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就被香港的微博好友提醒：新華社近日用英文發表了一篇文章，把多年前「艾未未涉嫌抄襲岳路平作品」事件裝進了仍然懸而未決的「艾未未被拘押」事件中，進行評論。之後，香港及海外多家媒體用中文進行了轉載。我有技巧的上網一搜，果然鋪天蓋地！我的名字脫離我的管轄自行其是了。據香港的微博好友說，「可能整個中國以外都知道你被抄襲了…」
我的第一反應是，這是一場綜合博弈。對弈雙方分別是：艾未未背後的「西方普世價值觀」和中共政府的「人權相對論」。在西方，中共政府的聲音一定是很弱的；反過來，在中國，西方媒體關於這次事件的聲音也很弱。在這場綜合博弈中，辯論的媒介應用，和辯論的內容同樣重要。
本來，我一直在冷靜觀察這個事件，沒想到一覺醒來，突然發現「我的名字」被新華社招募成為一顆棋子，這讓我十分忐忑。一種無形的力量逼迫著我必須要把這個事情想清楚，而且馬上要想清楚。
雖然我的名字不一定聽我的，但是我也不想聽失控了的「我的名字」的。
這是一個老虎棒子雞的遊戲，一物降一物。中共政府的「人權相對論」，面對西方的普世價值觀，在整個世界範圍內，一定是弱勢的；而艾未未目前的聲音，在中國境內，也一定是弱勢的；2006年，也就是我的作品「涉嫌被艾未未抄襲」那一年，在西安的我的聲音，比起艾未未，也一定是弱勢的。
所以當年媒體採訪我的時候，我一直避開所謂的孤立的「法律程序」，繞開記者偏愛的「是否起訴艾未未？」的挑釁，提醒記者關注「藝術資源過於集中在首都北京」這種更加整體的創新生態問題。只有這樣，我才可以在一個更高的高度去為西安爭取話語權。
其實，關於艾未未的問題，官方也沒有單獨使用法律工具，官方同時也同時使用新華社和《環球時報》這樣的輿論宣傳工具來為自己的價值觀做辯護，同時反擊西方對手。我們不能把這個事件理解為一個孤立的法律問題。
在全民摸石頭過河的年代，孤立的法律工具是低效的。《環球時報》在一篇評論艾未未事件的文章中(838期之本周人物)， 有一句話我很同意：「客觀說，在如何對待他(艾未未)這樣的人的問題上，中國社會的經驗並不多，法律的判例也不多。」所以，一旦出現了這種判例不多的案例時，勢必要動用一攬子工具來「綜合處理」。西方世界是，中共政府是，艾未未是，任何關注這件事情的人(包括我)也必須進行一攬子整體思考，才可能對這件事情有一個更有建設性的態度。
既然是一攬子的處理模式，實際上就要求相關人必須自己注意分寸。因為我們沒有清晰明確的可以信賴的「原則」、「尺度」來判斷、判決，我們唯一可以信賴的裁判是未來。所以只能是當事人必須動用自己的前瞻性、全局性、判斷力，各自把握好分寸。在今天的中國，尤其要注意分寸，因為我們真的太缺少經驗和依據，內心裡必須要有一些堅守和道德原則，否則歷史會在路的前方等待著審判我們。
我們正身處一個樂觀向上的時代，其實大多數人都不希望有任何過大的動盪發生。但是如果分寸掌握的不好，事情往往就會朝極端的方向挺進。一百多年來中國現代化的經驗和教訓已經告訴我們：審慎改良，一定比激進顛覆重建有效。
當年我面對所謂的「艾未未涉嫌抄襲事件」時，我意識到我的名字在某種程度上是「失控」的。所以在面對媒體的時候，我很審慎地珍惜我說話的機會，讓記者不要去迎合點擊率的「重口味」，把「涉嫌抄襲」事件爆炒成辣子雞、麻辣魚。其實我使用的就是基於對中國整體創新環境的憂慮而生發的「分寸」感。因為我理解那不過是一次辯論，是一次為西安，跟北京爭取更多話語權的辯論(相關：出西安記)。但是，當時艾未未的聲音要比我的聲音大很多，所以，當時我挺同情自己的。同樣，今天，我看到新華社和《環球時報》的聲音遠遠大於艾未未的聲音，我也同樣同情艾未未。
既然是一攬子的處理模式，時間一定會很長。我們一定要有前瞻性。總體看來，新華社把我的「涉嫌被抄襲事件」混編進入對艾未未的批評隊伍中，稍微有失風度。我的名字可能已經「被打抱不平」，但是我本人並不情願。
新華社畢竟代表一個大國的聲音，茲事體大，應該特別注意具有前瞻性的分寸感。這麼多年改革開放的成就都擺在世人面前了，更自信一些吧！其實，我本人對中國的未來是樂觀的。想想十年前，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新華社哪裡有現在那麼自信？去年劉諾獎獲得者曉波的獲獎事件發生後，以及這次艾未未事件，我注意到新華社和《環球時報》已經擁有了足夠的胸懷去正面跟西方價值觀進行一系列的耐心、細緻、理性的辯論，還是有進步的。但是有時候，一些文章的基調和內容還是辜負了這種難得的胸懷。
我會繼續觀察。
岳路平
2011年4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