縫隙。
毒餌，通常是將劇毒農藥「呋喃丹」拌進稻穀，然後拌上沙子而成，撒落在候鳥棲息地里。黃先銀指著腳下死亡的豆雁說，「吃了肯定死，天鵝要是吃下，頭就會直接栽進泥里。」
傳說中的「地鉤」，則更為駭人。這是根系有多隻鐵鉤的長繩，懸浮於水面之下。游弋的天鵝一旦觸及，就會觸發機關，越掙扎鉤子越多，最終被利刃穿身而亡。
黃先銀還介紹了一種用強光照射的捕鳥辦法，「強光燈光線很強烈，天鵝被照傻了，只能束手就擒。」
家在鄱陽湖邊上的王海平，曾回憶過捕鳥最瘋狂時的見聞：就一個晚上，捕鳥者打下了四五百隻候鳥，「一晚上通宵不停地叫，聲音很悽慘，跟平時的叫聲完全不一樣。」
隱秘買賣
天鵝被稱為「白貨」，而大雁則用「黑貨」代稱
在沿鄱陽湖各地，內訂、捕捉、運輸、販賣、售食，一條有關天鵝肉的產業鏈形成已久。「在2005年，（南昌）酒店都有得賣，原來都是半公開。」新建縣昌邑鄉綜治辦主任陶緒鏡承認。2005年之後，因國家對候鳥保護的關注度提高，這條產業鏈從此隱入地下，最終成為外界難以觸摸的秘密。
根據記者多方驗證，二道販子從獵鳥者手中收購的活天鵝價格約在每隻六七百元，二道販子轉手價格約1000到1500元之間，「死天鵝的價格大概要便宜兩三百」。待到食客嘴中價格再度攀升，一位南昌食客向南方周末記者證實，兩年前，他們通過酒店預訂吃到一隻活天鵝，價格已是2200元一隻。
知情者說，鄱陽湖邊的南昌是最大的集散地，通過南昌向東或向南，天鵝等野味流入廣東、浙江、上海、福建等地，一隻活天鵝最末端的價格，甚至可高達近萬元。
一名曾多次報導獵捕天鵝現象並探訪過野味酒店的當地記者說，這條產業鏈如今極其隱秘，非熟人不談，「要想買到天鵝，就要找熟人通過做這生意的酒店預訂。酒店再聯繫捕鳥的人。有貨了直接拉來。買賣比買毒品還神秘。」
由於風險過大，黃先銀證實，整個交易過程中亦用江湖暗語交流，天鵝被稱為「白貨」，而大雁則用「黑貨」代稱。
暴利鼓勵了人們鋌而走險，即便在高壓時也毫無退縮。2009年，經媒體曝光後，江西一度大規模偵辦捕殺天鵝的案件。南昌市森林警局甚至還查獲了一起販賣21隻活天鵝的案件，處以重刑。但捕殺天鵝的「天網」依然屹立不倒。
漲水時坐船布下天網，枯水季的深夜或凌晨撿拾候鳥，獵殺者在鄱陽湖中儼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南方周末記者 呂明合/圖）
人鳥爭食
「4月出門打工，10月追隨著候鳥的軌跡回來布置機關。」
外鄉者被地方官員指責為罪魁禍首，昌邑鄉黨委副書記羅水根就不斷強調，「盜獵者主要來自江蘇，也有都昌、餘干、永修等縣」，卻又不得不承認，「不能百分百說本地人不存在。」
鄱陽湖湖區獵鳥傳統由來已久，當地人一度堂而皇之地定性為「靠山吃山，靠湖吃湖」。江西鄱陽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一位官員坦言，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鄱陽湖畔，就曾有過村村組建「捕雁隊」的歷史，「那時候，打鳥打多了還是英雄，進城走親戚送個野鴨、天鵝更是正常。」直到1988年野生動物保護法出台，天鵝被列為國家二級保護動物，這一狀況才稍有改變。「但昌邑、聯圩這兩個鄉的人一直都有在捕鳥。」黃先銀向南方周末記者指認說，在昌邑鄉，盜獵最嚴重的就是曹門村，「他們村里蓋的許多新房，就是靠捕鳥賺的。」
刷著「保護候鳥人人有責」標語的曹門村確實仍在蓋新房，但村民們紛紛否認，有村民甚至咬牙切齒，「恨不得打死誣告者黃先銀」。
但隱情顯然存在，一位村裡的小學生天真地說，他家就曾在過節時送過天鵝給老師。而另一位家庭婦女，在相信了記者為收購天鵝而來後，進屋打了電話，幾番詢問後才無奈拒絕，「現在沒有」。
昌邑鄉黨委書記楊開文則公開言說湖區百姓的生活艱苦，被列為獵鳥重災區的昌邑鄉農民依然以種水稻為主，上一年度人均收入不過4800元。而如果刨除打工收入，土地帶來的收益一年甚至不足2000元。「湖區老百姓的窮，很容易形成人向鳥爭食的困境。」一位業已離職的鄱陽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的官員說，候鳥保護難，源於經濟原因。2003年後，江西省為保護候鳥棲息地，曾大面積將魚類養殖場退湖，許多依此為生的湖邊百姓失業後重拾捕鳥傳統，加劇了盜獵的盛行。
一些村民，「每年4月出門打工，10月枯水期一來，就追隨著候鳥的軌跡回來布置機關。」黃先銀說。面對保護者，曹門村村民曾掀翻過警車。而黃先銀則自稱被多次追打，而他家的稻田也一度被噴上除草劑導致顆粒無收。「為了保護候鳥，我被鄱陽縣雙港鎮某某村楊某某致傷，兇手至今未抓獲。」黃向記者現場出示江西省都昌縣一名鄱陽湖候鳥保護的官員簡訊。
失效監管
「湖區這麼大，我們只能通過播音喇叭多宣傳」
「先期的監管無力是盜獵盛行的最主要原因。」中國林科院鳥類專家錢法文認為。鄱陽湖區犬牙交錯，如果缺乏從全省的角度對候鳥保護採取統一行動，加之執法成本過高等問題，鄱陽湖的候鳥保護很難得到改善。「鄱陽湖區浩淼無邊，有很多公共湖的界址，根本分不清。」新建縣野生動植物保護管理站站長張勇輝說，這給保看護作帶來了難度。而省、市、縣多頭管理的模式則加劇了這一困難。以新建縣為例，除了其所在的野保站和省一級的大汊湖保護站外，還有設在南磯鄉、隸屬南昌林業局的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職責不清，有時很難分清責任」。
在11月16日，江西省林業廳召開的鄱陽湖區越冬候鳥和濕地聯合保看護作會議上，鄱陽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局長朱奇承認，雖然全鄱陽湖有各級保護區近20個，但真正在湖區日夜開展巡護的人少之又少；各部門之間各自為政，很少聯合執法，更難以形成打擊合力。
而黃先銀則指責說，反盜獵不力還源於基層巡查站與盜獵者過熟。他舉例說，昌邑鄉一半姓陶，由於宗族關係的影響，設在昌邑鄉的巡查站與捕獵者幾乎都沾親帶故，「他們平時就是看到，你說會抓他們嗎？」
但張勇輝更願意強調現實執法的艱難，他舉例說，在湖中巡邏實在太過困難。每次都要先坐拖拉機到湖區的草洲，隨後穿連帶水褲在沼澤中跋涉數小時，巡邏二三個小時就要回頭，筋疲力盡。
更何況，「本地人地形熟，真要幹這事，也很難抓住。」昌邑鄉綜治辦主任陶緒鏡承認自己力不從心，「大堤那麼長，繞開執法太容易。」
楊開文說，即使鄉里組織了力量，但盜獵者來往自由，在船上行走，在湖區中的機動性太強，很難抓到。「湖區這麼大，我們只能通過播音喇叭多宣傳，儘可能讓昌邑的老百姓從利益的驅使中走出來。」陶緒鏡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