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邁先是現代文學家朱自清先生的長子，朱自清曾在他的散文名篇《給亡婦》中這樣提到他：「邁兒長得結實極了，比我高一個頭。」或許受父親薰陶，朱邁先也具有深厚的文學功底，但他沒有沿著文學的道路走下去，而是受中共虛假理論蠱惑，早早地成為了其中的一員。

抗戰期間，朱邁先受中共指派加入國民黨軍隊，參加了桂南會戰等。國共內戰期間，他策動桂北國民黨軍政人員背叛國民政府成功，之後在一所中學任教。然而，這樣一個對中共忠心耿耿之人，卻在1951年11月中共掀起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以「匪特」罪被湖南新寧縣法庭判處死刑並立即執行，時年僅33歲，身後留下了三個幼小的孩子。

1984年，朱邁先冤死一案被認定為是錯判，中共政府為其恢復了名譽。而事實上，在當年那場運動中，類似朱邁先被冤死的人並非少數，不僅大批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打成了反革命，而且那些曾接受中共領導，但具有灰色掩護的地下武裝人員，也被列入「殺」、「關」、「管」的名單之中。

比如湖南衡陽茶市以劉伯祿為首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因多數人出身地主，再加上南下工作組幹部靠「逼供信」懷疑當地有「反共救國軍」，因此相信以劉為首的當地黨組織和其所領導的青年團、農會和勵淬學友會等組織，即系「反共救國軍」及其外圍，進而將劉定為 「匪特頭子」、「惡霸地主」，結果200餘人受到株連，許多人被吊打逼供，8人被槍斃，5人被判刑，4人被開除公職，1人下落不明。

再如國民黨的一些著名叛將，如傅作義等人的絕大多數部下均被鎮壓；因「起義、投誠」而參加中共軍隊者，其中被開除軍籍和判刑、勞改、管制的就有二點二萬人，而他們中一大批曾參與了保家衛國的抗日戰爭。

顯然，中共在鎮反中製造了曠古未有的冤假錯案。中共1952年底公布，消滅的「反革命份子」是240餘萬人，實則遇害的軍公教人員最少在五百萬人以上。1953年，公安部長羅瑞卿曾說「鎮反的缺點和錯誤，最突出的是存在著亂捕、亂壓、刑設逼供、誇大和造假案」。 而上述「錯誤」在中共的歷次運動中都並不罕見。1954年4月，毛澤東在中央擴大會議上稱：「鎮壓反革命共殺、關、管二百至三百萬人。」1957年2月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稱：「1950年至1952年殺了70萬，以後三年又殺了不到8萬人。」毛堅持在對鎮反運動的評價上「根本沒有錯」，並拒絕甄別平反。

直到八十年代，中共才終於部分承認了「當時被鎮壓的還有部分起義投誠人員」這樣一個事實。

為何中共當年要發動「鎮反運動」？要知道，中共在建政前後，一直沒有停止過對反革命和反革命活動的鎮壓。據中共官方統計，中共建政初期國民黨殘留下來的潰散武裝曾被統稱為「政治土匪」的約為二百萬人，另有特務份子六十萬人，反動黨團骨幹六十萬人，共三百萬人。這些人大多數已在以往的運動中被關、被管或被殺。

中國旅美歷史學者辛灝年先生認為，除了源於中共嗜殺的本性外，中共建政後所遇到的一系列問題，如經濟上的困難使人民生活困頓，使中共為了轉移視線，決定掀起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

1950年3月和7月，中共中央再次下發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右傾偏向的指示》，斷言「在鎮壓反革命活動上發生了嚴重的右傾偏向，以致還有大批首要的、怙惡不悛的、在解放後甚至在經過寬大處理後仍然繼續為惡的反革命份子，沒有受到應有的制裁」，要求各地「當殺者即判處死刑，當監禁勞改者應逮捕監禁加以改造」。上述「反革命」的總人數已被嚴重誇大，加之中共還要糾正右傾偏向，所以，在正式發動鎮壓反革命運動之前，就噎製造了大量的冤殺和枉殺。

而中共鎮壓的「反革命」 大多是國民政府縣長以下到甲長為止的公教人員，反之，大官可以作為「統戰標本」，省主席、廳長落在中共手上不但不殺，反而給予一個「政協委員」或什麼代表的名義，以誘惑在海外的國民黨大官來歸。中共這筆帳算得很清楚，所有省主席、廳長、主任委員之類高高在上，在基層沒有半點實力，留著他們無害。反之，基層力量控制在縣長以下的區、鄉、保、甲長手上，所以對這一階層非殺不可。

1951年1月30日，毛澤東批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張旗鼓殺反革命」。2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除掉浙江和皖南抓人和殺人較多的地區應停一下以便總結經驗」外，又指示「其他殺得不夠的地區，特別是大、中城市，應當繼續放手抓一批，殺一批，不可停得太早。」 2月21日，中共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份子條例》，該條例將死刑擴大到了十數行，量刑的標準無譜，連「傳播謠言」都能「斬立決」，遂在全國掀起了鎮壓反革命的狂潮。有些國民黨時期的軍、公、教人員噎被中共判過徒刑或者三年、五年勞改，但此時卻不說任何理由，一律重審，即時槍殺。

配合中共中央關於「沒收反革命份子」財產的通知，中共大肆掠奪，在政治和財政兩個方面均達到了目的，從而使得人民從此再也不敢有非共之想和非共之為。

鎮反的最直接後果就是加強了中共的極權統治，也使中國人在經歷了土改和鎮反運動後，開始對中共的統治噤若寒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