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處：《絕版甲午（揭秘日本間諜潛伏內幕）》
作者: 雪珥(奧大利亞) 出版: 文匯出版社
1889年4月，日本在華間諜荒尾精向日本帝國軍部參謀本部遞交了樂善堂間諜們的第一份重要成果：有關中國大勢的分析報告《復命書》。這份報告書認為，清國的「上下腐敗已達極點，綱紀鬆弛，官吏逞私，祖宗基業殆盡傾頹。」
此後由駐華間諜們提供的一些大勢報告中，都一致強調中國發生的腐敗是全民腐敗，而不只是官場腐敗，主張日本先發制人占領改造中國，利用中國之人力物力而對抗西方。
甲午戰爭爆發後，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提交一個分析報告《中國大勢之傾向》。他首先指出中國的年財政收入僅有9074萬兩銀子外加523萬石米（作者註：清廷在1893和1894年兩年的財政收入均在8300萬兩左右），以中國之大，這是很可憐的。
據他實際調查，民間的實際所得是此表面歲入額之四倍，而且此類「定額以外之收入，一錢不入國庫，均為地方官吏所私有。」他認為，中國歷來賄賂之風盛行，故地方官肆意刮削民眾膏血，以逞其私慾。
因此清初雍正帝時始設養廉銀，隨官位之尊卑於俸給之外另行支給，擬以此杜絕其收斂之弊。但滔滔之勢，非區區製法所能禁遏。時至今日，「『養廉』二字實已辜負雍正之深意，官吏舞弊之勢日見加劇。」
當時東西方均有不少人認為中國將崛起，相信中國地大物博，以中國之豐富物產人力，如能積極變革，則「成為世界最大強國，雄視東西洋，風靡四鄰，當非至難之也。」
但宗方小太郎對此不以為然，認為這是「見其形而下未見其形而上者」。觀察一個國家也和觀察人一樣，應當先「洞察其心腹」，然後再「及其形體」。他眼中的中國雖然表面上在改革和進步，但「猶如老屋廢廈加以粉飾」，經不起大風地震之災。當時中國最著名的國務活動家李鴻章就自嘲自己是 「大清朝這座破屋的裱糊匠」。
究其原因，宗方小太郎認為腐敗的基因遺傳自明末，全民喪失信仰，社會風氣江河日下，「人心腐敗已達極點」。雖然有過康乾年間的短暫改革，但並未堅持下去，政府將本應建立「至善」人心的精力消耗在了「形而下之事」上。
當時清廷之腐敗規模幾乎是全局性的。朝綱解體時的宣統三年（1911年），作為「中央機關事務局」的內務府，其一年支銀預算高達1024萬兩，而在咸豐朝僅為40萬兩，足足增加了24倍（宣統三年八月十一日度支部會奏）。至於冒領公款、揮霍浪費甚至侵吞賑災款糧等更是層出不窮。
兩廣總督岑春煊巡視陸軍學堂，光一次宴會就「動需洋酒千數百金」，為此還專門在衙門中設立「洋酒委員」一職（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法部主事梁廣照奏）。甚至連軍隊都大量參與走私販私，號稱世界八強的北洋海軍，其內里的腐敗是造成甲午一戰全軍覆沒的主要原因。大量晚清小說均有對此的細緻描寫。
宗方小太郎嘆息，中國本來是有信仰體系和精神支柱的，那就是孔孟之道。但這一立國的精神基礎卻變成了科舉的材料、當官的階梯而已，知識分子汲汲營營地鑽研此道，無非是以此為個人私利服務。當了官掌了權之後，就把孔孟之道拋在腦後，「得其位不行其道，而謀營私者也。」從中央到地方，庸官俗吏獻媚當道，清廉高潔之士多不容於時流，官場一片漆黑，「朝野滔滔，相習成風」。
官場腐敗更導致上下隔閡。上下信息不通，中央政府即使要施行仁政，也因為地方官吏的「壅塞」而導致「美意不能貫徹至民間」，好經都被歪嘴和尚念壞了。
而少數有理想有抱負的人，只好在「憤懣不平」之餘「退居閒地」，名望日高，隱然形成一股力量，就是所謂清流而已。所以，他認為中國是「有治國之法而無治理之人」。
在「普天之下莫非貪官」的晚清，以至於損害國家利權的一些架構，倒在客觀上減少甚至基本杜絕了這一領域原先泛濫成災的貪腐現象，如此結果，亦是中國近代史的弔詭之處。如，將海關稅務交洋員團隊（其最著名的領導人是赫德）管理，無疑是主權旁落，但洋員管理下的海關卻成為政府中最廉潔也最敢於對腐敗動真格的一個機構。
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 Martin）認為，洋員管海關本是「叛亂（指揮太平天國運動）的私生子」，乃權宜之計，但正是廉政延長了這一怪胎的生命。他記述了在英國人李泰國（Horatio Nelson Lay）擔任首任總稅務司的幾年內，上海道台多次設下陷阱想拉其下水，比如當兩條商船一起到達口岸時，上海道台就建議李泰國，雙方一人一條船私吞其關稅，但始終不能得手。丁韙良說，海關洋員們的廉潔因此成為中國道台的眼中之沙，從而對這一稅收體制懷有深深的敵意。
宗方小太郎深刻地指出，國家是人民的集合體，人民是國家組織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敗，國家豈能獨強？中國的「分子」們集體腐敗，國家的元氣就喪失消亡，這比政策的失誤還要可怕，政策的失誤尚且可以扭轉過來，而國家元氣的腐敗就「不易返回中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