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10月8日 發表一篇「嚴重『官心病』背後極惡劣的官場生態」，文章的主要內容是：由於官場生態嚴重扭曲，給中共政府官員帶來了巨大壓力，造成官員群體的心理疾病相當 普遍，程度嚴重。一是向上升遷壓力很大，二是一些特殊部門的官員面臨極大壓力。這些部門包括拆遷、信訪等面對弱勢群體的特殊崗位，還有面對官員的紀檢，以 及面對政府部門與大國企的審計部門，以及各類遊說不斷的藥監部門。這些部門的官員因接觸的多是社會陰暗面，心理健康狀況非常糟糕。該文還提及了官員心理健 康程度與執政能力之間的關係。
這讓我想起2010年5月30日《瞭望》新聞周刊那篇「研究顯示中國精神病患超1億，重症人數逾1600萬」。這篇文章發布之時，正是台灣首富郭台銘宣布他的富士康N＋1跳的「墜樓者」有心理疾病之後不久。該文主要論證中國的精神病患者類型及生成原因，以及在治療精神病方面的政治介入方式。如果將兩篇文章集中在一起讀，會看到以下事實：
一、中國不同程度的精神病患者無論是絕對數量之眾，還是占人口比例之多，當稱人類歷史上空前之紀錄。中國總人口官方報稱14億左右，其中精神病患者超過一億，幾乎占人口1/13~1/10。這一紀錄相信在百年內除中國自身繼續刷新之外，世界上無其他國家可能趕超。
二、 無論是社會中上層還是下層，全容易罹患精神疾病。今年《南方周末》的文章引述的調查談的是官員階層易患精神病的制度成因；去年《瞭望》新聞周刊談的則是社 會底層為何容易患精神病。比如精神病患者多為「一貧如洗」的窮人。該文引證的「研究」如是說：「由於治療費用高昂，加之被病人幾年甚至十幾年和幾十年的消 耗，大多數家庭已一貧如洗，就連享受醫保的病人家庭也無力承擔入院門檻費和門診自付部分，更別說大 部分病人沒有醫保。」這等於宣布了如今中國的一條新社會定律，即「窮人＝精神病患者」。
上 述兩篇文章涉及一個共同的問題：轉型期的巨大壓力造成的社會緊張。窮人的壓力來自於基本生計，比如就業、家庭生計、醫療、子女教育、受到各種不公對待而長 期壓抑委屈無處釋放。官員的壓力則來自於官場的不正常，比如買官賣官造成的升遷管道異化（流行語概括為「男靠送錢，女靠送色」），同僚之間的競爭不是依靠 業績而是依靠利益結納的關係，即上下級之間保護與被保護的政治保護關係；公務員群體的價值觀被嚴重扭曲，面對種種不公正的醜惡之事不能依據是非與良知，必 須「從黨與政府的利益出發」（實則是本人前途出發）而扭曲自己適應這個腐敗的體制。比如拆遷部門的官員們得煉就鐵石心腸，不僅對拆遷戶的流離失所無動於 衷，還要將拆遷戶澆上汽油自焚看作是「阻礙執法」。其他部門的情況也差不多，因為信訪部門面對的是那些充滿冤情被折磨得創痕累累的上訪戶，紀檢部門每天飽 覽貪官污吏那些花樣百出的腐敗事跡，審計部門面對假帳還不得不閉著眼睛放行通過（被審計者可以為「通過」審計付費）……，每天面對這個是非顛倒、黑白混 淆、五倫俱喪的社會，可以想像中國人的生活已經有如黑夜行。
我在國內時，一位檢察官朋友曾對我說過他對自己的職業產生了深深的厭倦感，因為每天面對那些貪官污吏們的案卷，尤其是一些他認識的熟人看起來那麼道貌岸 然，結果光鮮之下掩藏的竟是那樣的人性之陰暗。久而久之，他幾乎懷疑任何人都有問題。而在媒體工作的我，也常常面對各種黑暗而無法揭露，因而憤懣壓抑，很 理解他的感受。但十年前的黑暗，比之今天已經不知要「光明」多少，許多國內人常通過留言告訴我：現實已經比當年我在《現代化的陷阱》所分析的要黑暗十倍還 不止，在這種壓力不斷增加的黑暗社會裡生活，我相信有心理疾病的人會不斷增加。
一 個國家如果讓大部分國民都感受到巨大的壓力，而且這麼多人口被認為患了精神疾病，那一定是這個國家的生存環境出了嚴重問題。政府應該想辦法改善社會環境， 減輕國民壓力。但中共政府減輕壓力的事情幾乎不做，反而效法共產主義屠夫史達林的做法，將持不同意見者都列入精神病行列，採用政治懲罰來對付所謂「精神疾 病」。去年5月 《瞭望》新聞周刊那篇文章說得很清楚，由於精神病院不足，將由司法機構代行收治一些青壯年精神病人。具體做法是即將異見者與社會不滿情緒的表達者均視為精 神病，鑑定者不是專業醫院，而是中國的基層組織街道辦、村委會與鄉鎮政府，由這些基層組織「摸排鑑定」，確定轄區內的「精神病患者」並送交司法管制。這種 做法幾乎就是按照史達林定律制定的一套罔顧法治、無法無天的「遊戲規則」。
寫到此處，我想，讀者大多應該明白是誰將中國變成了一個精神病大國。也因此，我相信大多數希望移民他國的中國人表達的理由是真誠的：想在正常的地方生活。
