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一個孩子
楊支柱與他的兩個女兒：若楠（左）和若一。
美國一家月子中心。這種家庭作坊式的機構，是中國媽媽寄予夢想的「根據地」
月子中心設施一應俱全。美寶之家公司的合伙人J先生一直喜歡說一句話：「在中國生孩子是請月嫂住你家，在美國生孩子是你住月嫂家。」
美寶之家的工作人員懷抱嬰兒。在美短暫停留後， 嬰兒將被帶回中國。
生二胎成本比較
雖然因為生二胎失去了公職，但林雄至今不後悔自己的選擇
2008年，哈爾濱市一所小學學生數量已經從以前1000多人的規模縮減到300人左右。長時期計劃生育後生源縮減，城市和鄉村都開始有學校面臨調整撤併
中國人口學會常務理事顧寶昌教授認為，計生政策到了亟需調整的時候
香港的計劃生育海報，建議市民一個家庭有兩個孩子是比較合適的
南都周刊深度報導：「翻牆」生二胎
「一個太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這是1970年代，人們常掛在口頭的一句順口溜。到了1980年代，這句順口溜，已被「一對夫妻只生一個孩子」所覆蓋。
就在1980的9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關於控制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這封著名的「9·25」公開信，被視為中國正式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開始。
一晃30年，當年呱呱落地的孩子正為人父母，而作為國策，計劃生育仍然堅定不移在中國被執行著。
在30年政策演變軌跡之下，放開生二胎的新聞不時見諸媒體，最新的消息來自廣東，廣東省政府副秘書長、廣東省人口計生委主任張楓7月10日透露，廣東省已正式向國家提出「單獨可生二胎」試點的申請。消息一放出，即被熱議。
事實上，在老齡化、少子化壓力下，中產階層早已開始尋求路徑生二胎，並成為一種與時代相呼應的的社會現象。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相比，生二胎從傳宗接代觀念升級到個人生活方式的選擇。與過去十年相比，生二胎亦從特權、富裕階層用權力、金錢獲取生育指標以及到國外生育逃避處罰，轉換成普通白領階層對政策變化臨界點的察覺，對自身權利意識的覺醒。
在這個現象背後，有著複雜幽微的社會情緒：是人性的自然選擇，是對身體的自我主宰，更是在茫茫人海，尋找兄弟姐妹，尋求溫暖的親人依靠。
再生一個孩子
超生教授的抗爭
為了生二胎，大學副教授楊支柱丟了工作，吃了官司，甚至上街「賣身交罰款」。他仿佛一位大戰風車的騎士，拒絕屈服。
註定失敗的官司
今年6月，楊支柱終審敗訴，對官司不再抱有幻想。
從2009年12月21日二女兒若楠降生那天起，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楊支柱就開始成為公眾人物。因為超生，學院做出決定，以違反計劃生育的原因給予他留校察看處分，並責成繳納240642元的社會撫養費。楊拒絕上交， 2010年4月9日，他接到了學校的解聘通知。
這起「教授超生被辭退」事件在網上迅速傳播，引發媒體關注，上升為一起公共事件。
但麻煩並沒有就此結束。2010年9月2日，北京市海淀區計生委向楊支柱夫婦出示了社會撫養費徵收決定書，指控他們 「違法生育第二個子女」，按照2009年北京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向其徵收「社會撫養費」240642元。
24萬，對於一個要撫養兩個孩子的大學教授來說，是一個無法承受的巨額負擔。2010年年底，這個倔強的湖南男人，決定起訴海淀區計生委。他的理由是：《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裡規定的是「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並不是「強制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而且相關法律法規中都沒有「違法生育」這個詞；如此高額的「社會撫養費」，顯然有失公平。
在《訴海淀計生委行政起訴狀》中，楊表達了自己的懷疑：海淀區計生委之所以對他開出高達24萬的罰單，正是因為自己多年來一直堅持批判獨生子女政策和計劃生育實踐中的野蠻「執法」，而對自己進行「打擊報復」。
「為何公民的房子得到保護，而住在房子裡的人卻沒有生育自由？」這位曾撰文力挺重慶「最牛釘子戶」的學者，如此發問。
這起官司，由他的老同事，現北京問天律師事務所律師周澤免費出任代理律師，「主要是技術上來切入，比如說行政處罰程序上合不合法，處罰數額上合不合理，並沒有想根本上否定計劃生育的合法性。」
周澤認為，楊支柱被學校解聘後只發給他600多元工資，扣除有關規定項目後可支配收入不足百元，其妻子在家全職帶孩子無收入，被上訴人海淀區計生委，按 2009年北京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向楊支柱夫婦徵收240642元社會撫養費，顯然違反國務院《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二款「結合當事人的實際收入水平」徵收的規定。
今年1月，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判楊支柱一審敗訴，海淀區法院認為，海淀區計生委作出征收社會撫養費的決定，認定事實清楚，符合法律規定，徵收額度也無不當。楊支柱的訴訟請求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法院不予支持。
今年4月，楊支柱上訴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兩個月後，北京市第一中院做出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判決。
對於這個結果，楊支柱不接受也沒有辦法，「也不能去撞牆吧？只好不理它。」
其實，無論是楊支柱還是周澤，都沒有指望通過這起官司改變什麼，這是一場註定要失敗的官司。
周澤猜測楊支柱的用意：「他可能通過這種『行為藝術』，達到拷問計劃生育政策本身的目的。」
對此，楊支柱並不否認。
他說：「社會撫養費這塊，處理得比我這個荒謬的比比皆是。」
根據楊支柱的調查，目前各地社會撫養費的收取十分混亂，收法複雜，彈性極大。「比如北京，生二胎少的可以收你3倍，最高可以收20倍，三胎收取的標準是6至40倍。」
按照國務院《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辦法》，在出生行為發生地、經常居住地、戶籍所在地甚至超生兒發現地，都可以徵收這個撫養費。儘管管理辦法規定：當事人在一地已經被徵收社會撫養費的，在另一地不因同一事實再次被徵收社會撫養費，但在實際操作中往往被另行解釋，「有的省市以夫妻為一個單位收，有的是夫妻兩頭分別徵收……不同省市加起來有上千種可能性。這樣一個東西，那你說他收了多少錢，除非你每筆錢都記帳，否則你沒法估算。」
楊支柱與他的兩個女兒：若楠（左）和若一。
「賣身交罰款」
雖然官司輸了，但楊支柱還是請老同事周澤吃飯作為答謝。這頓飯吃下來，結果卻被知曉楊家生計狀況的周澤，借上廁所之機提前埋了單。
「我知道他家庭負擔很重。」周澤說，去年楊支柱去長沙辦事，為了節省開支，買的竟然是硬座票。
飯桌上，周澤對楊支柱開玩笑說：「你把孩子抱到計生委去，由徵收社會撫養費的計生委進行社會撫養吧。」
楊支柱很喜歡這個玩笑。他甚至也有這個想法，如果海淀區法院真的來強制執行，自己一定要把孩子抱到海淀區計生委門口去，搞個行為藝術。
2010年10月的一個周日，楊支柱他真的去行為藝術了一把，不過，地點不是海淀區計生委門口，而是中國人民大學西門的過街天橋。
這個地點的選擇是楊精心考慮過的：既不會引發交通堵塞，也有足夠大的墮胎量，在警察來阻撓之前，他也可以有充足的時間「撤退」。
倚在天橋欄杆上的楊支柱，身前擎著一張巨大的綠紙，上書「賣身交罰款」幾個大字，以及自己超生被罰的經歷：「考慮到賣身之後不能照顧孩子，我希望多賣40萬補償她們，一口價64萬元。誰買我，我就給誰當奴隸，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很快，網上就出現了他「賣身交罰款」的照片。楊支柱看後，索性把朋友拍攝的全程視頻也放到了網上。
「身」沒賣成，卻再次在社會引發了對其二胎事件的新一輪關注。
據楊支柱說，這次行為藝術過後，北京維穩部門的人到他家裡好多次，苦口婆心地「教育」他，一位負責人甚至還特地請他吃了頓飯，一起喝了兩瓶牛欄山，目的只有一個：別再上街。
「等計生政策廢除？我等不起」
楊支柱的這場抗爭，外界有著不同的解讀。
與楊相熟的學者丁東斷言說，「這次生二胎事件可以說是楊支柱策劃已久的」。他認為，無論是在懷孕前、懷孕中還是生孩子後，楊支柱夫婦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推動人口政策調整。
丁的判斷來自於，作為學者的楊支柱，以前關注的領域，大多是民主、法治、人權等問題。楊支柱還曾創辦過問題與主義、學而思網站，「孫志剛事件」 發生時，他是取消收容的積極參與者和推動者。「但是三四年前他開始收縮戰線了，把主要注意力放到反對一胎化政策上來了，不但在網上寫文章發表意見，而且還想通過自己的個案來推動人口政策的調整。」
「這個說法是錯誤的。」楊支柱對此堅決否認，「孩子都是從胎兒來的，不墮掉她肯定就會成為你的孩子。為孩子治病傾家蕩產的人很多，這是很平常的事。甚至動物都可以為孩子奮不顧身。我讀了那麼多書，不能連畜牲都不如。」
第二個孩子的到來純屬意外。
2004年，38歲的楊支柱和陳虹結婚。他曾對妻子說：「你生多少個我就養多少個，我肯定不嫌多。」當時陳虹還在外企工作，收入比楊支柱還高。「二胎」，還是一個他們觸摸不到的話題。
2006年，陳虹懷上了第一胎，生下了女兒若一。
三年之後，2009年，陳虹再次意外懷孕。她的態度與丈夫一樣，同樣選擇把孩子生下來。在事後一封發布於網絡的聲援丈夫公開信中，陳虹說，「老楊喜歡孩子，因為他認為一個孩子對成長不利，容易慣壞。很多獨生子女很『獨』，不能接受一個弟弟或妹妹和TA分享一切，可碰巧我的三歲的女兒並不這樣，她強烈地要求有個伴」，「年近不惑的我和已過不惑之年的他，都不是衝動的人，和很多中國人一樣因為『理智』太多而過著平淡如水的生活，如果這樣的行為會帶來什麼社會意義，那也並非是我們的初衷。」
處罰是楊氏夫婦倆意料之中的事。其實也不是沒有辦法逃避，比如去香港生，或回老家躲起來然後生完後帶回來說是親戚家的孩子。
或者，也可以學一下楊支柱認識的那位書商，偷偷生了二胎，然後通過請客送禮，只被罰了5萬塊； 再不然，就像楊支柱還認識的一個大學學院院長，為了要二胎，把自己家大女兒說成殘疾，說女兒心臟有個洞，讓醫院開個證明。「實際上計生委知道你這個是假的，但你給了點錢他就不管了。醫院裡開個證明，幾千塊錢就搞定了嘛！」
可是，最終楊家都放棄了，「因為怕麻煩別人，因為覺得沒有尊嚴」。
「他是湖南人，脾氣很倔。」不止一位熟悉楊支柱的朋友對南都周刊記者如此說。
與楊支柱交往甚密的周澤則表示，楊支柱不想打掉孩子，固然與自己愛孩子有關，但也與他的個人立場和秉性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他一直批判計劃生育政策的不合理，這種不合理的東西為什麼要去追求？可能是秉性的東西在起作用，一種潛在的意識，認為不合理，就用行動去抵制。」
從抗爭者到計生制度研究者
就在楊支柱為自己的「二胎」抗爭的一年多里，實行了30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似乎也走到了十字路口。
2009年底，中科院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和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長、計劃生育制度副總設計師田雪原分別在《經濟參考報》和《人民日報》上撰文，呼籲調整人口政策。這被解讀為「計生領域內部也發出了不同聲音」。
「30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已經達到了當初的目標，少生了4億人，使得計劃生育政策在上一個階段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田雪原說。他提出了一個「十二五」期間，從「雙獨二胎」，到「一獨二胎」，再到農村「普遍二胎」的漸進政策。
而2011年7月，廣東省計生委主任張楓表示，廣東省已正式向國家提出「單獨可生二胎」(即夫妻雙方只要有一方是獨生子女，就可生兩個孩子)試點的申請。
「這些消息，會不會給你一些樂觀？」
對此，楊支柱連著回答了兩個 「不樂觀」。在他看來，廣東省的意圖可能是現在申請單獨二胎，到2016年申請全面二胎試點。但是他分析認為，1990年以前中國每年女孩子出生1200 多萬人，而目前每年女孩出生人數不到600萬，這樣即使以後放開生育，適合生育的女性的人數也極少。
按他的邏輯，「(人口)災難本身是註定的，我們現在只能儘可能地縮小一點災難。」
「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廣東省能提出調整人口政策，是值得讚揚的。」人口學專家、《大國空巢》作者易富賢對南都周刊記者說：「但是在人口危機已經開始全面爆發之際還只提放開二胎，是缺乏前瞻性的。」
楊支柱與易富賢相熟。楊在1990年代就從法治角度反思過計劃生育，2006年兩人開始聯繫，在人口問題上有著「高度共識」。談到對楊支柱的印象，易富賢說：「作為湖南老鄉，我們在性格上也都比較『蠻』。」
楊支柱、易富賢兩人都認為，現在提放開二胎，已經是落伍的觀念。易富賢向本刊分析，要維持出人口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生育率(婦女人均生孩子數)需要達到世代更替水平，對於已開發國家來說是2.1；而由於嬰幼兒死亡率和出生性別比都遠遠比已開發國家要高，因此中國的世代更替水平需要在2.3以上。
「考慮到不孕症(中國目前是1/8家庭不孕)、單身、丁克等人群，一個正常的社會應當是主流家庭生育三個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兩個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四五個孩子。」易富賢說。
易富賢認為，中國儘早停止計劃生育，可為今後節省「動能」，否則，「中國今後將與現在的日本、韓國、中國台灣地區一樣長期在低生育率的泥坑中掙扎。」
對於「生二胎」的態度，楊支柱在三年中迅速地變化：
2008年，他曾與何亞福、梁中堂、滕彪、吳祚來、葉廷芳、易富賢等眾學者一起，共同簽署了《放開二胎倡議書》；但到了2010年11月，他在題為「必須無條件停止計劃生育」的評論文章，明確表示「放開二胎」是錯誤的；近日，在回答「你認為計劃生育政策應該向哪方面調整」時，他說：「沒法調整」，「應該徹底廢除計劃生育，並鼓勵生育。」
但是，從制度層面來說，他並不樂觀。
根據他的觀察，現在為計劃生育政策改革鼓與呼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已經越來越少。「2007年有二十幾個人發言，你現在找二十幾個人還找不出來。因為說話的好多人都退休了。」
抗爭的代價
如果不要因為「二胎」，楊支柱的生活肯定是另一番樣子：寫論文，當教授，出席各種學術活動。在外界看來，二胎終止了他的學術生命。但談起這些，他絲毫沒流露出後悔之意。「那些學術論文有什麼好寫的，又沒人看。以前我也不搞學術。」
楊支柱被學院解聘之後，先後有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律系畢業校友、五教師上書院領導，稱「楊支柱老師從法學的角度，以言論和行動推進這一公共政策的改變，其識其膽，令人敬佩」：希望學校能「善待楊支柱夫婦的選擇和追求」，超越現行不合理的規定，對楊支柱免於處分。
但這些陳情，並未獲得校方的積極回應。「實際上我現在是失業狀態，又不能領失業救濟金。」他說。
現在，楊支柱一家擠在60多平方米的房子，位於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家屬區，室內已經顯得非常破舊。
「一個太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這是1970年代，人們常掛在口頭的一句順口溜。到了1980年代，這句順口溜，已被「一對夫妻只生一個孩子」所覆蓋。
就在1980的9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關於控制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這封著名的「9·25」公開信，被視為中國正式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開始。
一晃30年，當年呱呱落地的孩子正為人父母，而作為國策，計劃生育仍然堅定不移在中國被執行著。
在30年政策演變軌跡之下，放開生二胎的新聞不時見諸媒體，最新的消息來自廣東，廣東省政府副秘書長、廣東省人口計生委主任張楓7月10日透露，廣東省已正式向國家提出「單獨可生二胎」試點的申請。消息一放出，即被熱議。
事實上，在老齡化、少子化壓力下，中產階層早已開始尋求路徑生二胎，並成為一種與時代相呼應的的社會現象。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相比，生二胎從傳宗接代觀念升級到個人生活方式的選擇。與過去十年相比，生二胎亦從特權、富裕階層用權力、金錢獲取生育指標以及到國外生育逃避處罰，轉換成普通白領階層對政策變化臨界點的察覺，對自身權利意識的覺醒。
在這個現象背後，有著複雜幽微的社會情緒：是人性的自然選擇，是對身體的自我主宰，更是在茫茫人海，尋找兄弟姐妹，尋求溫暖的親人依靠。
再生一個孩子
超生教授的抗爭
為了生二胎，大學副教授楊支柱丟了工作，吃了官司，甚至上街「賣身交罰款」。他仿佛一位大戰風車的騎士，拒絕屈服。
註定失敗的官司
今年6月，楊支柱終審敗訴，對官司不再抱有幻想。
從2009年12月21日二女兒若楠降生那天起，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楊支柱就開始成為公眾人物。因為超生，學院做出決定，以違反計劃生育的原因給予他留校察看處分，並責成繳納240642元的社會撫養費。楊拒絕上交， 2010年4月9日，他接到了學校的解聘通知。
這起「教授超生被辭退」事件在網上迅速傳播，引發媒體關注，上升為一起公共事件。
但麻煩並沒有就此結束。2010年9月2日，北京市海淀區計生委向楊支柱夫婦出示了社會撫養費徵收決定書，指控他們 「違法生育第二個子女」，按照2009年北京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向其徵收「社會撫養費」240642元。
24萬，對於一個要撫養兩個孩子的大學教授來說，是一個無法承受的巨額負擔。2010年年底，這個倔強的湖南男人，決定起訴海淀區計生委。他的理由是：《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裡規定的是「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並不是「強制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而且相關法律法規中都沒有「違法生育」這個詞；如此高額的「社會撫養費」，顯然有失公平。
在《訴海淀計生委行政起訴狀》中，楊表達了自己的懷疑：海淀區計生委之所以對他開出高達24萬的罰單，正是因為自己多年來一直堅持批判獨生子女政策和計劃生育實踐中的野蠻「執法」，而對自己進行「打擊報復」。
「為何公民的房子得到保護，而住在房子裡的人卻沒有生育自由？」這位曾撰文力挺重慶「最牛釘子戶」的學者，如此發問。
這起官司，由他的老同事，現北京問天律師事務所律師周澤免費出任代理律師，「主要是技術上來切入，比如說行政處罰程序上合不合法，處罰數額上合不合理，並沒有想根本上否定計劃生育的合法性。」
周澤認為，楊支柱被學校解聘後只發給他600多元工資，扣除有關規定項目後可支配收入不足百元，其妻子在家全職帶孩子無收入，被上訴人海淀區計生委，按 2009年北京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向楊支柱夫婦徵收240642元社會撫養費，顯然違反國務院《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二款「結合當事人的實際收入水平」徵收的規定。
今年1月，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判楊支柱一審敗訴，海淀區法院認為，海淀區計生委作出征收社會撫養費的決定，認定事實清楚，符合法律規定，徵收額度也無不當。楊支柱的訴訟請求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法院不予支持。
今年4月，楊支柱上訴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兩個月後，北京市第一中院做出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判決。
對於這個結果，楊支柱不接受也沒有辦法，「也不能去撞牆吧？只好不理它。」
其實，無論是楊支柱還是周澤，都沒有指望通過這起官司改變什麼，這是一場註定要失敗的官司。
周澤猜測楊支柱的用意：「他可能通過這種『行為藝術』，達到拷問計劃生育政策本身的目的。」
對此，楊支柱並不否認。
他說：「社會撫養費這塊，處理得比我這個荒謬的比比皆是。」
根據楊支柱的調查，目前各地社會撫養費的收取十分混亂，收法複雜，彈性極大。「比如北京，生二胎少的可以收你3倍，最高可以收20倍，三胎收取的標準是6至40倍。」
按照國務院《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辦法》，在出生行為發生地、經常居住地、戶籍所在地甚至超生兒發現地，都可以徵收這個撫養費。儘管管理辦法規定：當事人在一地已經被徵收社會撫養費的，在另一地不因同一事實再次被徵收社會撫養費，但在實際操作中往往被另行解釋，「有的省市以夫妻為一個單位收，有的是夫妻兩頭分別徵收……不同省市加起來有上千種可能性。這樣一個東西，那你說他收了多少錢，除非你每筆錢都記帳，否則你沒法估算。」
楊支柱與他的兩個女兒：若楠（左）和若一。
「賣身交罰款」
雖然官司輸了，但楊支柱還是請老同事周澤吃飯作為答謝。這頓飯吃下來，結果卻被知曉楊家生計狀況的周澤，借上廁所之機提前埋了單。
「我知道他家庭負擔很重。」周澤說，去年楊支柱去長沙辦事，為了節省開支，買的竟然是硬座票。
飯桌上，周澤對楊支柱開玩笑說：「你把孩子抱到計生委去，由徵收社會撫養費的計生委進行社會撫養吧。」
楊支柱很喜歡這個玩笑。他甚至也有這個想法，如果海淀區法院真的來強制執行，自己一定要把孩子抱到海淀區計生委門口去，搞個行為藝術。
2010年10月的一個周日，楊支柱他真的去行為藝術了一把，不過，地點不是海淀區計生委門口，而是中國人民大學西門的過街天橋。
這個地點的選擇是楊精心考慮過的：既不會引發交通堵塞，也有足夠大的墮胎量，在警察來阻撓之前，他也可以有充足的時間「撤退」。
倚在天橋欄杆上的楊支柱，身前擎著一張巨大的綠紙，上書「賣身交罰款」幾個大字，以及自己超生被罰的經歷：「考慮到賣身之後不能照顧孩子，我希望多賣40萬補償她們，一口價64萬元。誰買我，我就給誰當奴隸，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很快，網上就出現了他「賣身交罰款」的照片。楊支柱看後，索性把朋友拍攝的全程視頻也放到了網上。
「身」沒賣成，卻再次在社會引發了對其二胎事件的新一輪關注。
據楊支柱說，這次行為藝術過後，北京維穩部門的人到他家裡好多次，苦口婆心地「教育」他，一位負責人甚至還特地請他吃了頓飯，一起喝了兩瓶牛欄山，目的只有一個：別再上街。
「等計生政策廢除？我等不起」
楊支柱的這場抗爭，外界有著不同的解讀。
與楊相熟的學者丁東斷言說，「這次生二胎事件可以說是楊支柱策劃已久的」。他認為，無論是在懷孕前、懷孕中還是生孩子後，楊支柱夫婦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推動人口政策調整。
丁的判斷來自於，作為學者的楊支柱，以前關注的領域，大多是民主、法治、人權等問題。楊支柱還曾創辦過問題與主義、學而思網站，「孫志剛事件」 發生時，他是取消收容的積極參與者和推動者。「但是三四年前他開始收縮戰線了，把主要注意力放到反對一胎化政策上來了，不但在網上寫文章發表意見，而且還想通過自己的個案來推動人口政策的調整。」
「這個說法是錯誤的。」楊支柱對此堅決否認，「孩子都是從胎兒來的，不墮掉她肯定就會成為你的孩子。為孩子治病傾家蕩產的人很多，這是很平常的事。甚至動物都可以為孩子奮不顧身。我讀了那麼多書，不能連畜牲都不如。」
第二個孩子的到來純屬意外。
2004年，38歲的楊支柱和陳虹結婚。他曾對妻子說：「你生多少個我就養多少個，我肯定不嫌多。」當時陳虹還在外企工作，收入比楊支柱還高。「二胎」，還是一個他們觸摸不到的話題。
2006年，陳虹懷上了第一胎，生下了女兒若一。
三年之後，2009年，陳虹再次意外懷孕。她的態度與丈夫一樣，同樣選擇把孩子生下來。在事後一封發布於網絡的聲援丈夫公開信中，陳虹說，「老楊喜歡孩子，因為他認為一個孩子對成長不利，容易慣壞。很多獨生子女很『獨』，不能接受一個弟弟或妹妹和TA分享一切，可碰巧我的三歲的女兒並不這樣，她強烈地要求有個伴」，「年近不惑的我和已過不惑之年的他，都不是衝動的人，和很多中國人一樣因為『理智』太多而過著平淡如水的生活，如果這樣的行為會帶來什麼社會意義，那也並非是我們的初衷。」
處罰是楊氏夫婦倆意料之中的事。其實也不是沒有辦法逃避，比如去香港生，或回老家躲起來然後生完後帶回來說是親戚家的孩子。
或者，也可以學一下楊支柱認識的那位書商，偷偷生了二胎，然後通過請客送禮，只被罰了5萬塊； 再不然，就像楊支柱還認識的一個大學學院院長，為了要二胎，把自己家大女兒說成殘疾，說女兒心臟有個洞，讓醫院開個證明。「實際上計生委知道你這個是假的，但你給了點錢他就不管了。醫院裡開個證明，幾千塊錢就搞定了嘛！」
可是，最終楊家都放棄了，「因為怕麻煩別人，因為覺得沒有尊嚴」。
「他是湖南人，脾氣很倔。」不止一位熟悉楊支柱的朋友對南都周刊記者如此說。
與楊支柱交往甚密的周澤則表示，楊支柱不想打掉孩子，固然與自己愛孩子有關，但也與他的個人立場和秉性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他一直批判計劃生育政策的不合理，這種不合理的東西為什麼要去追求？可能是秉性的東西在起作用，一種潛在的意識，認為不合理，就用行動去抵制。」
從抗爭者到計生制度研究者
就在楊支柱為自己的「二胎」抗爭的一年多里，實行了30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似乎也走到了十字路口。
2009年底，中科院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和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長、計劃生育制度副總設計師田雪原分別在《經濟參考報》和《人民日報》上撰文，呼籲調整人口政策。這被解讀為「計生領域內部也發出了不同聲音」。
「30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已經達到了當初的目標，少生了4億人，使得計劃生育政策在上一個階段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田雪原說。他提出了一個「十二五」期間，從「雙獨二胎」，到「一獨二胎」，再到農村「普遍二胎」的漸進政策。
而2011年7月，廣東省計生委主任張楓表示，廣東省已正式向國家提出「單獨可生二胎」(即夫妻雙方只要有一方是獨生子女，就可生兩個孩子)試點的申請。
「這些消息，會不會給你一些樂觀？」
對此，楊支柱連著回答了兩個 「不樂觀」。在他看來，廣東省的意圖可能是現在申請單獨二胎，到2016年申請全面二胎試點。但是他分析認為，1990年以前中國每年女孩子出生1200 多萬人，而目前每年女孩出生人數不到600萬，這樣即使以後放開生育，適合生育的女性的人數也極少。
按他的邏輯，「(人口)災難本身是註定的，我們現在只能儘可能地縮小一點災難。」
「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廣東省能提出調整人口政策，是值得讚揚的。」人口學專家、《大國空巢》作者易富賢對南都周刊記者說：「但是在人口危機已經開始全面爆發之際還只提放開二胎，是缺乏前瞻性的。」
楊支柱與易富賢相熟。楊在1990年代就從法治角度反思過計劃生育，2006年兩人開始聯繫，在人口問題上有著「高度共識」。談到對楊支柱的印象，易富賢說：「作為湖南老鄉，我們在性格上也都比較『蠻』。」
楊支柱、易富賢兩人都認為，現在提放開二胎，已經是落伍的觀念。易富賢向本刊分析，要維持出人口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生育率(婦女人均生孩子數)需要達到世代更替水平，對於已開發國家來說是2.1；而由於嬰幼兒死亡率和出生性別比都遠遠比已開發國家要高，因此中國的世代更替水平需要在2.3以上。
「考慮到不孕症(中國目前是1/8家庭不孕)、單身、丁克等人群，一個正常的社會應當是主流家庭生育三個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兩個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四五個孩子。」易富賢說。
易富賢認為，中國儘早停止計劃生育，可為今後節省「動能」，否則，「中國今後將與現在的日本、韓國、中國台灣地區一樣長期在低生育率的泥坑中掙扎。」
對於「生二胎」的態度，楊支柱在三年中迅速地變化：
2008年，他曾與何亞福、梁中堂、滕彪、吳祚來、葉廷芳、易富賢等眾學者一起，共同簽署了《放開二胎倡議書》；但到了2010年11月，他在題為「必須無條件停止計劃生育」的評論文章，明確表示「放開二胎」是錯誤的；近日，在回答「你認為計劃生育政策應該向哪方面調整」時，他說：「沒法調整」，「應該徹底廢除計劃生育，並鼓勵生育。」
但是，從制度層面來說，他並不樂觀。
根據他的觀察，現在為計劃生育政策改革鼓與呼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已經越來越少。「2007年有二十幾個人發言，你現在找二十幾個人還找不出來。因為說話的好多人都退休了。」
抗爭的代價
如果不要因為「二胎」，楊支柱的生活肯定是另一番樣子：寫論文，當教授，出席各種學術活動。在外界看來，二胎終止了他的學術生命。但談起這些，他絲毫沒流露出後悔之意。「那些學術論文有什麼好寫的，又沒人看。以前我也不搞學術。」
楊支柱被學院解聘之後，先後有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律系畢業校友、五教師上書院領導，稱「楊支柱老師從法學的角度，以言論和行動推進這一公共政策的改變，其識其膽，令人敬佩」：希望學校能「善待楊支柱夫婦的選擇和追求」，超越現行不合理的規定，對楊支柱免於處分。
但這些陳情，並未獲得校方的積極回應。「實際上我現在是失業狀態，又不能領失業救濟金。」他說。
現在，楊支柱一家擠在60多平方米的房子，位於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家屬區，室內已經顯得非常破舊。
在北京已是房價飛速上漲的2007年，他以國民住宅的價格購買這套房子，每平方米3720元。被學院解聘後，經濟拮据的楊支柱一度想把這房子出租出去，然後帶妻子孩子到鄉下去住。「學校的房子很搶手，一個月能租到三千七八吧。」
但這個主意，被妻子陳虹堅決拒絕了。
楊支柱目前的收入，主要是為一些報刊寫評論專欄，但也不太穩定，「很多地方都沒譜，第一是發不發沒譜，第二是發了什麼時候給錢沒譜」。他已經懶得去看工資卡了，「反正從去年11月份開始，應發600多，實發幾十塊。」
他「下崗」的事情，最初沒告訴家裡的老人，但後來也慢慢知道了。「都八十多歲的人了，也沒有什麼意見可表達了！」
楊家走廊兩側牆壁，已經被他兩個女兒的塗鴉塗滿。
楊支柱指著牆上中規中矩的畫，說：「那就是大女兒畫的。你說這好看嗎？這不就是照相嗎？」顯然，他更欣賞那些天馬行空的圖像。
「臆想的，與事物不符的，那才是小孩畫的。」這種評價，讓人想起了他闡述自己教育理念的那本書—《自由從搖籃開始》。
對楊支柱夫婦來說，孩子的未來，是個敏感話題。
雖然經歷第六次人口普查，但小女兒若楠還是不能上戶口。「外地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借人口普查時機給超生孩子上戶口，但是北京就是不給上的。」楊支柱說。
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透露，經過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國登記到沒有戶口的人有1300多萬，其中多是超生人員。雖然僅占到全國人數約1%，但仍然是個龐大的群體。
楊支柱也明白，這是一個無證寸步難行的國家，以後孩子要上學，找工作，甚至租房子，都要身份證。但他仿佛一位大戰風車的騎士，儘管形容落魄，但還沒想去屈服。
對於丈夫的堅持，妻子陳虹淡淡地說：「路都是自己選擇的。走一步看一步吧。」
作為妻子，陳虹並非沒有怨言。
生孩子成為公共事件，也並非這位母親所願。
現在她最為希望的是，當若楠六歲的時候，不再是個帶著「特殊標誌」的孩子，能和其他孩子一樣，以中國人的身份進入學校。「希望那時候這場由她而起的爭論，以及所有那些關於反對或支持計劃生育的文章、言論，都成為歷史的塵埃，消散在光陰的隧道里。」她在博客里寫道。
「翻牆」生二胎
「政府管不了有錢人的肚子」，Male談起在美國生子的經歷，喜歡用「翻牆」來形容。在他看來，這是一個充滿智慧和揶揄意味的概念。Male和他的妻子Joan去年在美國，也就是「牆外」，生下了他們的第二個孩子。
去美國
2009年年底，懷孕了七個多月的Joan終於站在了洛杉磯西海岸邊。
從簽證到飛行，再到入境，整個過程，Joan都是嚴格按照仲介的囑咐進行：確定懷孕之後立刻預約面談，避免簽證官看出跡象；禁止做一切孕婦動作 (類似於挺或摸肚子)；最晚臨產兩個月前動身赴美(如果肚子太大的話，還得提前)；入關時最好穿深色寬鬆款的上衣，手臂上最好再披一件外套遮擋……
在真正踏上美國國土之前，「生孩子」還是媽媽「不能說的秘密」。一旦入境之後，便像步入了天堂。星星月子中心的專車已經在機場等候，到達目的地後，Joan甚至還獲得了一場小型的歡迎會。
所謂的「月子中心」， 在美國紐約、舊金山、洛杉磯等地均有分布，以洛杉磯地區最為集中。「這是一項已經存在了20年的生意。」美寶之家諮詢公司的合伙人J先生向南都周刊記者介紹，他是這個行業中，資歷最深的人之一。
最早的月子中心，是為移居美國的台灣人服務的。因為美國人並不需要坐月子，而很多台灣移民，可能父母親也不在身邊，生下小孩後，缺乏照顧。於是有三三兩兩的台灣家庭，紛紛開展起了這樣一項讓當地美國人難以理解的業務。
只是當時誰也沒有想到，這種家庭作坊式的月子中心，後來竟會成為來自世界另一邊的媽媽寄予夢想的「根據地」。
「鼎盛時期洛杉磯曾湧現出30多家月子中心。」J先生告訴《南都周刊》，其中滿意寶(創立於2003年)、美以美(1999年)、星星 (1999年)這三家月子中心累計接待過4000多名東方孕婦，累積客戶量占全美月子中心總量50%以上。「一直到三年前，去美國生孩子的人還是以生第二胎居多，但是現在，這個比例正在減少。」
Joan在星星月子中心發現，像她這樣為了生第二胎而來美國的媽媽，占了三分之一左右。此前，Joan從未想過「一胎制」有什麼不妥，她是受著「計劃生育」的教育長大的，她知道「中國地大物博」，也知道凡事一提到「人均」，中國總是世界倒數。
但當她懷上第二個孩子的時候，事情卻不一樣了。她很強烈地感覺到自己希望有兩個孩子，「想看到兩個小傢伙在家打鬧，想看到他們長大後相互扶持。」
「反正要罰款，不如拿了這筆錢去美國生。」Male的這個建議，Joan並沒有牴觸，對孩子的渴望給了她去美國的勇氣。
當然，美國的魅力不僅於此。
1868年，美國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通過，修正案第一款即規定，任何在美國出生的嬰兒，不論其父母的種族以及是否擁有合法身份，都自動成為美國公民。
美國一家月子中心。這種家庭作坊式的機構，是中國媽媽寄予夢想的「根據地」
美寶之家的首席諮詢師Martin算過一筆帳：一個美國寶寶，價值980萬！
「美國高中以下免費教育，省30到60萬元；美國大學名額多，錄取率高，學費省60到100萬元；小孩21歲，全家可辦移民，省350萬元以上；美國學費可申請低利率助學貸款；跨國企業優先錄用雙國籍；美國人均工資是中國的12倍……」
在成都人秦煒(化名)看來，擁有美國國籍還意味著、各項社會福利、180多個邦交國入境免簽證……所以當他的妻子Cindy懷孕，並向他轉述了曾有同事赴美生子的故事之後，秦煒像著了魔一樣，一定要Cindy去美國。
在上海工作的秦煒，為這個城市納稅已經十年了，但是在這個城市，他依然是暫住人口。「我的小孩也不可能有上海戶口，既然是這樣的話，我對這個城市，對這個國家都沒有太大的歸屬感。」秦煒說，外地人和外國人，同樣是一個「外」字，在上海的待遇天差地別。那麼，為什麼我不去做外國人呢？
當媽媽的Cindy卻反對，她考慮的問題更加現實：路程那麼遠，環境好不好？護士貼不貼心？這些都是未知數。更何況「兒孫自有兒孫福，我怎麼知道他想去美國？」
儘管秦煒的父親、母親、丈人、丈母娘全都站在老婆這一邊，但他卻是一副沒得商量的樣子。夫妻之間一度因此陷入了婚姻危機。
百般無奈的Cindy後來做出了一個很特別的決定，她寫了一封信給「我愛問連岳」專欄，向專欄作家連岳求助。
「拋開錢不說，美國身份真的那麼重要麼？我老公是個對中國現有的制度非常失望的人。他常說中國沒希望，這個社會遲早要完蛋之類的話，我雖然不同意他的觀點，也從來懶得和他爭論，沒想到他的這些看法都成了把孩子生在美國的理由。」
連岳回復她九條意見，其中第三條是：「如果你老公認為中國沒希望，遲早要完蛋，那麼，這個理由很充分。真的如他所想，完蛋之時你的孩子想去美國就難了。按照我這種樂觀派的猜想，中國還是有希望，完不了蛋的，不過，那樣的中國也不會減少你的孩子將來的福祉」。
遂，Cindy和秦煒的赴美產子之旅成行。
產子之旅
美寶之家公司的合伙人J先生一直喜歡說一句話：「在中國生孩子是請月嫂住你家，在美國生孩子是你住月嫂家。」
Joan剛到星星月子中心時的惴惴不安，很快就煙消雲散了。在這裡，每周一、五產檢，二、四、六外出購物，日子簡單而規律，一群媽媽住在一起，感覺像「回到大學時期的宿舍里」。Joan還交了兩個很談得來的朋友。
星星月子中心的上海聯繫人楊女士告訴南都周刊記者：「這些媽媽大部分來自北京、上海、廣州和其他省會城市，大多來自商人、外企主管、政商名流、醫生、律師、會計師、教授等家庭。」
「哪天吃早飯，發現少了誰，哦，肯定昨晚去醫院生了。」與一群待產媽媽住在一起，Joan發現生孩子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Cindy到了美國後，首先選定了自己的產檢和生產醫生。其實選擇並不多，在一個城市符合「條件」的婦產科醫生也就八九個。這些醫生多為華人移民，平時呆在各自的私人診所，只在生產等需要運用大型醫療設備時才到固定合作的醫院裡去。
秦煒全程陪同自己的妻子，這位很快就要做爸爸的成都人，說不了幾句英語。但他發現到美國生孩子，根本不用會說英語。所能接觸到的產業鏈上的人，清一色全是華裔。
月子中心設施一應俱全。美寶之家公司的合伙人J先生一直喜歡說一句話：「在中國生孩子是請月嫂住你家，在美國生孩子是你住月嫂家。」
秦煒一家的經濟狀況只能算是赴美產子這個群體的「下限」。所以Cindy對於每一筆花銷，都建立了一個專門的帳本，從頭到尾算下來，她花了大概兩萬美金。
「月子中心是一項沒有競爭壁壘的行業，」美寶之家的J先生解釋道：「經過20年的充分競爭，彼此之間唯一有效的攬客手段，就是價格戰。」J先生還記得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時候，月子中心的房間，日租價便宜6美金就會虧損。
因為在中國生過第一胎，Joan對於中美兩地醫療條件的對比有很直觀的感受。「我老公一開始還納悶，為什麼這裡的醫院聞不到藥味？」
在中國醫院的床位緊張，只有臨近待產狀態的孕婦才會被送到待產室。有些時候，脫光了的孕婦，只蓋床被單，甚至都沒有蓋被單，就直接從很多家屬面前推車過去，讓人感覺很沒尊嚴。
星星月子中心上海聯繫人楊女士一個朋友，在生產的時候，因為叫得太大聲，還被護士罵。「中國很多方面是不人性化的，經常要對護士說好話，甚至要給紅包。」楊女士說。
Cindy也時常跟她的朋友聊起生孩子的經歷來，「我聽很多朋友說生孩子很受罪，對比她們，我覺得我自己的生產過程還是挺不錯的。」
？美國一直被稱為小孩子的天堂，因為美國信念「孩子是國家的未來」，這些人中將會產生未來的國家領導人，會產生各級政府的工作人員、軍隊計程車兵和將領。所以每個醫護人員都會認為，孩子是國家的寶貴財富。
有很多中國准媽媽，即使沒有計劃專程到美國坐月子，也時常會「靈機一動」，尋找政策的空間。比如公司恰好派去美國商務出差，或是赴美求學、培訓交流，趁機生下一個孩子。根據上海的計生政策，留學生或訪問學者，只要在國外懷孕超過6個月，不管是第幾胎，都可以回上海生，生下來後給一個計生違法通知書，但不處罰，不繳納社會撫養費，照樣上上海戶口。在回國之前，月子中心給了Cindy一個調查表格，她在每一項都選擇了滿分。
如今，Cindy和秦煒的第二個孩子馬上要降臨了。
這回在哪裡生？
Cindy想都沒想，美國。
美寶之家的工作人員懷抱嬰兒。在美短暫停留後， 嬰兒將被帶回中國。
灰色地帶
「最早，月子中心是台灣人的天下。」據J先生所述，每年大概有三四千台灣人到美國生孩子。由於台灣媽媽來源充裕，即便當時有個別來自大陸的准媽媽希望入住，一些月子中心也不願意接待。
在月子中心的人看來，大陸媽媽有很多不良習慣：不關水龍頭、開著窗戶吹空調、將公共取用的水果拿到房間卻又任其腐爛，還有相互打聽收入與職業、成群結夥地孤立某一位媽媽等。
然而，金融危機爆發後，台灣媽媽赴美數量銳減，月子中心再也沒有底氣挑選客源。而陸續回國的大陸媽媽開設博客，或者直接做了美國月子中心在中國的「推銷」代表。於是，到美國生孩子的中國媽媽逐年增多。
真正出現轉機是在2008年6月，美國對中國大陸公民開放赴美旅遊簽證。「這是我們做這一行的一個很大契機，以前中國大陸客戶要拿到美國簽證很難。」J先生感嘆：「隨後，中國大陸用一年的時間就走完了台灣六七年的路。」
美國月子中心就像一條龐大的章魚，在中國遍布的是它的觸角。「全國加起來大約有100家代理公司，很多是兩三個人就開公司了，真正大型的只有10家左右。各個仲介之間良莠不齊。」
J先生坦言在整個產業鏈中，處處都有「爾虞我詐」。激烈競爭中，美國月子中心也出現過互相拆台的亂象。比如以「虐待兒童、販賣人口、房屋改建、環境不整、民宅經商、噪音過大」等為由報警，引來警察搜查。
月子中心的服務質量實際上直接取決於老闆個人的人品。因為月子中心的開張和關門都非常的簡單，一個人，只要有House，有空餘的房間，在報紙上登個廣告，招幾個人，就可以開業。環境怎樣，飯菜做得好不好，真的就像在賭博。
一些小月子中心，因為要多賺錢，將嬰兒房就設在客廳里，騰出房間來再住一個媽媽。在美國待著的那段時間裡，Joan也聽說了不少媽媽，住了一半跑出來，臨時換地方。有的甚至換了三四家。
因為所有的月子中心都沒有在美國註冊，一旦客戶與月子中心之間發生糾紛，找不到完備的仲裁和解決之道。
而之所以月子中心無法得到美國政府的承認，最關鍵的一點就在於「嬰兒房」。在美國，要想在醫院之外設「嬰兒房」照顧美國公民，就必須要達到美國政府的標準。包括要有新生兒的急救設備，要滿足消防等應急標準，這樣一來，開一間月子中心的成本，可能就會增長4到5倍左右。
「所以現在所有的月子中心都沒有註冊，處於一個『民不舉』、『官不究』的狀態。」J先生目前正在醞釀讓月子中心完全合法化的手段，「如果讓媽媽自己去雇用月嫂，就沒有任何問題了。月子中心的功能應該退化成一個度假村的狀態。」
美寶之家甚至還為凌亂的月子中心市場制定一個Smart2000行業標準，希望能夠讓自己成為月子中心的監管機構。
而另一方面，從2005年以來，美國保守派議員每年都會聯合署名向國會提出議案，要求限制甚至廢除落地公民權。這對於寄生於這一憲法修正案的月子產業來說，無疑是致命的打擊。「也許明年歐巴馬一個新政策出台，這個行業就消失了。」
參議員格雷厄姆在接受CNN採訪時提到：「中國富人拿著旅遊簽證來美國度假村，生完具有美國公民身份的孩子，轉身就回中國去了。我不認為這是我們想要給予公民的方式。公民身份必須去爭取，必須受到尊重。那就是我試圖要做的事情。」
在其他曾實行落地公民權的國家中，紐西蘭已經從2006年1月1日開始實施新的法案，規定如果父母中有一人沒有獲得永久居住權或公民權，即使在紐西蘭生育也不會獲得公民權。除美國外，國內也有人將目光投向加拿大等極少數仍實行落地國籍政策的國家。
「建國300年來，美國憲法只修改了17小條，這麼大的一條憲法，不會說改就改。」J先生相對比較樂觀，「中國到美國生孩子的媽媽一般都是精英人群，在合法居留期生完孩子就回來。並且她們的消費能力還能刺激美國的經濟。」
美國媒體喜歡將這個人群稱為「拋錨族」，他們就是在美國拋了一個「錨」，然後就回去了。
生二胎成本比較
美國籍還是中國籍
生下第二胎的Joan，目前她的美國寶寶還不到兩歲，尚未在中國遇到麻煩。「以後上學是什麼情況，現在我也不知道。」
因為具有美國社會安全號(新移民抵達美國後，首先要向所屬城市或鄰近地區的社會安全局申請一張社會安全卡，俗稱「工卡」。卡上登記著社會安全卡持有人的姓名及一個九位數的「社會安全號碼」)、美國護照，所以在美國政府看來，這是美國人。然而，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明確規定，父母雙方為中國公民，本人雖出生在外國，仍具有中國國籍。所以，在中共政府看來，這也是「自己人」。難辦的是，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
有的父母通過或明或暗的渠道，讓回國的孩子上了戶口，成為事實上的雙重國籍。不過Joan和Male還沒有這麼做，因為擔心罰款，也擔心今後一旦查出，美國政府會認為孩子已經放棄美國國籍。
不過如此一來，到後期，美國寶寶光借讀費用就要很大一筆，之前付出的20萬，只是眼前成本。至於成為美國人的真正好處，尤其是成為美國人父母的好處，要等到21年後才能兌現。「如果最後發現教育、醫療麻煩，大不了回中國籍，這是最壞的打算。」Joan告訴記者。
剛回國的時候，Joan還打算開一個博客，介紹一下自己在美國生下第二胎的經驗，但是她的博客還沒開多久，就被一幫憤青謾罵，說她炫富、叛國……氣得Joan沒兩天就把博客關了。
「我們都是中國人，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多子才會多福，一個小孩確實很孤單，他的性格可能會不是那麼健全。小時候眾星拱月，當他長大了，就是一個社會問題。」秦煒對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一直非常的牴觸。小時候，秦煒住在偏僻的鎮上，他的母親經常要做些計劃生育的工作。
秦煒一直覺得，把小孩生在美國，是自己非常得意的一件事情。「現在很多人，都有危機感，但是我給我孩子多了一種選擇，給了他一個安全感，我覺得這是做父母的最大的欣慰。」
Cindy和秦煒的第二個寶寶馬上要降生了，這位準媽媽又要開始新一輪的美國之旅。
赴美生子花費明細
假定媽媽於懷孕32周赴美，待產2個月，坐月子1個月，房間取中間價，待產時每周產檢1次，產後回診2次。
其中待產2個月房費：5600美元
坐月子1個月房費：4800美元
產檢及產後回診車費：25x10=250美元
小兒科車費及檢查費：50+60=110美元
自然產：1500(醫生)+2000(醫院)+400(麻醉)+260(小兒科)=4160美元
剖腹產：自然產+3000=7160美元
證件費：280(代辦費)+142(美國護照)+75(出生紙)+25(中國旅行證)=522美元
備用金：1000美元
合計 ： 自然產為16442美元
剖腹產為19442美元
此外，往返美國的機票另算。
(近期美元匯率：1美元=6.3828元)
頂風生子
相比商人等游離體制者而言，那些依靠體制生存的家庭，想生育二胎意味著可能失去工作和繳納高昂的社會撫養費。但即便如此，二胎家庭與計劃生育政策的博弈也從未中斷過。
黃莉將4歲大的兒子送進幼兒園後，便在丈夫陳曉安的陪同下，走進了廣東省陽春市人民醫院。下午，黃莉生下了她的第二個孩子—一個胖胖的小男孩。
跟迎接第一個孩子時不同，這次黃莉輕鬆了許多。她早已為小兒子的出生，作好了一切心理準備。
2010年11月，她和丈夫陳曉安，如願迎來了他們的第二個孩子。
「我們都在有兄弟姐妹的家庭里成長，留下了許多快樂的回憶」，黃莉說，自己有五個兄弟姐妹，陳曉安有一個姐姐，「我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一個人孤零零地長大」。
現在，這對30歲的年輕夫婦帶著孩子與朋友們聚會時，他們一家常常會成為受人關注的對象—對大多數只有一個孩子的朋友來說尤其如此。
相比陳曉安這些游離體質者而言，他那曾在中學擔任教師的朋友劉小靈生育二胎，則要曲折得多。按照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在政府、企事業單位供職的朋友們大多不被允許生育二胎。倘若違規，他們除了需要繳納高額社會撫養費外，甚至可能遭受失去工作的處罰。
雖然因為生二胎失去了公職，但林雄至今不後悔自己的選擇
頂風生二胎
與多年前的著名小品《超生游擊隊》中展示的超生家庭為逃避懲罰而流落異鄉的遭遇不同的是，現在的陳、黃夫婦沒有再經歷那樣的尷尬。
他們生活在陽春市的一棟中產階層聚居的電梯樓里，儘管不時會在大樓入口處的宣傳欄上看到街道辦事處張貼的計劃生育宣傳資料，但黃莉對其從不在意。懷孕期間，黃莉每天接送大兒子去幼兒園，到市場買菜，但從未有人對她懷上二胎有過指指點點。
陳曉安是陽春市一家頗具規模的房地產開發公司總裁助理。他的岳父正是這家公司的總裁。兩年前，陳曉安放棄了在廣州經營的一家數碼產品公司，回到陽春老家跟岳父學做地產生意。
他將陽春這個縣級城市稱為「小地方」，豐富的人際關係讓他在這裡生活得如魚得水。在他以生意人為主的社交圈子中，二胎家庭為數不少。
現在已在陽春市從事運輸業務的劉小靈開玩笑地說，「只要不被抓去坐牢，我肯定會要兩個孩子的」。劉小靈曾經是陽江一所中學的體育教師，但他像父輩一樣有著強烈的「多子多福」的傳統觀念。事實上他也是這樣做的，在三年前有了一個男孩之後，今年三月份，他的女兒也已經呱呱落地了。
而陳曉安的另一個朋友，在陽江經營一家玩具店的李平劍也正期待著第二個孩子的降生。他的第一個女兒已經快滿三歲了。現在已經懷胎七月的妻子每天依然跟李劍平一起在店裡打理生意。他們希望能生下一個兒子。
陳曉安和他的朋友們都知道生二胎舉動違反了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但作為「體制外」的生意人，他們並不擔心這會給自己造成多大麻煩。
但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生育二胎對政府、企事業單位的員工這類群體，卻是個高風險的舉動。
生育兩個乃至更多子女一直是眾多中國人的夢想。但上個世紀中期後形成的盲目增長人口的政策逐漸對中國社會發展產生了嚴重影響：1950年中國總人口為5.52億，而到1980年，這一數字已經被刷新為10億。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最終將實行計劃生育確定為一項基本國策，並在兩個月後把「夫妻雙方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這句話寫入新修改的《憲法》後。從此，控制人口增長便成了中共政府在城市和鄉村內都嚴加貫徹的重要任務。
1981年出生的陳曉安、黃莉夫婦可以說是計劃生育政策被嚴格執行前的幸運兒。4年後，在四川省南充市下轄的一個山村里出生的張軍就沒有他們那麼幸運了。
張軍現在是北京一家航天單位從事太空技術研發的高科技人員，但他曾差點因為計劃生育政策而不能面世——當他於1985年在四川省南充市下轄的一個村子裡出生時，已經有了一個三歲大的姐姐。為了生下幼子，他的母親當年有過一段在農村親戚家裡東躲西藏的可憐經歷。母親現在很少提及那段經歷，「那是她最傷心的往事」，張軍說。
在懷上張軍後的大半年的時間裡，每當有風吹草動，他的母親便會鑽進親戚家堆放紅薯的地窖里，在漆黑潮濕的地窖中驚恐得大氣不敢出一口。如果被計生人員發現，她很有可能會被強行注射墮胎藥物。
臨分娩前，這位頑強的母親托人找到了一位接生婆，在家裡悄悄生下了她盼望已久的兒子。
在南充市一位早年曾參與過農村計生工作的鄉鎮幹部回憶中，從八十年代初期到2000年前後的這段時間裡，計劃生育政策就像政治任務一樣被嚴格地執行。類似「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該扎不扎，房倒屋塌；該流不流，扒房牽牛」、「誰不實行計劃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這樣的刺眼標語曾被刷遍全國的大小鄉村。
儘管生育二胎對大多數中國人尤其是農村居民而言是冒險之舉，但在類似「多子多福」、「養兒防老」這些傳統觀念影響和社會保障機制長期缺失的狀況下，多年來依然有大量中國家庭頂風生下了二胎。
例如在廣東潮汕一帶，多數居民一直有著強烈的非生個男孩不可的傳統觀念，他們甚至將男孩視為延續家族血脈的根基。而對不少城市居民而言，在給孩子提供更為完整的成長環境的動機驅使下，有條件的家庭也不惜冒著風險生下了二胎。
理想家庭
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去年曾作過一次有關生育的網絡調查，在超過6000位的參與者中，有77.5%的人認為在政策允許的情況下，一個家庭生兩個孩子是最理想的狀態。
長期研究人口和社會學的廣東省社科院研究員鄭梓楨認為，過去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的人口老化速度過快、勞動力數量下降，「小皇帝」等諸多社會問題，已經逐漸影響到了中國社會的「生態失衡」。
在他看來，獨生子女的普遍存在會導致孩子們失去兄弟姐妹、叔叔阿姨、姑姑姑父這樣的家庭和社會關係，這樣的社會結構是違背社會生態的。
今年七月，廣東省向國家提出了「『單獨』可生兩胎」試點(即夫妻雙方只要有一方是獨生子女，就可生兩胎)的申請。鄭梓楨是支持該申請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認為現在推出允許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的社會條件已經「大致成熟」。
事實上，二胎家庭與計劃生育政策的博弈也從未中斷過。
像城市裡不少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父母一樣，陳曉安和黃莉夫婦高度注重子女的成長教育環境，這對年輕夫婦堅信獨生子女的童年不夠完整。
儘管他們的大兒子現在才4歲大，但已經逐漸懂得去關心自己的弟弟了。黃莉說，大兒子現在會很樂意跟弟弟分享自己心愛的玩具。
每一個生下二胎的家庭都有著他們認為值得堅持的理由。在大多數情況下，城市的二胎家庭看重給孩子提供更好的成長環境，而農村家庭則保留著「多子多福」、「養兒防老」這類的傳統觀念。
陳曉安的朋友劉小靈、李平劍都曾接受過高等教育，在當地也都有著中等以上的收入水平。李平劍說，自己和妻子白天都在外工作，不到三歲的女兒只能長時間跟老人呆在一起，「我希望小孩子能在玩耍吵鬧中長大，但在家裡沒人跟她玩」。
除了給孩子提供更完整的成長環境外，減少子女今後贍養老人的經濟壓力也是他們的一個共同意願。「獨生子女長大成婚後，要同時照顧一個小孩和四位老人，這壓力實在太大了」，李平劍說。
但有少數家庭會在特殊情況下作出生二胎的決定。
在粵西經營著一間小照相館的林雄、李華夫婦在1996年就有了第一個孩子。當時林雄是當地一所中學的美術教師，李華則經營著照相館的生意。這對過著平靜日子的夫婦原本沒打算生二胎。但一位至親的不幸遭遇—林雄的弟弟在1998年的一次交通事故中身亡，強烈刺激了這對夫婦，他們對三口之家的家庭結構喪失了安全感。2000年，李華生下了她的第二個孩子。
而當年冒著被強制墮胎風險也要生下張軍的那位母親，其最重要的動力跟大多數農村居民一樣—延續香火、老有所養。
儘管家境、動機不同，但這些二胎家庭都為此付出了代價。
再生一個的成本
在計劃生育政策影響下，中國各級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均長期對員工嚴加管束。這些單位一旦因違規生育而不能通過上級計劃生育部門的考核，單位的所有工作成效可能將被「一票否決」，失去所有表彰、獎勵的機會，而單位主管領導也將面臨無法評優、提拔的風險。
即便是私營企業、個體工商戶，也有可能會因員工的違規生育而失去各類優惠政策的照顧。而所有違規生育的人員，都需要繳納高額的社會撫養費才能在戶口本上給孩子爭取到入戶登記。否則，他們的孩子將成為沒有名分的「黑人」，享受不到一切社會福利待遇。
這些嚴厲的懲罰措施使得大多數人都不敢輕舉妄動。而那些鐵了心一定要生二胎的人很可能將為此付高昂的代價。
曾在學校做教師的劉小靈為了不影響到學校的計生考核，無奈放棄了教師的職業。他現在是個小型車隊的老闆，靠幾輛卡車為建築工地運輸物資掙錢。他那被曬得渾身黝黑的膚色直觀地顯示這並不是門輕鬆的生意。但陳曉安稱，這個小車隊的老闆有數百萬的身家。
劉小靈至今未給已出生4個月的女兒辦理入戶登記。他打算等孩子上小學的時候再去辦理，「說不定今後政策變了，就不用交那麼多社會撫養費了」。
如果要給違規超生的二胎孩子辦理入戶登記，繳納社會撫養費幾乎是每個家庭都避免不了的。越是經濟發達的城市，這筆費用的額度就越高。
在廣州某中產階層聚居的花園式小區里，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居委會負責人稱，目前廣州違規超生一個小孩所需繳納的社會撫養費可能會高達30餘萬元。
根據廣東省2009年1月1日年施行的《廣東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的規定，城鎮居民超生一個子女的夫妻雙方將分別按當地縣(市、區)上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額為基數，一次性徵收三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社會撫養費。
2010年，廣州城市居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突破30000元。而倘若二胎家庭的人均收入高於當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其超過部分還應當按照一倍以上二倍以下加收社會撫養費。
在2000年生下第二個孩子後，經濟條件並不寬裕的林雄、李華夫婦付出了四萬元社會撫養費。這筆社會撫養費幾乎耗去了他們此前的大半積蓄。更糟糕的是，林雄還因此被學校開除了公職。
這對夫妻現在正努力地經營著就是小照相館，這是他們家現在唯一的經濟來源。林雄說，照相館現在平均每月能有5、6千元左右的收入，「我們在當地過得不算太好，但也不算糟糕」。
但隨著兩個孩子年齡的增長，子女未來的教育開支讓夫妻倆感覺到壓力正在襲來。一旦大兒子數年後考上大學，動輒成千上萬的高昂學費將會對這個家庭經濟狀況產生明顯衝擊。林雄和妻子現在還沒有什麼辦法去應對。他們的共同心態態度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這對夫妻從不後悔當年生二胎的舉動。林雄說，只要孩子們不用孤獨地活在這世界上，比什麼都重要。
2008年，哈爾濱市一所小學學生數量已經從以前1000多人的規模縮減到300人左右。長時期計劃生育後生源縮減，城市和鄉村都開始有學校面臨調整撤併
30年是時候改變了
30年前，《人民日報》的一封公開信，宣告了計生國策的到來。現在，來自官方和民間的數據都在表明，這個已經實施了30年的國策，或許到了亟需調整的新時刻。
基層幹部楊子實發現，他所在的鄉鎮，農村小學的在校生人數減少得十分厲害，年級越低，人數越少。
「五六年級兩個班，二三十人；三四年級只有一個班，十幾個人；一二年級不足10人。」與1980年代初相比，楊子實說現在農村的小學生人數減少了三分之二以上。
有一次下鄉，楊子實為一所村級小學三年級的全體同學拍合影：空蕩蕩的教室里，只擺著兩張書桌—因為這個年級只有4個學生。直覺告訴他，是計生政策出了問題。
人口學者顧寶昌到農村調研，走訪當地的養老院時，發現有的養老院牆壁是粉紅色的，他感到有些奇怪，一問才知道這些養老院是由停辦的小學教室改建而成。
顧寶昌是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中國人口學會常務理事。10年的研究和調查也堅定了他的判斷：計生政策到了亟需調整的時候。
不僅是民間，事實上，近段時間以來，官方層面上獨生子女政策調整的消息也頻頻傳出，最新的一條是在南方的廣東。今年7月，廣東省政府副秘書長、省人口計生委主任張楓對媒體透露，廣東已正式向國家提出「夫妻一方為獨生子女可生育二胎」試點的申請。
據張楓披露，廣東提出這一申請基於三點考慮，一是廣東作為國家綜合改革的試驗區，應該在各方面包括生育政策的調整方面先行先試；二是目前廣東的婦女綜合生育率為1.7左右，已連續十多年保持在低生育水平；三是經估算，廣東實行「一獨可生二胎」政策，對人口總量的增加影響甚微。
這些官方和民間的觀點似乎都在證明，實行了30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可能到了需要調整的新關口。
中國人口學會常務理事顧寶昌教授認為，計生政策到了亟需調整的時候
逆轉
楊子實是吉林梨樹縣的基層幹部。這位曾經分管計劃生育工作的鄉鎮副書記，屢屢參加電視辯論節目，在公開場合闡述其自主生育的觀點。他越來越覺得施行了30年的獨生子女政策的「負效應」正在凸顯。
1980年代前後，楊子實上小學時，每個年級有五六十人，要分成兩個班，而現在，每個年級多的也僅有十幾個人，少的只能招到三四個人。有的村級小學，一年甚至都招不到一個學生，學校之間只能進行合併。停課的校園轉租出去做養豬場、養雞場，郎朗的讀書聲被豬哼雞鳴所取代，這讓楊子實心裡難受。
「雖說有孩子跟隨父母到外地的情況，但農村適齡兒童大幅減少是事實。」 楊子實很擔心，「將來農村的後備人力資源在哪裡」，一個例證是由於適齡青年劇減，農村徵兵越發艱難。
男女性別比例失衡，則是另一個較為嚴重的危機。楊子實所在縣的部分農村地區，近五年的新生兒性別比在150：100以上，小學一個班裡學生男女比例超過 200：100的也不少見。「一個有十多個孩子的班級，絕大多數是男生，女生只有一兩個。」楊子實甚至見過更極端的例子，整個班沒有一個女娃。
分管計劃生育期間，楊子實和計生辦工作人員組織過一次近5年新生兒性別比例的調查。調查顯示，在那5年期間，其鄉鎮的新生兒有1206人，其中男孩746人，女孩460人，性別比為162.2：100。
這種性別比例失衡在「計劃內二胎」地區中表現得更為極端。像中國的不少省市一樣，吉林農村實行「一孩半」政策，即第一胎為女孩的家庭，可以生第二胎，這也被稱為「計劃內二胎」。楊子實在調查中發現，在「計劃內二胎」里，男女孩性別比例高達292.9：100。「『一孩半』政策對性別選擇的誤導作用很大。懷孕期間，如果發現第二胎仍是女孩，不少家長就會採取一些辦法。」楊說。
同1980年代倡導「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時相比，如今，中國的人口形勢發生了逆轉，不僅人口增長速度得到控制，而且生育率持續走低，性別比例失衡，人口老化嚴重。
生育率是觀察人口形勢的一個風向標。「平均每對夫婦要生出2.1個孩子，下一代才能更替上一代，實現世代更替。高於2.1，下一代人就比上一代人多，人口就會不斷膨脹；假如比2.1低，下一代人就比上一代人少，人口就會萎縮。」顧寶昌對記者說。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發布時，中國的生育率為2.5；到1990年代初，中國的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2.1以下，至今已近20年。
國家人口計生委的數據稱，中國目前的生育率為1.8，但今年4月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主要數據發布後，有專家據此分析稱，中國當前的生育率已低至1.5，遠遠低於更替水平。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還表明，出生人口性別比仍然遠高於正常的範圍。
今年4月，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對媒體稱，根據「六普」初步匯總的情況，中國出生人口的性別比(以女孩為100)是118.06，這個數據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出生人口性別比116.86又提高了1.2個百分點。
博弈
計劃生育，這項實施了30年的重大國策，其實是從一封公開信開始的。
1980年9月，人民日報發表《中共中央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要求所有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特別是各級幹部，用實際行動帶頭響應國務院的號召，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
「公開信寫得非常好，好像是一次很懇切的談話，國家有困難，希望黨員、團員能夠響應號召，少生孩子。」顧寶昌說。
後來當上鄉鎮幹部的楊子實，那時剛剛在農村讀完了小學。當時的村級小學，雖然課室陳舊，但比現在的農村小學熱鬧得多，且男女同學比例基本均衡。
事實上，早在公開信發表之前，山東等地就出現了類似的倡議書。
比如1979年3月，山東煙臺地區榮成縣農民鞠洪澤、鞠榮芬等136對夫婦，向全公社、全縣育齡夫婦發出《為革命只生一個孩子》的倡議書：「我們這 136對夫妻，通過學習黨中央的指示，決定聽黨的話，只生一個孩子，不再生二胎。我們少生一個孩子，就是為四化多作一份貢獻。」
在當時，中國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剛剛經歷了「晚、稀、少」，「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以及「最好一個，最多兩個」等發展階段，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對當時中國人的生育觀念是一個巨大挑戰。
在推行這一政策前，1980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中央曾先後組織召開了五次人口座談會討論是否可行。人口學者田雪原就參加過當時的座談會，據其回憶，座談會討論的焦點都是「要不要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
「衛生部的一位領導在發言中列舉了民間的一種說法，叫老大憨、老二聰明，但最聰明、最機靈的要數老三，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只留下老大，老二、老三都沒有了，會不會引起兒童以及整個人口的智商下降呢？」田雪原在相關書籍中描述過座談會的場景。
針對這種質疑，會議主持者趕緊組織力量查閱資料，進行分析和論證，當時有人甚至找到了美國飛行員中約有40%都是「老大」的相關數據，以此證明第一個孩子照樣有足夠的智力進行複雜的工作。
座談會上，也有一些問題後來證明了提問者的遠見。比如有人就提出，如果只生一個，會導致若干年後，出現大量的「421」家庭(即四個老人、一對年輕夫婦和一個孩子組成的家庭)，這會導致老年人比例過大、年輕的夫婦負擔過重等諸多社會問題。
五次座談會之後，「只生一個」的決策被確定下來，並以公開信的形式率先傳遞出來。
農村對這個政策的抵抗最為嚴重。因為公開信下達之時，恰逢農村經濟改革萌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各地實施，家庭勞動力多，更能實現快速致富，但計劃生育勢必減少家庭人丁的數量。
為緩和緊張形勢，1984年，中央出台7號文件，要求計劃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眾擁護和幹部好做工作」的基礎上，只有一個女孩的農村家庭，可以再生一胎，是為「一孩半政策」。
「這是開小口，堵大口。開小口，就是允許生二胎；堵大口，就是三孩以上不能生。」一位不願具名的學者對記者稱，「這其實是一種妥協，是國家希望嚴格控制人口和群眾實際困難之間的博弈。」
不過，計生幹部不幹了，「昨天還讓群眾結紮，今天又開口子，叫我怎麼做工作啊。」有些地方乾脆撂挑子不管了，出生率隨即上升，計生工作陷入微妙的僵局。
香港的計劃生育海報，建議市民一個家庭有兩個孩子是比較合適的
試點
在山西省委黨校工作的梁中堂，當時也在試圖為改變「一胎化」做一些努力。他既看到現實工作中矛盾的激化，又擔心一胎化將在未來造成諸如老齡化、性別比率失調等諸多社會問題。
1984年中國新年，他寫了一篇題為《把計劃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發展規律的基礎上》的研究報告，寄給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他在文章中建議可採取晚婚晚育以及延長生育二胎的辦法，既能把人口控制在12億左右，又能滿足農民的生育意願。他的這個建議後來被中央接納，並有意先在山西翼城做試點。
馮才山第一次見到梁中堂，正是耕牛下地的春天。在鄉村里最繁忙的時節，山西翼城縣裡卻要張羅著開次大會。前來通知的人還說，地點在縣招待所的會議室，計生系統和鄉鎮幹部算起來有近百人，一個都不允許缺席。
翼城是個位於晉中南的農業縣，同外面的世界並沒有多少聯繫。正因如此，這次會議內容的「大膽出位」越發令與會者震驚。會上，省里來的學者梁中堂向參加會議的幹部們放出「風聲」：中央考慮在翼城進行「二胎」試點。當時全國上下都在嚴厲實行「一胎化」，在與會者看來，梁的這個說法就和報紙上說美國人 20年前就登上了月球一樣令人震驚。
馮才山當時是翼城隆化鎮的鎮長，計生工作的重要某種程度上已經壓過了其他日常事務。他走過的馬路，經過的農家院牆，甚至當他蹲在鄉間廁所里，都能看到盡心盡力的幹部們刷上諸如「國事家事計劃生育是大事，少生優生按照政策計劃生」這類的標語。
一手是宣傳，一手是手術刀。馮才山時常帶著「計劃生育搜索服務隊」四處逮人，一個村一個村地抓人做絕育手術。但是超生現象依然屢禁不止，翼城縣在管理最為嚴格的1982年到1985年，生一個孩子的育齡婦女也只有一半。就像農民不會放棄莊稼一樣，女人們似乎從未放棄繼續生孩子。
在1985年春天翼城縣召開的這次大會上，梁中堂第一次向基層幹部們解釋了他設計的「晚婚晚育加間隔」的二胎政策，其核心內容是農民家庭，女性在不早於24歲生育第一胎，30歲就可以生育第二胎。
同年7月，在胡耀邦的批示和協調下，經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和山西省委、省政府批准，翼城全縣農村正式開始實行「二胎」試點工作，但這場試驗有一個要求，不許聲張。
因為「二胎」試點，計生工作有了商量餘地，在人與人相互熟悉的村莊，政策並不是唯一的規則，讓步和協商存在於各種環節。比如好幾次，村民因為違規生育，家裡的桌子、柜子和電視機被搬到鄉鎮的辦公室，瞅著機會他們又蹭蹭蹭跑過去悄悄地搬回來。這與往常大不相同。
在全國緊抓計劃生育的形勢下，翼城縣相對平靜地度過了緊張而又低調的幾年。「我們在宣傳的時候一樣很嚴厲，執行的時候又相對溫和，以說服為主，這是我們工作慢慢得到支持的原因。」馮才山說。
在試點25年後的今天，翼城縣的人口增長率反而低於全國水平，各項人口指標也優於全國平均水平。在1982－2000年的兩次人口普查期間，全國人口增長了25.5%，而翼城縣放開二胎卻只增長了20.7%；出生性別比全國為117.8，翼城則為106.1。山西翼城用25年的時間證明了放開二胎並不會導致人口暴漲。
翼城試點擴大至整個臨汾市的設想，從來沒有停止過，但一直未能實現。翼城縣曾給前來視察的上級領導寫過調研報告，希望能改變翼城「有人視察、沒人表態」的尷尬處境，但收效甚微。最大的阻力來自於國家計生委，最初的試點構想提出時該機構即表示反對，後來在多方協調爭取之後，翼城試點才能實現。
事實上，在全國範圍內，除山西翼城，甘肅酒泉、遼寧長海、山東長島等地也都先後實行過「二胎」試點政策。此外，還有40個地方以不同方式保留允許生二胎。
1988年，大多數「開小口」的試驗被取消，「整個省都是一個政策，試點縣難以獨善其身，因此，有些省份統一了政策，許多試點縣沒能堅持。」 梁中堂說，最終只有山西翼城等少數地方堅持下來。
考核
在整個1990年代，人口計劃都是按照保證2000年控制在13億以內進行的。「每年都有年度計劃，分解到省市縣，一級一級分下去，實行出生配額制。」一位不願具名的專家稱。
每逢全國「兩會」期間，中央就會召集一次各省市一把手參加的計生工作座談會。「會議內容是檢查工作。怎麼檢查？按照統計局公布的數字，給各省出生率排隊，弄得省委書記們很緊張。計生工作要求一把手負總責，黨政領導齊抓共管，一把手負責是這樣來的，其意圖在於確保2000年人口不突破13億。」 民間人口研究者何亞福說。
每年，國家計生部門還會召集兩次形勢座談會，「每省市輪流匯報人口形勢，決不能突破既定指標，就像這兩年經濟上『保八』一樣。」
後來用出生率排名，出了問題。上海的出生率總是低，貴州的出生率總是高，這和人口結構有關。上海計生委就是整天不上班，出生率也不會高，貴州的計生委就是晚上不睡覺，它也低不下來。既然不合適，後來就改，不用出生率，用配額，只要完成人口配額就行。
但人口配額也出了問題。比如，某個省份一年分了2萬的配額，分解到村里，是三個指標。但這個村有5對夫婦結婚，他們結婚生了第一胎，按照配額，3個孩子有指標，是合法的，另外兩個是計劃外。但這明顯有問題，他們都只是生了一個孩子。
指標跟政策打架，怎麼辦？後來再改，只要符合一孩政策就行，不管配額。計劃生育的大方向不變，但具體執行的政策總是變來變去，這也讓負責計生工作的人員很為難。
除了GDP等經濟數據，計劃生育考核往往是對地方官員頗具震懾力的另一個指標。在不少地方，計生工作都是「一票否決」制度：「如果被一票否決，整個鄉鎮沒有受表彰的機會，領導幹部也失去了受表彰的機會，其升遷、提拔和調動都會受到影響。」 楊子實說。
因為有政績壓力，基層的計生人員與超生戶之間往往會有矛盾。1990年代初，是二者矛盾最尖銳的時刻。1995年5月，國家計生委下發「七不准」通知，提出「不准非法關押、毆打、侮辱違反計劃育規定的人員及其家屬；不准毀壞違反計劃生育規定人員家庭財產、莊稼、房屋」等七個不准，矛盾才有所緩和。
在「七不准」之外，時任國家計生委主任的彭佩雲還提出計劃生育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兩個轉變」，不能靠單純的行政手段，要靠服務，靠宣傳教育，並在浙江德清、上海盧灣、江蘇鹽城、吉林農安等6個地區，開展了計劃生育優質服務試點。
「從准孕證、准生證到計劃生育服務證，從『一環二扎』到知情選擇，這是一個不斷還權於民的過程。把權利還到群眾手裡去，但不是一下子歸還，而是小步前進，先點後面。」顧寶昌評論說。
還權
在顧寶昌看來，計劃生育的改革有三步曲：第一步改革服務，第二步改革管理，第三步調整政策，繼續還權於民，生育數量也應該還。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我國總人口為12.95億，完成了「到2000年人口控制在13億以內」的目標。
當時，實施計生政策20年，中國的人口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10多位人口學者組成的「21世紀中國生育政策研究課題組」，在2004年首次向中央提交了《關於調整我國生育政策的建議》，建議對「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政策進行調整。
這份報告引起了諸多質疑，「有人說不能放開，放開以後就生三孩，生育反彈，人口失控。」顧寶昌說。
為回應這些質疑，課題組專家轉而調查已實行二孩政策的地區，比如甘肅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這些地區實踐了20多年，涉及840多萬人口。同時，他們還曾先後兩次到實行「一獨二胎」政策的江蘇農村做調查。
這些地區的調研都表明，允許一對夫婦生育二個孩子事實上並沒有造成人口的失控。上述地區「人口增長緩慢，生育水平保持在2個孩子以下，並沒有出現因政策較寬鬆而引發出生反彈，也沒有出現多孩生育增加。」
2009年 11月，被視為高層智囊之一的中科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在媒體撰文，呼籲「實行『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並表示「早調整早主動，晚調整晚主動，不調整則被動」。
同年12月，曾參與30年前「只生一個」座談會的田雪原，在人民日報撰文，提出三點主張：一、全國不分城鄉，夫婦雙方均為獨生子女者，一律允許生育兩個孩子(除河南省外，其他省均已實施此政策)；二、夫婦一方為獨生子女者，允許生育兩個孩子，農村現在可以實施，城鎮可從「十二五」開始實施；三、在有效制止三胎及以上多胎生育條件下，農村可普遍允許生育兩個孩子。
2010年3月，多位「兩會」代表和委員呼籲放開「二胎」生育，而有關分三批實施「一獨二胎」政策的消息去年開始從媒體傳出。今年7月，廣東正式向國家提出「單獨可生二胎」試點的申請，而據民間人口學者何亞福透露，黑龍江、吉林、遼寧、江蘇、浙江五省原計劃在2011年首批試行，但因第六次人口普查被推遲，廣東有望與這五省一起進入「一獨二胎」試點的第一梯隊。
30年前《人民日報》上刊發的那個公開信在提倡「一對夫婦的只生一個好」的新國策的同時，也明確提了這麼一句：「到三十年以後，目前特別緊張的人口增長問題就可以緩和，也就可以採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現在，實施了30年的計生國策，是否已到了該調整的時刻？
但這個主意，被妻子陳虹堅決拒絕了。
楊支柱目前的收入，主要是為一些報刊寫評論專欄，但也不太穩定，「很多地方都沒譜，第一是發不發沒譜，第二是發了什麼時候給錢沒譜」。他已經懶得去看工資卡了，「反正從去年11月份開始，應發600多，實發幾十塊。」
他「下崗」的事情，最初沒告訴家裡的老人，但後來也慢慢知道了。「都八十多歲的人了，也沒有什麼意見可表達了！」
楊家走廊兩側牆壁，已經被他兩個女兒的塗鴉塗滿。
楊支柱指著牆上中規中矩的畫，說：「那就是大女兒畫的。你說這好看嗎？這不就是照相嗎？」顯然，他更欣賞那些天馬行空的圖像。
「臆想的，與事物不符的，那才是小孩畫的。」這種評價，讓人想起了他闡述自己教育理念的那本書—《自由從搖籃開始》。
對楊支柱夫婦來說，孩子的未來，是個敏感話題。
雖然經歷第六次人口普查，但小女兒若楠還是不能上戶口。「外地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借人口普查時機給超生孩子上戶口，但是北京就是不給上的。」楊支柱說。
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透露，經過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國登記到沒有戶口的人有1300多萬，其中多是超生人員。雖然僅占到全國人數約1%，但仍然是個龐大的群體。
楊支柱也明白，這是一個無證寸步難行的國家，以後孩子要上學，找工作，甚至租房子，都要身份證。但他仿佛一位大戰風車的騎士，儘管形容落魄，但還沒想去屈服。
對於丈夫的堅持，妻子陳虹淡淡地說：「路都是自己選擇的。走一步看一步吧。」
作為妻子，陳虹並非沒有怨言。
生孩子成為公共事件，也並非這位母親所願。
現在她最為希望的是，當若楠六歲的時候，不再是個帶著「特殊標誌」的孩子，能和其他孩子一樣，以中國人的身份進入學校。「希望那時候這場由她而起的爭論，以及所有那些關於反對或支持計劃生育的文章、言論，都成為歷史的塵埃，消散在光陰的隧道里。」她在博客里寫道。
「翻牆」生二胎
「政府管不了有錢人的肚子」，Male談起在美國生子的經歷，喜歡用「翻牆」來形容。在他看來，這是一個充滿智慧和揶揄意味的概念。Male和他的妻子Joan去年在美國，也就是「牆外」，生下了他們的第二個孩子。
去美國
2009年年底，懷孕了七個多月的Joan終於站在了洛杉磯西海岸邊。
從簽證到飛行，再到入境，整個過程，Joan都是嚴格按照仲介的囑咐進行：確定懷孕之後立刻預約面談，避免簽證官看出跡象；禁止做一切孕婦動作 (類似於挺或摸肚子)；最晚臨產兩個月前動身赴美(如果肚子太大的話，還得提前)；入關時最好穿深色寬鬆款的上衣，手臂上最好再披一件外套遮擋……
在真正踏上美國國土之前，「生孩子」還是媽媽「不能說的秘密」。一旦入境之後，便像步入了天堂。星星月子中心的專車已經在機場等候，到達目的地後，Joan甚至還獲得了一場小型的歡迎會。
所謂的「月子中心」， 在美國紐約、舊金山、洛杉磯等地均有分布，以洛杉磯地區最為集中。「這是一項已經存在了20年的生意。」美寶之家諮詢公司的合伙人J先生向南都周刊記者介紹，他是這個行業中，資歷最深的人之一。
最早的月子中心，是為移居美國的台灣人服務的。因為美國人並不需要坐月子，而很多台灣移民，可能父母親也不在身邊，生下小孩後，缺乏照顧。於是有三三兩兩的台灣家庭，紛紛開展起了這樣一項讓當地美國人難以理解的業務。
只是當時誰也沒有想到，這種家庭作坊式的月子中心，後來竟會成為來自世界另一邊的媽媽寄予夢想的「根據地」。
「鼎盛時期洛杉磯曾湧現出30多家月子中心。」J先生告訴《南都周刊》，其中滿意寶(創立於2003年)、美以美(1999年)、星星 (1999年)這三家月子中心累計接待過4000多名東方孕婦，累積客戶量占全美月子中心總量50%以上。「一直到三年前，去美國生孩子的人還是以生第二胎居多，但是現在，這個比例正在減少。」
Joan在星星月子中心發現，像她這樣為了生第二胎而來美國的媽媽，占了三分之一左右。此前，Joan從未想過「一胎制」有什麼不妥，她是受著「計劃生育」的教育長大的，她知道「中國地大物博」，也知道凡事一提到「人均」，中國總是世界倒數。
但當她懷上第二個孩子的時候，事情卻不一樣了。她很強烈地感覺到自己希望有兩個孩子，「想看到兩個小傢伙在家打鬧，想看到他們長大後相互扶持。」
「反正要罰款，不如拿了這筆錢去美國生。」Male的這個建議，Joan並沒有牴觸，對孩子的渴望給了她去美國的勇氣。
當然，美國的魅力不僅於此。
1868年，美國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通過，修正案第一款即規定，任何在美國出生的嬰兒，不論其父母的種族以及是否擁有合法身份，都自動成為美國公民。
美國一家月子中心。這種家庭作坊式的機構，是中國媽媽寄予夢想的「根據地」
美寶之家的首席諮詢師Martin算過一筆帳：一個美國寶寶，價值980萬！
「美國高中以下免費教育，省30到60萬元；美國大學名額多，錄取率高，學費省60到100萬元；小孩21歲，全家可辦移民，省350萬元以上；美國學費可申請低利率助學貸款；跨國企業優先錄用雙國籍；美國人均工資是中國的12倍……」
在成都人秦煒(化名)看來，擁有美國國籍還意味著、各項社會福利、180多個邦交國入境免簽證……所以當他的妻子Cindy懷孕，並向他轉述了曾有同事赴美生子的故事之後，秦煒像著了魔一樣，一定要Cindy去美國。
在上海工作的秦煒，為這個城市納稅已經十年了，但是在這個城市，他依然是暫住人口。「我的小孩也不可能有上海戶口，既然是這樣的話，我對這個城市，對這個國家都沒有太大的歸屬感。」秦煒說，外地人和外國人，同樣是一個「外」字，在上海的待遇天差地別。那麼，為什麼我不去做外國人呢？
當媽媽的Cindy卻反對，她考慮的問題更加現實：路程那麼遠，環境好不好？護士貼不貼心？這些都是未知數。更何況「兒孫自有兒孫福，我怎麼知道他想去美國？」
儘管秦煒的父親、母親、丈人、丈母娘全都站在老婆這一邊，但他卻是一副沒得商量的樣子。夫妻之間一度因此陷入了婚姻危機。
百般無奈的Cindy後來做出了一個很特別的決定，她寫了一封信給「我愛問連岳」專欄，向專欄作家連岳求助。
「拋開錢不說，美國身份真的那麼重要麼？我老公是個對中國現有的制度非常失望的人。他常說中國沒希望，這個社會遲早要完蛋之類的話，我雖然不同意他的觀點，也從來懶得和他爭論，沒想到他的這些看法都成了把孩子生在美國的理由。」
連岳回復她九條意見，其中第三條是：「如果你老公認為中國沒希望，遲早要完蛋，那麼，這個理由很充分。真的如他所想，完蛋之時你的孩子想去美國就難了。按照我這種樂觀派的猜想，中國還是有希望，完不了蛋的，不過，那樣的中國也不會減少你的孩子將來的福祉」。
遂，Cindy和秦煒的赴美產子之旅成行。
產子之旅
美寶之家公司的合伙人J先生一直喜歡說一句話：「在中國生孩子是請月嫂住你家，在美國生孩子是你住月嫂家。」
Joan剛到星星月子中心時的惴惴不安，很快就煙消雲散了。在這裡，每周一、五產檢，二、四、六外出購物，日子簡單而規律，一群媽媽住在一起，感覺像「回到大學時期的宿舍里」。Joan還交了兩個很談得來的朋友。
星星月子中心的上海聯繫人楊女士告訴南都周刊記者：「這些媽媽大部分來自北京、上海、廣州和其他省會城市，大多來自商人、外企主管、政商名流、醫生、律師、會計師、教授等家庭。」
「哪天吃早飯，發現少了誰，哦，肯定昨晚去醫院生了。」與一群待產媽媽住在一起，Joan發現生孩子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Cindy到了美國後，首先選定了自己的產檢和生產醫生。其實選擇並不多，在一個城市符合「條件」的婦產科醫生也就八九個。這些醫生多為華人移民，平時呆在各自的私人診所，只在生產等需要運用大型醫療設備時才到固定合作的醫院裡去。
秦煒全程陪同自己的妻子，這位很快就要做爸爸的成都人，說不了幾句英語。但他發現到美國生孩子，根本不用會說英語。所能接觸到的產業鏈上的人，清一色全是華裔。
月子中心設施一應俱全。美寶之家公司的合伙人J先生一直喜歡說一句話：「在中國生孩子是請月嫂住你家，在美國生孩子是你住月嫂家。」
秦煒一家的經濟狀況只能算是赴美產子這個群體的「下限」。所以Cindy對於每一筆花銷，都建立了一個專門的帳本，從頭到尾算下來，她花了大概兩萬美金。
「月子中心是一項沒有競爭壁壘的行業，」美寶之家的J先生解釋道：「經過20年的充分競爭，彼此之間唯一有效的攬客手段，就是價格戰。」J先生還記得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時候，月子中心的房間，日租價便宜6美金就會虧損。
因為在中國生過第一胎，Joan對於中美兩地醫療條件的對比有很直觀的感受。「我老公一開始還納悶，為什麼這裡的醫院聞不到藥味？」
在中國醫院的床位緊張，只有臨近待產狀態的孕婦才會被送到待產室。有些時候，脫光了的孕婦，只蓋床被單，甚至都沒有蓋被單，就直接從很多家屬面前推車過去，讓人感覺很沒尊嚴。
星星月子中心上海聯繫人楊女士一個朋友，在生產的時候，因為叫得太大聲，還被護士罵。「中國很多方面是不人性化的，經常要對護士說好話，甚至要給紅包。」楊女士說。
Cindy也時常跟她的朋友聊起生孩子的經歷來，「我聽很多朋友說生孩子很受罪，對比她們，我覺得我自己的生產過程還是挺不錯的。」
？美國一直被稱為小孩子的天堂，因為美國信念「孩子是國家的未來」，這些人中將會產生未來的國家領導人，會產生各級政府的工作人員、軍隊計程車兵和將領。所以每個醫護人員都會認為，孩子是國家的寶貴財富。
有很多中國准媽媽，即使沒有計劃專程到美國坐月子，也時常會「靈機一動」，尋找政策的空間。比如公司恰好派去美國商務出差，或是赴美求學、培訓交流，趁機生下一個孩子。根據上海的計生政策，留學生或訪問學者，只要在國外懷孕超過6個月，不管是第幾胎，都可以回上海生，生下來後給一個計生違法通知書，但不處罰，不繳納社會撫養費，照樣上上海戶口。在回國之前，月子中心給了Cindy一個調查表格，她在每一項都選擇了滿分。
如今，Cindy和秦煒的第二個孩子馬上要降臨了。
這回在哪裡生？
Cindy想都沒想，美國。
美寶之家的工作人員懷抱嬰兒。在美短暫停留後， 嬰兒將被帶回中國。
灰色地帶
「最早，月子中心是台灣人的天下。」據J先生所述，每年大概有三四千台灣人到美國生孩子。由於台灣媽媽來源充裕，即便當時有個別來自大陸的准媽媽希望入住，一些月子中心也不願意接待。
在月子中心的人看來，大陸媽媽有很多不良習慣：不關水龍頭、開著窗戶吹空調、將公共取用的水果拿到房間卻又任其腐爛，還有相互打聽收入與職業、成群結夥地孤立某一位媽媽等。
然而，金融危機爆發後，台灣媽媽赴美數量銳減，月子中心再也沒有底氣挑選客源。而陸續回國的大陸媽媽開設博客，或者直接做了美國月子中心在中國的「推銷」代表。於是，到美國生孩子的中國媽媽逐年增多。
真正出現轉機是在2008年6月，美國對中國大陸公民開放赴美旅遊簽證。「這是我們做這一行的一個很大契機，以前中國大陸客戶要拿到美國簽證很難。」J先生感嘆：「隨後，中國大陸用一年的時間就走完了台灣六七年的路。」
美國月子中心就像一條龐大的章魚，在中國遍布的是它的觸角。「全國加起來大約有100家代理公司，很多是兩三個人就開公司了，真正大型的只有10家左右。各個仲介之間良莠不齊。」
J先生坦言在整個產業鏈中，處處都有「爾虞我詐」。激烈競爭中，美國月子中心也出現過互相拆台的亂象。比如以「虐待兒童、販賣人口、房屋改建、環境不整、民宅經商、噪音過大」等為由報警，引來警察搜查。
月子中心的服務質量實際上直接取決於老闆個人的人品。因為月子中心的開張和關門都非常的簡單，一個人，只要有House，有空餘的房間，在報紙上登個廣告，招幾個人，就可以開業。環境怎樣，飯菜做得好不好，真的就像在賭博。
一些小月子中心，因為要多賺錢，將嬰兒房就設在客廳里，騰出房間來再住一個媽媽。在美國待著的那段時間裡，Joan也聽說了不少媽媽，住了一半跑出來，臨時換地方。有的甚至換了三四家。
因為所有的月子中心都沒有在美國註冊，一旦客戶與月子中心之間發生糾紛，找不到完備的仲裁和解決之道。
而之所以月子中心無法得到美國政府的承認，最關鍵的一點就在於「嬰兒房」。在美國，要想在醫院之外設「嬰兒房」照顧美國公民，就必須要達到美國政府的標準。包括要有新生兒的急救設備，要滿足消防等應急標準，這樣一來，開一間月子中心的成本，可能就會增長4到5倍左右。
「所以現在所有的月子中心都沒有註冊，處於一個『民不舉』、『官不究』的狀態。」J先生目前正在醞釀讓月子中心完全合法化的手段，「如果讓媽媽自己去雇用月嫂，就沒有任何問題了。月子中心的功能應該退化成一個度假村的狀態。」
美寶之家甚至還為凌亂的月子中心市場制定一個Smart2000行業標準，希望能夠讓自己成為月子中心的監管機構。
而另一方面，從2005年以來，美國保守派議員每年都會聯合署名向國會提出議案，要求限制甚至廢除落地公民權。這對於寄生於這一憲法修正案的月子產業來說，無疑是致命的打擊。「也許明年歐巴馬一個新政策出台，這個行業就消失了。」
參議員格雷厄姆在接受CNN採訪時提到：「中國富人拿著旅遊簽證來美國度假村，生完具有美國公民身份的孩子，轉身就回中國去了。我不認為這是我們想要給予公民的方式。公民身份必須去爭取，必須受到尊重。那就是我試圖要做的事情。」
在其他曾實行落地公民權的國家中，紐西蘭已經從2006年1月1日開始實施新的法案，規定如果父母中有一人沒有獲得永久居住權或公民權，即使在紐西蘭生育也不會獲得公民權。除美國外，國內也有人將目光投向加拿大等極少數仍實行落地國籍政策的國家。
「建國300年來，美國憲法只修改了17小條，這麼大的一條憲法，不會說改就改。」J先生相對比較樂觀，「中國到美國生孩子的媽媽一般都是精英人群，在合法居留期生完孩子就回來。並且她們的消費能力還能刺激美國的經濟。」
美國媒體喜歡將這個人群稱為「拋錨族」，他們就是在美國拋了一個「錨」，然後就回去了。
生二胎成本比較
美國籍還是中國籍
生下第二胎的Joan，目前她的美國寶寶還不到兩歲，尚未在中國遇到麻煩。「以後上學是什麼情況，現在我也不知道。」
因為具有美國社會安全號(新移民抵達美國後，首先要向所屬城市或鄰近地區的社會安全局申請一張社會安全卡，俗稱「工卡」。卡上登記著社會安全卡持有人的姓名及一個九位數的「社會安全號碼」)、美國護照，所以在美國政府看來，這是美國人。然而，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明確規定，父母雙方為中國公民，本人雖出生在外國，仍具有中國國籍。所以，在中共政府看來，這也是「自己人」。難辦的是，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
有的父母通過或明或暗的渠道，讓回國的孩子上了戶口，成為事實上的雙重國籍。不過Joan和Male還沒有這麼做，因為擔心罰款，也擔心今後一旦查出，美國政府會認為孩子已經放棄美國國籍。
不過如此一來，到後期，美國寶寶光借讀費用就要很大一筆，之前付出的20萬，只是眼前成本。至於成為美國人的真正好處，尤其是成為美國人父母的好處，要等到21年後才能兌現。「如果最後發現教育、醫療麻煩，大不了回中國籍，這是最壞的打算。」Joan告訴記者。
剛回國的時候，Joan還打算開一個博客，介紹一下自己在美國生下第二胎的經驗，但是她的博客還沒開多久，就被一幫憤青謾罵，說她炫富、叛國……氣得Joan沒兩天就把博客關了。
「我們都是中國人，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多子才會多福，一個小孩確實很孤單，他的性格可能會不是那麼健全。小時候眾星拱月，當他長大了，就是一個社會問題。」秦煒對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一直非常的牴觸。小時候，秦煒住在偏僻的鎮上，他的母親經常要做些計劃生育的工作。
秦煒一直覺得，把小孩生在美國，是自己非常得意的一件事情。「現在很多人，都有危機感，但是我給我孩子多了一種選擇，給了他一個安全感，我覺得這是做父母的最大的欣慰。」
Cindy和秦煒的第二個寶寶馬上要降生了，這位準媽媽又要開始新一輪的美國之旅。
赴美生子花費明細
假定媽媽於懷孕32周赴美，待產2個月，坐月子1個月，房間取中間價，待產時每周產檢1次，產後回診2次。
其中待產2個月房費：5600美元
坐月子1個月房費：4800美元
產檢及產後回診車費：25x10=250美元
小兒科車費及檢查費：50+60=110美元
自然產：1500(醫生)+2000(醫院)+400(麻醉)+260(小兒科)=4160美元
剖腹產：自然產+3000=7160美元
證件費：280(代辦費)+142(美國護照)+75(出生紙)+25(中國旅行證)=522美元
備用金：1000美元
合計 ： 自然產為16442美元
剖腹產為19442美元
此外，往返美國的機票另算。
(近期美元匯率：1美元=6.3828元)
頂風生子
相比商人等游離體制者而言，那些依靠體制生存的家庭，想生育二胎意味著可能失去工作和繳納高昂的社會撫養費。但即便如此，二胎家庭與計劃生育政策的博弈也從未中斷過。
黃莉將4歲大的兒子送進幼兒園後，便在丈夫陳曉安的陪同下，走進了廣東省陽春市人民醫院。下午，黃莉生下了她的第二個孩子—一個胖胖的小男孩。
跟迎接第一個孩子時不同，這次黃莉輕鬆了許多。她早已為小兒子的出生，作好了一切心理準備。
2010年11月，她和丈夫陳曉安，如願迎來了他們的第二個孩子。
「我們都在有兄弟姐妹的家庭里成長，留下了許多快樂的回憶」，黃莉說，自己有五個兄弟姐妹，陳曉安有一個姐姐，「我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一個人孤零零地長大」。
現在，這對30歲的年輕夫婦帶著孩子與朋友們聚會時，他們一家常常會成為受人關注的對象—對大多數只有一個孩子的朋友來說尤其如此。
相比陳曉安這些游離體質者而言，他那曾在中學擔任教師的朋友劉小靈生育二胎，則要曲折得多。按照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在政府、企事業單位供職的朋友們大多不被允許生育二胎。倘若違規，他們除了需要繳納高額社會撫養費外，甚至可能遭受失去工作的處罰。
雖然因為生二胎失去了公職，但林雄至今不後悔自己的選擇
頂風生二胎
與多年前的著名小品《超生游擊隊》中展示的超生家庭為逃避懲罰而流落異鄉的遭遇不同的是，現在的陳、黃夫婦沒有再經歷那樣的尷尬。
他們生活在陽春市的一棟中產階層聚居的電梯樓里，儘管不時會在大樓入口處的宣傳欄上看到街道辦事處張貼的計劃生育宣傳資料，但黃莉對其從不在意。懷孕期間，黃莉每天接送大兒子去幼兒園，到市場買菜，但從未有人對她懷上二胎有過指指點點。
陳曉安是陽春市一家頗具規模的房地產開發公司總裁助理。他的岳父正是這家公司的總裁。兩年前，陳曉安放棄了在廣州經營的一家數碼產品公司，回到陽春老家跟岳父學做地產生意。
他將陽春這個縣級城市稱為「小地方」，豐富的人際關係讓他在這裡生活得如魚得水。在他以生意人為主的社交圈子中，二胎家庭為數不少。
現在已在陽春市從事運輸業務的劉小靈開玩笑地說，「只要不被抓去坐牢，我肯定會要兩個孩子的」。劉小靈曾經是陽江一所中學的體育教師，但他像父輩一樣有著強烈的「多子多福」的傳統觀念。事實上他也是這樣做的，在三年前有了一個男孩之後，今年三月份，他的女兒也已經呱呱落地了。
而陳曉安的另一個朋友，在陽江經營一家玩具店的李平劍也正期待著第二個孩子的降生。他的第一個女兒已經快滿三歲了。現在已經懷胎七月的妻子每天依然跟李劍平一起在店裡打理生意。他們希望能生下一個兒子。
陳曉安和他的朋友們都知道生二胎舉動違反了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但作為「體制外」的生意人，他們並不擔心這會給自己造成多大麻煩。
但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生育二胎對政府、企事業單位的員工這類群體，卻是個高風險的舉動。
生育兩個乃至更多子女一直是眾多中國人的夢想。但上個世紀中期後形成的盲目增長人口的政策逐漸對中國社會發展產生了嚴重影響：1950年中國總人口為5.52億，而到1980年，這一數字已經被刷新為10億。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最終將實行計劃生育確定為一項基本國策，並在兩個月後把「夫妻雙方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這句話寫入新修改的《憲法》後。從此，控制人口增長便成了中共政府在城市和鄉村內都嚴加貫徹的重要任務。
1981年出生的陳曉安、黃莉夫婦可以說是計劃生育政策被嚴格執行前的幸運兒。4年後，在四川省南充市下轄的一個山村里出生的張軍就沒有他們那麼幸運了。
張軍現在是北京一家航天單位從事太空技術研發的高科技人員，但他曾差點因為計劃生育政策而不能面世——當他於1985年在四川省南充市下轄的一個村子裡出生時，已經有了一個三歲大的姐姐。為了生下幼子，他的母親當年有過一段在農村親戚家裡東躲西藏的可憐經歷。母親現在很少提及那段經歷，「那是她最傷心的往事」，張軍說。
在懷上張軍後的大半年的時間裡，每當有風吹草動，他的母親便會鑽進親戚家堆放紅薯的地窖里，在漆黑潮濕的地窖中驚恐得大氣不敢出一口。如果被計生人員發現，她很有可能會被強行注射墮胎藥物。
臨分娩前，這位頑強的母親托人找到了一位接生婆，在家裡悄悄生下了她盼望已久的兒子。
在南充市一位早年曾參與過農村計生工作的鄉鎮幹部回憶中，從八十年代初期到2000年前後的這段時間裡，計劃生育政策就像政治任務一樣被嚴格地執行。類似「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該扎不扎，房倒屋塌；該流不流，扒房牽牛」、「誰不實行計劃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這樣的刺眼標語曾被刷遍全國的大小鄉村。
儘管生育二胎對大多數中國人尤其是農村居民而言是冒險之舉，但在類似「多子多福」、「養兒防老」這些傳統觀念影響和社會保障機制長期缺失的狀況下，多年來依然有大量中國家庭頂風生下了二胎。
例如在廣東潮汕一帶，多數居民一直有著強烈的非生個男孩不可的傳統觀念，他們甚至將男孩視為延續家族血脈的根基。而對不少城市居民而言，在給孩子提供更為完整的成長環境的動機驅使下，有條件的家庭也不惜冒著風險生下了二胎。
理想家庭
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去年曾作過一次有關生育的網絡調查，在超過6000位的參與者中，有77.5%的人認為在政策允許的情況下，一個家庭生兩個孩子是最理想的狀態。
長期研究人口和社會學的廣東省社科院研究員鄭梓楨認為，過去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的人口老化速度過快、勞動力數量下降，「小皇帝」等諸多社會問題，已經逐漸影響到了中國社會的「生態失衡」。
在他看來，獨生子女的普遍存在會導致孩子們失去兄弟姐妹、叔叔阿姨、姑姑姑父這樣的家庭和社會關係，這樣的社會結構是違背社會生態的。
今年七月，廣東省向國家提出了「『單獨』可生兩胎」試點(即夫妻雙方只要有一方是獨生子女，就可生兩胎)的申請。鄭梓楨是支持該申請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認為現在推出允許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的社會條件已經「大致成熟」。
事實上，二胎家庭與計劃生育政策的博弈也從未中斷過。
像城市裡不少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父母一樣，陳曉安和黃莉夫婦高度注重子女的成長教育環境，這對年輕夫婦堅信獨生子女的童年不夠完整。
儘管他們的大兒子現在才4歲大，但已經逐漸懂得去關心自己的弟弟了。黃莉說，大兒子現在會很樂意跟弟弟分享自己心愛的玩具。
每一個生下二胎的家庭都有著他們認為值得堅持的理由。在大多數情況下，城市的二胎家庭看重給孩子提供更好的成長環境，而農村家庭則保留著「多子多福」、「養兒防老」這類的傳統觀念。
陳曉安的朋友劉小靈、李平劍都曾接受過高等教育，在當地也都有著中等以上的收入水平。李平劍說，自己和妻子白天都在外工作，不到三歲的女兒只能長時間跟老人呆在一起，「我希望小孩子能在玩耍吵鬧中長大，但在家裡沒人跟她玩」。
除了給孩子提供更完整的成長環境外，減少子女今後贍養老人的經濟壓力也是他們的一個共同意願。「獨生子女長大成婚後，要同時照顧一個小孩和四位老人，這壓力實在太大了」，李平劍說。
但有少數家庭會在特殊情況下作出生二胎的決定。
在粵西經營著一間小照相館的林雄、李華夫婦在1996年就有了第一個孩子。當時林雄是當地一所中學的美術教師，李華則經營著照相館的生意。這對過著平靜日子的夫婦原本沒打算生二胎。但一位至親的不幸遭遇—林雄的弟弟在1998年的一次交通事故中身亡，強烈刺激了這對夫婦，他們對三口之家的家庭結構喪失了安全感。2000年，李華生下了她的第二個孩子。
而當年冒著被強制墮胎風險也要生下張軍的那位母親，其最重要的動力跟大多數農村居民一樣—延續香火、老有所養。
儘管家境、動機不同，但這些二胎家庭都為此付出了代價。
再生一個的成本
在計劃生育政策影響下，中國各級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均長期對員工嚴加管束。這些單位一旦因違規生育而不能通過上級計劃生育部門的考核，單位的所有工作成效可能將被「一票否決」，失去所有表彰、獎勵的機會，而單位主管領導也將面臨無法評優、提拔的風險。
即便是私營企業、個體工商戶，也有可能會因員工的違規生育而失去各類優惠政策的照顧。而所有違規生育的人員，都需要繳納高額的社會撫養費才能在戶口本上給孩子爭取到入戶登記。否則，他們的孩子將成為沒有名分的「黑人」，享受不到一切社會福利待遇。
這些嚴厲的懲罰措施使得大多數人都不敢輕舉妄動。而那些鐵了心一定要生二胎的人很可能將為此付高昂的代價。
曾在學校做教師的劉小靈為了不影響到學校的計生考核，無奈放棄了教師的職業。他現在是個小型車隊的老闆，靠幾輛卡車為建築工地運輸物資掙錢。他那被曬得渾身黝黑的膚色直觀地顯示這並不是門輕鬆的生意。但陳曉安稱，這個小車隊的老闆有數百萬的身家。
劉小靈至今未給已出生4個月的女兒辦理入戶登記。他打算等孩子上小學的時候再去辦理，「說不定今後政策變了，就不用交那麼多社會撫養費了」。
如果要給違規超生的二胎孩子辦理入戶登記，繳納社會撫養費幾乎是每個家庭都避免不了的。越是經濟發達的城市，這筆費用的額度就越高。
在廣州某中產階層聚居的花園式小區里，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居委會負責人稱，目前廣州違規超生一個小孩所需繳納的社會撫養費可能會高達30餘萬元。
根據廣東省2009年1月1日年施行的《廣東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的規定，城鎮居民超生一個子女的夫妻雙方將分別按當地縣(市、區)上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額為基數，一次性徵收三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社會撫養費。
2010年，廣州城市居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突破30000元。而倘若二胎家庭的人均收入高於當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其超過部分還應當按照一倍以上二倍以下加收社會撫養費。
在2000年生下第二個孩子後，經濟條件並不寬裕的林雄、李華夫婦付出了四萬元社會撫養費。這筆社會撫養費幾乎耗去了他們此前的大半積蓄。更糟糕的是，林雄還因此被學校開除了公職。
這對夫妻現在正努力地經營著就是小照相館，這是他們家現在唯一的經濟來源。林雄說，照相館現在平均每月能有5、6千元左右的收入，「我們在當地過得不算太好，但也不算糟糕」。
但隨著兩個孩子年齡的增長，子女未來的教育開支讓夫妻倆感覺到壓力正在襲來。一旦大兒子數年後考上大學，動輒成千上萬的高昂學費將會對這個家庭經濟狀況產生明顯衝擊。林雄和妻子現在還沒有什麼辦法去應對。他們的共同心態態度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這對夫妻從不後悔當年生二胎的舉動。林雄說，只要孩子們不用孤獨地活在這世界上，比什麼都重要。
2008年，哈爾濱市一所小學學生數量已經從以前1000多人的規模縮減到300人左右。長時期計劃生育後生源縮減，城市和鄉村都開始有學校面臨調整撤併
30年是時候改變了
30年前，《人民日報》的一封公開信，宣告了計生國策的到來。現在，來自官方和民間的數據都在表明，這個已經實施了30年的國策，或許到了亟需調整的新時刻。
基層幹部楊子實發現，他所在的鄉鎮，農村小學的在校生人數減少得十分厲害，年級越低，人數越少。
「五六年級兩個班，二三十人；三四年級只有一個班，十幾個人；一二年級不足10人。」與1980年代初相比，楊子實說現在農村的小學生人數減少了三分之二以上。
有一次下鄉，楊子實為一所村級小學三年級的全體同學拍合影：空蕩蕩的教室里，只擺著兩張書桌—因為這個年級只有4個學生。直覺告訴他，是計生政策出了問題。
人口學者顧寶昌到農村調研，走訪當地的養老院時，發現有的養老院牆壁是粉紅色的，他感到有些奇怪，一問才知道這些養老院是由停辦的小學教室改建而成。
顧寶昌是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中國人口學會常務理事。10年的研究和調查也堅定了他的判斷：計生政策到了亟需調整的時候。
不僅是民間，事實上，近段時間以來，官方層面上獨生子女政策調整的消息也頻頻傳出，最新的一條是在南方的廣東。今年7月，廣東省政府副秘書長、省人口計生委主任張楓對媒體透露，廣東已正式向國家提出「夫妻一方為獨生子女可生育二胎」試點的申請。
據張楓披露，廣東提出這一申請基於三點考慮，一是廣東作為國家綜合改革的試驗區，應該在各方面包括生育政策的調整方面先行先試；二是目前廣東的婦女綜合生育率為1.7左右，已連續十多年保持在低生育水平；三是經估算，廣東實行「一獨可生二胎」政策，對人口總量的增加影響甚微。
這些官方和民間的觀點似乎都在證明，實行了30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可能到了需要調整的新關口。
中國人口學會常務理事顧寶昌教授認為，計生政策到了亟需調整的時候
逆轉
楊子實是吉林梨樹縣的基層幹部。這位曾經分管計劃生育工作的鄉鎮副書記，屢屢參加電視辯論節目，在公開場合闡述其自主生育的觀點。他越來越覺得施行了30年的獨生子女政策的「負效應」正在凸顯。
1980年代前後，楊子實上小學時，每個年級有五六十人，要分成兩個班，而現在，每個年級多的也僅有十幾個人，少的只能招到三四個人。有的村級小學，一年甚至都招不到一個學生，學校之間只能進行合併。停課的校園轉租出去做養豬場、養雞場，郎朗的讀書聲被豬哼雞鳴所取代，這讓楊子實心裡難受。
「雖說有孩子跟隨父母到外地的情況，但農村適齡兒童大幅減少是事實。」 楊子實很擔心，「將來農村的後備人力資源在哪裡」，一個例證是由於適齡青年劇減，農村徵兵越發艱難。
男女性別比例失衡，則是另一個較為嚴重的危機。楊子實所在縣的部分農村地區，近五年的新生兒性別比在150：100以上，小學一個班裡學生男女比例超過 200：100的也不少見。「一個有十多個孩子的班級，絕大多數是男生，女生只有一兩個。」楊子實甚至見過更極端的例子，整個班沒有一個女娃。
分管計劃生育期間，楊子實和計生辦工作人員組織過一次近5年新生兒性別比例的調查。調查顯示，在那5年期間，其鄉鎮的新生兒有1206人，其中男孩746人，女孩460人，性別比為162.2：100。
這種性別比例失衡在「計劃內二胎」地區中表現得更為極端。像中國的不少省市一樣，吉林農村實行「一孩半」政策，即第一胎為女孩的家庭，可以生第二胎，這也被稱為「計劃內二胎」。楊子實在調查中發現，在「計劃內二胎」里，男女孩性別比例高達292.9：100。「『一孩半』政策對性別選擇的誤導作用很大。懷孕期間，如果發現第二胎仍是女孩，不少家長就會採取一些辦法。」楊說。
同1980年代倡導「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時相比，如今，中國的人口形勢發生了逆轉，不僅人口增長速度得到控制，而且生育率持續走低，性別比例失衡，人口老化嚴重。
生育率是觀察人口形勢的一個風向標。「平均每對夫婦要生出2.1個孩子，下一代才能更替上一代，實現世代更替。高於2.1，下一代人就比上一代人多，人口就會不斷膨脹；假如比2.1低，下一代人就比上一代人少，人口就會萎縮。」顧寶昌對記者說。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發布時，中國的生育率為2.5；到1990年代初，中國的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2.1以下，至今已近20年。
國家人口計生委的數據稱，中國目前的生育率為1.8，但今年4月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主要數據發布後，有專家據此分析稱，中國當前的生育率已低至1.5，遠遠低於更替水平。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還表明，出生人口性別比仍然遠高於正常的範圍。
今年4月，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對媒體稱，根據「六普」初步匯總的情況，中國出生人口的性別比(以女孩為100)是118.06，這個數據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出生人口性別比116.86又提高了1.2個百分點。
博弈
計劃生育，這項實施了30年的重大國策，其實是從一封公開信開始的。
1980年9月，人民日報發表《中共中央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要求所有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特別是各級幹部，用實際行動帶頭響應國務院的號召，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
「公開信寫得非常好，好像是一次很懇切的談話，國家有困難，希望黨員、團員能夠響應號召，少生孩子。」顧寶昌說。
後來當上鄉鎮幹部的楊子實，那時剛剛在農村讀完了小學。當時的村級小學，雖然課室陳舊，但比現在的農村小學熱鬧得多，且男女同學比例基本均衡。
事實上，早在公開信發表之前，山東等地就出現了類似的倡議書。
比如1979年3月，山東煙臺地區榮成縣農民鞠洪澤、鞠榮芬等136對夫婦，向全公社、全縣育齡夫婦發出《為革命只生一個孩子》的倡議書：「我們這 136對夫妻，通過學習黨中央的指示，決定聽黨的話，只生一個孩子，不再生二胎。我們少生一個孩子，就是為四化多作一份貢獻。」
在當時，中國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剛剛經歷了「晚、稀、少」，「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以及「最好一個，最多兩個」等發展階段，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對當時中國人的生育觀念是一個巨大挑戰。
在推行這一政策前，1980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中央曾先後組織召開了五次人口座談會討論是否可行。人口學者田雪原就參加過當時的座談會，據其回憶，座談會討論的焦點都是「要不要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
「衛生部的一位領導在發言中列舉了民間的一種說法，叫老大憨、老二聰明，但最聰明、最機靈的要數老三，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只留下老大，老二、老三都沒有了，會不會引起兒童以及整個人口的智商下降呢？」田雪原在相關書籍中描述過座談會的場景。
針對這種質疑，會議主持者趕緊組織力量查閱資料，進行分析和論證，當時有人甚至找到了美國飛行員中約有40%都是「老大」的相關數據，以此證明第一個孩子照樣有足夠的智力進行複雜的工作。
座談會上，也有一些問題後來證明了提問者的遠見。比如有人就提出，如果只生一個，會導致若干年後，出現大量的「421」家庭(即四個老人、一對年輕夫婦和一個孩子組成的家庭)，這會導致老年人比例過大、年輕的夫婦負擔過重等諸多社會問題。
五次座談會之後，「只生一個」的決策被確定下來，並以公開信的形式率先傳遞出來。
農村對這個政策的抵抗最為嚴重。因為公開信下達之時，恰逢農村經濟改革萌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各地實施，家庭勞動力多，更能實現快速致富，但計劃生育勢必減少家庭人丁的數量。
為緩和緊張形勢，1984年，中央出台7號文件，要求計劃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眾擁護和幹部好做工作」的基礎上，只有一個女孩的農村家庭，可以再生一胎，是為「一孩半政策」。
「這是開小口，堵大口。開小口，就是允許生二胎；堵大口，就是三孩以上不能生。」一位不願具名的學者對記者稱，「這其實是一種妥協，是國家希望嚴格控制人口和群眾實際困難之間的博弈。」
不過，計生幹部不幹了，「昨天還讓群眾結紮，今天又開口子，叫我怎麼做工作啊。」有些地方乾脆撂挑子不管了，出生率隨即上升，計生工作陷入微妙的僵局。
香港的計劃生育海報，建議市民一個家庭有兩個孩子是比較合適的
試點
在山西省委黨校工作的梁中堂，當時也在試圖為改變「一胎化」做一些努力。他既看到現實工作中矛盾的激化，又擔心一胎化將在未來造成諸如老齡化、性別比率失調等諸多社會問題。
1984年中國新年，他寫了一篇題為《把計劃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發展規律的基礎上》的研究報告，寄給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他在文章中建議可採取晚婚晚育以及延長生育二胎的辦法，既能把人口控制在12億左右，又能滿足農民的生育意願。他的這個建議後來被中央接納，並有意先在山西翼城做試點。
馮才山第一次見到梁中堂，正是耕牛下地的春天。在鄉村里最繁忙的時節，山西翼城縣裡卻要張羅著開次大會。前來通知的人還說，地點在縣招待所的會議室，計生系統和鄉鎮幹部算起來有近百人，一個都不允許缺席。
翼城是個位於晉中南的農業縣，同外面的世界並沒有多少聯繫。正因如此，這次會議內容的「大膽出位」越發令與會者震驚。會上，省里來的學者梁中堂向參加會議的幹部們放出「風聲」：中央考慮在翼城進行「二胎」試點。當時全國上下都在嚴厲實行「一胎化」，在與會者看來，梁的這個說法就和報紙上說美國人 20年前就登上了月球一樣令人震驚。
馮才山當時是翼城隆化鎮的鎮長，計生工作的重要某種程度上已經壓過了其他日常事務。他走過的馬路，經過的農家院牆，甚至當他蹲在鄉間廁所里，都能看到盡心盡力的幹部們刷上諸如「國事家事計劃生育是大事，少生優生按照政策計劃生」這類的標語。
一手是宣傳，一手是手術刀。馮才山時常帶著「計劃生育搜索服務隊」四處逮人，一個村一個村地抓人做絕育手術。但是超生現象依然屢禁不止，翼城縣在管理最為嚴格的1982年到1985年，生一個孩子的育齡婦女也只有一半。就像農民不會放棄莊稼一樣，女人們似乎從未放棄繼續生孩子。
在1985年春天翼城縣召開的這次大會上，梁中堂第一次向基層幹部們解釋了他設計的「晚婚晚育加間隔」的二胎政策，其核心內容是農民家庭，女性在不早於24歲生育第一胎，30歲就可以生育第二胎。
同年7月，在胡耀邦的批示和協調下，經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和山西省委、省政府批准，翼城全縣農村正式開始實行「二胎」試點工作，但這場試驗有一個要求，不許聲張。
因為「二胎」試點，計生工作有了商量餘地，在人與人相互熟悉的村莊，政策並不是唯一的規則，讓步和協商存在於各種環節。比如好幾次，村民因為違規生育，家裡的桌子、柜子和電視機被搬到鄉鎮的辦公室，瞅著機會他們又蹭蹭蹭跑過去悄悄地搬回來。這與往常大不相同。
在全國緊抓計劃生育的形勢下，翼城縣相對平靜地度過了緊張而又低調的幾年。「我們在宣傳的時候一樣很嚴厲，執行的時候又相對溫和，以說服為主，這是我們工作慢慢得到支持的原因。」馮才山說。
在試點25年後的今天，翼城縣的人口增長率反而低於全國水平，各項人口指標也優於全國平均水平。在1982－2000年的兩次人口普查期間，全國人口增長了25.5%，而翼城縣放開二胎卻只增長了20.7%；出生性別比全國為117.8，翼城則為106.1。山西翼城用25年的時間證明了放開二胎並不會導致人口暴漲。
翼城試點擴大至整個臨汾市的設想，從來沒有停止過，但一直未能實現。翼城縣曾給前來視察的上級領導寫過調研報告，希望能改變翼城「有人視察、沒人表態」的尷尬處境，但收效甚微。最大的阻力來自於國家計生委，最初的試點構想提出時該機構即表示反對，後來在多方協調爭取之後，翼城試點才能實現。
事實上，在全國範圍內，除山西翼城，甘肅酒泉、遼寧長海、山東長島等地也都先後實行過「二胎」試點政策。此外，還有40個地方以不同方式保留允許生二胎。
1988年，大多數「開小口」的試驗被取消，「整個省都是一個政策，試點縣難以獨善其身，因此，有些省份統一了政策，許多試點縣沒能堅持。」 梁中堂說，最終只有山西翼城等少數地方堅持下來。
考核
在整個1990年代，人口計劃都是按照保證2000年控制在13億以內進行的。「每年都有年度計劃，分解到省市縣，一級一級分下去，實行出生配額制。」一位不願具名的專家稱。
每逢全國「兩會」期間，中央就會召集一次各省市一把手參加的計生工作座談會。「會議內容是檢查工作。怎麼檢查？按照統計局公布的數字，給各省出生率排隊，弄得省委書記們很緊張。計生工作要求一把手負總責，黨政領導齊抓共管，一把手負責是這樣來的，其意圖在於確保2000年人口不突破13億。」 民間人口研究者何亞福說。
每年，國家計生部門還會召集兩次形勢座談會，「每省市輪流匯報人口形勢，決不能突破既定指標，就像這兩年經濟上『保八』一樣。」
後來用出生率排名，出了問題。上海的出生率總是低，貴州的出生率總是高，這和人口結構有關。上海計生委就是整天不上班，出生率也不會高，貴州的計生委就是晚上不睡覺，它也低不下來。既然不合適，後來就改，不用出生率，用配額，只要完成人口配額就行。
但人口配額也出了問題。比如，某個省份一年分了2萬的配額，分解到村里，是三個指標。但這個村有5對夫婦結婚，他們結婚生了第一胎，按照配額，3個孩子有指標，是合法的，另外兩個是計劃外。但這明顯有問題，他們都只是生了一個孩子。
指標跟政策打架，怎麼辦？後來再改，只要符合一孩政策就行，不管配額。計劃生育的大方向不變，但具體執行的政策總是變來變去，這也讓負責計生工作的人員很為難。
除了GDP等經濟數據，計劃生育考核往往是對地方官員頗具震懾力的另一個指標。在不少地方，計生工作都是「一票否決」制度：「如果被一票否決，整個鄉鎮沒有受表彰的機會，領導幹部也失去了受表彰的機會，其升遷、提拔和調動都會受到影響。」 楊子實說。
因為有政績壓力，基層的計生人員與超生戶之間往往會有矛盾。1990年代初，是二者矛盾最尖銳的時刻。1995年5月，國家計生委下發「七不准」通知，提出「不准非法關押、毆打、侮辱違反計劃育規定的人員及其家屬；不准毀壞違反計劃生育規定人員家庭財產、莊稼、房屋」等七個不准，矛盾才有所緩和。
在「七不准」之外，時任國家計生委主任的彭佩雲還提出計劃生育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兩個轉變」，不能靠單純的行政手段，要靠服務，靠宣傳教育，並在浙江德清、上海盧灣、江蘇鹽城、吉林農安等6個地區，開展了計劃生育優質服務試點。
「從准孕證、准生證到計劃生育服務證，從『一環二扎』到知情選擇，這是一個不斷還權於民的過程。把權利還到群眾手裡去，但不是一下子歸還，而是小步前進，先點後面。」顧寶昌評論說。
還權
在顧寶昌看來，計劃生育的改革有三步曲：第一步改革服務，第二步改革管理，第三步調整政策，繼續還權於民，生育數量也應該還。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我國總人口為12.95億，完成了「到2000年人口控制在13億以內」的目標。
當時，實施計生政策20年，中國的人口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10多位人口學者組成的「21世紀中國生育政策研究課題組」，在2004年首次向中央提交了《關於調整我國生育政策的建議》，建議對「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政策進行調整。
這份報告引起了諸多質疑，「有人說不能放開，放開以後就生三孩，生育反彈，人口失控。」顧寶昌說。
為回應這些質疑，課題組專家轉而調查已實行二孩政策的地區，比如甘肅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這些地區實踐了20多年，涉及840多萬人口。同時，他們還曾先後兩次到實行「一獨二胎」政策的江蘇農村做調查。
這些地區的調研都表明，允許一對夫婦生育二個孩子事實上並沒有造成人口的失控。上述地區「人口增長緩慢，生育水平保持在2個孩子以下，並沒有出現因政策較寬鬆而引發出生反彈，也沒有出現多孩生育增加。」
2009年 11月，被視為高層智囊之一的中科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在媒體撰文，呼籲「實行『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並表示「早調整早主動，晚調整晚主動，不調整則被動」。
同年12月，曾參與30年前「只生一個」座談會的田雪原，在人民日報撰文，提出三點主張：一、全國不分城鄉，夫婦雙方均為獨生子女者，一律允許生育兩個孩子(除河南省外，其他省均已實施此政策)；二、夫婦一方為獨生子女者，允許生育兩個孩子，農村現在可以實施，城鎮可從「十二五」開始實施；三、在有效制止三胎及以上多胎生育條件下，農村可普遍允許生育兩個孩子。
2010年3月，多位「兩會」代表和委員呼籲放開「二胎」生育，而有關分三批實施「一獨二胎」政策的消息去年開始從媒體傳出。今年7月，廣東正式向國家提出「單獨可生二胎」試點的申請，而據民間人口學者何亞福透露，黑龍江、吉林、遼寧、江蘇、浙江五省原計劃在2011年首批試行，但因第六次人口普查被推遲，廣東有望與這五省一起進入「一獨二胎」試點的第一梯隊。
30年前《人民日報》上刊發的那個公開信在提倡「一對夫婦的只生一個好」的新國策的同時，也明確提了這麼一句：「到三十年以後，目前特別緊張的人口增長問題就可以緩和，也就可以採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現在，實施了30年的計生國策，是否已到了該調整的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