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出版的《人民日報》在理論版花了幾乎整版的篇幅發表了了署名「任理軒」的長文：「科學認識和解決收入分配問題」。「任理軒」常常在《人民日報》的理論版就重大的理論問題發聲，文章的口氣極具權威性，顯然是《人民日報》的一個重要的理論寫作組所用的筆名。
網上有人認定，「任理軒」實際上就是《人民日報》理論宣傳部的諧音。《人民日報》是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因此「任理軒」的文章實際上代表了中共的主流聲音。
記得同樣是這個「任理軒」，今年三月曾經在《人民日報》的頭版發表過另外一篇題為「理性看待當前的社會公正問題」的文章。同樣是討論社會公正問題，面對老百姓發出的對社會不公的指責，該作者在三月份的那篇文章中極力地粉飾太平。狡辯道：「社會公正是歷史的、相對的、具體的，我國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能脫離現實發展水平去盲目追求社會公正」。由三月份為社會不公辯解，到七月份公開地承認「收入分配問題凸顯」，應該說是一個不小的進步。
當然，「任理軒」和它所代表的中共主流承認中國的收入分配出了嚴重問題，只不過是對社會大眾的強烈不滿的一個讓步和安撫而已。這種讓步來得太晚、太遲、而且沒有表現出解決問題的誠意。「任理軒」在今天發表的文章種花了大量的篇幅空談收入分配問題的重要性。對於收入分配問題的成因，則簡單地歸結於市場競爭、 「改革不到位」、「中國當前經濟程度的制約、收入調節機制的有效性不足等等，只是在最後才對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分配問題輕描淡些地點了一下題。
收入分配出了問題，通常可以從兩個方面尋找原因。一個原因是，這個社會的根本政治制度出了問題。在這個制度中，弱勢群體在政治上沒有有效地組織起來，因此沒有辦法發出自己的聲音並影響政策的制訂。另一個原因是，在現存的制度下，執政者的經濟政策、尤其是收入政策沒有能夠隨著經濟的發展得到即使的調整，因此使得社會的收入差別不合理的增大。在第一種情況下，只有進行根本性的制度變革，尤其是政治制度的變革來解決問題。在第二種情況下，經常和及時的對稅收、工資、以及其他於收入有關的政策進行微調則是有效的手段。
中國當前的收入問題顯然超出了微調所能解決的範圍。過去三十年，中國是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同時也是世界上貧富差別擴大最快的國家。用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力指數來衡量，中國的貧富差別不僅超過世界上主要的已開發國家；也超過大多數與中國處於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即使是與已開發國家在他們自己發展初期的收入差距相比，中國的收入差距也是大得非常的不合理。考慮這樣一個事實：即中國自稱為社會主義國家，而且國家利用社會主義的名義掌握了大量的資源，因此中國的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就更說不過去了。假如說，市場經濟國家的收入分配問題可以用市場失靈來解釋，那麼中國則只能用國家制度失靈來解釋了。
中國的國家政治制度失靈的確是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根源，也是其他社會不公現像的根源。在一黨集權的制度下，黨控制著一切資源，更嚴格的說，是黨的官員控制著一切資源。中國的富裕階層大都產生於權力階層，或者是那些能夠與權力階層共享利益的群體。權力控制著財富，而且利用權力去攫取更多的財富。 至於弱勢群體，不僅僅農民工、普通城市工人，甚至絕大多數的青年白領們，他們在政治上沒有代言人。在這樣的政治制度下，要求資源的控制者與他人共享資源，無異於與虎謀皮。這個真相是「任理軒」和它背後的權力者們所不願意說出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