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報》駐全國各地主要負責人合影：左起1姜維平，2廣州辦主任吳泰基，3四川辦主任楊永年，4文匯報辦公室副主任林金來，5深圳辦主任林裕棟，6上海辦主任姚欣寶，7武漢辦主任鄒珍貴，8廣州辦副主任林燕芳，1995年1月14日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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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是《文匯報》的生命線
《文匯報》在香港的三家左報中，論資歷不如《大公報》，論商業性，亦遜色於《商報》，但它近年來在政治影響力上，卻比前者要激進得多，正因為緊跟黨中央，領左傾風氣之先，一方面使北京的中南海領導人青睞，另一方面卻使香港本地的訂戶和零售量不斷下降，氣得老總們經常罵《蘋果日報》是「濫蘋果」，罵《東方日報》是迷失了「方向」。是它們擠占了報業市場。
然而，不管怎麽罵，人家在香港地攤賣得好，收入也多，各項業務發展也快，《文匯報》沒有辦法，但它亦有自身的優勢，就是「廣告保護主義」，大陸的企業在香港招商和推銷產品，必須把廣告給香港左報，這是中央有關部門下達的指示，所以，《文匯報》高度重視大陸的廣告客戶和業務，由於中央對它的撥款逐年增加，但《文匯報》總是人浮於事，入不敷出，自然大陸辦站的廣告年收入就成了報社老總們饞涎欲滴的大肥肉。
1994年至2000年期間，我經常往來於香港和大陸之間，我發現一個秘密，《文匯報》的員工對政治改革和民間疾苦非常冷漠，老總們關心的是廣告收入，員工們專注的是內部福利，只要一開會，八成與廣告有關，每逢年底或年初，必有總結會和表彰會，其主要內容很少涉及到新聞報導，大都是研究增收廣告的經驗和教訓。誰點子多，創收多，誰就被表揚。一般情況下，珠江三角洲一帶的廣告特多，這和當地經濟活躍有關，此外是上海和北京，於是，駐廣州辦，上海辦，北京辦就成了「大哥大」，而它的主任位置就成了「肥缺」。
《文匯報》廣州辦事處成立的比較早，影響力較大，它所在省市的政府官員和企業領導，因為毗鄰香港，故對《文匯報》較熟，許多廣告就刊登在這家報紙上，而且，對外招商成了各地官員拿手好戲和臉面，他們為了拿回扣，也把「肥肉」給了《文匯報》，因此，在我的印象里，它們辦事處包括臨時工，不過10個人左右，但年收入竟數千萬元，真是不可想像，肥得流油。
於是，如同官員一樣，就出現了腐敗和犯罪，「關齊雲事件」就是典型的一例，而且，圍繞著廣告回扣，佣金，提成，獎勵，大陸員工經常發生矛盾和衝突，報社領導不得不出面協調和查處，那時，廣州辦和上海辦最有錢，所以，產生的利益衝突和人事爭鬥也最激烈，有趣的是，負責大陸員工外聯的副社長劉永碧，採取的策略都是一個模式：合稀泥！她很少談論是非，只求廣告穩定，她心裡非常清楚：《文匯報》在香港講假話賣不出去，必須靠大陸廣告收入支撐，而拉廣告的能人，一個也不能得罪，廣告是它的生命線，所以，凡是大陸辦站出了人事糾葛，她都是各打五十大板，誰的積極性也不傷害！但也有例外的時候，那就是，某個辦事處的領導和員工針尖對麥芒，實在合作不下去了，不得不做人事調整。
廣州辦就發生過多起「政變」，90年代中期，吳某某由《韶關日報》總編的職務調《文匯報》駐地主任，他為人忠厚，亦嚴於職守，但商業頭腦太差，交際能力欠缺，就被一位姓陸的「廣告大俠」所蔑視，該人之所以被戲稱「大俠」，確有過人之處，雖然文化水平不高，很少寫出文章，但能利用《文匯報》的招牌縱橫天下，其一表人材，能飲善唱，廣交大款，財源滾滾，每年總結時，其承攬的廣告額都名列前茅，於是，他瞧不起吳某某，兩人矛盾日深，以至水火不容，「陸大俠」給報社發申請，要辦第二廣州辦事處，吳某某也聲稱不炒他魷魚，自己就辭職，官司打到香港總部，令老總們頭痛。一位參與決策者對我說，唉，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吳是黨員，辦報政治上可靠，陸是「大俠」，賺錢是快手，能人！他們權衡再三，還是「陸大俠」走人！因為文匯報畢竟是黨報啊！它還得顧忌臉面。好在，鐵打的《文匯報》，流水的員工，共產黨堅信，只要廣告能賺錢，有佣金和獎勵，為了生活和享樂，就不怕員工辭職，繼任自有後來人！所以，2006年，我獲釋後查閱了《文匯報》網絡版，見到了許多新面孔，過去的廣告「大俠」和辦站主任大都風流雲散了！
《特刊》是個騙局？
為了提高廣告的競爭力，《文匯報》，《大公報》都出版了特刊，《大公報》的事我不甚了了，但《文匯報》的特刊則廣受爭議和指責。所謂「特刊」說白了，就是介乎於廣告和新聞之間的一種專版，形式上是套紅印刷，內容上是某一種產品介紹或企業形象推廣，也有某個城市領導的吹捧稿件，等等，它和《文匯報》的新聞版不同，它是嚴格收費的。記得我的一位具體負責廣告的同事，在遼寧省海城市承攬了一個特刊，其內容是吹捧海城銀海鍋爐的新產品，一個版大約人民幣4 萬元，雙方簽約是先支付一半，刊登後再結清帳目，這種合作比較公平，也廣受客戶歡迎，但卻出了大問題。
大約是在90年代中期，那個企業的老闆姓梁，女性，山西人，其兄長在香港有辦事處，我當時並不知情，等特刊登出來以後，她哥哥在香港地攤上買了一份完整的《文匯報》，翻遍了內頁廣告和特刊，竟根本沒有這家公司的內容，他很奇怪，就告訴了妹妹，於是，女老闆用地方口音很重的大嗓門與我通電話，她生氣地質問：你們《文匯報》守不守信譽？我問明了情況，也非常震驚，因為雙方簽有合同，相關條款里有明確的日期和版次規定，如果違約，我們另一半費用將被拒付，我忙追問香港總部，但廣告部的領導信誓旦旦地堅稱，已經如期刊出，絲毫不缺，不過，客戶的哥哥卻查不到版面，於是，我開始懷疑特刊收費低廉的原因，它究竟是個什麽東西呢？
兩天後，我們通過民航班機拿到了20份《文匯報》特刊單頁，也收到了那天完整的香港《文匯報》，裡面確有這張特刊，我不知道這是怎麽回事。。。。。。後來，我和同事駕車兩個小時，把廣告樣報和報紙專程送給了梁老闆，她說，我說怎麽登了特刊後，一點效益也沒有啊，上面印了電話號碼，我沒接到一個電話，可能《文匯報》只印了21份吧！我和同事都苦笑起來！
當然，她很有錢也很慷慨，支付了尾款，令我們感動，但以後她再也沒給《文匯報》一分錢的廣告費。我經常想，《文匯報》在印刷數量上沒藏貓匿嗎？
廣告被高官所利用
中國的政治體制使《文匯報》和各地官員之間形成了互相利用，互相依存的關係，《文匯報》為了銀子，官員為了面子，他們權錢交易，各取所需，那時，各地赴港招商成了風氣，動輒某地組團百人到香港去忽悠，雖然簽訂的協議大都是假的，但官員們只求表面的政績和熱鬧，故紛紛仿效，樂此不疲。而《文匯報》趁機撈幾個版面的廣告或特刊，則綽綽有餘。
記得90年代初的某年某月，薄熙來第一次以大連市長的身份帶領龐大的代表團赴港招商，我們也根據港館的指示，承攬了十幾個版的特刊，廣告收入不少，但有一單特刊鬧出了大亂子。那時，大連有一家搞房地產的企業很有名，叫三環房地產公司，它是國企，歸農牧業局管轄，其下屬農場特多，大都處於城鄉結合部，後來原址蓋大樓發了橫財，故他們把地塊規劃之後赴港招商，很有斬獲，我們和老闆王某簽訂了合同，但廣告上面的照片是局長於某，不是王老闆，不料，由於電腦當時沒有普及，發照片要通過郵局的快遞，我們的照片等資料到達香港的時候，會議開幕的時間已經臨近。結果匆忙之中，出了差錯：在於某照片的下面竟屬名他是市長薄熙來！
這也難怪，這些《特刊》都要趕在大連招商會當日推出，報社的編輯沒幾個人知道薄熙來，不像現在，他被罵或捧都出盡了風頭！於是，王老闆打電話告訴我，薄熙來看了很生氣，於某搶了他的鏡頭，太不應該，而且，於局長尖嘴猴腮，遠不及薄熙來瀟灑？。。。。。。他花了5萬廣告費，卻受到了批評，心裡很難過。我告訴他，幸虧副總編劉永碧發現得早，及時做了修改補救，但無奈一部份報紙已經出街了，它像潑出去的水，永遠收不回來了！我只好給王老闆連聲道歉。
然而，詭計多端的薄熙來吃這樣的啞巴虧很少，他總是千方百計地利用《文匯報》為自己臉上貼金：中共15大開幕當天，《文匯報》首版的廣告，是薄熙來扶植的大連萬達集團老闆做的，支付了20多萬元，其內容主要是薄熙來西裝革履的大照片；王軍霞在奧運會上奪冠，其原籍所在地的某企業，也在《文匯報》刊出了祝賀廣告，當王軍霞回到家中，衣錦還鄉，薄熙來趕去捧場，就帶著這張報紙，它和薄市長一同出現在大連電視台上。薄熙來對王軍霞說，你看，《文匯報》給你登了整版的報導！。。。。。。
不過，最能體現他和當地官員對《文匯報》的利用，還集中在這樣一件事上：大約在90年代中期，新加坡富商黃某芳到大連考察，那時，大連星海會展中心原址，還是一片由城市垃圾堆出的荒地，薄熙來想讓黃老闆投資開發，但精明謹慎的商人思慮再三，拿不定主意，於是，薄熙來親自提議《文匯報》宣傳，我被他的秘書叫到大連星海灣，薄熙來說，今天黃先生來了，是個關鍵時刻，我們要辦大事啊，你沒看我今天打了領帶嗎？。。。。。。我知道，他平常喜歡穿夾克衫，裡面是白襯衫，一般不系領帶。薄熙來在星海灣現場，一邊帶領黃老闆視察，一邊說，你看我戴領帶了吧！就知道我要辦大事！。。。。。會後，他的秘書還向我提供了詳細的文字資料，並強調說，你一定要馬上報導黃先生投資的事，於是，《文匯報》第二天「中國新聞版」刊發了長篇文章，但非常奇怪，此後很長時間，這個商人只是簽了意向書，並無實際舉動。。。。。。後來，我才恍然大悟，薄熙來深知《文匯報》在海外有影響，是要通過媒體給黃老闆施加壓力，逼他在大連投資。總之，類似的故事太多了，大都已經往事如煙，印象淡然。薄熙來是最會利用和玩弄媒體的高官之一。
拖欠款的煩惱
在《文匯報》任職的五年間，我最煩惱的事莫過於廣告的拖欠款了，雖然，我把相當多的精力放在了新聞報導上，但遇到大額的未付的尾款，既使是部下和同事所為，也必須跟進和處理。有的還難免打官司。
通常情況下，政府部門的廣告，一般由中共官員審批後，交由財政撥款，只要有合同和發票，很容易及時結帳，但企業做完了廣告，有的很守信用，有的拖拖拉拉，也有的賴帳不還，總之，五花八門。由此，我也看到了中國企業老闆的誠信確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記得黑龍江省哈爾濱市有一家企業，在《文匯報》做了整版的彩色廣告，為了給它開業時的慶典增光，但付了一半費用之後，等廣告刊出了，遲遲不付帳，我的同事去了幾次，也沒有索要回來，後來我親自趕赴那裡，像擠牙膏一樣，只結了一部份，可能是企業效益不好吧！
不過，東北的吃喝風十分盛行，既使是連年虧損的開不出工資的企業，也是老闆天天迎送往來，歌舞昇平，菸酒照顧，揮金如土，每次去討要欠款，他們都會熱情地請我吃飯，卻繼續賴帳，有時我很生氣，拒絕吃請，我說，你把吃飯的錢省下來，給《文匯報》吧！。。。。。。但這樣搞，他們更不理你，也不解決問題，有時以酒論英雄，你多喝幾杯，他們就付帳，你不喝，他們就說你不夠朋友，當然不應當給你廣告，這種傳統的以酒會友的習俗，是東北人的特點之一，離開喝酒，幾乎辦不成什麽事！故此，那些年我的胃病相當嚴重，2000年12月4日，我入獄了，失去了自由，但也避免了酒對我身體的傷害。這叫「有一失必有一得」吧！
我印象中，政府官員對《文匯報》賴帳的人不多，哈爾濱市常務副市長朱勝文是其中的一個，我在1994年初，曾去採訪過他，做了專訪，後來，他通過市委宣傳部的副部長趙某，在《文匯報》做過一版廣告，但結帳卻並不痛快，我和朱市長通過電話，他久拖不決，還想賴帳，但宣傳部長趙某是記者出身，為人很守信，多次催他，才付清了帳目，後來，他因為和副書記岳玉泉爭權內鬥，遭到整肅，慘死獄中，我在牢房裡聽到這個消息，不勝唏噓！
另一位官員是原吉林市委書記趙家治，我去採訪他的時候，市委宣傳部的某官員說，他們正準備到香港招商，打算給《文匯報》一版廣告，我來得正是佳機，但不巧，我下榻在江城賓館，那天夜裡，距此不遠的文化宮發生了火災，不僅燒毀了正在展出的恐龍化石，而且，還焚毀了圖書館的許多珍貴的線裝書，雖然，我有求於孫書記，但不能無視記者的職責，我立即做了報導，第二天，香港各界都知道了吉林大火，當然，書記很生氣，廣告也不給了，我灰溜溜地離開了吉林。很長一段時間，我成了那裡不受歡迎的媒體記者，他們叫我「捅包蛋！」
說來也挺有趣的，2007年，我應著名畫家盧禹舜之邀，去哈爾濱看朋友，住在他辦的「八荒通神」大酒店裡，竟偶然與上述那位欠款不還的老闆久別重逢，談及往事，他竟一直未與《文匯報》結帳，我問他為什麽，他說，《文匯報》是黨報，給他幹啥？給了，還不是領導揮霍？如果老弟你現在要，我馬上給你現金，我連連搖頭，他酒酣耳熱，氣憤地說，你為《文匯報》兢兢業業做事，卻落了個坐牢5年的下場，為啥不要？我說，我可不想再坐牢。坐牢太苦啊！。。。。。。他聽了，大笑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